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黃帝八十一難經》
簡稱《難經》或《八十一難》。舊題秦越人撰，該書不但《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未提及，劉向、劉歆父子
及李柱國校醫書時也不曾記載，直到東漢未年張仲景著《傷寒雜病論》時才在序文中提到《八十一難》，
三國時吳太醫令呂廣是最早主譯《難經》的人。
因此，研究者多認為：《難經》成書西漢末期至東漢之間。該書也帶有這一時期某些文化印記。
《難經》共3卷（一說5卷），是一部以問難形式解釋古醫藥的理論著作：關於《難經》書名的含義。
歷代學者有著不同的理解和認識，一種觀點認為，以「難」字作為問難之「難（nan，發音為四聲）」，
清.徐靈胎《難經經釋.自序》說：「以靈素之微言奧旨，引端未發者，設為問答之語，俾暢厥義也。」
另一種觀點認為，以「難」字作為難易之「難（nan，音同「男」，二聲）」。
唐.楊玄操《難經注.序》說：「名為八十一難，以其理趣深遠，非卒易了故也。」
以上兩種理解都有其代表性，從該書體例和文義分析，前一種說法似更符《難經》一書內容之本義。
《難經》的基本內容包括脈診、臟腑、陰陽、五行、病能、營衛、俞穴、針灸、以及三焦、命門、奇經八脈等理論疑難問題。
涉及到人體正常生理、解剖、疾病、證侯、診斷、針灸與治療，以及陰陽五行學說等種種疑難問題的論述，
內容十分豐富，在闡發中醫學基本理論方面佔有重要的地位。
《難經》現存本以明經廠刻醫要集覽本與日本武村市兵衛刻宋.王九思《黃帝八十一難》集注本等較早，歷代注釋，發揮者約50家。
《難經》不但在理論方面豐富了祖國醫藥學的內容，而且在臨床方面頗多論述，除針灸之外，
還提出了傷寒有五的理論，對後世傷寒學說與溫病學說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難經》對診斷學、針灸學的論述也一直被醫家所遵循，對歷代醫學家理論思維和醫理研究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二、《神農本草經》
又名《神農本草》，簡稱《本草經》、《本經》，是一部重要的藥物學典籍。
最早被梁《七錄》所著錄，六朝文獻中也有一些關於此書的引述，
梁.陶弘景《本草經集注》中指出：「舊說稱神農本經，余以為信然，……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經，
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疑仲景元華等所記。」雖未署撰寫者姓名和年代，
但書中所記載藥物郡縣產地名稱最晚的設置是「永昌」郡（見木香、犀角、波子等條），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二月春下月，益州激外夷哀牢王相率內屬，於是置永昌郡，罷益州西部都尉。」
因此，不少學者據以認為《神農本草經》成書當不早於東漢。
同時，必須指出，《神農本草經》的藥物產地更多記有先秦古地名、秦漢地名等，
也反映了該書的形成是一個不斷完善和繼承發展的過程。
說明《神農本草經》的成書恐非一時一人手，在秦漢之際或先秦已有該書原始資料是正確的，但若認為該書已成於此期，
則尚乏較充分的根據，《漢書.藝文志》未載該書，但東漢時期神仙方術、服石煉丹盛行時期的印記多處可見。
《神農本草經》分為」序錄」（1卷）和正文（3卷）兩大部分，
「序錄」是關於藥物學的總論，論述了上、中、下品分類、藥物的君臣佐使；七情合和、性味產地、真偽鑒別、
各種劑型、臨床用藥宜忌、用藥劑量、服藥時間、諸藥制使等，正文部分以三品逐一對360種藥物的名稱、
性味、主治病證、產地（山、谷、川、澤等）、別名，進行分類記述。
《神農本草經》經過長期的輾轉傳抄，有《神農本草》、《神農本經》、《神農藥經》、《神農經》、
《本草經》、《本草》、《本經》、《正經》、等不同名稱。
三、《治百病方》
1972年11月，在甘肅武威旱灘坡發掘了一座墓葬，經研究鑒定，墓主人可能是一位年長的醫生，隨葬品除醫藥簡牘外，
還有鳩首仗、五銖錢等，其時代當是東漢早期，共有92枚手寫醫藥簡牘，初名《武威漢代醫商》，
但因簡中有「治百病方」的字樣，遂改名為《治百病方》。
《治百病方》內容相當廣泛，包括內、外、婦，兒、五官各科的疾病。
記述了咳嗽、哮喘、傷寒、諸癃、血瘀、目疾、齒痛、耳聾、伏梁病、潰瘍、出血、痹證、久泄、不孕症；
大麻瘋等病證的病因、病理、證侯。所載藥物近百種，其中植物藥63種、動物類藥12種、礦物藥16種，
酒類等液體藥物9種。
這些藥物有69種見於《神農本草經》，有11種見於《名醫別錄》，還有20種未見於其它本草書記載。
書中還記述了藥物的炮製，以及湯、丸、膏、散、醴、滴、栓等不同的劑型，共有醫方36首、
有的方名標明是」公孫君方」、「建威耿將軍方」、「東海白水侯所奏男子有七疾七傷方」等，
概為傳方人姓名及官職。在服藥時間上，有先飯、宿食旦飲、暮吞、吞等區別。
內服藥有酒飲、米汁飲、酢漿飲、鼓汁飲、含咽汁、醇酒和飲等。
外用藥有敷目、塞耳、指摩、塗、灌鼻、塞鼻等。
在針灸治療上，還記載了灸的的穴位，留針的方法，針灸宜忌與病人年齡關係。
有的簡牘還記有藥價等。此外，有些方藥，醫療技術反映了匈奴等少數民族醫藥的一些經驗。
《治百病方》已體現了辨證論治的思想，尤其是同病異治的情況較多，組方配藥比較嚴謹，治療上藥物與針灸並重。
本書不是一般的醫藥文獻整理之作，而是醫家實踐經驗和吸取當時醫藥經驗的總結。
全書體例多為一病一方，每條條文列方名、病名或證候、藥方名稱、藥量、製藥、服法、禁忌等。
涉及醫理論述則較少，比較樸實簡明。雖然《治百病方》篇幅不大，文字不多，但對研究漢代醫學有著重要的意義。
四、《傷寒雜病論》
東漢未年張仲景撰，漢末建安間，疫癘流行猖厥，死亡甚重，張仲景在論述自己編撰該書的背景、
動機和依據時指出：「余宗族素多，向徐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
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
並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
此書撰成未久，即遭戰亂而散佚，後經太醫令玉叔和重新整理編次，得以流傳。
林億等《傷寒論.序》說：「自仲景於今八百餘年，惟王叔和能學之。」
晉.皇甫謐認為：「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選論甚精，指事施用」：
宋.李昉《太平御覽》引高湛的觀點：「王叔和編次張仲景方論，編為三十六卷，大行於世」：
明清醫學家也多給予肯定和贊成。
因此，學者多認為《傷寒雜病論》——分為《傷寒論》與《金匱要略》二書者，乃王叔和整理之功。
此後，該書的書名、卷數及分合屢有變更，至北宋初，始見書分為二。
「開寶中，節度使高繼沖曾編錄進上，其文理舛錯，未嘗考證。」
此指《傷寒論》，又，「翰林學士王洙在館閣日，於蠹簡中得仲景《金匱玉函要略方》三卷。
上則辨傷寒；中則論雜病，下則載其方，並療婦人」（孫奇等，《金匱要略方.序》），此為《金匱要略》的祖本。
英宗治平二年（1065），校正醫書局孫奇、林億等重加訂定，即成為宋以後所廣泛流傳的《傷寒論》
和《金匱要略》二書，前者專論傷寒，後者專論雜病。至於《傷寒雜病論》與一分為二的宋以前原貌，已不可確知。
《傷寒論》全書10卷，22篇。六經病脈證並治是該書的主要組成部分，是專門討論急性外感熱病——傷寒病的專著。
張仲景吸取了《素問.熱論》中的六經分證法，以六經為綱。
將病者的病狀、脈候，根據其虛實表裡寒熱來劃分為六個不同的病類，三陰三陽內連臟俯，外屬經絡，
由於邪氣強弱以及病人體質的不同，又有不傳、直中、循經傳、越經傳以及合病、並病等不同情況，
確立了傷寒病辨證的綱領。
在治療方面，依據其四診八綱所得的資料以及病因病理認識，確定治療大法，將汗下吐和溫清補消八法靈活地
運用於治療過程之中，或單用，或同用，立法謹嚴，然後選方用藥，用藥80餘種，其方劑多選藥精當，配伍有度，
主治明確，療效顯著，被後世人尊為「經方」。
由於《傷寒論》的巨大成就，後世研究者很多。其注本約有成無已系（《註解傷寒論》）、
方、喻系（方有執《傷寒論條辨》、喻嘉言《尚論篇》）、錢塘二張系（張志聰《傷寒論集注》、
張錫駒《傷寒論直解》）三大注本體系。歷代包括日本等注釋、發揮、方論、歌括、雜著等670餘家，足見其影響之大。
《金匱要略方論》，簡稱《金匱要略》，系討論內傷雜病的專著。
全書3卷，25篇，系統論述了急性熱病之外的各科、各類疾病之病證的理、法、方、藥等。
第一篇為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是全書立論基礎，主要是以臟腑經絡學說為基礎，
闡明各類證侯的發生變化及其與臟腑經絡的關係。第二至第二十二篇分別論述百合狐惑陰陽毒病、瘧病、
中風歷節病、以及妊娠病、產後病、婦人雜病等20餘種、類病證。
所述病證以內科雜病為主，兼及外科婦科病證各有專篇。
在病因方面，《金匱要略》明確地劃分為三類，認為：「千般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臟腑為內所因也；
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為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
以此詳之，病由都盡。」對後世病因學說有直接啟示。
《金匱要略》現存最早版本為元刻，注本頗多。以元代趙以德的《金匱方論衍義》較早，
而以清.尤怡的《金匱要略心典》最為著名，據統計歷代注釋、發揮、方論及歌括也有百餘家之多。
《傷寒論》、《金匱要略》不但在國內歷代注家、研究著作有數百家之多，為歷代研究、治療急性熱病的醫學家所遵循，
成為他們發展、發揮醫學理論和醫療技術的基礎、依據和教育後學的課本。
在國外也有著廣泛而深入的影響，例如日本，不但收藏和刻刊許多《傷寒論》之珍本，
並由日本再傳中國而發揮了巨大的影響，而且日本學者研究、注釋《傷寒論》的著作，
僅就先後傳到中國而現存者也有60多家。
再如《金匱要略》較好版本也有收藏於日本者，日刻本也不少，日本醫學家之研究《金匱要略》而有專著流傳至中國者，
有10餘種之多。關於將《傷寒論》《金匱要略》並作重編、方論者，日本名家之專著併流傳中國者有近20種，
由此可見張仲景《傷寒論》與《金匱要略》在日本的影響之廣泛和深遠。
在日本現代醫學昌盛的今天，日本學者仍給予張仲景《傷寒雜病論》的研究以特殊的重視，許多醫學家在臨床醫療中，
仍然十分重視該書原有方之應用，並取得很好效果，運用該書中成方製造的成藥，也為日本醫界所信賴。
一、淳于意
淳于意（公元前205?∼前150年），西漢臨淄（今山東淄博）人，因曾任齊國的太倉長（一說太倉令），人稱倉公。
年輕時喜鑽研醫術，拜公孫光為師，學習古典醫籍和治病經驗。公孫光又將倉公推薦給臨淄的公乘陽慶。
當時公乘陽慶已年過六十，收下淳于意為徒，將自己珍藏的黃帝、扁鵲脈書、根據五色診斷疾病、判斷病人預後的方法、
以及藥物方劑等書傳給他。三年後倉公出師四處行醫，足跡遍及山東，
曾為齊國的侍御史、齊王的孫子、齊國的中御府長、郎中令、中尉、中大夫、齊王的侍醫遂等診治過疾病。
當齊王劉將閭為陽虛侯是（公元前176∼前164年），淳于意曾為其治癒了關節炎一類疾病，
還隨從將閭來過長安（今陝西西安），並為安陵（今咸陽東北）阪里的項處診治牡疝病。
齊文王（公元前178∼前167年在位）患肥胖病，氣喘、頭痛、目不明、懶於行動。
淳于意聽說後，認為文王形氣俱實，應當調節飲食，運動筋骨肌肉，開闊情懷，疏通血脈，以瀉有餘。
可是有一庸醫施以灸法，使文王病情加重致死。於是王公貴族誣滔倉公「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
加之同時趙王、膠西王、濟南王請倉公為其治病而未至。
官府聽信誣告，把淳于意傳到長安受刑。淳于意生有五女，當皇帝詔書進京問罪時，他感傷無男隨行。
於是小女兒堅持隨父進京、並上書朝廷，申述父親無罪，並願意為奴以換取父親的自由。
經漢文帝詔問，遂使淳于意被赦免而回故里。
淳于意在應詔回答漢文帝詢問時敘述了自己學醫、行醫的經過，業務專長、師承、診療效果、病例等，
史稱：「診籍」（即診病的簿記）共計25個病案。他所答詔的病案格式一般均涉及病人的姓名、年齡、性別、
職業、籍里、病狀、病名，診斷、病因、治療、療效、預後等，從中反映了淳于意的醫療學術思想與醫案記錄上的創造性貢獻。
淳于意象秦越人一樣，並沒有把醫學經驗的傳授限定在神秘而狹小的範圍內，而是廣泛傳授醫術，他因才施教，
培養宋邑、高期、王禹、馮信、杜信、唐安以及齊丞相府的宦者平等人，是秦漢時期文獻記載中帶徒最多的一位醫家。
二、涪翁與程高、郭玉
郭玉（公元1∼2世紀），東漢廣漢郡（今四川新都縣，一說廣漢縣）人，是漢和帝時最負盛名的醫學家。
郭玉的師祖是一位隱士醫學家，即四川涪水附近以釣魚為生的一老翁，世人不知其姓名，所以稱為「涪翁」。
史志記載：「涪翁避王莽亂隱居於涪，以漁釣老，工醫，亡姓氏。」（《直隸綿州志隱逸》卷41），
涪翁「所居處為漁父村」，「在涪城東四里」（《三台縣誌.方使》卷9），
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而效，乃著《針經》、《診脈法》傳於世。
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後漢書.方伎列傳》），綿州人民為了紀念他。
將涪翁列入南山十賢堂，又有「涪翁山石刻」、「漢.涪翁像碑」等勝跡。
郭玉的醫術、醫德和對針灸與診法的貢獻，為朝野所嘆服。他死在官任上。
程高也是位隱士醫家。廣漢（今遂寧縣東北，或今射洪縣）人。郭玉年少時拜程高為師，「學方診六征之技，陰陽不測之術。」
在漢和帝時（公元89∼105年）為太醫丞，治病多有效應，皇帝感到奇異，為試驗郭玉診脈技術，使一手腕肌膚似女人的男子，
與女子雜處帷帳中，令郭玉各診一手，問郭玉此人所患何病，郭玉診脈與望形色相兼，診出其中有故，
說：「左陰右陽，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皇帝為之讚嘆不已，郭玉醫術高明，醫德高尚。
為人診病「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但在為貴人治病時，往往療效不很滿意。
皇帝派一個貴人患者，換上貧寒人的衣服，並變換居處，請郭玉診療、郭玉一針而愈。
皇帝詔問郭玉，郭玉回答說：「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乎心手之際，
可得解而不可礙言也」。反映了他在診治疾病時全神貫注，為病人負責的精神。
郭玉對答中分析了為貴人診病的難處，他說：「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
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強，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
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
郭玉以上論述正確估計了存在於東漢王公貴族的生活和思想行為對疾病診治的不良影響；
同時也科學地揭示了醫生診治不同社會地位的患者所存在的心理障礙。
他是繼扁鵲之後又一個對醫療社會與心理有研究的醫家。
三、韓康
韓康（公元2世紀），字伯休，一名恬休，關中霸陵（今西安市東）人。
他出身望族，卻不慕名利，致力於醫藥，採藥於名山，賣藥於長安（今西安市）市面，「口不二價，三十餘年。」
以此表明信譽為重，所售藥是貨真價實的。有女子從韓康那裡買藥時討價還價，韓康守價不移，那女子生氣地說，
你不讓價，難道你是韓伯休嗎，韓康感嘆地說，我本想避名埋姓。
今小女子都知道我的姓名，我還賣藥做什麼?便隱入霸陵山中了。
後來朝廷知道韓康的學問和才氣，授以博士。漢恆帝（147∼167）派人持厚禮和車輛接他，使者奉詔書到韓康家中，
他迫不得已，才答應遵命。但他不乘朝廷的車輛，而乘自已的牛車。在天未亮時駕車先行了，走到一個地方，
亭長因韓康徵士要從這裡路過，就動用人力和畜力來修路築橋；見韓康這般模樣，以為他是種田翁，叫人奪下他的牛，
朝廷使者趕到，看見被奪牛者是韓康，欲處死這個亭長，
韓康說，這怪我自己，不能怪亭長，並在途中向東逃入霸陵山中，隱居而終。
四、壺翁與費長房
壺翁，（約公元2世紀），不知其姓名，一稱壺公。一說「壺公謝元，歷陽人，賣藥於市。不二價，治病皆愈。
語人曰：服此藥必吐某物，某日當愈，事無不效。日收錢數萬，施市內貧乏飢凍者。」可見壺翁是一位身懷醫技、
樂善好施的隱士醫家。由於他診病賣藥處常懸一壺作為醫幟，所以人稱壺翁，民間傳術有關於他的許多神話故事。
壺翁曾將醫術傳授於費長房。《後漢書》說：「費長房者，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曾為市掾。
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子樓上睹之，異焉。
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
惟見玉堂嚴麗，旨酒甘餚盈衍其中，其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復乃就耬上侯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
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遂欲求道，隨從入深山，翁撫之曰：
子可教也，遂可醫療眾疾」。類似記載，還見於葛洪《神仙傳》等。
這些記載雖然語涉傳奇色彩，但若揭其神誕外衣，不難知壺公費長房乃東漢時名醫。
壺公的事迹傳之甚廣，歷代醫學家行醫開業，幾乎無不以，「懸壺之喜」等為賀，
或於診室懸葫蘆為醫之標誌，至今仍有不少藥店、製藥廠等沿以為用。
相傳壺翁的師傅戴公柏有《太微黃書》10餘卷傳世。壺翁著有《召軍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20餘卷，已佚。
五、張仲景
張仲景（約150∼219年），名機，東漢末年南陽郡涅陽
（今河南省南陽市，一說涅陽故城在今南陽市與鄧縣之間的稂東鎮，地屬鄧縣）人。
（按《水經注》：「涅陽，漢初置縣，屬南陽郡，因在涅水（今趙訶）之陽，故名。」
張仲景的里籍自來眾說紛雲，陳邦賢氏定為南陽郡涅陽，范行准氏定為南陽蔡陽，嗣後廖國王、
張炎二氏考涅陽故城在今鄧縣稂東鎮。尚啟東考為南陽郡棘陽（故城在今河南新野東北）），
《後漢書》無傳，其事迹始見於唐代甘伯宗《名醫錄》:「張仲景，南陽人，名機，仲景乃其字也。
始受術於同郡張伯祖，時人言，識用精微過其師，所著論，其言精而奧，其法簡而詳，非淺聞寡見者所能及」。
張仲景生活於東漢末。當時，除連年戰亂外，疫癘流行，曹植曾有記述，「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
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曹集詮評》第九卷），張仲景稱其宗族原有人丁二百餘口，
自建安以後的不到十年間，死亡者有三分，而死於傷寒的竟佔十分。張仲景有感於宗族的衰落和人口的死亡，
加之世浴之弊，醫家之弊，醫道日衰，傷往昔之莫救，促使他悉心研究醫學，「勤求古訓，博採眾方」，
撰用前代醫籍如《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
又結合個人臨證之經驗，編成了《傷寒雜病論》。
原書十六卷，經漢末戰亂兵火而散佚，復得後世醫家整理，成為今本《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二書，
前者專門討論傷寒病。後者主要論述內傷雜病。
傷寒是外感急性熱病的總稱，《素問.熱論》說：「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
張仲景基於此說而發展，他以六經為綱，剖析了傷寒病各個階段的病機病位病性，創立了傷寒病的六經辨證體系。
對於各科雜病，張仲景以臟腑經絡為樞機，縷析條辨，開後世臟腑辯證之先河。
《傷寒論》與《金匱要略》二書共載方劑269首，用藥214種，對藥物的加工與使用，方劑的配伍與變化都有很細緻的要求。
張仲景對外感熱病與雜病的認識和臨證治療的指導思想與方法，被後世概括為辨證論治體系，其在藥劑學方面的成就，
對後世醫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宋代之後的醫學家多尊稱其為「亞聖」、「醫聖」。
張仲景本為士人，而能絕意宦途。精研醫道，並鄙視那些「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的「居世之士」。
他不僅以醫術享譽於當時，且對醫生的醫德與醫療作風有相當嚴格的要求，批評那些醫德不修、醫風不正的醫生，
「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終順舊，省病問疾，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
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訣診，九侯曾無彷佛，明堂闕庭，盡不見察。
所謂窺管而已。」這些論述上承秦漢，下啟晉唐，成為祖國醫德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張仲景的著作除《傷寒雜病論》外．見於文獻著錄的尚有《張仲景五臟論》、《張仲景脈經》、《張仲景療婦人方》、
《五臟營衛論》、《療黃經》、《口齒論》等。張仲景弟子有杜度、衛汛，俱為當時名醫。
後人為了紀念張仲景，曾修祠、墓以祀之。明清以來留下的有關文物勝跡較多。河南南陽的「醫聖祠」始建於明代，
有清代石刻「醫聖祠」（1727）、「醫聖張仲景故里」（1900），據明代《漢長沙太守張仲景靈應碑》記載：
「南陽城東仁濟橋西聖廟，十大名醫中有仲景像。」
清代《南陽縣誌》記載：「宛郡（南陽）東高阜處，為張家巷，相傳有仲景故宅，延曦門東迤北二里，仁濟橋西，有仲景墓。」
河南南陽的醫聖祠經明清以後屢次修葺（其間也有毀壞），保存比較完整。分布各地的十大名醫祠中都供有張仲景的塑像，
反映了中國民間對張仲景的崇敬與緬懷。醫聖祠於本世紀50年代以後經不斷擴建增修，已煥然一新，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六、華佗
華佗（約公元2世紀∼3世紀初），字元化，沛國譙（即今安徽省毫縣）人。
他在年輕時，曾到徐州一帶訪師求學，「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沛相陳圭推薦他為孝廉、太尉黃琬請他去做官，
都被他一一謝絕，遂專志於醫藥學和養生保健術。他行醫四方，足跡與聲譽遍及安徽、江蘇、山東、河南等省。
曹操聞聽華佗醫術精湛，徵召他到許昌作自已的侍醫。曹操常犯頭風眩暈病，經華佗針刺治療而痊癒。
但華佗為人耿直，不願侍奉在曹操身邊，甚至認為作侍醫是可恥的職業，於是就託詞妻子有病，以及回家取方藥為由，
一去不再返回。曹操多次寫信催促華佗，又令當地郡縣把華佗遣還，最後派人偷偷察看，才知華佗不願為侍醫，
遂將華佗逮入獄中。有人向曾操請求寬恕華佗，曹操不聽勸說，竟殘酷地殺害了華佗。
華佗生前著有醫書，臨死時拿出一卷交給獄吏，獄吏不敢接受，華佗將書焚毀。
此乃千古之憾事，歷代托華佗之名而出的醫書有數種，舊題華佗所著的《中藏經》中，
相傳記載有華佗的一些學術經驗與方術及藥劑。
曹操殺害了華佗後，常感到內疚後悔，特別是他的愛子倉舒（曹沖）病重時，更是非常後悔殺了華佗，
令兒子的病得不到治療。早在三國時，華佗就被魏國列為著名醫家，後世譽稱他是「外科學鼻祖」。
華佗在醫藥學術上兼通各科，尤以外科為最負盛名。
《後漢書.華佗傳》記載，華佗「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若疾髮結於內，
針灸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聚積，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
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間皆平復。」記載華佗的醫案有數十則，皆具體地反映了華佗高明的診療醫術，
涉及到內、外、婦、產、兒、五官、針灸等科。
他因病制宜，採用各種不同的療法。他以手術治癒了腸癰、脾半腐的病，使病人轉危為安。
當華佗成功地應用麻沸散麻醉病人而進行腹部手術時，世界其它國家的外科麻醉術尚處於摸索階段。
就是在其它各科疾病的防治方面，華佗善辯證施治，他用刺血療法治癒了頭暈目眩、
視物不清（類似高血壓、腦動脈硬化）患者的病症。
華佗對養生和預防保健尤為注重，並身體力行，在理論和實踐方面有其獨到之處。
華佗「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
他對弟子說：「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極耳。動搖則谷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
（《後漢書.華佗傳》）他總結並創造「五禽之戲」，仿鹿、熊、虎、猿、鳥的動作，時常操練，可強身除病。
身體若有不適，做一禽之戲，汗出，即感輕鬆。
華佗還重視節慾保健，他創製了一種具有抗衰老作用，久服可利五臟、輕身、烏髮的藥物。
華佗的弟子李當之，著有《李當之藥錄》。吳普常練五禽之戲，年高九十多仍耳聰目明，牙齒完堅，
著作有《吳普本草》6卷。樊阿，彭城人，擅長針灸，善深刺要穴，他遵循華佗教授的養生法，享壽百餘歲。
普常練五禽之戲，年高九十多仍耳聰目明，牙齒完堅，著作有《吳普本草》6卷。
樊阿，彭城人，擅長針灸，善深刺要穴，他遵循華佗教授的養生法，享壽百餘歲。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醫學（公元220-581年）
公元220年曹丕襲魏王位，當年廢漢獻帝自立，國號魏。公元221年，劉備在成都稱帝，國號「漢」（史稱「蜀漢」或「蜀」），
據長江上游地區；222年孫權在建業（今南京市）稱吳王（229年稱帝），據長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區。
從此，魏、蜀、吳鼎立局面形成。三國連年征戰，263年魏滅蜀，265年司馬炎代魏立晉（吏稱西晉），280年晉滅吳，
全國復歸一統。但西晉王朝因司馬氏宗室爭奪中央統治權，「八王之亂」持續十六年的混戰，使隱伏矛盾迅速激化，
很快導致北方少數民族兵進中原。
從316年匈奴貴族建立的政權滅西晉起，北方從此進入「五胡十六國」的戰亂時期，前後出現20個割據政權。
直到公元439年鮮卑族政權北魏統一中國北方，方獲近百年的相對穩定。
534年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繼之北齊代東魏，北周代西魏，581年隋代北周。
在南方，公元317年西晉琅玡王司馬睿在建康（南京市）稱帝建立偏安江南的政權，史稱東晉。
公元420年以後又歷經宋（420∼479年）、齊（479∼502年）、梁（502∼557年）、陳（557∼589）四朝更迭。
此四朝與北魏以降的北方政權相對峙，是為南北朝，直到公元589年隋滅陳，才再次結束割據局面，使全國重歸統一。
從東漢末年到隋統一全國近400年間，是中國社會發展歷程中最紛亂的時期之一，
這個時期也是中國各民族大融合的一個時期，促進了經濟文化的交流。
在北方和長江上游地區，先後有曹魏和蜀漢分別制定魏律和漢律、推行屯田制；
西晉初期改立占田制、課田制以及對王公官員的限田制，這對抑制土地兼并、
補救戰爭創傷和恢復社會經濟均有一定積極作用。
北魏改變鮮卑族風俗、服制、語言，鼓勵與漢族通婚，加強同漢人士族的聯合統治。
這些改革推進了民族融合，加快了各民族封建化進程，促進了北方生產、經濟的恢復和科學文化的發展。
東晉和南朝時期，江南地區的生產有較為迅速的發展。
西晉末開始的北方戰亂，迫使大量漢族農民遷至相對安定的江南地區，總數達70萬人。
北方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被帶到南方，廣為傳播，使江南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狀態大為改變。
農作物品種逐步增加，牛耕普遍推行，乾旱地區採用了北方精耕細作的區種法。
同時，還興建了不少水利灌溉工程，創造了多種作物經營，使農業生產水平迅速提高，並帶動了手工業的發展，
促進了商業的繁榮，生產和經濟的恢複發展，促進了科學文化的發展。
在意識形態方面，隨佛教興起和道教流行，兩漢時期的獨尊儒學局面被打破了，開始出現儒佛道並立格局，並有玄學的流行。
佛教自西漢末由印度傳入我國，到東漢時已有人翻譯佛經，但信佛者不多，魏晉時期印度和西域僧人陸續來到中國，
隨著佛經翻譯增加和佛寺興建，佛教迅速傳播，印度醫學也隨之傳入我國。
南北朝時期大力提倡佛教，於是造佛寺、塑佛像、釋佛經、傳佛學形成高潮。
以至「招提櫛比，佛塔駢羅」，僧尼人數也大量增加。
佛教教義將現實痛苦歸罪於前世不行善，要人們忍受今世苦難，寄希望於來世，
這種思想易為當時處於戰亂動蕩社會之中的人們所接受，「因果報應」、「靈魂不滅」、「三世輪迴」
等佛教迷信思想一時廣為傳播，勞動人民深受其害，文人和士大夫也以說佛談禪為能事。
這在很大程度上渙散了人們同疾病作鬥爭的意志，懈怠了人們創新醫藥的積極性，給醫學的發展帶來危害。
道教源於我國民間，東晉和南北朝時期道教教義理論和宗教組織迅速發展，形成一派很有影響的宗教勢力，
其根本教義在於追求長生不老，還宣揚「讖緯」之說和「清靜虛無」等觀點。
這些宗教迷信和無所作為的思想，無疑對社會和醫學的發展都產生消極影響，
但是道術中有不少與醫藥保健有關的養生學內容，煉丹過程也積累了豐富的化學和藥物學知識，
為道教典籍和相關書籍所保存。
兩漢時期，統治階級所獨尊的儒家學說，此時期因佛教和道教的興盛受到很大衝擊，但仍是封建統治的基本思想柱石。
儒經所講倫理道德和禮樂制度等，對醫家均有較大影響，
東晉以後，出於統治者的需要與提倡，儒、佛、道三家均有較大發展，漸成並立局面。
南朝時梁武帝肖衍為協調儒、佛、道關係，創三教同源說，試圖以佛教為主，儒道為輔統一三家。
他首先興儒家，制禮樂，倡經學，為孔子立廟，設五經館，置五經博士；又大興佛教，建佛寺達700所，親自講演佛經，
使佛教在南朝迅速發展，同時寵任道教徒陶弘景，賜以黃金、硃砂、曾青、雄黃等煉製仙丹，企求長生不死，
致道教在南方濱海各地大為得勢。於是形成了南北朝時期儒、佛、道相互鼎峙的錯綜複雜局面。
《易經》、《老子》、《莊子》被稱為「三玄」，玄學家熔儒家的名稱與「道家」的「自然」為一體，加以改造和發揮，
被稱為玄學，它是這時期的一個重要的哲學思想體系。他們自恃清高、無為、清談「玄理」。
其思想體系甚為複雜，相當部分士人，放蕩不羈，講求服石、煉丹，
在這一過程中發現和積累許多化學變化的規律和經驗，從另一側面推動醫藥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