中醫學通史
《中國醫學通史簡編》經過醫史學家們長期的學術醞釀、研討，籌劃，最終在衛生部和老一輩醫藥衛生工作者的關懷下，
動員組織了全國醫史界（包括台灣和香港在內）的專家學者，於1987年正式開始編寫工作，
《中國醫學通史簡編》各分卷歷時八個春秋，經多次審閱、修改而初具規模，
下面謹就有關編寫與研究中的一些學術和技術問題，作以下必要的說明。
（一）體例與分期問題：
在編撰《中國醫學通史簡編》這部巨大著作的醞釀過程中，考慮討論了該書的分期問題，
最後確定為四巨冊，即古代醫學分卷（遠古∼1840）、近代醫學分卷（1840∼1949）、
現代醫學分卷（1949∼1995）與醫史文物圖譜卷。
為首先給人以清晰的時間概念，並能體現醫學發展的規律，古代卷分中國原始人類的醫藥衛生活動等10章，
在編述上以時系事，聯繫醫家、醫著、學術、體現了中國醫學通史縱不斷線，從古通今的連貫性特點。
在每章中，又吸取了志書體例，先概述、醫事制度、律令、醫學教育；
次醫，藥衛生保健等學術；再醫藥文化交流，醫家傳記、醫籍評介；其它較獨特的專節一般放在最後。
醫學史分期，是否切合歷史實際，是測量一部醫學史學術水平的重要依據之一。
因為，切合中國醫學發展歷史實際的分期法，不但在宏觀上給人一目了然、綱舉目張的效果，
而且透過分期的微觀上還能得出醫學發展在各個時期的實質內函，
《中國醫學通史簡編》總結多年的理論研究和多部專著分期的實踐，
使我們認識到在科學的分期上應注意以下三個不同層次的要求，
這就是首先必須充分反映出醫學在各個不同時期的不同實質和特點；
其次，要考慮到中國科學技術史和文化史特點的相對一致性；再次，是在前二者的基礎上，注意社會政治、
經濟發展的相關性等。 這個層次是不能倒置的。由於中國醫學史是一個網路狀的結構，這種縱橫交織、綱舉目張的史書體例，
能比較全面系統地容納中國醫學史的基本內容，雖在形式上比較固定少有變動，
但每章節的內容則各不相同，然而卻能從中看出上下的銜接與發展變化。
（二）關於醫學起源問題。
中外醫史界、科技史界歷來對此意見分歧、見仁見智，往往使人莫衷一是，無論是巫源說、動物本能說、聖賢創醫說等等。
均不無道理，但又各有偏頗，通過綜合分析，本書在編寫中主張以實踐為主體的多源綜合說，其間有一個內在的邏輯發展過程，
人類醫療活動的歷史比巫出現要早，所以單純強調醫源於巫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動物越高級，其本能越減退，所以以動物本能為醫的唯一源泉是難以成立的。聖賢創醫說則是復古思潮的產物。
所以說醫學起源問題絕非某一單純觀點所能圓滿解釋清楚的。
（三）中國古代醫藥學的形態結構。
中國古代醫學是傳統醫學的發展範式，是把人放在天地與社會心理中去考察，具有宏觀整體性，是個多源一體化的結構。
在中華民族醫藥文化形成的過程中，集中了各民族各地區的醫療學術經驗在內。
而居住在中原一帶的醫家在總結各地各族醫藥經驗時「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異而皆愈者，得病之情，知病之大體也。」
因而，當中國古代醫學體系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包括民族醫藥在內，在以後的歷程中，
以漢醫為主體的傳統醫學不斷地吸收各少數民族醫藥的新鮮經驗，另一方面各少數民族又逐漸結合本地區本民族的醫藥經驗，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醫學，這是中國古代醫史上漢醫與少數民族醫，其共性與個性、整體和部分辨證的統一。
（四）中國古代醫藥與人文地理和文化傳統。
環境是對中心而言，背景是對主題而言， 近幾十年來，醫史教研工作者在此方面進行了廣泛深入而有成效地探索。
中國傳統醫藥學產生於中國，是中華民族長期以來與疾病作鬥爭、診療保健的經驗總結和理論概括。
一方面，從遠古以來中華民族祖祖輩輩就在自己的國土上生活、生產，進行各種社會文化活動與創造發明，
本民族的文明一直未曾中斷。
另一方面，又是處在一相對封閉的自然地理環境中，在整個古代，受外來文化的衝擊較少，
而有兼收並蓄外域文化的博大氣勢，往往為我所用。
中國醫學之外傳，影響著朝、日、越等國的醫學發展，成為這些國家傳統醫學的主要組成部分。
鳥瞰中國的地理環境，背依歐亞大陸，西北方橫亙著戈壁大漠，西南方聳立著青藏高原天然屏障，東面是浩淼的大海，
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前，中國人還把自己的國度當作天下的中心，自視為「天朝上國」。
以農業為主的物質生存方式，還有採集、捕魚，狩獵，畜牧和手工業等，醫藥文化莫不受這種客觀存在的影響。
民族心理的務實精神，是中國農業社會導致的一種心理趨向，鑄造了中國人「重實際而黜玄想」的民族性格。
世俗的、入世的思想一直壓倒出世的、超世的宗教神學思想。
當西方在漫漫的中世紀黑暗時代——只有神學而無科學的地位，科學只是神學婢女的歲月，
中國的醫藥文化一直以其科學與文明的風姿在世界醫林中占居領先的地位。
中國傳統醫學並不僅僅是歷史上的醫學，它有著更光明遠大的前景，它是中華民族創造發明的，
它又是屬於全人類的，是中華民族對人類醫療保健事業的一大貢獻。
從中國人文地理看，中國傳統醫藥學文化中心，開始在黃河中下游一帶經濟發達的平原地區，
從秦漢到隋唐仍在陝西、河南、山東及長江以北地區，北宋到南宋金元，中國醫藥文化中心呈東遷南遷之勢，
明清之際，中國醫藥文化的中心轉移到江浙一帶。如果說中國古代醫學最早的起根發苗和發展在黃河中下游流域，
那麼它的相對成熟和開花結果則在江南人文薈萃的地方。
（五）對醫藥學家評價。
醫史是醫藥學家活動的舞台，醫家的傳記、著述、學術思想、醫事活動等，牽扯到醫史的每個綱目與網路。
本編對醫史人物的評價，著重強調：
①研究醫學家的學說和學術思想，要求研究者所作的結論必須確切，必須符合實際，能反映其特點。
②研究醫學家學說和學術思想，必須嚴肅認真，要從全面系統的調查研究入手，作深入細緻的分析，
千萬不要單憑序跋、小傳或二三手資料作結論；
③醫學家學說和學術思想的研究，不要迴避矛盾。
在研究過程中，只要結論符合實際，能代表其學術思想核心，雖然它不符合潮流，或與多數學者的觀點相反，
也要敢於提出自己可供借鑒的意見或結論；
④研究醫家學說和學術思想，要不為前人的結論所惑，避免人云亦云；
⑤研究歷代醫學家要予以歷史評價，有褒有貶，一分為二，防止絕對肯定或全盤否定的結論，
對醫學發展有促進作用的就褒，有阻礙作用的就貶。
只有做到這一點，既知其進步性之所在，又注意到消極性之可能危害，才會對現代有更多借鑒；
⑥研究醫學家學說和學術思想要抓注主流。
醫學家的學術見解、經驗和論述，多是各式各樣的，兼雜並列的，由於歷史條件的局限，少有本人對自己的學說予以明確的、
系統的論述，這就要求我們通過深入鑽研，分析綜合，從錯綜複雜的大量資料中，理出一個切合實際的頭緒；
⑦研究醫學家學說和學術思想，要探討醫學發展的歷史經驗和規律性問題。
（六）醫藥學史料問題。
研究醫藥衛生發展，史料是基礎，大量掌握和研究、鑒別史料是醫史研究的基本功。沒有史料尤如無米之炊。
由於醫學發展與社會的政治、經濟、哲學、歷史、文化、軍事、體育、交通、宗教等等人文現象和天地間
各種自然環境有著直接和間接的多種聯繫，所以醫史研究中不僅僅局限於醫、藥、衛生，保健學術本身，
還廣泛深入地涉及到醫藥文化的各個方位與層面，醫史史料的來源是多途徑的。
古代醫學史料以文獻和文物史料為主，同時還包括一些醫藥衛生民俗史料。
文獻史料除歷代醫籍和醫史專著外，廣泛地涉及到正史、野史、筆記、地方志、少數民族有關的醫藥文獻。
這是本書史料的主要來源，其間有大量、細緻的文獻學研究，鑒別真偽、考證史源等工作。
文物史料多藉助已往的金石、甲骨、簡帛，以及現代的考古發掘資料，實際上一些文物史料已經變成文獻資料。
我們將比較全面系統徵集歷代醫藥衛生文物圖片，將收入醫史文物圖譜卷，作為比較直觀的素材，
將對文獻發揮有說服力的科學的互證。
關於民俗，自古以來，民俗和醫藥衛生就結下了不解之緣，逐漸地形成了豐富多姿的醫藥衛生民俗，
發揮過或正在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作為醫史的一個載體，民俗史料不可忽視，往往可補充文獻史料和實物史料不足
而造成的醫論蒼白和史實的匱乏， 特別是原始社會醫史，秦漢以至先秦醫史，少數民族醫史，沒有自己民族文字、
文獻的民族醫史，
以及社會醫學和醫學社會學等領域的許多學術問題，醫藥衛生民俗史料的價值顯得尤為珍貴。
在這個世紀跨百、跨千的重要時期，科技浪潮瞬息萬變、日新月異。
具有悠久歷史的中國醫學，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正在振興，繼續為人類的醫療保健事業做出應有的貢獻，
走向二十一世紀。中國醫學通史是一面鏡子，是其發展規律研究與再現的科學。
中國是醫藥文化發祥最早的國家之一，從文明的曙光在天幕上耀映亞細亞大地之時，遍及神州大地的簇簇史前文化篝火，
由點到面聯接起來，形成燎原之勢，逐漸的融化在文明時代的光華之中。從此，中國醫藥學的文明史開始了。
中國五千年的有文字可考醫學史，由於東方文化發展的特色形成的中國獨特理論框架，及近現代西方科學的撞擊及西醫的傳入，
出現兩個分明的層次，在東西方醫學交匯中呈現複雜多態的狀態。
夏商西周時期醫巫並存，在卜筮史料中記載了大量的醫藥衛生的內容，形成了醫學的雛形。
春秋戰國之際，是中國整個學術界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時期，醫巫分離，醫學具有更顯明的科學性、實用性和理性，
佔據了醫療衛生事業的主導地位。臨床醫學的分科已現端倪，趨於專業化。
秦漢時，以傷寒、雜病和外科為最突出的臨床醫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這是中國醫學史上的第一次高峰。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社會長期處於動亂割據的狀態，醫藥學在脈學、針灸學、藥物方劑、傷科、養生保健
中外交流等各方面取得了成績，
為醫學的全面發展積累了經驗。
隋唐時期，國家重歸統一，國力強盛，文化繁榮，形成了一種空前輝宏氣勢。
中國醫學在這一時期得到了全面的發展。醫學家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獲得了更為豐富的成果。
這是中國醫學發展史上第二次高峰。
兩宋是中醫藥學發展的重要時期。
政府的重視在醫藥發展上發揮著更加重要的作用。北宋政府組織人員編纂方書和本草、設立校正醫書局、鑄造針灸銅人、
改革醫學教育、設立惠民局、和劑局、安濟坊、養濟院、福田院等等，有力的促進了醫藥衛主之進步。
遼、夏、金、元與兩宋王朝並立以至元滅宋統一全國。
這是北方少數民族與漢族文化大融合時期，是中國醫學史上學派爭鳴、民族醫學奮起的一個輝煌的時期，
為多源一體化的中國傳統醫學注入了新的活力，呈現了蓬勃的生機。
明代，醫藥學發展出現革新趨勢。
在探傳染病病因、創造人痘接種預防天花、中藥學研究等進入新的層次。中外醫藥的交流範圍已達亞、歐、非
許多國家與地區，
中學的輸出、西學的東漸，使中外醫學文化在交流接觸中，互惠受益。
清代前、中期，醫學趨於普及與升華髮展的時期，
王清任躬身於人體解剖，著有《醫林改錯》，反映了「中國醫界大膽之革命論者」的開拓進取精神。
上述的這一切，是中國古代醫學波瀾壯闊的歷史梗概。
這樣一脈相承、綿延數千年一直未曾中斷的醫藥文化及文明，是世界醫學史上所罕見的。
中國古典醫籍數量之大，名醫輩出，人數之多，在同時期的世界範圍內也不多見。中國傳統醫藥學有著強有力的生命力，
它隨著時代的前進而發展。經過了與近代醫藥文化的撞擊、對抗到結合，也注意從國外先進文化中吸取有用的東西，
遂出現了中西匯通合纂的探索。傳統醫學在走向現代化。
近百年來，中國的現代醫學，傳統醫學和中西醫結合的格局將會對這百餘年的中國近現代醫學史作出客觀的再現和評述。
中國醫學史無論對於中國古代的醫學研究，還是對近現代醫學的研究，或是與各種不同體系醫學的比較研究， 對醫、教、
研和衛生管理等工作及學科都是不可缺少的。它涵蓋面廣，所涉及的時間、空間久遠博大，不是其他學科所能代替的。
中國醫學史的全方位研究，醫學史研究的不斷深化與泛化，把醫史工作者的目光帶到中國醫學史的各個層面、
各個領域、以及與周邊學科、社會人文與自然諸方面的關係上來。
也正是在這種思想觀念的影響下，中國醫學史研究的要求將更高，人們已不喜歡僅僅是點、線、面的描述、記錄、考證，
而更側重於立體性全方位研究探討，注重於醫史醫究為實際應用服務。中國醫學史的研究發展到這樣的水平，
國內外學者對中國醫史學理論研究及本學科的建構給予關注，並展開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學術經驗的采借。
過去，對中國醫學史與中國醫史學在概念上存在著不同的理解，中國醫學史歷史悠久，
它是研究中國醫學本身發生髮展歷史的學科；中國醫史學則是以中國醫學史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元科學。
它是研究中國醫學史這門學科的發生髮展規律，不要把歷史本身研究和把研究歷史學科作為對象的研究混為一談。
如果把醫學史理解為一種純粹描述史實而不涉及醫學發展規律的學科，而把醫史學作為研究醫學發展規律的學科，
那是欠恰當的。 以為醫學史不是學，不帶有理論性，而醫史學才是學，才是理論性的科學，也是不夠恰當的。
醫學史從來不排斥對醫學歷史的理論性研討，相反，正是這一研究，才能更好地把握其發展規律。
二者之間或有研究側重點之差異，但卻很難確定其本質上會有更多的區別。過去習慣於用比較幼稚和比較成熟加以區別，
但在二者之間要劃一個嚴格的時間界限或學術分水嶺，卻幾乎不大可能。
單就中國醫學史研究而言，雖然歷代已經作出了巨大成績，但仍有許多領域尚侍開發。
中國醫史學研究範圍是十分廣泛的，一般而言，首先有通史研究，如中國醫學通史，包括醫學科學各個領域
自古到今系統而全面的闡述研究；
第二，是醫學專科史，如：解剖學史、生理學史、內科學史、外科學史、婦科學史、預防醫學史、免疫史、
衛生保健史、醫學教育史、 學術思想史、醫學管理制度史等；
第三，為疾病史，其內容更為豐富。如呼吸系疾病史、消化系疾病史、天花史、麻疹史、痢疾史、瘧疾史心臟病史等等；
第四，名醫傳記之研究；第五，古典醫學文獻的歷史研究；第六，醫學學術交流史研究；第七，少數民族醫學史研究；
第八，醫學斷代史研究，即取醫學發展的某一時代，作橫向研究；第九，新興的研究領域，包括醫學史
與其他學科交叉滲透而形成的新學科， 如醫學考古，特別史前有關文物的發掘研究，為提供接近歷史真實有了可能性；
第十，還必須指出醫學史的理論研究，這對醫史學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例如：醫藥的起源，醫學歷史人物的評價標準，
醫學史的分期，中外醫學史比較研究，醫學發展的內在規律，醫學發展與社會政治、經濟、宗教、哲學以及各種文化、
科學技術等諸種因素的關係等。以上十個面，大約可以概括中國醫史學研究的範圍，也在一定情況下反映了
現階段中國醫史學研究的深廣度。
中國醫學史的理論研究是中國醫學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它具有十分明確的目的與意義：
醫學史理論研究是醫學史和醫學科學領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醫學科學的發展，是人類同疾病及影響健康的一切不利因素進行不間斷鬥爭的經驗總結和循序提高的過程，
不斷擴展探索領域以求相關進步的過程，因此，醫學科學具有兩個最為重要的特點，即繼承性與系統性。
中國醫學特別中國傳統醫學的發展，除了上述兩個特點外，由於其本身在近代遭到政治的干擾，
未能實現其自身的現代化，其豐富的醫療經驗和理論知識，仍然存在著重要的現實應用價值，即實用性。
中國醫學史理論研究的目的和意義，基本上是由上述繼承性、系統性和現實的實用性決定的。
恩格斯曾指出：「科學史就是把這種謬誤逐漸消除，或是更換為新的，但終歸是比較不荒誕的謬誤歷史」。
中國醫學史理論研究，正是要揭示中國醫學在其發生、發展和進步的歷程上，如何不斷取得新的進步和成果，
以為學科建設與現實的需要服務。因此，歸納起來，其目的和意義約有以下若干方面。
（1）通過研究揭示中國醫學科學的特徵，總結歷史經驗和探索其發展規律，為當代醫學科學的發展道路、
途徑和方法，提供政策性借鑒。
（2）研究中國醫學發展與歷代社會制度、政治經濟、哲學思想、宗教文化和科學技術的相互關係，
分析研究揭示其諸種因素的相互影響，從而汲取其歷史經驗和教訓，對制定和正確評價醫藥衛生工作的方針，
一定會有較好的理論意義。
（3）通過對歷代醫學家科研方法的研究，分析其成功的或失敗的思維方法、工作方法，總結其經驗，揭示其存在的規律性，
用以選擇科研方向、制定科研規劃，創造有利於科研課題的順利進行發揮有益的啟示和借鑒作用。
（4）對歷代作出傑出貢獻的醫學家，研究其成長道路、治學態度、學術思想等，用以為當代的醫學人才培養，出人才、
出成果都會有一定的幫助。
（5）通過對中國醫學科學技術的研究，特別是診療技術的創造發明史的研討，討論其歷史作用和在國內、外的影響，
振奮中華民族創造精神。
（6）國內、外醫學交流，是醫學科學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中國先進的醫學理論和醫療技術對國外曾有過巨大影響，
國外先進的醫學理論和醫療技術，也曾對中國醫學的發展產主過巨大的作用。
上述經驗的總結在中國醫學史研究上也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
（7）理論體系產生出錯綜複雜的情況。中國醫學史是一門高度綜合的學科，不但是醫學本身各學科的高度綜合，
而且是醫學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高度綜合。因此，要了解和掌握其整體的本質，汲取其有益思想，
就必須了解醫學發展的全過程，這也是中國醫學史研究的一項重要功能。
任何一個學科的發展、進步、創新和新理論經驗的突破，無不以前人的經驗、成就作為起跑點，
醫學尤其是這樣，任何一位有成就的醫學家都不可能是在割斷歷史的情況下獲得的。
在當代，雖然醫學史研究的廣泛意義遠未引起人們應有的重視，但是，中國醫史學研究對發展中國醫學，
實現中國傳統醫學、現代醫學現代化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學科，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是任何其他學科所不能取代的，
正因為如此，國外專門研究中國醫學史近年來出現了一個的高潮。
作為醫學的組成部分的中國醫學，同樣是研究人體生命活動、疾病防治、增進健康、延長壽命和提高勞動力的知識體系
和實踐活動。
中國醫學與西方近現代醫學是有許多差異的，它的發展與地理、氣候環境，以及社會的經濟結構、科學技術、
哲學思想和文化傳統等都有著密切的聯繫。但這並不妨礙中國醫學成為人類共同文明的組成部分。
在醫學的發展過程中，有著更強烈的繼承性，凡是新的進步和新的創造發明，都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礎上攀登的結果。
因此，研究醫學的過去，溫故知新藉以為鑒，成為解決當前存在問題的寶貴財富。
醫學科學的另一個特點是發展中的系統性，這無論在傳統醫學科學或現代醫學科學中，都有著明顯的表現。
每一課題或學科問題的順利解決，都需要其他學科或專題的密切配合和合作，需要共同努力分工和各司其職。
醫學發展在當代面臨著分科越來越細，越來越專業化，往往難以避免局限性和片面性。
醫學史是一門高度綜合的科學，在彌補上述可能的缺陷中，或能發揮其更為重要的積極功能和作用。
中國醫學史是中華文化歷史長河的一條支流，在人類文化的氛圍中生生不息，以其旺盛之生命力自立於古今學科之林，
不斷獲得新的生命力和繼續存在的價值。歷代學者研究總結歷史經驗者頗不乏人，他們的醫史性著作雖有歷史局限性，
但均在不同程度上給予我們許多啟示，例如司馬遷《史記》中的《扁鵲倉公列傳》，中國歷代修史，為醫學家立傳，
記述疾病流行，詳列醫學文獻等，幾乎成為必須遵循的傳統。
特別是傳記體醫史研究，有唐代甘伯宗《名醫傳》、宋代周守忠《歷代名醫蒙求》，明代李濂《醫史》，
清代醫史類著作逐漸增多， 如：王宏翰的《古今醫史》，徐靈胎的《醫學源流論》等，
基本上都是以醫學人物為主體的名醫傳記性著作。
涉及醫藥衛生各個領域，並以系統論述中國醫學編年史為特點的醫學通史著作的出現，
當首推陳邦賢《中國醫學史》（1919）先生在論述自己為何研究中國醫史學時指出：
「世界醫學昌明之國，莫不有醫學史、疾病史、醫學經驗史、實用史、批判史等，以紀其歷朝醫事之沿革，及其進化之理由，
且以醫史學為醫學中獨立之科學。吾國昔時亦有李濂醫史，甘伯宗名醫傳，發皇往哲之奧賾，然咸秉傳體，
不過較方技傳為略詳耳，吾國數千年之醫學，豈區區傳記遽足以存掌故資考證乎哉，此邦賢之所以發憤編輯中國醫學史也。」
1932年第二次修訂，被收入《中國文化史叢書》中，後經日人山本成之助日譯在東京出版，
1957年第三次修訂出版，內容更加豐富，各版次或有多次印刷，影響國內外中國醫學史研究甚巨。
繼而則有王吉民、伍連德合著的《中國醫史》（英文版，1932年），李濤《醫學史綱》（1940），
中國醫史研究在本世紀三、四十年代間曾比較活躍，創辦了中華醫史學會和中華醫史雜誌，曾有較多的高水平醫史論文發表，
推進了中國醫史學研究向著深層次發展，其間雖多次停刊，但七十年代末復會、復刊後學術交流空前繁榮，北京、上海、廣州、
內蒙、黑龍江、遼寧、吉林、福建、浙江、陝西、安徽、廣西、四川、河南等省市自治區也相繼恢復或創建了醫史分會，
各地區，有些少數民族還舉辦過各種類型的醫史學術會議，1992年8月於北京舉辦首屆國際醫史學術會議
暨第十屆中華醫史學術會議。中國藥史學會、馬王堆醫書研究會、文獻學會等也積極開展各項學術活動。
1951年，中央衛生研究院中國醫藥研究所建立的醫史研究室是中國最早的醫史研究專門機構。
1955年該研究所劃歸中醫研究院，1956年，中醫研究院醫史研究室受衛生部委託，開辦了全國第一屆醫史師資訓練班，
為中國醫學史的教學、科研培養了一批骨幹。
1982年經衛生部批准，在中醫研究院醫史文獻研究室的基礎上，正式成立了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
李徑緯繼陳邦賢先生之後任該室主任、所長，1983年，衛生部委託該所為全國醫史與中醫文獻科研、教學骨幹培訓基地。
1984年10月，該所舉辦了為期將近一年的全國第二屆中國醫史教研骨幹進修班。此外，陝西、遼寧、山東、湖南、上海、
四川、湖北、天津等省市的中醫藥研究院也都設有醫史文獻所（室），少數民族醫學研究機構中
也很重視醫史文獻研究和相應科室的設置。醫史研究的機構、組織和專業隊伍的布局漸趨合理、陣容不斷壯大。
教學機構不斷增加，人員不斷擴充，素質相繼提高，特別是1978年始中國中醫研究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
首次招收了醫史學專業碩士研究生，1987年又率先招收醫史學博士研究生，十多年來全國培養醫史碩士近百人，
他們的學位論文使中國醫史學研究水平和學術價值均大大提高。在這十多年中，有計劃強調和加強了醫史學理論研究，
中國少數民族醫學史調查研究，近現代醫史研究，醫學考古研究等等。在這十年中，中國醫學通史類、
專科史類等專門著作的出版也很活躍。
中國醫學史的理論研究是中國醫學史研究中是極為重要的。在中國醫學史研究中，注意總結中國醫學發展的歷史經驗，
探索其內在發展規律是醫史研究的根本任務。
選擇研究課題是研究工作能否成功的一個重要方面，一般可在上述研究範圍內，參考研究任務和目的性，
經過對客觀需要的調查、研究現狀的摸索、取得成功可能性的了解，可以初步確定研究課題。
初步課題意向是單一的，也可能同時獲得多個課題；初步課題既可能是小的，也可能是一個內容廣泛的大課題；
初步課題可能是很專門的，也可能是一個包羅很多的複雜課題等等。
此刻，如果研究者可以給予分析、鑒別，確定其最佳選擇，那麼就可根據需要和可能等，將研究題目定下來。
不然，研究者在這些初步形成的課題面前感到有些無所適從，或下不了決心，那就可向有關專家、前輩、同事或朋友等
請求指導，共同分析這些初步設想的利弊，可能性之大小，資料之多少，調查之難易，研究者的興趣和知識基礎，
特別是社會效益、學術價值等，在比較中逐步確定其最佳的選題。
研究課題選定後，研究工作能否取得預期效果，大量收集和掌握有關史料就成為關鍵所在。
一個極好的選題，沒有足夠史料收集的支持，就不可能形成有說服力的結論，甚至造成研究工作的失敗。
醫學史料之收集主要可分為兩大類：即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直接史料，或可稱為第一手史料、原始資料。
如就醫學人物之研究，其檔案材料、自傳、書信、著作手稿、論著、筆記、遺物、墓志銘等；直接史料還有一個重要來源，
這就是考古發掘之所得。一般而論，由地下發掘或由石室、古建中所獲者，均有較高的直接史料價值。間接史料，
或稱為第二手史料，非直接史料一般均屬此類。
如就醫史人物研究而言，非本人撰寫的有關傳記、回憶錄，或經重編的著作、文藝作品、美術雕刻、評述、論文等，
或屬第三次轉引、編錄者，故其學術價值和參考意義便有所降低。不過，也有不盡然者。
史料猶如炊米、原料，醫史學研究如果沒有史料，那就是無米之炊，沒有原料的工廠，這個道理很清楚，無需多費筆墨。
如何收集好史料，的確存在著方法和技巧問題。如果對所選課題的基本情況已有初步了解。
便從直接史料之收集入手，再及於間接史料；相反，亦可由近及遠，即由間接之二手、三手資料入手、理出線索，
再循序收集更有價值的直接史料。其方法大約有：查閱文獻、實地調查、考古發掘、文物徵集等。
要善於鑒別醫學史料的真偽。如上認真的收集和證購，有可能獲得大量有關史料，這就為課題研究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和雄厚的基礎，然而為了確定其真正價值，還要進行科學的鑒別。
民族醫藥中的精湛技藝和特效方藥倍受重視。
醫學考古學。這是考古學的一個分支。醫史研究與考古學和人類學等交叉研究將要誕生一個學科，屬於科技考古學的範圍。
在中國，考古學主要是對元代以前的有關人本身的遺骸，和使用的工具進行研究。
這許多考古資料，可以補證史書的缺漏和不足，是醫學史研究中不可少的。
醫學考古學與醫學史雖有研究的對象和方法不同，但卻有著殊途同歸、異曲同功之效。與醫學考古學直接相連的
是中國醫史博物館及其學科。遠古以來，在中國的地上地下保存了大量的醫藥遺址、器物等。
有的作為名勝古迹被保留下來，有的則被損毀，有的文物保存在古董商和博物學家手中，有的則被方誌、野史筆記、
金石學、文獻學所收錄。近代博物館中常有關於醫藥衛生的文物陳列內容和學術研究成果。
隨著醫史研究的深入和大量醫史實物資料的發現、搜集、整理，考古學的發展和博物館學學科內容的系統分類，
在專門博物館內分划出了醫史博物館。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博物館工作者就已經提出：
「倘今後幾百科學，各設專館，搜集實物，以資稽考，則學子之所誦習者，可以目驗，一國富強，民情風俗，
以及現代科學之沿革及其應用，俱能一目了然，供其參觀。」
中華醫學會醫史學會醫史博物館，創辦於1938年，1959年歸上海中醫學院，在館藏、陳列、機構建設、
人員設置等均不斷取得發展，出於教學的需要，陝西中醫學院等單位積極籌辦醫史博物館，該館現已升格
為陝西省醫史博物館，收藏及陳列均較豐富多彩，大有後來居上之勢。
廣州、吉林、成都、山東、甘肅、湖南、南京、北京、江西等中醫學院也相繼辦起了醫史陳列室、館。
中國醫史博物館，其前身是1950年全國衛生展覽會的醫史部分，後劃歸中國中醫研究院。
此後，曾在該院多次復展並得充實發展。經過多年徵集醫藥衛生文物等，於1982年建立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時，
正式建立了中國醫史博物館，現有文物近4000件。此外，河南南陽有張仲景醫聖詞、陝西耀縣藥王山，
孫家塬有孫思邈紀念館、湖北蘄春有李時珍紀念館，以及陳實功、萬全、皇甫謐、扁鵲、吳尚先等
古代醫家和近代醫史遺址，醫家的紀念館遍及各地，還有少數民族的醫藥勝地，
如西藏的藥王山、青海塔爾寺的門巴扎侖（醫學校）、內蒙古的三鎮醫學舊址等，都具有醫史博物館的性質。
這些醫史文物與勝跡，生動而直觀地證明了中國醫學的悠久歷史，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中國醫史博物館學是中國醫學史與博物館學交叉的一門新學科，是中國醫史學的有機組成部分。
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和良好社會效益，也是中國醫學史的一大特色。
醫史工作者的主要任務是闡明過去，闡明過去則是為了認識醫史經驗教訓、評價已往的醫史人物，以前人為鑒，
為的是今人和後人。因此，醫史工作者所從事的勞動，是有益於當代，惠及子孫的事業。
醫學史研究所涉及的對象，範圍非常廣泛，因此，這對醫史工作者的素養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醫史工作者運用德、識、才、學四條標準，既是對治史能力的衡量，也是對醫史工作者基本素養的要求。
史德，即治史的道德和思想品德。秉筆直書，不隱不昧，實事求是，客觀的反映實際，
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應該繼承和發揚。
史識，就是觀察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和總結表述等能力，「這樣能力，既包括史學工作者的思維素質與能力，
又包括史學工作者的開拓創新精神與能力。史學工作者能夠做到，見微知著，洞察底蘊。
透過現象，發現本質，言人之所未言，知人之所未知，啟示當今，預測未來，這就是『史識』」。
史學，是指醫史知識、醫史學的理論。《隋書.經籍志》說：「夫史官者，必求博聞強記，疏通知遠之士，使居其位。」
儘管這樣要求標準不甚完備，但其中「博」與「通」這兩條有可取之處。
博是指知識結構橫向聯繫，通則是指知識結構的縱向聯繫方面。所以治醫史，除了解醫學各方面知識之外，
在對專業專精的基礎上，根據需要和可能還要具備多種學科的相應知識，才能提高醫史學術水平，有可裨益。
史才，中治史的才能，如研究能力，史實真偽曲直的鑒別、分析能力、組織、綜合能力、語言的表達及寫作能力等等。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總序》說：「史之為道，撰述欲其簡，考證欲其詳。」對於寫出的醫史文章和書籍應當論從史出，
言必有據，將科學性、藝術性和可讀性有機地結合起來，就須要有史才。
中國醫史隊伍是由醫、文、史，哲各科人員組成，整個的知識結構比較合理。還有相當一批醫史愛好者，
有的人也取得了良好的研究成績。
在中國醫史研究的長河中，醫史工作也曾幾度風雨，幾度春秋，有它轟轟烈烈的年華，也有慘淡失落的歲月。
中國醫史工作者經受了這種沉浮的考驗，近十餘年間，我們已培養醫史學碩士近百名，醫史學博士10餘名，
更接受國外有志中國醫史學博士研究生，以及短、長期考察訪問學者等等，表現出了對醫史工作強烈的責任感和事業心，
難能可貴「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雖然在面前還有種種困難，但中國醫史研究正在走向世界，這是大趨勢。
中國醫學通史的完成，是中國醫學發展在本世紀九十年代中空前的比較系統全面的一次總結，但絕非最科學完美的終本，
儘管現在還存在著許多問題和困難，其他學科文明史需要醫史，人民需要醫學史，醫學發展需要醫史，
我們相信未來將更加光明。讓每一個醫史工作者、醫史愛好者、熱心並支持中國醫史研究的志士仁人，
為繁榮中國醫史研究事業而齊心協力，共同奮鬥，使我國醫史研究、教學的後來者能在一個更好的基礎上大步邁進！
中國是人類起源的發祥地之一，根據現有的考古資料，人類已有300萬年的歷史。
有人研究認為：「人類絕不是首先從天然環境優越的地區發展起來的，……一種區域性的和異常嚴峻的自然選擇力量，
成為促使森林古猿種群分化並從中派生出人類的主要原因」。
（陳恩志：《中國與南亞人類起源中心說》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
中國喜瑪拉雅山系是距今1800萬年地球板塊飄移、碰撞、隆起而致的造山運動的結果，
生態環境的巨變可能是促使人類產生的條件。
橫斷山脈東側近數十年來不斷有蠟瑪猿、西瓦猿化石的發現，證明這一地區是人類的搖籃之一。
生態環境的劇變、嚴峻的自然選擇力量，迫使人類從其起源開始，到以後的體質演化，都必須與自然展開艱巨的鬥爭。
其中包括與疾病及損傷的鬥爭，人類生存和保健的需要，是醫學產生的基本條件之一。
它向醫學史研究者提出，史前人類的研究是醫學起源和醫學歷史研究中無法迴避的問題。
一、舊石器時代的古人類化石
中華民族在歷史上經歷了數十萬年以上的原始社會時期。
迄今為止在中國境內發現的古人類化石遺址和考古學文化，有以下幾種可作代表：
元謀人。早期類型直立人的代表。
1965年5月在雲南省元謀縣上那蚌村附近元謀盆地東側山麓的小丘上，發現同屬一個不大年齡的人體左、
右上內側門齒化石兩顆化石。以後經多次發掘，在元謀人化石所在的褐色粘土層里，又發現了石器、
炭屑和哺乳動物化石。表明約在170萬年前中華民族的祖先，已在這裡生息繁衍。
(胡承志：《雲南發現的猿人牙齒化石》，地質學報，1973年第1期)
藍田人。1963年在陝西省藍田縣發現藍田人頭骨、頜骨化石及其文化遺物。藍田人屬中更新世時代，
包括藍田縣城東的九間房公王嶺和城西北的泄湖陳家窩兩個點，前者距今78∼80萬年，後者距今50∼60萬年，
兩地相距29公里，除發現人類化石外，還出土有石器、動物化石、炭屑等。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和古人類研究所《陝西藍田新生界現場會議論文集》科學出版社，1965年)
北京人。距今約40∼50萬年，北京人化石自1921∼1966年歷次發掘所得，共有頭蓋骨6個、頭骨碎片
（包括單獨的面骨）14塊、下頜骨15塊、股骨7段、脛骨1段、肱骨3段、鎖骨1根、月骨一塊、
零散和附連在頜骨上的牙齒153顆、約代表43個個體。
除人類化石外，尚有大量的石器、骨器和角器以及豐富的用火遺迹。(賈蘭坡：《中國猿人及其文化》，中華書局，1964年)
丁村人。1953年在山西襄汾丁村一帶，發現有舊石器和動物化石，1954年和1976年又兩次發現人類化石。
丁村遺址是中國舊石器時代中期典型遺存之一。在石器中，三棱大尖狀器最具特色。丁村文化距今15∼10萬年。
(裴文中等：《山西襄汾縣丁村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1959年)
山頂洞人。1930年在北京市周口店龍骨山北京人遺址頂部的山頂洞發現，故名。
屬於中國華北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人類化石，距今約18，000年。除人類化石外，
還出土有穿孔飾物及大量哺乳動物化石，並發現中國迄今所知最早的埋葬方式。
(賈蘭坡：《中國在陸上的遠古居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
我國發現的舊石器時代的人類遺址還有馬壩人、長陽人、資陽人、柳江人、河套人等，古人類化石遺存十分豐富。
二、我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
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遍布中國大地，從內蒙古到海南島，從東海之濱到西藏高原，
到處都有發現，迄今總計在6000處以上。典型的有：
仰韶文化。1921年首先在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發現，故名。時代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
其分布為以渭、汾、洛等黃河支流彙集的中原地區為中心，共發現遺址1000餘處。
重點發掘的有：陝西的西安半坡、鄭州大河村等十餘處。仰韶文化的陶器以手制紅陶為主，房屋遺址發現400多處，
建築形式有半地穴及地面營造等。
仰韶居民主要從事農業，兼作採集和漁獵，一般認為具早、中期為母系氏族社會的繁榮時期，
晚期開始向父系氏族公社過渡。(蘇秉琦：《關於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考古學報，1965年第1期)
龍山文化。泛指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相當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遺存，也有稱為金石並用時代的。
1928年在山東章丘縣龍山鎮城子崖首次發現而命名。
龍山文化內涵豐富，主要分布在山東境內，時間為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
河南龍山文化，分布在豫西、豫北、豫東等地區，發展為中國文明初期的青銅文化，
年代為公元前26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陝西龍山文化，主要分布涇河、渭河流域，
年代為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共性是：以農業經濟為主，石器、骨器、陶器等手工業有了一定的發展，
在某些遺址發現了銅器。揭開了青銅文比的序幕。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第41∼125頁，文物出版社，1984年)
此外，甘肅、青海地區的大地灣文化、馬家窯文化，山東的大汶口文化，湖北的大溪文化，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崧澤文化、
良渚文化，浙江寧紹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內蒙古東部和遼西的紅山文化，雲南、西藏的新石器文化等，
反映了我國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的普遍和豐富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