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國的建立及鞏固，促進了社會的發展，
為各地區、各民族的友好往來和風俗的融匯創造了條件，在客觀上對醫藥文化的昌盛也多有裨益。
一、歲時、人生禮儀與醫藥文化
將春節叫年，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據《史記》、《神異經》和《荊楚歲時記》記載，春節爆竹、燃草具有辟除病魔的含意。
全家飲椒柏酒，是為了預防百病，增進人體健康，並給節日增添歡樂氣氛，有的喝桃湯，也是為了防病，後被屠蘇酒所代替。
正月十五元宵節起源子漢武帝時，漢武帝患病不愈，上郡有一巫師能治病，被詔入宮行巫術。神君說，天子無須憂慮，病會好轉，
侍康更後，我們將相會於甘泉宮。漢武帝於神靈非常虔誠，一高興病情明顯減輕，到了甘泉宮竟然痊癒，
於是大祭，燈火通宵達旦，隨後形成了元宵節張燈結綵的習俗。
端陽節的形成，有諸多淵源，到秦漢時則將紀念介子推、屈原、伍子胥、曹娥、陳監與惡月惡日祝禳、辟瘟防疫等融為一體，
逐漸表現了與醫藥衛生的密切關係。《大戴禮記》記載：「五月五日蓄蘭為沐浴。」《夏小正》記載端陽時「蓄藥，以蠲除毒氣，」
《後漢書.禮儀志》說端陽節時人們「以朱索五色為門戶飾，以除惡氣。」《風俗通義》說「五月五日續命縷，俗說以益入命。」
「五月五日以五彩絲系臂者……令人不病瘟。」又載端陽節前用菰蘆葉裹粘米，以淳濃汁煮熟，節日食用，
有一定的食療作用。端陽節有關的醫藥衛生內容，隨著歷史的發展，日益豐富，科學成分也更充實。
七夕在漢代有登樓晒衣之俗，後來增添了乞壽等內容，《風俗通義》記載：「八月一日是六神日，以露水調硃砂蘸小指，
宜點灸去百病。」中秋節包含具有浪漫色彩的醫藥民俗。《淮南子.覽冥訓》說，帝羿向西王母求得不死藥，
而帝羿之妻嫦娥竊食後成仙奔月宮，變成了蟾蜍。漢代人認為月中玉兔、蟾蜍、桂樹，皆與醫藥文化有聯繫，
《樂府詩集.相和歌辭.董逃行》中有「採取神藥若木端，白兔長跪搗藥蝦蟆丸」之句。
九月九日為重陽節。據《西京雜記》所載：漢初，宮中有「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華酒」的習俗，據說是為了長壽。
重陽所用的菊花、茱萸和酒，都有嚴格的製作要求。《風土記》認為，俗尚九月九日謂之上九，茱萸到此日成熟，
氣烈色赤，爭折其房以插頭，雲辟惡氣，而御初寒，又說：九月九日採菊花……久服令人不老，
《西京雜記》載：菊花舒時並采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如熟就飲焉，謂之菊花酒。
九月九日登高的習俗也盛於漢代，《西京雜記》：「三月上巳，九月重陽，士女遊戲，就此祓禊登高。」
後人又為這一風俗染上神話色彩。《續齊諧記》說，東漢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的桓景，隨費長房學道術多年。
有一天費長房告訴桓景，九月九日這天，你家中有大災，可速回家，讓全家人各做一個裝茱萸的絳袋系有手臂，
登高飲菊花酒，可消災難。恆景依其囑，全家人得以免於疫病。曲折地反映了人們冀望避瘟疫、求健康的殷切心愿。
漢代人在春節前，按風俗要舉行一系列有關驅疫活動。據《論衡》、《風俗通義》等書記載，漢代人防病驅疫意識非常強烈，
把那些使人致病的隱匿性病因常當作病魔、害鬼——如相傳顓頊的三個兒即「瘧鬼」、「魍魎」、「小鬼」，
他們都怕具有神力的方相氏，漢代聲勢浩大的臘月驅疫活動中，大灘風俗最為壯觀，方相氏是這種舞中的重要角色。
《後漢書.禮以志》、張衡的《東京賦》對此都有記載。它反映了人們用自己的聲威戰勝疫疾的豪壯氣慨。
秦漢時期，由於戰爭、疫病等原因，人口增長速度慢，所以對兒童和婦女及其生育比較重視，這也是受秦趙等地遺風的影響，
醫生治病大抵也要注意這些，《禮記.曲禮上》記載：「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反映當時重視風俗的情況。
漢代尊老之風很濃，如「仲秋之月，案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以玉仗，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為飾，
鳩者不噎鳥也，欲老人不噎。」（《後漢書.禮儀志》）在出土的漢代玉杖實物、漢畫象磚、石刻中常能發現。
賜鳩杖作為尊老的一種象徵，有其含意，古人認為「鳩肉，明目，多食益氣，助陰陽，久病虛損人食之補氣，食之令人不噎。」
「古老仲春羅氏獻鳩鳥以養國老，仲秋授年老者以鳩杖。雲鳩性不噎，食之且復助氣也。」
（《本草綱目.禽部》卷19）這種敬老風俗到東漢時更盛。甘肅武威東漢一醫家墓出土《治百病方》的同時，
即有一鳩杖，與此同時還有厚葬的時尚。
二、思想風俗與醫事活動
秦代以法冶國，在醫藥衛生方面也是如此。據云夢秦簡記載，凡外來賓客入城，對其車上的衡軛要用火熏燎，
以防馬身上未被消滅的寄主蟲等附著在衡軛和駕馬的皮帶上。用火熏燎的風俗是歷史上延續最久的風俗之一，
用這種方法除有防蟲害作用外，對一些細菌和病毒也有殺滅作用，帶有防疫性質，
對於麻風病，秦人已不認為是命中注定，而是早發現，嚴格管理，地方官吏知有可能患麻風病者，即送官府由專人檢查。
採取隔離措施，對麻風病人死囚，採取活埋和淹死的辦法，這在當時在一定程度上對防止麻風病，有其積極意義。
《呂氏春秋》和《淮南子》，表現出道家與醫學的密切聯繫。《淮南子》中對養生導引、煉丹、藥物等多有研究，
道家思想至《周易參同契》出現了又一個嬗變，更將研究的目標放在醫藥和人體的深層文化問題上。
從漢武帝以後，儒家思想佔據了統治地位，對醫藥文化的發展同樣產生了深刻影響。儒學的倫常原則，濟世利天下的入世理想，
在醫藥實踐中強調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健自身。有些儒士棄儒從醫，既擴大了醫生的隊伍，
提高了醫生隊伍的文化素質，對醫術和醫德的發展都有促進作用。在儒學思想的影響下，對病人的護理上也體現出君親有疾，
臣子須精心侍候。但孝道中的提倡：「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傾向，則導致對解剖學發展的阻礙，
而儒學重人事遠鬼神的觀點，對促進醫藥學科學化、沖刷宗教神學的滲透起著積極作用。
秦漢時方仙道的影響較深，秦代的茅蒙，漢代的張良習服食辟穀、王仲都修鍊御寒暑功夫，多有神秘色彩，
東漢道教興起後，為了在民間發展教徒，也多採用醫藥作為手段。
《太平經》中對鍊氣、眼藥、針灸等也有記述，大量吸收醫藥知識為宗教活動服務。
秦漢時期的具有唯物主義思想的學者及其學派，對於破除神仙宗教的迷霧，正風俗、美教化、促進科學文化事業發展發揮了良好作用，
漢初陸賈指出：「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別纖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仙，棄二親，捐骨肉，絕五穀，廢詩書。
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行防非者也。」東漢時王充，在《論衡》中有多篇論及天人關係、神形關係、醫藥史事、
衛生保健、疾病防冶，以及改變不良衛生時尚等等，在王充所處的時代，宗教意識泛濫，僅漢光武帝二年（公元26年）
「初制效兆於洛陽城南」時，所祠諸神多達1514種，至漢章帝時這種風氣更盛，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王充力匡時敝，
批判神仙說、骨相說、以及感生巫術、迷信禁忌、不求實際的擇時擇地等，闡述富有哲理而又科學的醫學見解，
認為人壽命的長短與稟氣薄厚有關，並非命定。「稱赤松、王喬好道為仙，度世不死，是以虛也。」
「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為翼，行於雲，則年增灸，千歲不死，此虛圖也。」
在秦統一前，中國各地區人民在醫療上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各自的醫療特色，但由於諸候國之間的分爭割據，風俗不同，
語言文字差異等，醫藥文化的交流受到一定限制，秦漢的統一，為醫藥文化的交流和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名醫倉公到過山東、河南、陝西等地，華佗行醫到安徽、江蘇、河南一帶，「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
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中令。」
（《史記.萬石張叔列傳》），「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醫長安，出入貴戚家。
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漢書.遊俠傳》），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央和地方，
都城與各地及地區之間的醫藥學術經驗的交流。漢設「本草待詔」一職，從全國詔精幹本草者待命，
雖非為交流而設，但各地精本草者彙集京城，自是交流學問之良機。
從宮廷中被裁減下來的醫藥人員分散到地方，不少醫藥人員終生行醫於民間，如東漢韓康、台佟、薊子訓、賣藥翁等，
他們的醫事活動也促進了醫藥交流。
漢族與各少數民族，通過多種渠道、形式，而使各地區各民族人民的醫療經驗、方藥得到交流，秦漢時期所建立上林苑，
東起藍田，西到周至、興平、南依秦嶺山脈，北臨渭河，苑周約300里，雖非藥園，但卻是當時第一流的大植物園，
苑中花卉竹木異草品種繁多。據記載，漢武帝擴建秦上林苑後，「群臣遠方，各獻名果異卉三千餘種植其中。」
（《後漢書.韋彪傳》；《三輔黃圖》卷4）其中頗多藥用植物，如從西域而移植的有安石榴、首蓿、葡萄、玉門棗、胡桃等；
出自瀚海北、能耐嚴寒的瀚海梨，「霜下可食」的霜桃；從南方移植來的多種植物，
《三輔黃圖》記載，在上林苑的扶荔宮中，從南方亞熱帶地區移植的奇花異木有：
「菖蒲百本，山姜一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佳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龍眼、荔枝、擯榔、橄欖、千歲子、
百橘皆百餘本。上木，南北異宜；歲時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於庭，無一生者，連年猶移植不息。
後數歲，偶一株梢茂，終無花果……。」另外，苑中還養有大象、犀牛及許多鳥獸。
這些在客觀上，都增長了醫家對藥用動植物的認識，促進了醫藥知識的交流。
特別是隨著南北方的各種文化經濟的交流，對發展醫藥起到有力的促進作用。
一些人到少數民族地區任官或遊歷給少數民族地區帶來醫學知識，促進了醫藥經驗的交流，
東漢初，鄧訓到武威任太守，發現「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柬，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
愈者非一，大小莫不感悅。」（《漢書.嚴（助）宋吾丘主父徐嚴終生賈傳》第34上），鄧訓幫助人們革除了陋俗，
傳播醫藥知識，拯救患者，得到他們的擁戴。又有「徐登者，閩中（今泉州）人也……善為巫術。
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今婺州）人，能為越方，時遭兵亂，疾疫大起。兩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
（即今婺川義烏縣東），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後漢書.鄧訓傳》），產生了一定的作用，促進了醫藥的交流。
統治階級到全國各地搜求靈藥妙方，征詔名醫，在客觀上，也有利於醫藥技術經驗的交流。
醫家與民眾的種種努力與醫事活動是促進醫藥交流的基本力量。我國秦漢時期醫藥學的興盛與各民族間的醫藥交流有著密切的關係。
在國際範圍內的醫藥交流，中國很早就與鄰國建立了往來關係。秦代，中國的醫藥文化已傳到日本，最有影響者首推徐福，
他是齊地人，據調查認為是今江蘇省贛榆縣金山鄉塗阜村，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
徐福（《後漢書.徐登傳》；F.博厄斯：種族的純潔，《亞州》40期頁）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於是秦始皇遣福入海求仙人，後入海不歸。
在日本佐賀郡諸富町浮杯有「徐福上陸地」的標柱，波田須等地有「徐福墓」熊野浦的墓碑上原刻有「秦徐福之墓」五字。
（陳國強等：《百越民族史》，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頁），在日本的阿須賀神社有徐福宮，
日本蓬萊山旁原有徐福祠。相傳徐福方士通醫術，尤精於採藥和煉丹，被日本人尊為「司藥神」。
秦漢時，中國與印度（身毒、天竺）的交往早已開始。「現在世界各國稱中國為China，是由古代印度梵文Cina，Chinas，
阿拉伯文Cyn或Sin，拉丁文Thin，Thinas演變而來，都是、『秦』的譯音。印度古時亦稱中國為震旦，『震』即秦，
『旦』即斯坦，即秦地的意思。」（武伯倫：《西安歷史述略》，陝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9頁），古代印度，醫藥比較發達。
印度古代的醫藥與佛教關係密切，在佛教傳入時，同時帶入一些醫藥經驗及方術。相傳漢明帝時曾派人到印度求佛象和佛經，
印度僧人攝摩騰、竺法蘭等人隨同東來，在洛陽翻譯佛經，佛經中的有關醫藥衛生知識也隨之流傳，
後來的醫書中遂有「百」、「四大」（地、水、火、風）、「醫方明」（為佛教五因明之一）等名詞和內容。
《開元釋教錄》記載：「東漢之末，安世高醫術有名，譯經傳入印度之醫。」
另外，黃支國（即南印度羅毗荼國）國王曾派遣使臣來漢朝獻犀角等。
據越南史書記載在公元前257年，中國醫生崔偉曾在越南治癒了雍玄和任修的虛弱症，並著有《公餘集記》一書行世。
漢武帝時，中國文化傳入越南，醫藥學也隨之傳入。
漢代，越南的象牙、珍珠、玳瑁、犀角、桂、龍眼、檳榔、菖蒲、薏米等傳入中國。
東漢伏波將軍馬援（公元前14年一公元49年）於交趾。因當地有山瘧瘴氣，士卒多有感染者，於是，
他「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
（《後漢書.馬援傳》），據《漢書.地理志》載，當時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海上交通已經開通。從合浦郡的徐聞縣、
（今廣東徐聞縣西）向西南航行即達元國（在馬來半島），又西行可到邑盧沒國（今緬甸境內），湛國（今緬甸境內），
甘都盧國（今緬甸蒲甘斌）又可到黃支國等。這些航行時開拓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經濟、文化和醫藥交流的海上之路創造了條件。
中國與西部地區及中亞、西亞和歐洲各國的醫藥文化交流，秦漢時主要靠陸路交通。
漢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張騫奉命領百餘人出使大月氏，歷時13年，於漢武帝元朔三年（公元126年）返回長安。
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3年），張騫再次奉命，以中郎將的身分率領300餘人，至烏孫國，
他又派出許多「副使」分別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波斯）、條支（約在今阿拉伯地帶）、
黎軒（約在今土耳其境內，或說是大秦羅馬帝國）等國。
於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回到長安。從此，西域各國的使臣也紛紛來訪。
張騫兩次出使西域，拓寬了中原與西北、西南邊疆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渠道，形成了馳名中外的絲綢之路。
當時「中國絲織品是各地最需要的，至少佔中國出口商品的90%；剩下的10%包括肉桂、大黃和優質鐵。
作為回報，中國也得到了各種物產，如來自中亞的毛皮、毛織品、玉和牲畜、來自波羅的海的琥珀，
來自羅馬諸行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亞麻布、羊毛織品和黃金。其中黃金占首位。」
（（2）［美］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8年中譯版，第183-184頁），
隨著絲綢之路的開拓、發展、中西方經濟文化的頻繁交往、西域的安石榴、胡桃……、蘇合香、茉莉、酒杯藤子（食之消酒）
等藥用植物和一些入藥的動物、礦物也相繼傳入中國。漢武帝時，月氏國曾派使臣渡過弱水。
向漢朝貢返魂香，據《漢武內傳》所載：返魂樹狀如楓、柏，花葉香聞百里。
采其根於釜中水煮取汁，煉之加漆，乃香成也，其名有六：曰返魂、驚精、回生、振靈、馬精、卻死。
凡有疫死者，燒豆許熏之再活，故名返魂香，郭憲的《洞冥記》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郅支國貢馬肝石百斤。
常以水銀養之，內至櫃中，金泥封其上。……如今令馬肝石春碎以和九轉之丹，服之彌年不譏渴也。」
反映當時中外醫藥交流的史事。
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臣從海道經越南到達中國，贈象牙、犀角、玳瑁等，史書對國外的醫藥也有散載：
「栗戈國、屬康居，出名馬牛羊葡萄眾果，其土水美，故葡萄酒特有名焉。」（《後漢書.栗弋國傳》），
「合會諸香煎其汁，以蘇合。」（《後漢書.大秦國傳》），「他主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為藥……。」
（《後漢書.西夜國傳》），「于闐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後漢書.于闐國傳》）
以上說明中國傳統醫藥學體系在其形成過程中，並不是封閉的，一方面注重吸收外來醫藥文化，
另一方面也把中國的醫藥文化傳播於其他國家和民族，使他們從中得到借鑒。
秦代兵制的主要特點，是軍權的高度集中和軍隊的高度統一。秦王朝的軍隊有皇帝警衛部隊、京都衛戌部隊、
邊防戍守部隊和郡縣地方部隊四種。秦朝軍隊的兵種有步、弩、車、騎之分，並建立了水軍。
漢代兵制在秦制基礎上有所發展。西漢的軍隊分中央軍和郡國兵兩部分，兵種有材官（步兵）、騎士（騎兵）、
車士（車兵）及樓船（水兵），此外，還建有樓船材官，水陸均能作戰。東漢的軍制基本上和西漢相同。
自戰國至漢初鐵兵器漸盛，這時農具及日用品大多用鐵器，惟兵器尚兼用銅。秦代長兵無異於戰國。
惟鐵兵較多，至東漢時兵器才普遍用鐵，進而發展為鋼兵。
有煉至百辟者，刃口鋒利，漢王朝專門設置少府官員負責兵器製造，嚴禁民間私藏及私造武器。
一、軍事體育訓練
漢代重視軍隊的校閱和訓練，每年秋後京師以至郡縣都進行大校閱，大講武。校閱以射為主，
再加試其他技術，如騎、乘、刀、矛等，有時還有校獵，用近於實戰的狩獵形式進行演習。
以考察士卒的訓練程度及材力，平時對戰士進行軍事體育訓練，以達到提高士兵身體素質及作戰能力為目的。
（一）、蹴鞠、角抵、手搏
蹴鞠（古代足球）原系戰國時的民間娛樂活動，在齊、楚等國相當流行，至西漢時，蹴鞠發展為軍事訓練的重要手段之一。
劉向《別錄》中說：「蹴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
「因此《漢書.藝文志》將《蹴鞠》25篇附於「兵技巧十三家」類中。漢初，在戰爭較少時，軍隊普遍用「蹴鞠」練兵，
提高士兵的體質、速度、耐力與反應的靈敏度等，以適應戰爭的需要。當時宮苑內的「鞠城」和「三輔高官」的蹴鞠地，
是南、北軍練習和比賽蹴鞠的場地。漢武帝時蹴鞠仍作為軍中訓練的項目之一。《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
和《漢書.衛青霍去病列傳》中，都載有漢軍在塞外行軍宿營時，在缺糧的情況下，「仍穿域（修理場地）蹴鞠」，
此外、角抵（角力摔跤）、手搏（拳技）等民間武術技巧，也都成為軍中的訓練項目。
如甘延壽因在校閱中手搏表演成績優秀，而被提升為期門郎中（《漢書.甘延壽傳》）。
（二）弓矢與騎射
材官（步兵）的訓練，以發矢為主。《漢律》記有「蹶張士」，即材官中的健者，能以足踏強弩而張開，
騎士的訓練重在騎射。弓弩因而成為漢代主要兵器，其次，才是刀和矛等。
各級軍隊中都設有掌管教練和考課射法的軍官——僕射，邊防部隊每逢秋季，要對邊塞的「侯長士吏」普遍進行一次射法考試。
考核的方法，據居延出土漢簡記載，每人試射12支箭，中靶六箭為合格、不合格的要受處分；超過六箭的有賞。
一般「賜勞」十五日，根據「勞日」總數，賜錢、賜爵或提升。
二、漢代邊防軍的醫療設施
漢代邊防軍的任務為實邊、屯田、穿渠以及作城之類，間亦被調作戰。文帝時晁錯曾建議招募人民移置邊塞，
並設置醫藥以救疾病（見《漢書.晁錯傳》及《西漢會要》卷59）。
根據1931年西北考察團在居延附近（張掖西北），敦煌、蒲昌海（敦煌縣西陽關西三百里）等地區發現不少有關醫藥的木簡和遺物。
在這些木簡中，曾記載擔任戍役的士卒中有幾人「在養」，幾人「在病」。在部隊中第幾隊，戍卒某，患什麼病，服什麼葯；
或用針，或用灸；治療結果，或死或愈，都記載得很詳細，並有「病書」。此外，還有「顯明葯函」
（羅振玉，流沙墜簡，第十三葉又參釋文卷二第四十四葉）和「葯盛橐」（居延漢簡考釋，卷三，器物類云：
「葯盛橐四」（八六）五，六）等殘件，葯函為長方覆斗形，有繫繩紋和安置泥封的地方，其中所盛即行軍必備藥品。
《漢書.竇田灌韓傳》曾載：「灌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也說明當時軍隊備有戰救藥品。
居延烽燧遺址中還有疾病統計、醫護人員記勤、和軍隊負傷人員的記錄的「折傷薄」等木簡，「折傷薄」署有「天鳳元年」
（公元前80年）的字樣，並有獸醫。以上出土文物及漢簡，證明在漢代，屯駐在邊防的部隊中，確實有專門掌管醫藥的軍醫存在，
並已略具駐屯醫院的雛型。但其具體組織如何，在禁衛軍和內地軍中是否也同樣實行，史書上沒有記載。
唯在《漢官》中曾記載公元前1世紀時，已置宮醫衛士81人，系武職。隸屬於光祿寺，可能是掌領軍隊醫藥的官員。
這種駐屯邊疆部隊中的軍醫，是相沿不替的。凡兩國交界和軍事要衝地帶，或彼此防地不同系統的軍隊中，也都設有軍醫。
後世如唐的「折衝府」和宋的「駐泊軍」中，也都設有這類軍醫。
三、戰時傷病員的醫療與運送
漢代在戰場運輸工具中備有輦（用人推挽的車）和車。《漢書，李陵傳》載：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與單于戰於浚稽山，
由於單于兵眾，「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二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
其時間與居延出土之「折傷簿」所記時間很相近。
東漢大將段穎，在西北邊疆抗禦羌族的進攻多年，「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為裹創。
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死戰。」（《後漢書.段潁傳》）
以上說明漢代軍中已設置醫藥，受傷時已有及時之戰傷救護，並按傷情之輕重確定用輦和車將傷員運離戰場，
或令其繼續作戰，可惜記錄簡略，無法弄清它的組織形式和實施情況。
四、軍隊傳染病的隔離
戰時傳染病對軍隊減員有嚴重威脅，因此很早為軍事家所注意。如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馬援征交趾，
起初雖幸而獲勝，但至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軍吏因瘴疫（惡性瘧疾等傳染病）死者達十之四五，最後終於失敗。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馬援又奉命出師鎮壓五溪蠻（今湖南常德、辰州一帶少數民族）的起義，
到了次年夏天，軍中又發生了大疫，戰士成千上百地死亡，馬援因感染瘴疫而死於軍中。
到2世紀中葉，對部隊傳染病已採取隔離措施。《後漢書.皇甫規傳》載：延禧五年（公元162年），
皇甫規證隴右（今甘肅、新疆、青海一帶），因軍中發生流行病，死亡佔十之三四，
皇甫規便將傳染病患者安置在臨時指定的庵廬中，使之與健康的士卒隔離，並親自巡視，給予醫藥，設備雖然簡陋，
卻是史書中明確記載在軍隊設立傳染病隔離病院之始。
五、對於寒冷的防禦
臨時指定的庵廬中，使之與健康的士卒隔離，並親自巡視，給予醫藥。
設備雖然簡陋，卻是史書中明確記載在軍隊設立傳染病隔離病院之始。
由於中國幅員遼闊，南北氣候不同，所以行軍時不得不首先考慮當時的氣候和地理環境。
如漢武帝派趙充國去鎮壓西北羌人，充國想要安撫他們，而武帝下詔責令其速戰速決。
其理由是：「將軍將萬餘之眾，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畜食，多藏匿山中，
依險阻，將軍士卒寒，……，寧有利哉？」（《漢書.趙充國傳》）。
武帝時由於疆域的擴大，中央對邊防部隊的供應感到鞭長莫及。
於是採取戍邊屯田的政策，從上郡、朔方到河西一帶置屯田戍卒60萬人。在這些屯戍西北邊區的軍隊中，即配製了禦寒葯，
這在西陲木簡中可以找到其遺迹。在羅振玉所編（流沙墜簡》第78簡有「……發寒散五台」，
此簡出於蒲昌海，即今張掖一帶地區，為我國有數的寒冷地帶之一。趙充國等與羌人作戰，即在這一地帶相持，
此簡或即當時屯戍所留，「發寒散」今雖不知其藥物組成。但它可能是一種熱性葯，服後能使人體溫增高以禦寒冷。
六、戰傷救治
秦漢時代，由於鍊鋼及鐵兵器的改進，金創折瘍成為戰時常見的傷害。止血包紮法隨之有所發展。
漢代普遍使用地黃治內出血和接續斷骨，《本草拾遺》記載漢高祖劉邦曾用「斫合子」以治墮傷和內出血。
《神農本草經》記載了王不留行、續斷、澤蘭、地榆、扁青等23種藥名。
用於傷科內服或外敷，可見當時傷科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治百病方》已用藥物功能命名為方，其處方目的不限於止血止痛，還有消散潰膿，生肌收口的功效，
開拓了後世理氣活血化瘀的治傷理論。張仲景在此基礎上發展了理氣、活血、化瘀的治療法則，
建立了既對症用藥（止血止痛），又審因論治（活血化瘀）的配方原則。
綜上所述，秦漢時期有關軍事醫學的史料雖然比較散亂，沒有系統記載，而且也很缺少，
但僅就其文獻記述和地下出土文物來考察，仍可知其在頻仍戰爭中，無論傳染病之隔離治療，
戰傷搶救之造冊記錄和外科手術治療等等，均已有了一定的制度，並達到較高的水平，專業軍醫在軍隊中可能已有一定的編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