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人類的體質和健康狀況  上一頁     下一頁

 

一、原始人類體質的演變

 

人類體質是由古猿進化逐漸形成的,其進化為:

 

古猿→早期直立人→晚期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現代人古猿;古猿→巨猿→現代類人猿;

 

上述人類進化鏈條上的每一主要環節,我國均已發現具有代表性的化石,在體質上也明顯具有中國人種

(即蒙古利亞人種)的特徵。

 

(一)早期直立人

 

早期直立人或稱南方古猿。

生存年代距今300萬—150萬年,由於中國過去未發現南猿化石,考古學家一般認為,亞洲的人類是由非洲遷移而來。

1970年在湖北建始縣高坪龍骨洞和巨猿牙齒化石共存的早更新世晚期層中,發現三顆與南方古猿纖細種接近的下臼齒

(高建:《與鄂西巨猿共生的南方古猿牙齒化石》,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75年第2期)。

1989年在湖北省鄖縣彌陀寺村出土了中國第一具南猿頭骨化石,填補了亞洲人類起源鏈條上缺少的環節

(《嘹望》199018期;英國「自然」雜誌357期)。

 

(二)晚期直立人

 

晚期直立人或稱直立人,包括早更新世後期和中更新世的直立人類型。

晚期直立人在歐、亞、非三洲均有發現,距今200萬年(或150萬年)—40萬年(或30萬年)。

直立人腦容量顯著增大,能製造較進步的舊石器,並開始用火,但體質上仍有較多的原始性。

我國發現的元謀人、藍田人、北京人均屬晚期直立人。

 

(三)早期智人

 

早期智人亦稱古人,包括中更新世後期和晚更新世前期的人類,體質上與現代人更接近。

但仍有一定的原始性質,距今約30萬年(或20萬年)至5萬年,我國發現的丁村人、馬壩人、長陽人、桐梓人等均屬早期智人。

 

以丁村人為例,其化石為一個、三歲少年的右側牙齒。

兩顆門齒舌面呈鏟形,和北京人相似,但齒根、齒冠較細小,舌面隆突和指狀突也較簡單,與現代蒙古人種已無差別。

下第二臼齒的齒冠和齒根也較北京人的細小,齒冠相對高度則較高,咬合面無北京人的複雜。

丁村人是北京人和現代人之間的中間環節。

 

(四)晚期智人

 

晚期智人亦稱新人,包括晚更新世後期到現代的人類,生活在距今5萬年到現在,體質特徵與現代人基本相似。

我國發現的河套人、資陽人、柳江人、麒麟山人、山頂洞人等均屬晚期智人。這裡主要介紹河套人和山頂洞人。

 

河套人。自1922年在內蒙古自治區烏審旗薩拉烏蘇河沿岸發現以來,積累有頂骨、股骨等人類化石22件,

經過研究,河套人尚有一些原始性質,如頭骨骨壁較厚、骨縫較簡單、下頜體較粗壯、頦孔偏低、髓腔較小等,

總的體質特徵已很接近現代人,屬晚期智人,生活距今535萬年,

河套人門齒內面呈鏟形,枕鱗上方有頂間骨,與現代蒙古人種很接近。

 

山頂洞人。化石資料代表8個不同性別的個體,其中有成年人5個(包括1個超過60歲的人),一個少年,一個兒童,一個嬰兒。

山頂洞人頭骨在頂結節附近最寬,牙齒較小,齒冠較高,下頜前內曲明顯,下頦突出,腦容量達1300——1500毫升。

男性平均身高為174米;女性1.59米。表明他們與現代人已無差別。

 

二、原始人類的疾病

 

(一)口腔疾病

 

通過分析考古發現的牙齒資料,原始人類的口腔疾病主要有牙周病、氟牙症、齲齒、齒槽膿腫以及磨耗等。

牙周病藍田人下頜骨右側第一臼齒的頰側齒槽上,有顯著萎縮和邊緣變厚的牙周病理變化的痕迹,該臼齒因病於生前脫落,

致使右側全部牙齒和左側兩顆門齒向缺隙部位傾斜。

山頂洞人老年個體的牙槽骨上,也有牙周病的痕迹。新石器時代遺址中,也發現有牙周病。

在江蘇邳縣大墩子遺址的113具人類下頜骨中,有46具患牙周病,佔下頜個體數的40.7%,如以保存於下頜上的患齒計,

牙周病齒數有172個(男118個,女54個),占牙齒總數的16.6%,且男性高於女性

(韓康信等:江蘇邳縣大墩子石器時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學報,1974年第二期)。

河南成皋廣武鎮遺址的15具人類下頜骨上,有10個生前患有輕重不等的牙周病,有兩個個體牙槽骨破壞較嚴重,

有的牙根部幾乎全部暴露,牙周病患病率為66.7%(周大成:河南廣武鎮新石器時代人骨的口腔情況,中華口腔科雜誌,195975))。

 

氟牙症19711972年在貴州桐梓縣發現的桐梓人六枚牙齒化石中,三枚有氟牙症的痕迹,

一枚6歲兒童的左上第一臼齒和一枚屬10歲左右個體的左上犬齒,釉質缺損尤為嚴重

(吳茂霖等:《貴州桐梓發現的古人類化石及其文化遺物》古脊椎動物與人類1975年第1期)。

 

發現於山西陽高縣許家窯村和河北陽原縣候家窯村的許家窯人類化石,據鈾系法斷代,距今約10萬年

(賈蘭坡等:《陽高許家窯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考古學報,19762期),

在一枚兒童上頜左中門齒的齒冠唇面左上方,具有明顯的黃色小凹坑,是缺損型氟牙症的痕迹。

 

距今約12000--16000年間,在貴州義縣貓貓洞舊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的兩個完整下頜骨,

一個右側下頜骨體以及僅有前頦部位的四個下頜體中,共存留25顆牙齒,幾乎全部有氟牙症的痕迹,其中缺損型為主的患齒17枚,

白堊型的患齒6枚,著色型患齒1枚,僅有1枚正常。

在一青年女性的下頜齒咬合面部位,左第一臼齒與右第一臼齒缺損形狀相當一致,

是一種罕見的對稱性缺損氟牙症(曹波:《化石人類的口腔疾病》,化石,1990年第1期)。

 

齲齒,廣西柳江土博甘前洞出土的晚期智人化石,左上第一臼齒和右上第二臼齒有齲病痕迹,

患部位於近中面齒頸處,牙冠的近中面有齲洞。

江蘇邳縣大墩子保存於下頜骨上的牙齒計1035個,男性682個,女性353個,齲齒66個,佔6.4%,其中男性齲齒36個,女性30個,

男女性的患病率分別為5.2%8.5%,女性高於男性(周大成:《中國口腔醫學史考》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

河南成皋廣武鎮出土的化石中,有牙齒210個,有齲齒41個,患病率為19.5%,均較現代低

(周大成:《中國口腔醫學史考》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

 

齒槽膿腫,在晚期智人資陽人及新石器時代人類化石中均有發現。

在資陽人的化石中,齒槽骨破壞嚴重,左側三枚臼齒在死前已脫落,在殘留的內側齒槽壁上,有顯著的結構極不規則的骨瘢痕。

新石器時代江蘇邳縣大墩子化石中,與牙周病無關的9例根尖病灶中,佔全部下頜骨數的8%,其中6例牙槽骨根尖病灶患有圓形瘺管,

其餘3例具有明顯的根尖部牙槽骨吸收標誌。

9例中7個生前患有嚴重齲齒,牙髓暴露,其中6個由於牙齒過度磨耗,牙髓暴露所致,一例由於生前咬硬物,牙冠部分釉質崩裂,

使髓腔暴露所致。齒槽膿腫在山東鄒縣、山東西夏侯等遺址中也有發現(顏詞:《西夏候新石器時代人骨的研究報告》,考古學報,1973年第2期)。

 

磨耗,在北京人、許家窯人、資陽人及眾多新石器時代遺址化石中,均有發現。

河南成皋廣武鎮出土的15個個體的牙齒中,將老年3人、成年10人、兒童2人現存的208個牙齒分類,

一度磨耗最少,二度次之,四度占第三位,三度占絕大多數。有因磨耗過甚髓腔暴露,由穿髓感染形成根尖病灶,

由此並引致牙髓壞死,頰、齶、根周牙槽骨消失,牙根暴露,牙髓壞疽等。

此外,根據牙齒化石,原始人之根尖周炎、錯位牙、牙伸長等疾病也較普遍(韓康信等:《江蘇邳縣大墩子新石器時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學報,

1974年,第2期,韓康信等:《大墩子和王因新石器時代人類頜骨的異常變形》考古,1980年第2期)。

 

從上述資料可以看出,口齒疾病在原始人群中相當普遍的存在,可能是影響他們健康的重要原因之一。

當時食物基本上是半生的禽獸肉、硬殼果、缺乏加工的穀物等,主要靠牙齒使之粉碎,從而增加了口齒的負擔,使牙齒磨損過度,

甚至發生折齒。粗糙食物還易刺傷口腔粘膜和齒齦,由此並易引發牙周炎、齲齒等,

齒病的多發必然會影響原始人的消化及營養吸收,這也是導致原始人類壽命較短的原因之一。

 

(二)創傷性疾病

 

北京人的頭蓋骨大部分留有傷痕,並且是帶有皮肉時受利刃器物、圓石或棍棒打擊所致。

山頂洞人的一個女性頭骨,有破裂後綜疊粘含痕迹;左側額頂骨之間、顳顬線經過處有一前後15.5毫米、上下寬10毫米穿孔,

據認為,二者皆不是死後的骨質破損,而是生前受傷所致(宋大仁:《原始社會的衛生文化》,中華醫史雜誌31861955)。

 

山東西夏侯新石器時代遺址二號墓男性見有右肱骨骨折後癒合。

癒合處有大片骨痂,骨折部位自肱骨背面外科頸附近斜向下至三角肌粗隆止點附近,全長近85毫米,骨折近段向前內移位,

側方移位達13毫米(顏詞:《西夏侯新石器時代人骨的研究報告》,考古學報,19733期)。

廣東曲江馬壩人中見有眉骨及額骨動物齧傷痕迹;江蘇邳縣大墩子316號墓主左股骨有骨鏃造成的箭傷;

雲南元謀、大墩子十五座墓中有八具骨骼之胸腹骶部留有生前被射的石鏃,少者4枚,多者十餘枚。

看來原始人死傷於創傷性疾病者為數不少。

 

(三)骨關節疾病

 

骨關節疾病除上述的損傷一類外,在原始人骨骼化石中還常見有骨質增生、骨性關節炎、骨結核、脊椎變異、

股骨彎曲增大及骨髓炎之類疾病痕迹。

仰韶文化姜寨遺址四十具屍骨中,都有骨質增生症,而平均年齡尚不足四十歲;

渭南史家及寶雞比首嶺氏族墓地骨骼有多種病態,如M2八具人骨架中6號骨架為一中年女性骶骨與腰椎變異,

8號骨架為一中年男性股骨彎曲增大。M16六具人骨架中,10號骨架為一老年男性生前腰椎骨結核形成骨橋。

M18十八具人骨架中13號骨架為一中年女性骨結核(半坡博物館等《陝西渭南史家新石器遺址》考古197815)參見賈蘭坡:

《中國大陸上的遠古居民》P95)。

許家窯人枕骨部見有許多纖孔及細微皺紋,頂骨也有此類成叢小孔,古人類學家林一朴認為是缺少某種維生素而死的「骨小孔症」

或「篩狀外頭骨症」(韓康信等:《江蘇邳縣大墩子新石器時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學報,19712期)。五人中有二人如此,可見發病率不低。

 

(四)孕產和少兒疾病

 

山頂洞人一具遺骨為尚未出生而死於母腹的胎兒;甘肅永清大何庄遺址見一嬰兒位於成人大腿之間,很象是難產而致母嬰俱喪。

邳縣大墩子199具人骨,死於1423歲者21具,其中女性13具,推測部分即死於孕產期

(參見韓康信等:《江蘇邳縣大墩子新石器時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學報》19742)。

 

小兒死亡率尤高。半坡瓮棺葬共73具。年齡均在1歲左右。甘肅永清大何庄82座墓葬,18歲小兒55座,佔60%

由於小孩骨骼易腐,我們無法斷定其死因,但小兒難養易夭,是不難想見的。

 

三、原始人類的壽命

 

原始人面臨惡劣的自然環境,防治疾病的條件極差,他們的平均壽俞極低。

人類學家對北京人的38個個體的年齡進行過認真研究,發現死於14歲以下的15人,30歲以下的3人,4050歲的3人,5060歲的只有1人,

其餘16人死亡年齡無法確定(宋兆麟等:《中國原始社會史》,第32頁,文物出版社,1983)。

新石器時代人骨的研究表明,當時平均壽命也很低,活到中年的較前有所增加,進入老年的很少,按性別統計。

在青年期,女性死亡率高於男性;在中年期,男性高於女性;進入老年期,又以女性為高,青年期女性死亡率高,

當與難產或嚴後感染有關;中年期男性死亡率高,則與繁重的體力勞動、氏族間的械鬥有一定聯繫。

原始人的生命和健康,受到嚴酷的自然環境的威脅,疾病叢生,壽俞很短,他們迫切要求醫藥衛生的保護,是促使醫學發生的基本條件。

 

原始人類生活方式的演進與醫藥衛生

 

一、火的使用對改善

 

人類生活的意義是一種自然現象,在人類歷史中,對火的認識、控制和掌握,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

 

元謀人和藍田人遺址,均發現不少炭屑和粉末狀炭粒,這些遺物是否與人工用火有關。

北京人遺址發現大量的用火遺迹。其洞穴遺址從上至下有十三層文化堆積,其中第四層有較厚的灰燼堆積,最上面是鴿子堂,

西側第三層下面有一石灰岩巨石,其上有兩大堆灰燼。第四層的灰燼厚達六米,灰燼中還發現了用火燒過的石頭,動物骨骼及樹籽,

表明北京人已懂得用火,學會了保存火種,並已知道熟食。

總之,在舊石器時代的中、晚期,人類已掌握摩擦取火的方法。

 

民族學的材料也給我們提供了生物的例證,海南黎族、雲南西盟佤族、苦聰族、景頗族等,至今還保存著原始的摩擦取火方法,

《韓菲子》、《禮記》、《莊子》、《淮南子》等古籍中,也都有關於我國先民發明取火技術的記載。

《禮含文嘉》中說,「伏犧禪於伯牛,錯木取火」。火的使用在醫藥衛生方面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首先,它提高了人類對自然界的佔有能力,《淮南子.本經訓》說:鑽燧取火,可以補「人械不足」,

更重要的是,火的使用,使熟食成為可能。《韓非子.五蠹》中說:「上古之世,民食果窳蚌蛤,腥臊惡臭,而傷腸胃,

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燧人氏」。

 

二、居住條件改善與人類健康的關係

 

原始社會初期,人類還不會建造房屋,而以自然洞穴為棲身之所。

這種岩洞在北京人遺址等均有發現,其共同特點:洞口選擇一般較小,可藉以避免寒風侵襲及防止野獸侵擾;

洞口方向選擇朝南,因我國冬天有強勁的西北風,洞口方向不加考慮,就難以抗禦寒風的襲擊,不利於保暖。

洞口的地勢選擇一般較高,要求封閉性好,洞內無水,這樣有利於防潮,有利於衛生保健。

 

洞居的不利促進原始人走出洞穴,在地面上建造棲身之所,產生了巢居和穴居。

 

巢居是指原始人類利用樹木和雜草搭在樹冠上形成的一種原始建築,因形似鳥巢,故名。

在我國,據考古學者考證,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是巢居的主要分布地帶。

《韓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眾害,而民悅之,

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巢居,有利於安全和健康,它可以比較有效的防止野獸的襲擊。

 

新石器時代,中國居室建築進步,河姆渡遺址的干欄式建築就比較典型。

遺址出土,有圓本、方木、木板等千件以上,並發現有榫卯結構和企合板。

干欄式建築由巢居發展而成,有避瘴氣、毒蟲、防潮作用,對人類健康是有利的。

(浙江省博物館等:《河姆渡遺址第一期探掘報告》,考古學報,1978年第1期)

 

穴居為中原地區原始先民的最主要的一種居住方式,與巢居可能同時並存。

《盂子.膝文公章句下》:「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是說在地勢低洼的地段作巢居,地勢高亢的的地段作穴居。

穴居主要分布在黃河中上游的黃土高原。隨著考古研究的深入,在長江流域、珠江流域、西南和東北有黃土地帶的地區,

都發現了穴居遺迹,這表明穴居是全國範圍內的居住方式之一。

穴居根據入地深淺分為深穴和半穴居兩種,根據構造形式又分為橫穴和豎穴兩種。

為了更好地防潮,先民們又探索了一些方法,例如:先將室內地面和壁面拍實,繼用顆粒細小的泥土塗抹等。

半坡早期的穴居遺址出現了在泥土中摻加草筋,提高泥土的抗拉性能和凝結力,使防水性也有所提高。

 

在仰韶文化建築遺址中,很多地面有燒烤層,即紅燒土地面,這一技術後來又應用於牆壁和屋面上,

燒烤陶僅是當時人們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防潮措施,預防了因潮濕而致的病患。

 

龍山文化時期,地面式建築成為主要建築形式,穴居經由半地穴式發展到地面建築,使居住條件改善,對預防疾病有著積極意義。

表明原始人已有了一定的預防衛生知識。

 

三、婚姻制度的進步及其衛生保健意義

 

人類最初結群而,形成原始群。原始群早期,兩性關係雜亂,還沒有婚姻和家庭的概念。

隨著採集,狩獵經濟的發展,勞動過程中按年齡分工的出現,促使原始群不斷分化;久而久之,原始群發展為比較固定的血緣家庭,

雜婚階段子女的健康不佳,可能也是產生血緣家庭的一個因素。

 

在血緣家庭內實行血緣群婚,這種內婚制婚姻在人類史上所佔時間最長。

長期內婚制因血緣太近,常使後代發育不良,有的痴呆聾啞,有的夭折。當人們發現兩個不同血緣集團的男女生育的後代,

比內婚制的後代發育好,身體強壯,智力發達,很少出現痴呆聾啞或畸形。使人們對內婚制逐漸由懷疑而動搖,

開始對內婚實行若干限制,血緣家庭也漸被氏族制度所代替。

 

氏族外婚制嚴禁內部通婚,一個族的男子只和另一個氏族的女子互為夫妻,子女留在母氏族內,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

《呂氏春秋.恃君覽》中說:「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

便是這種婚姻制度的反映。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男子的社會地位越來越高,社會相應進入了父系氏族公社。男子隨著社會地位的提高,

希望將財產傳給自己確切的子女,要求女子嫁到男性的氏族裡,這就產生了男娶女嫁的一夫一妻制。

 

婚姻形態一般從血緣群婚,發展到族外婚,對偶婚,直至一夫一妻制的確立,其間每一種婚姻形式,都經過了漫長的時間。

雙親健康、子女健康的考慮對婚姻制度的不斷改善起著一定推動作用。

《禮記.內則》在總結前人經驗基礎上,強調:「娶妻不娶同姓」。孔子也有「禮不娶同姓」的主張。

《大戴禮.本命》更指出:「世有惡疾不娶」。「男女同姓,其生不藩」已是原始社會婚俗演變所得的至理銘言,

至晚在周秦之前已為人們所遵循了。一夫一妻制的建立,禁止近親同姓婚嫁,對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原始人類生產工具與醫療器具

 

 

原始人類最早所使用的生產工具是石器和骨器,但這是從現代考古發掘所見的遺存而言,

一些當時可能起過重要作用的竹木器具則未必能保存至今。

原始人類的工具;不可能象後代那樣專門,既是生產工具、生活用品等,同時也作為醫療用具來使用。

 

一、石器和砭石

 

石器是人類早期最重要的一種生產工具。因其資源豐富、容易加工、硬度較高等優點,在從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的生產活動中,

一直扮演著不可輕視的角色。考古學上,根據加工方式的進步程度分為舊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三個階段,

舊石器從選材到製作都很簡略,只是稍作一些加工;到了新石器,琢、磨、鑽孔等技術逐漸產生,

制出了比較精緻適用的石器,包括生產工具、生活器物與妝飾品等。

 

砭石是石器的一種,是原始人類最初使用的醫療工具,有銳利的尖端或鋒面。

後世的醫療上常用的刀、針等就是由此發展而來的。它主要被用來切開癰腫、排膿放血,或用以刺激身體的某些部位以消除病痛。

 

近年研究認為考古發現的一些遺物當是古代記載中的砭石。內蒙古多倫旗頭道窪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一根磨製石針;

河南鄭州商代遺址出土的一枚玉質小劍形器等,是文獻記載的有力佐證,實際上砭石除了在石器時代應用外,

其後的數千年間,在人群中一直沿用著。

 

二、骨器及其在醫療上的應用

 

原始先民在使用石器的同時,骨器也較普遍,山頂洞人遺址就發現了精緻的骨針。

骨器的普遍使用是在新石器時代。在考古發掘出土的骨製品中,生活用具占很大比重,我們很難確指哪些是用於醫療的。

但是,其中的骨針、骨錐、骨刀等都有可能同時用於醫療活動。

加之在製作上比製品容易,其鋒利也優於石製品,用於醫療的可能性也大。後世的針灸,

淺刺用針的形制就和石器時代的骨針很相象。

山東曲阜孔廟的東漢畫像中,有一幅鵲身人首神醫治病圖,手執之醫療器具很可能就是砭針。

 

三、原始社會的人工緻畸技術

 

在人體的正常發育過程中,對身體的特定部位,人為的改變人體骨骼的正常形態,或對身體的某些部位施以人為的損傷,

這就是人工緻畸或人工取形術。這種致畸,一方面是對人體的損傷,一方面也是一種與醫療相關的技術。

我國新石器時代的居民約有人工拔牙、頭骨枕部畸形和口頰含球致使頜骨變形等三種特殊風俗習慣。

 

人工拔牙風俗分布很廣,以山東、蘇北一帶新石器遺址發現最為普遍。這種風俗最早發現在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居民中。

31個個體頭骨觀察,男性11例中之7例已拔去左上第二齒和右上第二齒,女性20例中之16例已拔左上第二齒和右上第二齒,

其拔牙率分別為64%80%,其年齡在1213歲以上和青年期。

大墩子遺址之拔牙習俗與上述相同,《淮南子.本經訓》謂:「逮至堯之時,……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

《漢書.楊雄傳》「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博物志.異俗》記西南少數民族「生兒……即長,皆拔去上齒各一,以為身飾」。

台灣原住民等新石器時期之墓葬,也發現有拔除左上第二齒和右上第二齒或左上第三齒和右上第三齒的風俗,一直延續到清光緒年間。

《新唐書.南蠻傳》所述「僚地多瘴(泛指惡性瘧疾),中者不能飲藥,古自鑿齒」。

因為惡性瘧疾發作多牙關緊閉,不能啟齒飲藥,預鑿齒可以方便給藥,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頭骨的枕部變形是人為地改變頭部形狀的一種風俗,在山東蘇北大汶口文化中最為普遍,早期的出現率高於晚期,且男女兩性中都有。變形的部位主要在後枕部,屬於變形頭骨中比較簡單的枕形。至於這種枕部畸形的確切涵義,還有待進一步研究,或與變態心理的美感有關。

 

頜骨的異常變形也發現於山東王因和蘇北大墩子等大汶口文化遺址,主要是口頰內含一小石球奇特風俗造成的。

據大墩子及王因地區出土的口腔含球個體為18具,其中石球15,陶球3,直徑1520毫米,多系女性,其年齡大者4050歲,

最小者僅約6歲。我們今天尚不知其真正的動機,但或許與愛美的某種變態心理有關。

 

涅齒:是新石時代已出現的以某種染料使牙變黑的一種風俗。

《淮南子.修務訓》曰:「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

台灣《風山縣誌》有:「拔去前齒,齒皆染黑」的記載,雲南布郎族也有染齒的習俗。

學者有據以製成「氟化雙氨銀」,防齲取得效果(周大成:《中國口腔醫學史考》1991,民衛生出版社2425頁)。

 

拔牙和頭骨的枕部變形等均是原始社會的特殊風俗,若拋開其特定的涵義,其技術和方法與我國外科之發展不無關係。

 

原始人類藥物的發現和使用

 

 

一、植物藥的發現和使用

 

神農氏嘗百草而始有醫藥的傳說故事,流傳久遠

《淮南子.修務訓》:「神農……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

皇甫謐《帝王世紀》:「伏義氏……選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所以六氣六腑六臟,五行陰陽,

水火升降得以有象,萬物之理,得以類推,炎黃因斯乃嘗味百藥而制九針,以拯夭枉焉」。

又說:「(黃)帝使歧伯嘗味草木,典主醫藥,經方、本草、素問之書咸出焉」。

「炎黃因斯乃嘗味百藥而制九針」,從而對炎帝神農氏在藥物的原始發現所作的貢獻予以肯定。

 

這一論點為學界的普遍觀點,

例如:《世本》有「神農和藥濟人」;《通鑒外記》有「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嘗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

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晉.干寶《搜神記》有:「神農以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

《史記補三皇本紀》也有「神農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嘗百草,始有醫藥」。

 

關於我國藥物,特別是植物藥的最早發現和使用,在古代無不歸功於神農,研究者普遍的觀點:

我國歷史上的神農氏,不是專指某一個人,而是指整個以炎帝為首領的氏族部落,是來自這個群體無數次漫長認識過程的實踐經驗積累。

 

關於神農氏嘗百草之遺迹,

《述異記》有:「成陽山中神農氏鞭藥處,一名神農原,藥草山,山上紫陽觀,世傳神農於此辨百藥,中有千年龍腦」,

「太原神釜岡中,有神農嘗藥之鼎存焉」。

《路史》中敘述的傳說史事有:「磨蜃鞭芨,察色腥,嘗草木而正名之,審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惡,辨其臣使,厘而正之,

以養其性命而治病,一日間而七十毒,極含氣也」。

上述之鞭藥磨蜃、察嘗……實質是在辨別藥性過程中的某種加工,甚至已含有原始的實驗思維推理總結過程。

 

人們對藥物特性的認識隨著生產技術的改進而不斷提高。畜牧過程的動物中毒、疾病知識的不斷總結;

農業技術的不斷豐富和人們對植物性味、作用經驗的不斷認識和總結,同時也給藥物的栽培打下了技術基礎。

 

原始人類對植物藥的應用,開始當以單味藥為主,也可能是少數幾味藥合用。

鄂倫春族用「八股牛」草根、「那拉塔」小樹熬水擦患處,或用「烏道光」樹皮包患處,用來消腫;

普米族用「挖耳草」泡酒,治疔瘡;用黃芩研細加水,包患處,治癰;

用羌活、獨活、木通泡酒、口服、治腰肌勞損和風濕性關節炎。

 

佤族用獨子葉治腸胃病和便秘,用桂樹皮健胃。景頗族用「嘴抱七」根,含口內治牙痛。

彝族用石尾草治瘧疾。所有這些運用植物藥的樸素經驗,在各自民族的口耳相傳中,早已成為各自民族醫療共同所有的知識,

這些經驗一直流傳至今。雖然在其發展過程中會有無數次改變、改進,

但卻如實反映了各自民族或其他民族在原始社會植物藥用藥經驗的積累。

這些經驗的積累雖然是十分星和膚淺的,但這種狀況為我們研究原始人類,發現和使用植物藥的早期史實以很好的啟發。

 

二、動物藥的發現和使用

 

動物藥的發現和人類的狩獵和畜牧活動有著密切的聯繫。在未發明用火之前,只能生啖其肉,渴飲其血;

隨著用火特別是人工取火的發明,使很多動物肉類成為人們的主要食品來源,使人們更多地接觸到了動物的肉、脂肪、內臟、

骨各及骨髓等,從而促進了人們對各種動物對人體營養以及毒副作用的認識,並進一步為認識其藥用功效而有了不斷的經驗積累。

 

我國有的少數民族用藥經驗中,動物藥的應用佔著較大的比例,而且尚帶有一定的原始痕迹,可以與原始時代的狀況作參照比較。

彝族用麝香療蛇毒;納西族利用螞蝗吸瘀血;彝族用豹子骨治療關節炎;

鄂倫春族用鹿心血拌紅糖、黃酒口服,治療心跳過快;用熊膽拌溫水,口服或擦患處,治眼疾;用鹿心臟晒乾研末,口服或擦患處,治咳嗽;

佤族熊膽泡酒,口服或擦患處,治咽喉痛或退高燒;彝族用麝香治痢疾等等(宋兆麟等:

《中國原始社會史》,458459,文物出版社,19833)

這些生動的事實,為我們考察動物藥發現和運用的最初狀況提供了極其寶貴的人類學依據。

 

原始人類醫療技術的創造與發明

 

一、針灸療法的起源

 

針灸起源有人以為早於藥物,這一結論可能是一種主觀的想像推斷,很難有確切的依據。

針或灸的醫療方法,都需要藉助醫療工具,且需刺灸人身的一定部位,應該說較難於藥物知識的積累。

針刺工具之發展,大體上有這樣一個過程,即砭石→箴石→箴→(釒咸)→針。

如此,則其質之發展改進似由砭石而石針、竹針木刺、骨針、青銅針、鐵針、金銀針……等。

 

砭石在遠古不單用於刺病,而且用於外科化膿性感染的切開放膿的可能性更大些。

晉代郭璞注《山海經.東山經》之砥石時說:「可以為砥針,治癰腫者。」清代郝懿行認為「砥當為砭字之誤,可以為砭針是也」

《說文解字》註:「砭,以石刺病也。」

可見,砭石在遠古的用處,一是治化膿性感染的膿腫;一是以石刺病,可能包括有針刺穴位的針灸療法在內。

 

現代學者大多認為砭石為針之母體,那麼針灸起源於砭石應該是有道理的。

這不但從文獻記載找出了不少依據,在發掘的原始社會、新石器遺址中有不少砭石存在,我國考古發掘,原始社會的砭石、石針、骨針、

青銅針等越來越多,許多形狀也大體相似,給討論針灸的起源增添了珍貴的資料。

至於傳統的觀點,如《路史》「伏義……而制九針」。很明顯,制九針當晚於制針,更晚於砭石之打制和應用,

如果伏義制九針的故事有其一定的真實性,那麼伏義時代約相當原始社會的山頂洞人時期,砭石之用於外科、針灸當至少已有萬年以上的歷史。

 

針灸療法除針刺療法外,還有灸療法,灸的起源也很有趣,不過從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中均未能得到較確切的證據,

因而人們的研究只能出於一種推論。譬如:人們認為現代用艾絨做成艾炷或艾條,點燃以烘烤或燒灼熏人體一定之穴位,

用以治療某種疾病,既用火、艾火治病,為考其最早起源,便想到了原始人用火、人工取火的方法,將燒熱的卵石熨身以驅寒,

並把熱卵石熨身某一部位對某種不適更有效的經驗不斷積累,療法即從中慢慢誕生。

這種推論雖然未必完全符合歷史實際,但不無一定的科學道理。

《素問.異法方宜論》在論述灸法的來源時有這樣一段話,即:「北方者,……真地高陵居,風寒冰冽,其野處而乳食.

 

藏寒生滿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從北方來。」兩千多年前醫學家之這一認識其根據不得而知,

至少是人們和醫家口耳相傳的歷史傳說之類的記事作依據。灸法始於原始人取火用火領域不斷擴大之際,恐怕不會有很大的偏差。

 

二、外治法和按摩導引的起源

 

原始社會人們的生活、生產水平低下,條件極差。

為了生存,人與野獸的搏鬥,氏族部落之間的爭奪搏鬥及惡劣環境所致,外傷、風濕性疾病、關節之風寒濕痹等,

是原始社會人們的常見病。對此,和先民逐漸積累經驗,產生抵禦和預防的思想和措施。

譬如:《呂氏春秋.古樂》在論述原始人歌舞時指出:「昔陶唐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閼而滯著,

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它真實地描述了遠古人們生活於陰暗、潮濕的環境里,

因此造成人們多患筋骨瑟縮不達的風寒濕痹之關節疾病。人們創用舞蹈運動,預防這些常見病。

 

按摩、導引既用於解除人們因過度的體力勞動所引起的肌肉僵硬、關節勞損,

也用於防治因與野獸搏鬥或戰爭搏鬥所引起的傷害和骨關節折傷脫臼,

人們由最初之盲目、不自覺到自覺認識,按摩、導引、外治法即逐漸從中而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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