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中期醫學典籍的整理研究  上一頁     下一頁

 

 

清代康熙以來,醫家尊祟經典成為學風,呼應而起的經典醫書注家,盛極一時。

他們做了大量考證與注釋工作,在古典醫籍的整理研究方面產生了很大影響。

 

一、《內經》

 

()張志聰《素問集注》和《靈樞集注》

 

清初著名醫家張志聰主持編著的《皇帝內經素問集注》和《黃帝內經靈樞集注》,是一種影響頗大的《內經》全注本。

 

張氏集注本的注釋水平較高。例如對《陰陽別論》中「二陰二陽發病,善張,心滿善氣」一句之「心滿善氣」的解釋,

王冰理解為「氣蓄於上,故心滿,下虛上盛,故氣泄出」。其他對《內經》很有研究的醫家吳昆、馬蒔,

張介賓等均未對此作出解釋,張志聰則對王注提出異議,認為「善氣者,太息也。

心系急,則氣道約,故太息以伸出之」。其解說明確指出「善氣」是善太息,這種心中滿悶而善太息的解釋,

符合實際,較為貼切。

 

張志聰《內經》全注本屢出新見,其觀點在近世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對中醫理論研究有著較大貢獻。

 

()各具特色的分類研究

 

1、擇分《內經》為九類;汪昂、薛雪汪昂所著《素問靈樞類纂約注》(1689)3卷,選錄《素問》、

《靈樞》中除針灸以外的主要內容,分為藏象、經絡、病機、脈要、診候、運氣、審治、生死和雜論9篇,

兼采歷代注家之長進行注釋。注文簡明扼要,較為淺顯易懂,為後世學醫者所喜讀。薛雪所著《醫經原旨》(1754)6卷,

分為攝生、陰陽、藏象、脈色、經絡、標本、氣味、論治、疾病9類,計14篇。注文簡要,主要參酌張介賓《類經》

中的注釋,揉和各家學說重予撰注而成。

 

2、分類最簡的《醫經讀》:沈又彭所著《醫經讀》1卷,挑選若干條文,分別歸納於平、病、診、治4類之中,

可算類分最為簡要者。平,為臟腑的正常生理。病,包括病機、疾病。診即診法,治即治則。

故該書分類雖簡,但已概括生理、病理、診法、治則四大部分內容。所選條文較為精當,

起到了刪繁就簡由博返約的作用,是一本適用於初讀《內經》者閱習的書籍。

 

3、探索篇序原貌的黃元御:清代名醫黃元御,以《素問》、《靈樞》代遠年湮,文次偽亂,倡錯簡之論。

他以自己的研究心得,著成《素問懸解》和《靈樞懸解》二書,《素問懸解》(1756)13卷,

以通行本《素問》81篇的主要內容分為養生、臟象、脈法、經絡、孔穴、病論、治論、刺法、雷公問、

運氣10類,重予編次。《靈摳懸解》(1756)9卷,根據通行本《靈樞》81篇的主要內容,按刺法、經絡、營衛、

神氣、脈象、外候、病論、賊邪、疾病9類的次序重予編次。二書可稱《內經》研究中獨闢蹊徑之作。

 

二、《難經》

 

此期對《難經》的研究,方式大抵是將《內經》《難經》有關內容相互對照,並以《內經》理論闡述《難經》義理與淵源。

 

清初莫所《難經直解》(1669)2卷,為《莫氏錦囊十二沖》之一種。莫氏注釋《難經》以滑壽《難經本義》的理論為主,

參考其餘注家學說,並結合個人見解予以發揮,具有一定參考價值。徐大椿所著《難經經釋》(1727)2卷,

以《內經》理論為本,闡發《難經》義理及其學術淵源,其中述源析變、考訂辨論、詮釋發揮,頗具參考價值。

黃元御所著《難經懸解》(1756)2卷,主要結合個人學識及閱讀《難經》心得,對81難予以逐段註解,注文多較簡要。

 

日本學者丹波元胤亦於19世紀初葉撰有《難經疏證》2卷,該書首列其父丹波元簡《難經解題》1篇,

元胤徵引各家學說結合個人見解補其剩義。

 

三、《傷寒論》與《金匱要略》

 

()《傷寒論》的研究

 

清代,由於醫學理論的發展及訓詁學的盛行,《傷寒論》的研究在深度與廣度上都較前代有了新的發展。

僅清代前、中期流傳至今的《傷寒論》研究著作在百種以上。

 

首先是明代已顯端倪的學術之爭,到了清代則更為明朗。主張錯簡重訂或主張維護舊有編次的不同醫家,觀點都比較強烈,

均竭力宣稱自己最能反映張仲景的原意。清代主張錯簡重訂的代表醫家是喻昌,

其《尚論篇》影響之大超過了明代方有執的《傷寒論條辨》。在他之後,持這一觀點的醫家大致可分為兩部分。

 

一派醫家推崇方、喻提出的編次,著書立說也基本在此二家的基礎上進行。若周揚俊、張璐、吳儀洛、程應旄、

沈明宗、陳知等等。另一派醫家則認為即便是方、喻二家也未能盡復仲景原貌,

因而他們的重訂工作往往另闢蹊徑而不循方喻。如黃元御撰《傷寒懸解》,錢潢撰《傷寒溯源集》,

主張維護舊有編次的醫家有錢塘二張即張志聰、張錫駒,以及陳修園等人。這種學術之爭並非沒有意義,

許多醫家為了使自己的觀點更有說明力,往往博覽群書,尋流溯源,深思熟慮,力求得出精闢的分析,獨到的見解。

因此其中不乏具有影響的佳作。

 

此期流傳入境的外國學者的《傷寒論》研究著作恐怕可謂《傷寒論》研究中的一條不可忽略的支流。

至今仍可見到的日本學者的著作不下四十種,以詮釋或集注的形式為多。如丹波元簡《傷寒論輯義》

丹波元堅《傷寒論述義》,山田正珍《傷寒論集正》等等,這反映了《傷寒論》在日本的流傳,

以及日本醫生對《傷寒論》的推祟、理解和應用。

 

1、主張錯簡重訂的醫家

 

(1)喻昌與三綱鼎立說:喻昌研究《傷寒論》尊張仲景為至高,對自王叔和以降歷代注家多有非議。

而獨對明代方有執一人頗讚賞,以為對方有執《傷寒論條辨》「削去叔和《序例》,大得尊經之旨」,

尤其認為方氏卓識超越前人。

 

因此喻昌對傷寒六經病脈證治的編次發揮追從方有執的觀點,主張振舉大綱,分隸治法,倡三綱鼎立之說。

他認為太陽主表有營衛之不同,病邪有風寒之差異,風則傷衛,寒則傷營,風寒兼感,則營衛兩傷,

仲景立桂枝湯治風傷衛,麻黃湯治寒傷營,大青龍湯治風寒兩傷營衛,三法分治三證,鼎足三綱,

成為《傷寒論》研究中一種頗具影響的學說。

 

總之,喻昌研究《傷寒論》用心良苦,致力深厚,其重編仲景條文,幾乎於每一條文之前先以簡明短語點出大意,

之後又結合本人體會進行發揮,反映出較高的學術水平。

 

(2)方喻影響下諸家:張璐自言研究《傷寒論》歷三十年,曾為諸家多歧而苦惱,迨見到方喻著作方豁然開朗。

總結心得,撰成《傷寒纘論》與《傷寒諸淪》。將《傷寒論》條文重新編排,首詳六經證治,後列他病。

篇且分法基本同於《尚論篇》,原文後注釋也是主要依據方喻之說。但他對喻昌傷寒溫熱不分,持有異議。

他不僅將原文中言明溫者指為溫病,並將黃芩湯、白虎湯、白虎加人蔘湯等等諸條均歸入溫熱病範疇。

 

周揚俊也是方喻學說的追隨者,認為歷代注家唯此二人得仲景精旨。因此周揚俊研究《傷寒論》均採用方喻二家,

遇注釋不完善處,又自潛心體會,以期另有所得而補其不足。故其著作名《傷寒論三注》。清中葉之後,

以此立說者並不止周氏一家,如黃元御、包誠、陳修園等人。即使至今,也仍有人循此思路研究《傷寒論》。

 

(3)黃元御的錯簡重訂說:黃元御治古醫經,無不以錯簡為說,他不象其他主張錯簡重訂的後續醫家那樣推祟方喻二人,

他認為「四聖」之後,唯孫思邈不失古聖之意。他重訂《傷寒論》條文,不遵風寒營衛或三綱鼎立之說,而是自成體系。

首先他提出寒溫異氣。認為「冬傷於寒」並非指冬日感冒寒邪藏而未發,而是指冬寒之日未知調養,傷精蘊熱,

 

至春夏溫熱之氣引發內熱而發,故表裡皆熱,五臟六俯皆受病。其二他提出傷寒六經非皆經病。他認為唯太陽有經證,

而他經均無純悴之經證。陽明全言腑病,即使有經病也是腑病連經。三陰經皆言臟病,即使有經病,也是臟病連經。

少陽一經居半表變里,言半臟半腑,少陽之經病乃臟病腑病連經。故經病總統於太陽一經,腑病臟病則各經分治。

 

2、主張維護原有編次的醫家

 

(1)錢塘「二張」:指張志聰與張錫駒二人。此二人同鄉又同出一師(張逆辰),學術觀點亦頗有相同之處,

治傷寒學,均主張維護原有編次。

 

張志聰的著作為《傷寒論集注》。稿未成而病逝,由門人高世於1683年補訂成書,共6卷。

他認為:「仲祖《傷寒論》其中條緒井井,原系本文,非叔和所能編次。」僅有「傷寒例」為叔和所增,刪除之。

其餘根據先證後脈的原則進行調整,雖然將「平脈」、「辨脈」及「痙濕」移至六經篇後,六經脈證條文,

悉以原書次序進行匯節分章,將398條分作100章,認為這樣便使此經編次條理通貫,毫無漏隙,故亦無錯簡。

此較張遂辰維護舊編次之論據大為有力。

 

張氏對風寒傷營衛之說頗不以為然,他認為「並非風必傷衛,寒必傷營。

 

張氏主張以運氣學說理解《傷寒論》,他甚至認為此乃張仲景立論之本。他以六經氣化為病解釋傷寒病,

認為紀日與傳經是兩回事,前者指經氣而言,後者指病氣而言,經氣日傳一經,病氣則一傳便止。

傳於某經,則見某經之病,不復再傳別經。如停留陽明,則見白虎湯及承氣湯證,不復再傳少陽。

 

張錫駒著有《傷寒直解》(1712)6卷,書中完全同意張志聰以上主張,甚至除先脈後證外,六經證治的章節安排亦取諸張志聰。

其比較突出的觀點是強調《傷寒論》為治百病的全書,並非僅僅為傷寒而設。因此他提出能治傷寒即能治雜證。

事實上這個觀點成立與否關係到經方醫家的社會地位,所以常是他們比較強調的內容。

 

(2)陳念祖:陳念祖平生尊經祟古,其著《傷寒論淺注》(1803)6卷,竭力維護舊論。

他認為「叔和生於晉代,與仲景相去未遠,何至原書無存耶?」而且叔和編次的《傷寒論》

自「辨太陽病脈證篇」至「勞復」止十篇,章節起止照應,如神龍出沒,首尾相應,鱗甲森然。

因此他斷定此皆仲景原文,叔和絕無意變亂。相反,如果割章分句,挪前換後,重成一篇暢達文字,

則雖仍是仲景句子,卻非仲景文章。因而陳氏在《傷寒論淺注》中未有增減一字,移換一節。

但是他認為除以上十篇之外其餘幾篇,皆叔和欲補其詳而加入。為了維護《傷寒論》的純潔,陳氏將之刪削不錄,

形成所謂十篇《傷寒論》潔本,並由此流行。

 

3、從方劑入手研究《傷寒論》的醫家

 

清代有一些醫家的研究以探索張仲景辨證制方之所以然為線索,強調見什麼證,用什麼方。

代表者有柯琴與徐大椿。二家間的不同在於是否分經立論,此外,徐彬《傷寒一百發明》也具有一定的影響。

 

(1)柯琴:柯琴的著作《傷寒來蘇集》(1669)8卷,包括《傷寒論注》、《傷寒論翼》、《傷寒附翼》三種,

影響最大的是《傷寒論注》。柯氏認為張仲景原書本平易,只是歷代注家畫蛇添足,使其反而被混淆。

因而柯氏治傷寒學,很少步前代注家之後塵。而根據張仲景原文中所有的桂枝證、柴胡證的提法,從方劑入手,

將原文以方證歸類重新編排。他以六經為總綱,以證候為依據,因方類證,方隨經出。開篇先立總綱一篇,

概述傷寒脈證,每經又各立總綱一篇,分述各經脈證大略,這樣既提出綱領,又使原書中有論無方的條文有所歸屬。

此後每證立為一篇,以方名證。如太陽病中收集了桂枝湯證、麻黃湯證等十一類證,其中桂枝湯證彙集了桂枝湯脈證、

兼證、湯方、服法、方禁、壞病、疑似症以及其加減變化凡十九方。他經他方均類此條例。條文既出,註解附後。

 

(2)徐大椿:徐大椿雖為一代儒醫,但他對《傷寒論》原有的編次問題並不十分看重。其著有《傷寒約編》(1759)6卷,

《傷寒論類方增注》(1764)1卷。其中前書更具學術代表性,他認為《傷寒論》並不是仲景依經立方之書,

而是救誤之書,本無一定次序。他指出病本變遷不定,而方之治病有定,如解肌發汗、攻邪散痞,逐水驅寒,

溫中除熱等等,皆各有主方。起加減變化則各有法度,不可有分的錯誤。於是,在他的《傷寒類方》中,

不言從何經來,往何經去,而是著眼於仲景的處方用藥,類方不類經。

 

他將《傷寒論》中一百一十三方分成桂枝湯證、麻黃湯證等十二類,均以主方命名。每類先列主方及其方證,

然後依次排列加減類方。最後方列「六經脈證,一篇,說明六經主證主脈及別證變證。

目的在有助於理解方證分類及用藥加減異同的道理,有利於正確使用《傷寒論》方。全篇文字不多,語言簡潔,

條理分明,方證全面,即使作為一種學習《傷寒論》的工具書也很有價值。

 

4、從治法入手研究《傷寒論》的醫家

 

此派醫家強調探索張仲景治病立法的依據。代表醫家有尤在涇與錢潢。事實上,二人對法的定義理解不同,研究的角度也頗有差異。

 

(1)尤怡:尤怡治傷寒學,立足於彰明仲景辨證思想,在其《傷寒貫珠集》(1810)中,

一方面從治法入手研究證候分析標準,一方面仍以六經為大綱。在三陽病與三陰病的治法研究中,尤氏使用的是不同的分類標準。

 

他將三陽病治法分為七大類,每類均不以具體的治法命名,而是一種比較抽象的法則。如太陽病治法共分類。

素體虛弱,或臟腑陰陽偏勝,或原有宿疾者,同為傷寒之證,必須將麻桂湯化裁使用,此為權變法。

為汗之不當而有斡旋法;為誤治生變而有救逆法等等。

 

三陰病治法大致分為汗、下、溫、清四類,以具體治法命名。其中太陰病治法因臟病、經病、經臟俱病,

分為溫里發汗及先里後表。少陰病治法因寒熱虛實見證不清、下、溫及生死法四種。厥陰病治法則根據厥熱之進退分溫、清二法。

 

(2)錢潢:錢潢對《傷寒論》的研究,重點也在於張仲景辨證施治的方法。但他對法的理解不同於尤怡,

他認為《傷寒論》六經證治無一字一句非法。因而他對治法的分類非常細膩。在他的重編張仲景

《傷寒論證治發明溯源集》(1707)10卷中,他以六經證候為依據,闡發仲景立法制方的不同意義,

他對傷寒治法的分類確切地說是以證命名的。

 

5、從六經入手研究《傷寒論》的醫家

 

從六經入手研究《傷寒論》的著述有陳修園《傷寒醫訣串解》,舒詔《傷寒六經定法》,沈堯封《傷寒論讀》等等,

其中陳修園是影響最大的,他作為強硬的尊經派,曾力主維護《傷寒論》原有編次。

同時,他又是一位注重實踐的臨床醫生,有著豐富的臨證經驗,因而他也主張使傷寒理論切於實用。

 

()《金匱要略》的研究

 

古代醫學界對《金匱要略》的研究並非與《傷寒論》研究並駕齊驅,開始較晚,著作也遠不及後者為多。

這可能與《金匱要略》發現得晚有關。雖說明代已有《金匱要略》研究著作出現,如趙以德《金匱方論衍義》,

但更多的是清代的作品,如徐彬《金匱要略論注》(1671),程林《金匱要略直解》(1671)

周揚俊《金匱玉函經二注》(1687),魏荔彤《金匱要略方論本義》(1721),陳修園《金匱要略淺注》(1803)等等,

但最有特色的是尤怡的《金匱要略心典》與黃元御的《金匱懸解》。

 

1、尤怡的《金匱要略心典》

 

尤怡的《金匱要略心典》(1729)可謂是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一部《金匱要略》研究著作。

書中尤氏根據原書編次,逐條或數條一節進行注釋。依其自序所言,他的注釋遵循三條原則。

其一,力求辭義精確符合原意,即所謂當於古人之心。其言未必盡稱「靈素」,而是以本人體會為主,直入其義,

有時確有畫龍點睛之妙。其二是「傳寫之誤者則擬正之。」其三,「其或後人續入者,則刪汰之」如「雜療」以後三篇,

《金匱要略心典》中未以收入。尤氏又參考歷代方書,參以個人心得經驗,

撰著有《金匱家》(1768)8卷,論述內科雜病證治。以為《金匱要略心典》的補充,羽冀《金匱》。

 

2、黃元御的《金匱懸解》

 

黃元御在撰成《傷寒懸解》之後,立即轉入《金匱懸解》的編著工作(1754年成書),因此二書的思路非常相似。

他將《金匱要略》的篇目、條文也重新進行調整編排,並進行一些刪減,如刪去「雜療方第二十三」等三篇。

他認為《金匱要略》治內傷雜病,以扶助陽氣、運化氣血、溫熙臟腑功能為大旨。但又兼采後世滋陰之說,

推闡「陽自陰開,陰由陽降」之理,言之頗見透徹。書中逐篇詮譯原文,並詳述四診九候之法。

在他的《金匱懸解》中,將《金匱要略》條文分成外感、內傷、外科、婦人四大部分,各部分又按原類病法分類,

每類各為一卷,卷前加以短論對該卷內容進行提綱挈領的闡述。

 

陳念祖《金匱要略淺注》(1803)10卷,在體例和編寫特點上亦略同其所著之《傷寒論淺注》。

書中刪去最後三篇外,並在第22篇婦人雜療脈症中增補了陰挺論等內容,陳氏選輯前人有關《金匱要略》的部分注文。

參以個人見解加以闡發,以探求《金匱》要旨,由於注文簡要,明白易曉,適於初習者使用。故流傳較廣。

 

日本國學者丹波元簡、丹波元堅父子也各有研究《金匱》的專著。元簡著《金匱玉函要略輯義》

(1806)6卷,采輯徐彬、程林、沈明宗、魏荔彤及《醫宗金鑒.訂正金匱要略注》等家注本,結合己見逐條闡析仲景原文,

考訂較為精詳。方解部分除選注詮擇外,又參考古今方書增補了一些效方。元堅著《金匱要略述義》(1842)3卷,

選錄《金匱》原文以段落分注,除發揮個人所得外,又補充了趙以德、周揚俊、朱光被等諸家學說。

這對其父元簡之《金匱玉函要略輯義)一書,在采輯各家學說和闡述仲景精義方面均是很好的補充。

 

清代前中期基礎醫學理論的進步

 

 

一、解剖學及大腦的新知識

 

1、王清任在人體解剖學上的探索

 

元明以來,解剖學的事例和實際應用時有所見,如何一陽、王圻、沈彤等,皆有貢獻。但中醫的解剖學的偉大革新,

是在王清任的大膽探索、躬身實踐後才發生的。

 

長期以來,尊經祟古之風瀰漫醫界。人體解剖的知識唯以《內》、《難》是從。王清任卻在研究《內經》、

《難經》等之後認為:「古人臟腑論及所繪之圖,立言處處自相矛盾」,

他一反過去一些著作家從文獻到文獻的考訂方法,必圖親視臟腑而為改正之說。無疑,這是躬身實踐的科學態度。

 

當時王清任也只有觀察的機會,而沒有親手解剖的可能。因此,他對刑殺囚徒進行反覆的觀察參照,

並向有關人士請教,以求了解臟腑形態。

 

顯然,王清任受到時代和禮教的局限甚大。他的創造力、探索的勇氣和機會都受到挫折。

這使他的《醫林改錯》沒有達到預期的解剖學上的革命性成就。但他的懷疑精神、

親身觀察的科學態度畢竟體現了中醫發展的時代潮流,給後人以許多啟迪相激勵;

 

另外他畢竟至少重繪了十三幅內臟解剖圖,對會厭、氣門、衛總管、營總管、氣府、血府、津門、津管、遮食、總提、

瓏管、出水道等提出了新看法。這些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確是比較過去的醫籍要準確。有不少且是過去醫籍中從未描敘過的,

例如肺的解剖,氣管分支、肺泡及胸膜臟層等,雖名詞與今不同,但結構大體正確。脾、胰、大小網膜等

也是過去從未描述清楚的。王清任雖然仍是脾胰合一,但畫出了胰管(瓏管),並說清了與肝、胃等之間的毗鄰關係。

 

2、關於大腦功能的新知識

 

《內經》中關於大腦的功用,大抵是與耳目有關,未將大腦與神經中樞聯繫起來,也沒有大腦主記憶的觀念。

一般仍以「心」為全身主宰。道教經典比較重視腦,但也僅述及其為「上丹田」、「泥丸宮」、「神舍」。

 

李時珍提出「腦為元神之府」,是一大進步。不過,大腦的主宰功能和記億功能,均未作深入論述。

 

清初汪昂撰《本草備要》(1694),在「辛夷」條下引用了李時珍「腦為元神之府」一語,並以同鄉金正希所語證諸:

 

嘗語余曰:人之記性皆在腦中,小兒善忘者,腦未滿也;老人健忘者,腦漸空也,凡人外見一物,必有一形影留於腦中。」

 

王清任《醫林改錯》乃有「腦髓說」專論。他並且進一步批判了自古以來「靈機發於心」的錯誤,

發揮了「腦主記憶」的理論,而且從大腦發育與五官功能的關係上闡明了腦主五官感知和指揮語言的功能。

腦髓說大大完備了。他並且指出,「兩耳通腦」、「兩目即腦汁所生」、「鼻通於腦」。

在一定程度上作了解剖學的說明。又以癲癇一症的症状用腦病理作解釋,提出了「靈機在腦」的實際證據,

使中醫學關於大腦功能的認識大大提高。王清任的「靈機在腦」說是比之「腦主記憶」說更為提高了的。

 

二、診斷學

 

中醫診斷學到了清代,在各科專著中均有新的見解,如薛己外科、夏禹鑄兒科等,就一般而論,則於以下諸方面尤見長足進步。

 

首先是舌診。清初康熙七年(1668),名醫張璐之子張登著成《傷寒舌鑒》一書,可謂是舌診史上的重大發展。

 

此書以十六世紀下半葉申斗垣(拱辰)之《傷寒觀舌心法》為底本,參入其父張璐治案所記,及他本人親歷經驗,

刪一百三十七舌圖為一百二十,分屬於白苔、黃苔、黑苔、灰苔、霉醬色苔、紅舌、紫舌、藍舌等八類之中,

末附妊娠傷寒舌苔一種。在總論之下,舌苔與舌質區分立論,根據額色的深淺、兼雜、潤燥、偏全及形態等不同,

逐一圖形顯示,敘其證,明其理,列其治,辨證詳確,要言不理,醫者觀察對照竟可按圖索「治」。

 

不過,此書僅論傷寒熱病舌診,刪去雜病,終非完帙。至清末乃有劉以仁《活人心法》、梁玉瑜《舌鑒辨正》(1891)

輯為舌診之集大成書,乃更為全備。四診的其它方面,進步不如望診顯著,多為承先啟後之著,但某些方面得到強調。

例如喻昌之《醫門法律》,有「聞聲論」,強調呼吸的觀察,對於掌握病情進展變化十分重要。

石芾南之「聞聲須察虛實論」(見《醫原》)對聞聲辨息的分析更為清楚且實用。

 

「燥邪干澀,聲多厲仄,或乾噦,或咳聲不揚,或咳則牽痛,或乾咳連聲,或太息氣短;化火則多言,甚則譫狂,

其聲似破傳啞,聽之有乾澀不利之象。濕邪重濁,聲必低平,壅塞不宣,如從瓮中作聲音然,或默默懶言,

或昏昏倦怠,或多嗽多痰,或痰在喉中,漉漉有聲,或水停心下,汩汩有聲,或多噫氣,周身酸痛,沉重難展;

化火則上蒸心肺,神志模糊,呢喃自語,或昏迷沉睡,一派皆重濁不清之象,流露於呼吸之間。他如出言壯厲,

先輕後重者,外感也;先重後輕者,內傷也;妄見妄言為語,無稽狂叫為妄言,實也。……虛實兩途,陰陽異治。

然則聞聲之道,顧不重哉!經故曰:聞而知之之渭聖。」

 

問診方面喻昌頗有發明。對於問診方法的注意點,他說得很有道理:

 

包括對過去史、現在史的詢問,及避免誘導性發問、不輕信第三者等,皆與現代醫學的問診原則一致。

 

蔣示吉,其於問診的方法,尤見細密詳盡、淺近適用,於臨床家尤感便利,使辨證分析,有可靠根據蹤跡可尋。

 

切診方面,也有所充實。如明.王紹隆傳、清.潘楫增注的《醫燈續餡》(1652),匯各家脈學參注,結合自己經驗及見解,

聯繫各科病證闡述脈理治法,內容頗為詳備而切合臨床。又有李中梓之侄輯撰《脈訣匯辨》(1664),提出「脈學六要」:

即辨析相類之脈;對舉相反之脈;熟悉兼至之脈;察定平常本脈;准隨時令變脈;確認真藏絕脈。

對於醫生臨床辨脈確有提綱挈領和警策作用。至若賀昇平輯之《脈要圖注詳解》(1783)黃宮綉《脈理求真》(十九世紀初)

周學霆《三指彈》(1827),也為聞述脈學著作,均能聯繫病因症治,並示之以學習、運用之法度,不謂無益。

 

三、醫學史著述及資料

 

作為基礎醫學理論研究的一個方面,清代於醫史資料纂集、考證、評論等方面,有較明顯的進步。

例如《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蔣廷錫等編纂,刊於1723年,其「醫術名流列傳」,

以輯清初以前著名醫學家傳記共1200多則,為空前的全帙;而其選輯的藝文、紀事、雜論、外編等內容,

亦多可作為醫史資料參考,反映出不同時代醫學面貌的一個側面。而王宏翰所撰《古今醫史》(1697年刊)

 

所記古今醫家傳略對古來神怪傳說多所糾正,亦屬難能可貴。至若徐大椿《醫學源流論》,內多評騭古今醫家、

醫著之文,言簡而賅,切中肯綮,實可以短篇醫史論文視之。復有王丙、字朴庄,

於《吳醫匯講》卷九刊發「考正古方權量說」,

對自古以來方書所用劑量從不同時代度量衡變遷角度及臨床實際情況予以一一考證,既甚有益於臨床,

又為醫學史的權量變遷源流論文,頗具科學性。清代又有許多醫家、醫話類著作,其中對醫史文獻資料等內容亦每多涉及,

反映出醫家們普遍對醫史研究的重視和新的興趣,此實是醫學史作為一門新的科學必將脫穎而出的前奏。

 

清代前中期藥物學與方劑學的進展

 

 

一、藥物學

 

整個清代,雖然難以找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藥物學傑作,但也異常繁榮,至少在本草著作的數量上空前多,種類空前豐富。

 

()趙學敏的《本草綱目拾遺》

 

在醫學史上,但凡一部偉大著作產生之後,往往會伴隨著產生眾多的後續性著作。

在《本草綱目》眾多後續性著作中,成就最大的無疑是清代趙學敏的《本草綱目拾遺》。

趙學敏一成中寫過大量有關醫藥方面的著作,其中的《升降秘要》和《藥性玄解》是介紹煉丹方法的,

實際上是研究製藥化學的專著;《本草話》是辨別藥物真偽和產地的專著;《花藥卜名錄》專載藥物別名和隱名;

《奇藥備考》是補充明代高廉所著《珍異藥品》的著作。可惜這些著作都已散佚無存。

趙學敏畢生心血在藥物方面只留下《本草綱目拾遺》10卷尚流傳於世。

 

《本草綱目拾遺》的主要貢獻在於,他總結了《本草綱目》之後藥物學發展的成就。

全書載藥921種,其中的716中為《本草綱目》所未載。這一數字超過了古代任何一部本草著作所新增添的藥物數,

對李時珍的錯誤或不妥之處加以訂正。如《本草綱目》載鉛粉辛寒無毒,世人「皆仍其誤」,危害匪淺,

 

趙學敏根據實地考查,證明這是錯誤的,並加以糾正。趙學敏對民間醫藥知識極為重視,他深入到民間勞動群眾當中,

虛心學習求教,採集了許多簡、便、廉的草藥和單方。如雞血藤舒筋活絡、鴉膽子治冷痢、千里光治瘡、鷓鴣菜驅蛔蟲、

臭梧桐治頭風、六月霜解暑毒等等都直接來源於民間經驗。他還記載了清以來傳入的藥物知識,

 

如治療瘧疾的金雞勒、治療咽喉腫痛的胖大海、外用的日精油及東洋參、西洋參、煙草等等。

還記載了一些西藥如消強水、刀創水、沖鼻水等。趙學敏編纂醫藥著作的目的是「可濟於世」,

因而他治學態度極為嚴謹。因此《本草綱目拾遺》有很高的科學價值,是清代新內容最豐富的本草著作之一,

代表了清代本草學的最高成就。

 

()尊經復古思潮下的本草著作

 

從明代繆希雍《本草經疏》起,明清在藥物理論探討上出現了新的變更,其中有言本草必宗《本經》的尊經派,

著力闡發《神農本草經》的藥物機理;有致力於《神農本草經》原文的輯復工作的;

還有以張仲景所用藥物為研究對象,註疏「經方」藥物的。

這種尊經復古傾向的產生與清代整個醫學界的復古思潮有關,與清政府禁固思想文化而產生的乾嘉考據學風也有關。

 

1、註疏《神農本草經》藥物為主的本草著作

 

《本草祟原》為張志聰的未完稿,經其門人高士繼續完成。

他們從藥物生成、形色性味及與病因病機之間的關係入手分析藥理,切於實際,通俗易曉。

 

清代中葉另有姚球撰有《本草經解要》一書,論藥著重在「藥與症相應」。把藥物氣味功效與人體臟腑功能緊密結合,

與《本草祟原》殊途同歸。

 

乾隆年間著名醫家除大椿撰集了《神農本草經百種錄》,從辨藥物之形氣監督來探討藥性,研討精深,多有新意。

他針對當時一些不明藥性、濫用藥品的時弊予以抨擊。

 

陳修園撰寫《神農本草經讀》時常結合張仲景用藥法,並結合自身豐富的臨床經驗,頗有建樹。

綜上各家的共同特點都是在理論上尊經崇古,但由於以上著作多出於臨床經驗豐富的名醫之手,

故有不少寶貴的用藥經驗體會,頗有新的見地,所以流傳較廣。

 

2、對《神農本草經》等的輯復工作

 

《神農本草經》的輯佚始於南宋,至明代有盧復輯佚本。清代受考據學的直接影響,

一些經學家把其餘力用在本草著作上,出現了一股小小的輯佚熱潮,孫星衍、孫馮翼所輯《神農本草經》

是各種輯佚本中較突出的一部。孫星衍是清代著名考據學家,孫馮翼是他的學生,仰仗他們淵博的學識、

豐富的資料和嚴謹的學風,二孫輯本受到廣泛重視,多次翻刻,影響較大。此後顧觀光在《神農本草經》

藥物校勘和考證方面下了一定功夫,輯為新的本子,但其編排次序取自《本草綱目》所列《本經》目錄,未為允當。

 

此外清代對《吳普本草》、《雷公炮炙論》、《新修本草》都作了初步輯復工作。

 

3、註疏經方藥物為主的本草著作

 

清代部分尊經復古者專門討論《傷寒論》、《金匱要略》兩部經典中的藥物。黃元御《長沙藥解》,

取張仲景方書中161味藥,探討張仲景治病用藥機理。

其特點是將論病與用藥議方結合起來,間附個人見解,對當時醫學中的流弊也多加針砭。

 

鄒澍將張仲景所用173味藥予以疏證,編成《本經疏證》。該書將藥物分為三品,除註疏藥性外,

還在毒藥下論述了藥物基原,其特點是結合個人體會,把藥、方、病結合起來論述。

 

此外還有周岩《本草恩辨錄》吳槐綬《南陽藥證匯解》和田伯良《神農本草經原文藥性增解》也都著眼於張仲景用藥法的研究。

 

()《本草述》及後續著作

 

清初節纂改編《本草綱目》的著作中,劉若金的《本草述》影響較大。他將《本草綱目》進行了刪節修訂,

80歲上撰成《本草述》一書。書共32卷,編排順序、藥品基本上都取自《本草綱目》大量吸收宋元以來醫家有關論述。

該書論藥以談論藥性藥效及藥理入手,常於略引前人論說之後,附以大篇闡釋,對有些藥物解說辨析入微,頗有見地。

 

該書一問世,頗受歡迎。嘉慶間楊時泰對其進行刪節修訂,增加了藥物基原、產地、性味、主治等內容,

使一部原為專述藥性的著作,一變成為適於臨床應用的書籍,命名為《本草述鉤玄》。

 

在《本草述》基礎上改編而成的,還有陳其瑞的《本草撮要》,全書以藥為經,以方為緯;

體裁與《本草述鉤玄》相類似。另有張琦依據《本草述》節錄的《本草述錄》。

其後蔣溶又在張琦節本基礎上再加輯補,成《萃金裘本草述錄》。張琦學生包誠在張琦節本藥物基礎上,

以十二經絡為經,十劑為緯,列成《十劑表》。

 

()普及性本草著作

 

在清代400餘部本草著作中,普及性本草書籍竟佔大半,這不能說是完全正常的,

但普及性本草著作中仍不乏高水準之作。

 

清代流行最廣的普及性本草著作是汪昂的《本草備要》。他以《本草綱目》和《神農本草經疏》

為基礎加以綜合節要而成。該書最大特點是實用,所選400種藥物皆常用之品;另一特點是通俗,解說簡明扼要,易懂易記。

 

吳儀洛的《本草從新》是《本草備要》的增補本。共錄藥物720種。分類編次悉同《本草備要》。

補充了許多未見於本草著作記載的民間藥材。在藥物識別上他也根據體會予以記述,

其次在產地、道地藥材、炮灸等方面都有新的見解。

 

其它如郭佩蘭的《本草匯》、張璐的《本草逢原》、黃宮綉的《本草求真》等等也各有特色。

上一頁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