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獻整理研究
中醫藥學典籍，先秦到兩漢時期已經相當豐富。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不少醫家對《黃帝內經》、《八十一難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等醫藥經典文獻
進行了整理研究或注釋闡發。
（一）呂廣注《八十一難經》
三國時吳國赤烏年間（公元238∼250年），太醫令呂廣注《八十一難經》，啟註疏經典理論醫著之端，
也是已知的整理研究古典文獻之最早著作，惜已亡佚。作者呂廣，字博望，隋代因避國諱，又轉稱呂博，
呂氏長於脈學，還著有《玉匱針經》、《金韜玉鑒經》等書，均佚，《太平御覽》中保留有《玉匱針經序》。
（二）王叔和整理《傷寒雜病論》
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問世後不久，即因戰亂動蕩或傳抄訛誤而殘損不全，因此極有必要對該書進行整理。
首次從事此項工作的，是著名醫學家王叔和。
他在《傷寒論》中說：「今搜采仲景舊論，錄其證侯、診脈、聲色，對病真方有神驗者，擬防世急也。」
表明其研究《傷寒論》是從脈、證、方、治幾方面著手，亦即按照張仲景辨證論治的精神進行的。
現行《傷寒論》本，一般認為卷一、二《辨脈法》、《平脈法》、《傷寒例》三篇及卷七《辨不可發汗病脈證並治》以下八篇，
為王叔和所增。從《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上》至《辨陰陽易差病脈證並治》共十篇，
保存了張仲景對傷寒病辯證論治的主要內容，也是現行《傷寒論》的主要部分。
《辨不可發汗病脈證並治》以下八篇，主要是王叔和從仲景治法研究《傷寒論》的思想，啟以治法分析《傷寒論》之端。
對王叔和整理《傷寒雜病論》一事，後世醫家議論褒貶不一，指責者以方有執、喻嘉言為代表，
明代方有執作《傷寒論條辨》，認為《平脈》乃王叔和贊經之詞，又說叔和偽作《傷寒例》，
使仲錄之道反晦，「究其叛亂，則叔和亦罪之魁」。
因此，他把《傷寒論》原文不易講通之處，說成王叔和編次該書時造成的錯簡。但是，歷代多數醫家對王叔和整理《傷寒論》
的評價，還是較為客觀的，宋代林億說：「自仲景於今八百餘年，惟叔和能學之」；
金代成無己說：「仲景《傷寒論》得顯用於世，而不墮於地者，叔和之力也」；
明初王安道說：「叔和搜采仲景舊論之散落者以成書，功莫大矣」，同時也批評了王氏於書中雜以自己的言論；
有玉石不分，主客相亂之嫌；總的來看，由於王叔和距離張仲景生活年比較近，故其編次整理之書，應較接近仲景書原貌。
不但傳書之功應予肯定，且將仲景汗、吐、下、溫、刺、灸、水、火諸法，分類進行比較分析，亦切合臨證運用，
較勉強定為397法，更為符合實際。
（三）全元起注《黃帝內經》
南北朝時期，出現了校注《黃帝內經》的書籍，即齊梁間人全元起所著《內經訓解》，這是已知有關《黃帝內經》的最早校注本。
全元起校注的《素問》本，北宋時尚存，以後便散失不見了。今從林億等所校訂的《重廣補註黃帝內經素問》中，
尚可看到全元起編排的卷目次第和少量注文。例如，他在解釋《素問.生氣通天論》「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肝也」
時說：「淫氣者，陰陽之亂氣，因其相亂，而風客之，則傷精，傷精則邪入於肝也。」把「淫氣」解釋為內在因素，
「風客」為外在條件，合理地闡析了病變機理。再如對《素問.熱病論》中
「三陽經絡皆崇其病，而未入於臟者，故可汗也」一句，全氏以「臟」為「腑」，
並解釋說：「傷寒之病，始於皮膚之腠理，漸勝於諸陽，而未入府，故須汗發其寒熱而散之」，
亦甚合理。現在雖不能看到全元起校注《素問》的全貌，於此亦可窺視其學術造詣之一斑。
（四）《神農本草經》的註解
陶弘景作《神農本草經集注》，除保存《本草經》原有藥物365種外，復增補東漢以降名醫所用藥365種。
以上四部典籍文獻，經過呂廣、王叔和、全元起、陶弘景的分別整理註解，得以保存流傳，
對中醫藥學發展和後世文獻研究，有著深遠影響。
二、脈學的總結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醫脈學診斷學研究出現高潮，產生了大量專著。其中王叔和所撰《脈經》10卷，
全面系統地總結了當時的脈學知識，並有許多創造發明，是中醫脈學診斷學的奠基之作。
除此之外，《梁七錄》、《隋書.經籍志》等尚著錄十餘種脈學著作雖已亡佚，但亦可窺見當時脈學研究的興盛狀況。
王叔和《脈經》對脈學的總結
王叔和所撰《脈經》，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脈學的專著，全書共10卷、98篇、約10萬字。
王氏結合臨床實踐，首次對中醫脈學理論進行系統全面的論述，奠定了脈學基礎。
《脈經》的學術成就和貢獻，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確立脈象指下標準
《脈經》以前的古典醫籍和歷史文獻，如《內經》、《史記》、倉公診籍、《難經》、《傷寒雜病論》里，
雖各有二、三十種以上脈名，但缺乏脈象的指下標準，沒有明確概念。
《脈經》第一次系統論述各種脈象，總結歸納脈象為
浮、芤、洪、滑、數、促、弦、緊、沉、伏、革、實、微、澀、細、軟、弱、虛、散、緩、遲、結、代、動24種，
並準確描述了各種脈象的不同指下感覺。如謂：
「浮脈：舉之有餘，按之不足」；
「沉脈：舉之不足，按之有餘」；
「促脈：來去數，時一止，復來」；
「結脈：往來緩，時一止，復來」。（王叔和：《脈經》，卷一，脈形狀指下秘訣第一、二頁，清光緒辛卯（1891）池陽周氏校刊本）
這幾種脈象中，浮與沉相對，舉按之有餘不足迥然相反；促與結相對，脈雖同具「時一止」之象，
但是有脈率數與緩的明顯區別。寥寥數語，就把脈象特徵描述出來，可謂言簡意賅，標準明確。
24脈象奠定了診脈指下標準的基礎，使之規範化。《脈經》後歷代中醫著述對脈象的描述，均未離開《脈經》的基本概念。
2、奠定脈名種類基礎
《脈經》在古代醫學文獻散載的30餘種脈名基礎上，整理歸納為24種脈象名稱，奠定了脈名種類的基礎，
成為歷代論脈書籍中脈名及其分類的基本準則。
3、首開脈象鑒別先河。
《脈經》卷一開篇提出24脈象後，
緊接著提出浮與芤、弦與緊、革與實、滑與數、沉與伏、微與澀、軟與弱、遲與緩八組相類脈，對脈象的鑒別有著重要意義。
如沉與伏相類，二脈均重按乃顯，然伏脈須「極重指按之，著骨乃得」
（王叔和：《脈經》，卷一，脈形狀指下秘訣第一、二頁，清光緒辛卯（1891）池陽周氏校刊本），
較沉脈重按，又更甚之。遲脈「呼吸三至，去來極遲」，與之相類的緩脈「去來亦遲」，
然又「小駛於遲」相類脈揭示學者注意脈象的區別對照，以免混淆不清，
否則，「謂沉為伏，則方治永乖；以緩為遲，則危殆立至」（王叔和：《脈經》，卷一，
脈形狀指下秘訣第一、二頁，清光緒辛卯（1891）池陽周氏校刊本）。這對後世辨脈有很重要的啟示作用。
4、確立三部脈法和臟腑分候定位
診脈獨取寸口首倡於《難經》，但《難經》並未解決寸口切脈的寸、關、尺分部等關鍵問題。
直到東漢末年，張仲景仍推崇人迎、氣口、趺陽全身三部脈法，反對診脈「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參」
（張仲景：《傷寒卒病論》，引自成無己《註解傷寒論》，人民衛生出版社1956年）。
《脈經》解決了兩手寸口脈的寸、關、尺分部和臟腑分候等問題，為寸口診脈的臨床普遍應用鋪平了道路。
《脈經》確立了寸口的寸關尺三部脈法，不僅在於提出三部之說和各部脈位，也在於確立了寸關尺臟腑分候，
並從臨床應用方面加以系統總結。《脈經》的臟腑定位，歷代除大小腸、三焦脈位略有歧議外，一直沿用至今，
成為中醫脈學診斷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5、總結脈象臨床意義
對不同脈象的臨床意義，《脈經》也作了大量論述：一是對脈象主病進行原則概括，
如謂：「遲則為寒，緩則為虛，洪則為熱」；二是結合脈、證、病機、治療進行綜合總結，
如「寸口脈滑，陽實，胸中壅滿吐逆，宜服前胡湯，針太陽巨閥瀉之」之類的大量條文。
其中有許多脈象主病的可貴認識，如「寸口脈芤吐血，微芤者衄血。空虛血去故也。宜服竹皮湯、黃芪湯，灸膻中」
指出失血者血脈空虛，故見芤脈，並治以黃芪湯等補益氣血。「瘧脈自弦，弦數多熱，弦遲多寒，微則為虛，代散則死」，
說明瘧疾患者發熱期脈博弦數，退熱後脈率減慢呈弦遲。如見代散不齊之脈，則為病危之象。
《脈經》中類似這樣的大量論述，對脈象臨床意義作了較為系統的專門總結，
不但反映出當時的脈象病理研究已達到較高水平，今天在臨床上仍有參考價值。
總之，《脈經》對當時的脈學成就作了全面系統的總結，奠定了中醫脈學的脈象、脈名基礎，在脈象主病和相類脈象鑒別上，
也作出了重要貢獻。《脈經》確立的寸口診脈分寸關尺三部脈位和臟腑分候原則，解決了寸口切脈的關鍵問題，
推進了獨取寸口脈法的臨床普遍應用。這些成就奠定了我國脈學診斷學的基礎。
三、針灸學
魏晉南北朝時期，針灸科取得了顯著進展，主要表現在針灸學科的確立。
針灸學科確立的顯著標志，是針灸學大師皇甫謐根據《靈樞》、《素問》與《明堂孔穴針灸治要》三書，
參考《難考《難經》等古代醫學文獻，總結了春秋戰國以來針灸學的經驗與成就，
撰成《黃帝針灸甲乙經》十二卷，一百篇，集針灸學之大成，為中國現存最早的全面系統的針灸學專著，
為我國針灸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這一時期的針灸學，大致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針刺治療的成就
1．發展腧穴理論：
皇甫謐《甲乙經》在《黃帝內經》130多個穴和《脈經》基礎上，對十四經穴，作了全面系統的歸納整理，增加到349個，
將每個穴位的別名、部位、取法、何經所會，針刺深度、留針時間，禁針穴誤刺後甲等，皆具體載述。
穴位排列的次序，按頭、面、耳、頸、肩、背、胸、腹、手三陰三陽、足三陰三陽經，
由四肢至頭面、軀幹、依次向上向心排列；雖還沒有完全與十四經結合起來，但卻為腧穴經絡相結合，開闢了新途徑。
《甲乙經》記述有別名的穴位70多個，都形象而準確地概括了穴位的位置與功用的特點。
《甲乙經》對349個穴位的位置與取穴方法，都有具體準確的記敘，有的根據患者口腔活動取穴，
有的根據患者體表靜脈分布取穴等，對提高穴位定位的準確率，具有重要意義。
《甲乙經》載有80多個會穴，後世極少增減。這些會穴，大多分布於頭面軀幹部，如大椎為三陽經與餐脈之會，
不但能治督脈本經「脊強反折」等病證，且能治療所有三陽各經的病證，其交會穴理論，
不僅為後世考察和確定穴位提供了依據，對擴大穴位的主治範圍，亦有重要意義。
2．針刺操作方法進步：
《甲乙經》對每個穴位的針刺深度，都作了說明、規定。對200個常用穴位留針時間，亦作了說明和規定。
對誤刺禁針穴位所能造成的後果，作了具體闡述，對禁針穴誤刺所生後果，已有具體分析。
（二）灸法的成就
魏晉南北朝時期，灸治療發展迅速，成就顯著。其中，以葛洪《肘後備急方》和陳延之《小品方》較為突出。
在葛洪前，王叔和首倡灸治療，其所著《脈經》，即提出「灸百壯」之說。
皇甫謐對灸治療的發展，亦作出評著貢獻。《甲乙經》對施灸壯數，一般每次為3∼5壯，其中，頭、面、頸、肩、背等處，
多為灸3壯；腦、腋、腹部，多為灸5壯；最少者為井穴，只灸1壯；最多者為大椎穴等，灸9壯；
個別穴位如環跳等，灸50壯。《甲乙經》還提出禁灸穴位，並指出誤灸的不良後果。
葛洪倡導以針灸救治急證，為其突出特色。《肘後方》共收錄針灸處方109首，其中，灸外方99首，
廣泛應用於內、外、婦、兒、五官等科，三十多種病證，其對灸作用、效果、操作、技巧、忌宜等，
都作了全面的闡述其主要成就，大致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一）急證用灸：
《肘後方》提出以灸法救治卒中、惡死、昏厥、寒濕、霍亂、吐瀉、癰疽、狂犬咬傷、蠍螫等卒發急證。
甲穴較少，記憶方便，施灸方便。
（二）以灸補陰：
《肘後方》以一壯、三壯、五壯、七壯為基數。然後以七為倍數加壯，為二七壯、三七壯、四七壯等，
以七為陽數的代表，加倍翻番。其先陽後陰，從陰到陽，以陽治陰等灸治療原則，亦無不體現了其以補陽為主的學術見解。
（三）灸不固定用艾，灸亦可隔物：
《肘後方》為便於急救，除應用艾灸外，在倉卒無艾時，亦用竹茹、黃蠟、紙屑等為代用品。其中，竹茹、黃蠟，
既有艾炷的溫熨作用，又有艾炷所沒有的清熱開竅，通經活絡等特點，所以，它們是艾炷的理想的代用品。
《肘後方》還以隔蒜、隔鹽、隔面、隔瓦甄等施灸為灸治療的多樣化發展，開闢了新途徑，成為隔物灸的最早文獻。
葛洪以上建樹，對後世灸治療的發展，影響極大。
繼葛洪之後，陳延之《小品方》重視灸，並靈活應用，他認為灸具有簡便易行、應用範圍廣泛、效果良好等優點。
《小品方》認為，只有恰當地掌握火量，才能使火氣沿著經絡達到病變部位。火量過大，易燃傷機體；
火量過小，火氣不能抵達病變部位，不易發揮治療效果。對用灸壯數，中有一般要求，
但主張就根據地域、氣候、體質的不同，分別對待。其用灸壯數，多至100，少僅14，
即同一種病，也有100壯、50壯、隨年壯，或一日三次用灸的區別。取穴特點是少而精。
一、本草學
自《神農本草經》問世以後，醫家用藥，有所遵循，因而在藥物學方面，有長足的進步。三國時代，有不少醫家，
都對該書進行研究注釋。加以發揮，並不斷增入藥物新品種，使本草學的內容更加豐富。
又經歷兩晉大約兩個多世紀的時間，不同經驗的積累和各家意見的參差，引起了用藥方面混亂。
客觀形勢需要對本草學進行另一次總結，
《本草經集注》的著成，正是在這種形勢的要求下出現的，成為我國本草史上的第二塊里程碑。
除此而外，較有名的還有李當之、吳普二人的本草著作。
1、《李當之本草》
李當之系三國時代人，華佗的弟子，梁《七錄》載《李當之本草經》一卷，早佚。
宋.掌禹錫引韓保升認為李當之修《神農本經》。李時珍則認為此書即為《李氏藥錄》，
其文散見於吳普、陶弘景等人所修本草書中，「頗有發明」雲。但此書早佚，後世不行，因而於後代影響極少。
2、《吳普本草》
吳普也是華佗的弟子，他以華佗所創五禽戲進行養生鍛煉，獲長壽聞名，但主要在本草學上有一定成就。
據梁《七錄》載，該書六卷，而宋.掌禹錫在《嘉祐補註本草》所引的書傳中則說：「吳氏本草，魂廣陵人吳普撰。
吳氏系華佗弟子，修神農本草，成四百種，唐經籍志尚存六卷。今廣內不復存，惟諸子書多見引據。
根據後代輯出的佚文可知，《吳普本草》一書對本草藥性的敘述較為詳明，誠如掌禹錫所說的「其說藥性寒溫五味，
最為詳悉，」書中對某一藥常列述前代各家對該藥藥性的不同敘述，如認為丹砂，
「神農甘，黃帝苦有毒，扁鵲苦，李氏大寒。」人蔘，「神農甘小寒，桐君雷公苦，歧伯黃帝無毒，扁鵲有毒。」
對石鐘乳，則謂「神農辛，黃帝醫和甘，扁鵲甘無毒，李氏大寒。」……正如陶弘景《本草經集注》中所指出，
當時本草學者較多，李當之、吳普是其中較著名者。所著本草作品，或五百味，或四百味不等，
四百味所指即《李當之本草》。由上述佚文體例可知，《李當之本草》曾引述其前代甚多醫家的資料，
保存了許多前代寶貴的藥學文獻，是一部本草彙編。
《吳普本草》大約著成於公元三世紀中葉，流行於世達數百年，後代有不少子書引述了它的內容，
如南北朝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唐代官修《藝文類聚》，《唐書.藝文志》還載有該書六卷的書目。
直到宋初太宗所修《太平御覽》，仍收載較多的條文。自此該書即散佚不存，因而《宋史.藝文志》及
《崇文總目》都已見不到本書的書目，可見宋代建國後不久，此書即佚。
關於《吳普本草》的分類，據尚氏所輯，認為該書原為六卷，雖然分為：玉石、草木、蟲獸、果類、菜、米食等類。
但是對照陶弘景《本草經集注》中批評其「草石不分，蟲獸無辨」的觀點來看，這個分類似乎與原意不夠吻合。
3、《本草經集注》
為陶弘景所著。在陶氏生活時代，本草學方面的書較多，據《本草經集注》的序言中提到的就有吳普本草、
李當之藥錄、桐君採藥錄、雷公藥對等等，這些本草學著作，由於作者所處環境不同，對藥物的記載內容也各不相同，
有時對藥性的記載甚至互相矛盾，這種狀態對醫藥學，尤其是本草學本身的發展是不利的，
《本草經集注》就是作者為澄清這種混亂狀態、統一認識而著成的，正如該書「序錄」明顯指出：
又有桐君採藥錄，說其華葉形色；《藥對》四卷，論其佐使相須。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等更復損益，
或五百，或四百，或三百，或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醫家不能備見，
則識智有淺深。今輒苞綜諸經，研括煩省……精粗皆取，無復遺落，分別科條，區畛物類……」。
確實如此，經過《本草經集注》的總結，使我國本草學進入一個新時期。
首先，《本草經集注》幾乎包括了當時社會上所應用和了解的藥物，全書共載藥物七百種，
其中包括《神農本草經》原有的三百種，另又收集本經所載以外，其他醫家所用的各種藥物三百種，
即當時所收載的著作《名醫別錄》中的大部分藥物，這是對南北朝以前藥物學的一次總結。
其次，《本草經集注》的編著體例，為我國後代本草學著作提供了一個基本模式，這就是把本草書分成總論部分及分論部分。
該書「序錄」中對《神農本草經》原有的十多條序文進行了一些解釋，並做了進一步的發揮。
儘管當時還沒有足夠的勇氣否定《本經》的錯誤或不足。如《本經》說過：「上藥一百廿種為君，主壽命以應天，無毒，
多服久服不傷人」，而《本草經集注》則指出「上藥亦皆能遣疾……病既愈矣，命亦兼申」；
關於藥物配伍有君臣佐使，《本經》認為有一君、三臣、五佐、或一君三臣九佐；
而《集注》則認為「而檢世道諸方，亦不必皆爾，大抵養命之藥則多君，養性之藥則多臣，治病之藥則多佐」。
《本草經集注》在原有基礎上對用藥的份量及用藥，首次提出應該給予注意，
認為如果分量「用得其宜，與病相會，入口必愈……分兩違舛，湯丸失度，當差反劇，以至殞命」，
指出用藥量的重要意義，對於毒藥的用量，則強調毒藥有毒性大小之別、強弱不同，更要加倍注意，以免過量而傷身體。
《本草經集注》比《本經》還提出了許多新的內容，其中有藥物採制、炮製、各類疾病通用藥物、服藥禁忌、藥物度量、
煎配藥方、七情畏惡等等。如指出藥物產地對於該藥之藥性關係甚大，認為諸藥「多出近道，氣力性理，不及本邦」，
也即強調了地道藥材的重要性。而採藥時節，也指出應認真講究，所謂「春寧宜早，秋寧宜晚，其華實莖葉，
乃各隨其成熟年，歲月亦有早晏，不必都依本文也」，強調了所用植物藥部位不同，採摘時間亦異，
應根據各地情況而定，不必硬性規定。關於藥物的度量衡，《本草經集注》更有明確規定，指出：
「古秤唯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為一銖，六銖為一分，四分成一兩，十六兩為一斤。」
認為「古秤皆復，今南秤是也。晉秤始後漢末以來，今一斤為二斤耳，一兩為二兩耳。」
使人注意到不同時代量藥的變遷。對於刀圭、方寸匕等容量的標準，
也有明確規定：「凡散藥有雲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准如梧子大也。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下落為度。
錢五匕者，今五銖錢，邊五字者以抄之，亦令不落為度。一撮者，四刀圭也。十撮為一勺，十勺為一合，以藥升分者，
謂藥有虛實輕重，不得用斤兩，則以昇平之，藥升合方寸作，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內散勿案抑，
正爾微動令平調耳。」這樣詳盡準確的衡量標準，是《本草經集注》首次記載的。
對於藥物配伍的畏惡禁忌，《本草經集注》對《本經》做了較多的發揮，認為「案其主治雖同，而性理不和，
更以成患……其相須，相使，不必同類。猶如和羹，調食魚肉，蔥、鼓各有所宜，若相宣發也。」
其內還列舉半夏與生薑、防已與細辛等「數十餘條」配伍的例證，使中藥的配伍得到更進一步的闡發，
其中有的經歷代應用證實確有道理，如半夏同姜制以減其毒，至今仍在應用。
《本草經集注》的藥物分類及歸納法也是具有創造性的。作者明確指出：「今輒苞綜諸經，研括煩省，
以神農本經三品合三百為主，又進名醫副品亦三百，合七百種。精粗皆取，無復遺落；分別科條，區畛物類……」
也就是說，這七百種藥的分類法是按照藥物原來的自然屬性來進行的。這些門類，作者分呈七部分，
包括玉石（共七十一種）、草木（共二百種）、獸禽、蟲魚（一百種）、果菜（五十六種）、
米穀（二十八種）和有名未用（一百種），比《本經》三品分類法是一大進步。
《本草經集注》還創造了一種「諸病通用藥」的藥物歸類方法，即按不同疾病及病證，
把具有治療該病的各種藥物都歸納於下，例如：黃疸一證之下有茵陳、枝子、紫草、白蘚四種，
宿食之下有大黃、巴豆、朴消、茈胡、桔梗、厚朴、皂莢、曲孽、檳榔等，治風通用有防風、防己、秦椒、獨活等，
全書的記載病證八十二種，並有解蛇虺，蜈蚣、狗毒等四十多種中毒的藥物等。
最後，《本草經集注》創造性採用了頗為別緻的朱墨書寫辦法來區別《本經》和《別錄》兩部分不同的經文，
又採用同樣的方法，在諸病通用藥一節中，用朱墨兩種不同顏色來書寫藥名，以分別表示藥物的冷熱屬性，
正如他在序錄中所說：「諸藥主治，唯冷熱須明，今以朱點為熱，墨點為冷，無點者是平，以省於煩注也。」
使人一目了然，易於掌握。
《本草經集注》原書早佚，清末曾在我國吐魯番出土此書之殘片，為一28.5×27厘米斷片，
上僅載燕屎、天鼠屎、鼴（鼠泉）鼠三種藥及豚卵之部分注文；此片原件現藏於普魯士學院，
萬斯年曾從日文譯載該斷片之情況，並刊於《唐代文獻叢考》一書中（1947）。
羅福頤的《西陲古方技書殘卷彙編》（1952）亦曾有此片臨摹。敦煌石窟亦曾出土《本草經集注》殘卷，
為其序錄部分。此卷曾於一九五五年由群聯書店影印出版，現原件下落不明，有說在英國倫敦博物館的，
有說在日本的；由於出土原件均落入國外，故此斷片殘卷彌足珍貴，對於我們了解該書之內容，極有價值，目前尚無完整輯複本。
這一時期是古代本草學發展史上的一個繁榮時期。我們在這裡雖然只介紹了上述三部著作，
但據《隋書.經籍志》的記載；此期間的本草著作很多，計有25種約百卷。
二、炮製學
炮製是指對中藥材的加工製作，以達到提高藥物效力，減輕或消除毒性的目的，在中藥應用的初期，
原始的加工炮製是必然的。如《靈樞.邪客篇》中載有半夏秫米湯，所用的半夏就是炙半夏，
張仲景在《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中所用的藥物，有不少都要經過各種方法炮製。如（口父）咀、去皮尖、
炙甘草，炮附子，酒侵大黃，姜炙厚朴，虻蟲去足翅等等。適至兩晉南北朝時期，對藥物的炮炙，
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例如《肘後備急方》「以粉之火」炙甘遂令熟，熬搗葶藶、酒漬粳米、
石上水磨鹿角取濁汁……等等，《本草經集注》，已經有較原則性的意見，
如陰乾、曝干、蜜炙、水漬、去節、薄切、刮截搗碎等，都有提及，對各種劑型包括散劑、丸劑、湯酒劑、膏劑
在配製過程中的注意事項，飲片製備、煎藥過程、過篩、剝皮……皆有所論及，
另還有熬、煎、煮、去木心、去皮心、去瓤、（口父）咀、細切、薄切、槌破、鎊、刮屑等種種炮製技術。
積炮製大成的是這一時期，出現的專著《雷公炮炙論》，作者雷斆。關於對此書問世的時間，一般均傾向於本書為南北朝時劉宋。
據《雷公炮炙論》自序中提到：「其製藥炮熬煮炙,不能記年月哉……某不量短見，直錄炮熬煮炙，列藥制方，
分為上、中、下三卷，有三百件名。」強調「炮熬煮炙」在製藥中的重要性，由於本書後來失傳，
其內容則散見於後世本草著作如《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本草綱目》等著作中，
各載有該書234種和254種藥的炮製內容。近人張驥、尚志鈞均輯錄其佚文，按雷氏自序所示，復原其三卷體例，足資參考。
按《雷公炮炙論》的主要內容，是對所列各種藥物的修治炮製的具體方法，但其中也不乏藥物的修治原則，
如在自序中就有「凡修合丸藥，用蜜只用蜜，用餳只用餳，用糖只用糖，勿交雜用。」
又說：「凡修事諸藥等，一一併須專心，勿令交雜，或先熬後煮，或先煮後熬，不得改移，一依怯則。」
說明當時在製作成藥方面的嚴格操作要求。書中特別重視藥物真偽的鑒別方法，要求在使用藥物時，要仔細辨認真偽，
防止因品種之不同，誤用而影響藥力和療效，現舉附子一例，即可了解其重視鑒別的認真態度。
書中稱，附子一藥有「烏頭、烏喙、天雄、側子、木鱉子。烏頭少有莖苗，長身烏黑，少有傍尖；
烏喙皮上蒼，有大豆許者……黑如烏鐵，宜於文武火中炮令皺摺，即劈破用；天雄身全矮，無尖……皮蒼色即是。
天雄宜炮皺摺後，去皮尖……，側子只是附子傍有小顆，附子如棗核者是，宜生用……。木鱉子不入藥。」
這不僅對附子一類藥的不同品種作了形態方面的鑒別、炮製的描述，還提到了木鱉子藥用的歷史。
全書在這種藥物鑒別方面，提出了大量的材料，如黃精與鉤吻、灰翟與金鎖天等等。
《雷公炮炙論》雖然著成於一千幾百年前，但它對藥物加工炮製的過程和要求，絕大部分都是符合科學道理和要求的，
如對巴豆的炮製，要求「敲碎，以麻油並酒等可煮巴豆子，研膏後用」。經過這樣的處理，
其中的有效成份巴豆油可溶於麻油中，再經加熱煮過，則其中所含的毒性蛋白質發生變性，
這樣，巴豆的毒性就大大減小。
對大黃的炮製，書中提到：「細切，內文（汶）如水旋斑緊重者，剉蒸，從巳至未，（日煞）干」，
這樣，其中的蒽醌甙受熱破壞，便於貯存，總之，雖然該書的內容，仍然是一些經驗之談，
但這是古代人民在長時間用藥過程中總結出來的寶貴經驗，而不是主觀想像的隨意記錄，
千百年來經歷了長時間的考驗，有的炮製方法直至今天仍在應用。
由於本書早佚，後代已有一些人做了輯佚工作，如李仲梓輯有《炮炙論》，1932年張驥輯《雷公炮製論》，
近人尚志鈞輯《雷公炮炙論》，聽錄的佚文都不到三百種，但僅從這些輯本的材料，可知當時藥物加工炮炙的內容已經十分豐富了。
總之《雷公炮炙論》是我國古代一部較完整的炮製專著，對後世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
明清時期不少有關炮炙的專著，都是在該書的影響下著成的。
本時期在藥物學方面，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從本草學、炮炙學的角度看，本草學在編寫體例、
內容及編纂思想直至具體方法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獨創性。
附註：歷代對《雷公炮炙論》成書年代及作者其人，有多種見解，如宋代蘇頌認為是隋代之作，
另說成於趙宋，又一說書成於五代，還有另一說是成書於劉宋，較多人贊同。
根據以上所述，藥物的炮製，歷史十分悠久，隨著用藥經驗的不斷積累，人們在這方面的知識愈來愈豐富。
技術也不斷提高，在《本草經集注》中所提到的炮炙技術，就已經比較多，但由於該書是一部綜合性本草，
故未專章論述炮炙。據《隋書.經籍志》所載，有《雷公本草集注》四卷，清人姚振宗的《隋書經集志考證》中，
認為《雷公本草集注》即是《雷公炮炙論》按蘇頌認為雷斆是隋人，亦未曾提出有說服力的論據。
據宋.趙希弁在《郡齋讀書後志》中說：「雷公炮炙三卷，古宋：雷斆撰，胡治重定，述百藥性味炮熬煮炙之方。」
晁公武《讀書志》也有同樣記述：明李時珍謂《雷公炮炙論》劉宋時雷斆所著，非黃帝時雷公也。
自稱內究守國安正公，或是宮名也。胡洽居士重加定述……」。
胡洽原名為胡道洽，後因避諱而改為胡洽，系有北朝時劉宋人，因此，《雷公炮炙論》於此時著成，重訂是可能和可信的。
更重要的是客觀形勢的發展，也就是臨床醫學的需要，對藥物質量的要求日益提高，需要有明確的質量要求，
迫切需要炮製方面的逐步規範化，另一方面，中藥炮製技術和學術方面的發展到這一時期已經達到一定的高度，
有可能進行一次「觀其書，乃有言唐以後藥名者，或是後人增損之歟?」這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近人范行准在《中國醫學史略》一書中，認為本書中多次提及「乳缽」詞，足證其應為五代後之作品，
這也極有可能為後世所加。基於上述之見解，我們還是把本書作為這一時期的作品加以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