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診法原理研究
（一）
舌診研究
我國從五十年代開始，就有不少學者著手以現代科學方法從事中醫的客觀化研究，大體有兩種情況，
一是直接對中醫的某些診斷方法的客觀化研究；一是通過對中醫學中的一些臟腑功能的本質、作用機制的探討進行客觀化研究。
（二）脈診研究
中醫診脈全憑經驗和手指主觀感覺，缺乏客觀指標作為判定脈象的標準，所謂「心中易了，指下難明」，
不僅初學者難以掌握，即使在有經驗的中醫師之間，有時對同一脈象也會作出不同的判斷，
所以脈診的客觀化是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多年來，國內在脈診客觀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重點是探求、
研製能全面反映中醫脈象特點的精確度大、靈敏度高、重復性好的脈象儀。
早在五十年代就有人應用槓桿式脈搏描記儀，試圖通過機械能的作用，直接描記高血壓弦脈脈搏波形，但失真性較大。
五十年代末，有人研製出以酒石酸鉀鈉壓電晶片為換能器的脈搏描記器，將中醫寸、關、尺的脈搏，
通過換能器轉換為電能加以放大描記，初步確定了中醫弦脈、滑脈、平脈等的特徵圖形，
1959年，進行高血壓弦脈及其機制的研究。
六十年代初研製的「20型三線脈象儀」，首先實現了寸、關、尺三部切脈壓力的任意調節和客觀定量測定，
以及與指感基本一致的壓力脈象波型的描記。該儀器在臨床試用取得大量的實驗數據。
之後，全國各地陸續研製出各種不同換能器（如半導體矽應變片換能器，電感式壓力換能器，電阻抗式換能器）
的脈象儀，不斷提高換能器的靈敏度，精確度，並改進探頭的造型。
近年來有些單位還將聲象圖儀、頻譜分析應用於中醫脈象研究。
七十年代初，中國醫學科學院分院利用電子學的新進展，研製出性能較好的脈搏圖機（後來改進為BYS-14型），
所描記的脈搏圖能反映出十餘種脈象。為用脈搏圖形識別這些脈搏打下了初步基礎。
七十年代末北京中醫學院採用測量脈搏圖參數，進行系統分析，來描述弦、滑、細、平等脈象的脈搏圖特徵，
從定性推進到定量。八十年代初魏韌提出多因素脈圖識別法，將切脈時醫師的應指感覺分解為八種成分，
其不同組合構成各種脈象。還研製出MTY-A型脈圖儀，
在傳統的波形圖外尚可描記各種取脈壓力下的脈搏幅度趨勢圖及脈管粗細圖，認為可綜合上述八種指感成分，
因而能反映出所有各種脈象。
近來（1987年）李景唐對這種多因素脈圖識脈法作進一步論證，並研製出MX-5型多功能中醫脈象儀，
在以上三種圖之外，增加了脈率趨勢圖，利用這四種圖設計出27種中醫脈象圖譜。
此外，浙江大學研製出一種多維脈象信息檢測系統。
中醫科院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研製出中突型三探頭感測器以及測寸口動脈彎曲振動的感測器，
特別是研製出一種能測定表淺動脈運動和截面變化的儀器。並研製了不同類型的中醫脈象教具，
如脈象模擬裝置，電子脈象教學儀等。物理學中的進展，如流體力學的研究，
各種感測器的設計和研究，都對研究中醫脈象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在脈象的形成機理的臨床研究上，北京中醫學院1975年觀察上消化道出血病人與孔脈的關係，並描述其脈搏圖特徵。
在脈象形成機理上，成都中醫學院附院內科1975年，陳德奎1983年探討弦脈的形成機理，認為主要涉及總外周阻力、
心輸出量和動脈順應性三個因素。
1983年蘭州軍區軍醫學校在《陝西中醫學院學報》發表對脾胃虛證患者虛脈脈象的研究，
湖南中醫學院李紹芝1987年報導對心氣虛證病人脈圖參數的觀測。
1977年以來，上海中醫學院費兆馥等採用脈象儀進行了脈圖的定型，辨識以及脈象信息的模擬發生；
觀察生理狀態下的脈圖變化，脈象形成機理的探討，脈圖的臨床研究等。
黃世林1986年從臨床實用出發，用阻抗感測器研究了各種脈象的寸口橈動脈血流圖。
廣西中醫學院唐農等1992年報導了冠心病心氣虛患者寸口脈超聲都卜勒血流圖的初步研究。
報導妊娠與脈象關係的實驗材料較多，結果也較一致，驗證了「婦人脈滑數而經斷者有孕」的中醫理論。
如傅驄遠1987年在全國四診研究第二屆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滑脈的實驗研究」。有的學者還進行了正常人的脈象及影響因素研究。
在脈象動物模型研究上，1982年左箴建立戊巴比妥鈉應用脈微欲絕模型；
1983年陳德奎建立去甲腎上腺素應用弦脈模型，及桑寄生應用滑脈模型；
1985年黃世林建立去甲腎上腺素應用鬼祟脈模型；並通過改變心率，改變心臟、血管功能，改變血液粘度，
改變血容量等方法建立了浮、遲、數、滑、澀、弦、緊、細、弱、伏、孔、結、代、釜沸、蝦游、交替脈等模型；
1990年鄭小偉建立冷凍法遲脈模型。
（三）其他診法研究
腹診的研究：蕭熙1955年在《新中醫藥雜誌》上發表「腹診的整體性和實用性」的文章。
較為系統論及腹診的古籍是《黃帝內經》，對瘀血腹診進行系統闡發，使之成為獨特診斷瘀血而辨證用藥的一種方法，
是《傷寒雜病論》的貢獻，十六世紀以來，日本古方派勃興之後，對《傷寒論》中的腹診內容作了系統研究，
發展了瘀血腹診。八十年代，中國中醫研究院對瘀血腹診法進行了研究。
國內近年研製出根據經絡感傳規律與特點的經穴電參量自動循回檢測系統。可多點同步檢測體表的電參量等。
六、證候實質研究
證候實質研究的發展。呂維柏認為，辨證論治與對症治療的區別在前者治療時針對體現整體變化的「證」，
後者則針對症状，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在認識層次上後者較淺，屬於感性認識；
前者較深，有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飛躍，是深入到事物內部規律的認識階段。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的中西醫結合科研以臨床實驗性描述研究為主，西醫診斷，中醫藥治療或聯合用藥，
按西醫指標觀察療效；1958年以前，中醫臨床研究側重於單驗方研究。辨證論治雖被廣泛運用，
但沒有被科學地研究過。辨證論治的科學研究開始於1958年，那時候第一批西學中班學員畢業，並開始了其對中醫學的科研工作。
六十到七十年代開始採用西醫診斷，臨床上辨證分型治療的方式，並開展實驗研究，
這種科研模式至八十年代初一直是中西醫結合科研的主體，在骨折研究，針麻和經絡研究，血液病研究，
慢性支氣管炎研究，急腹症研究，腫瘤研究，急症研究等領域中得到體現；並總結出「肯定現象，掌握規律，
提高療效，闡明本質」的科研程序。
以血瘀證和臟象生理學研究和證候實質研究為代表的基礎理論研究和診法研究起源於七十年代，
而在八十年代得到迅速發展。從研究人員和研究機構的性質看，五、六十年代實驗研究人員以西學中醫務人員為主，
七十年代末以後則和中醫中藥人員並重。
八十年代中，證候研究列入中醫「七五」攻關課題，本領域引起中醫界廣泛重視。其研究復蓋面廣，據不全統計，
全國除三省一個自治區外，約26個自治區及解放軍共計百多個單位開展這方面的工作，
其重點地區為：上海、北京、遼寧、吉林、廣東、福建、貴州等。
此期間獲得較大數量的成果如：「腎陽虛證的下丘腦—垂體—甲狀腺、性腺、腎上腺皮質軸功能的對比觀察」，
「性激素在男性冠心病、高血壓、糖尿病等疾病中的變化
和中醫虛證（腎虛）的聯繫以及應用不同的中醫治療方法的效果」，
「腎虛證β腎上腺素受體M膽鹼受體環核苷酸系統的關係及某些滋陰助陽藥的調整作用」，
「中醫『腎主耳』理論的實驗研究」，「補腎法對老年男性下丘腦—垂體—性腺軸作用的臨床和實驗研究」，
「『脾主運化』的實驗研究和健脾益氣法則的作用探討」，「脾虛型重症肌無力臨床及實驗研究」，
「脾虛型萎縮性胃炎臨床及實驗研究」，「重症肌無力脾虛證型的辨證論治、療效和治療機理研究」，
「瘀血與衰老的關係——衡法Ⅱ號抗衰老的臨床和實驗研究」，
「高原低氧環境與氣虛、血瘀證關係的研究及高原中藥防治氣虛、血瘀證療效分析」，
「血瘀證證型研究」，「肝陽上亢證的研究」，「肝瘀氣滯血瘀臨床和實驗研究」，
「心氣虛的實質及生脈散對左心室功能作用的研究」，「心氣虛證的臨床辨證規律及党參、黃芪治療作用研究」，
「陰陽計量辨證模型與辨識軟體系統」，「勞倦飢飽致脾虛動物模型研究」，
「痹證的實驗模型與現代病理基礎研究」，「中醫氣血理論指導冠心病治療的臨床及實驗研究」，
「氣血相關理論及其在冠心病治療中的作用」等。
七、治則治法研究
（一）扶正培本治則研究
扶正固本治則的提出是隨著慢性支氣管炎、支氣管哮喘、肺心病的研究形成的。
七十年代全國慢性支氣管炎的中西醫結合研究非常活躍，取得可喜的進展。最具代表性的是天津市、
福建省等九省市慢性支氣管炎中西醫結合標本診斷分型研究協作組的工作，其已有專著出版。
1977年11月在廣州召開的全國慢性支氣管炎臨床專業會議上，根據九省市協作組的研究結果，
修訂了《慢性支氣管炎中西醫結合診斷分型防治方案》。
在支氣管哮喘上，最重要的進展是發現本病有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功能紊亂並提出「發時治肺、平時治腎」的觀點。
30年來呼吸系統疾病的研究成績主要表現在：治療學的中西醫結合既提高近期療效，也提高遠期效果，
為防治呼吸系統疾病而發掘的「急則治標，緩則治本」治則具有普遍意義；
陝西防治慢支炎協作組七十年代以來對痰飲丸防治慢性氣管炎扶正培本作用做了較系統的研究。
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腫瘤組1974年後對六味地黃丸抑制食管上皮細胞增生在臨床及動物上做了系統實驗，肯定了其效果。
上海龍華醫院1975年報導補陽藥能使動物抗體生成時間提前，養陰藥能使抗體存在時間延長。
中醫研究院廣安門醫院1976年報導了對「扶正培本」治則實驗研究的結果。
從腎上腺皮質激素、免疫、抗疲勞等方面作闡明。
張文亮1979年報導「在特別注意檢測條件的一致」的前提下研表明，党參、白朮、茯苓煎湯內服，能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
黑龍江中醫學院1979年報導用扶正一號方（仙靈脾，熟地，胡桃仁，五味子，陳皮）治療嚴重肺心病病人，
提高細胞免疫功能。醫科院1978年報導黃芪能使機體產生干擾素，增強機體對病毒的抵抗能力。
扶正藥物對腫瘤病人免疫狀態的影響引起廣泛注意。
天津人民醫院1974年報導用補腎健脾扶正藥配合化療，治療48例淋巴瘤，對保證化療的順利進行有明顯作用。
劉亞光1978年報導不少扶正中藥如茯苓、薏苡仁、黃芪、白朮、百合、麥冬、白芍、山藥、豌豆、蘑菇、甘草、
糯稻根等均具有扶正和抗癌的兩方面作用。王殿祥1979年綜合不少單位報導用溫補腎陽或益氣養陰藥物為主，
適當配合清熱解毒，活血化瘀等藥物治療多種腫瘤，使淋巴細胞轉化率明顯提高，臨床症状也趨好轉。
補腎治療的研究：通過病理觀察，發現腎陽虛者腎上腺、甲狀腺、睾丸等內分泌腺體有功能低下的形態學改變。
溫補腎陽藥可調節下丘腦—垂體及其靶腺軸的功能，其中對腎上腺軸的影響較大；鹿茸、仙靈脾、附子、蓯蓉、
補骨脂及六味地黃丸等補腎方藥有調節神經內分泌的功能。
沈自尹等1984年至1987年對補腎法和健脾法延緩衰老的效果作比較研究，認為前者效果更為顯著。
鄺安坤發現附子和肉桂兩味助陽藥之間也有明顯的互相制約現象可相互緩和它們過於猛烈的作用。
溫補腎陽藥（肉桂、仙茅、菟絲子、鎖陽、黃精等）能使以粗製胎兒甲種蛋白作抗原免疫家兔的抗體提前形成；
滋補腎陰藥（鱉甲、玄參、天冬、麥冬、北沙參等）能使抗體時間延長。
發現補腎藥黃精、首烏、杜仲葉、狗脊、鎖陽、仙茅、生地、熟地、桑椹、桑寄生有中輕度的免疫激發作用。
補腎陽方藥動物灌服有增加紅細胞、血色素及網狀紅細胞的作用；滋陰藥可防止化療引起的白細胞減少；
川斷、杜仲、當歸、鹿茸、熟地、補骨脂、菟絲子、枸杞子、白芍、陳皮等能促進骨折癒合，
並可改善動物摘除睾丸後所引起骨質疏鬆和溶骨現象。溫腎方、利水方，溫腎利水方能改善家兔實驗性腎炎腎臟的病理變化，
延長造型動物存活時間。仙靈脾提取液對正常麻醉家兔和腎型高血壓大白鼠有降壓作用，
其降壓原理可能由於周圍血管擴張；補骨脂對離、在體心臟均有擴張冠狀動脈作用，
從補骨脂中分得的補骨脂甲素和乙素（兩種新黃體酮），後者有刺激Hela細胞的作用，
並能顯著增加離體豚鼠心臟的冠脈血流量。
（二）通里攻下治則研究
通里攻下治則研究是隨著急腹症的中西醫結合治療開始的。中西醫結合治療急腹症從1958年開始起步。
五十年代後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是中西醫結合治療急腹症的探索階段。通過臨床實踐探索中西醫結合的方式、
方法，在肯定療效的基礎上研究規律。大量實踐證明，這一探索是成功的。
六十年代初期，在《中華外科雜誌》等刊物上發表的大量文章，反映了這一階段的進展。
1958年一股發揚祖國醫藥學的強勁東風吹進天津醫學院，隨之開展西醫學習中醫工作。
1963年把南開醫院改為中西醫結合基地。
七十年代是中西醫結合治療急腹症逐步深入的階段。
1971年2月6日，周總理接見了參加第一次全國中西醫結合工作會議代表，對中西醫結合工作給予了明確的指示，
使中西醫結合工作恢復了生機。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在天津及遵義連續舉辦了幾期學習班，交流了各地的診治經驗，
培養了一大批技術骨幹，中西醫結合治療急腹症又在全國各地普遍開展起來。
1970年根據周總理的指示，衛生部開始籌辦全國中西醫結合工作會議。
1971年開第一次全國中西醫結合治療急腹證學習班。1975年成立天津急腹證研究所。
這一階段的主要進展是，辨病與辨證的研究不斷深入，對手術與非手術療法的選擇漸趨合理，實驗研究初步展開，
劑型改革取得進展，同國外的學術交流也開始起步。
這一階段的成果在天津市南開醫院與遵義醫學院合辦的刊物《急腹症通訊》與共同主編的《新急腹症學》
一書中作了較充分的介紹。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初期，找到了「以法為突破口，抓法求理」的科研途徑。
八十年代以來，中西醫結合治療急腹症進入了向高層次發展的新階段。
「七五」規劃，擬在「證」（急腹證有代表性的實證與虛證）的實質探討。
「法」（主要治則）的深入研究，「理」（新理論學說）的探討等六個方面進行研究。
（三）清熱解毒法的研究
清熱解毒法殺菌抑菌作用的研究：魚腥草、穿心蓮、銀花、黃芩等在臨床上廣泛使用。
魚腥草注射液防治外科手術刀口感染52例，其中48例獲甲級癒合，且優於抗菌素組，對金黃色葡萄球菌作用量強，
在稀釋到1∶40000濃度下仍有抑菌作用；急腹症常用的清熱解毒藥物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抑菌作用，
僅其抑菌譜及抑菌強度各有不同。
抗病毒作用研究：白虎湯能明顯提高被乙腦病毒感染小白鼠的存活率，螃蜞菊（又稱空心莧）注射液對流感病毒（70-5株）、
乙腦病毒（P3株）及狂犬病毒（固定毒）等均有明顯的抑毒作用，用螃蜞菊治療880例乙型腦炎
（其中極重型97例，重型90例，余為較重型與輕型），治癒率達89.5%。
此外，清熱解毒藥物有減毒、解毒，對無菌性炎症有抗炎、抗滲出及提高吞噬細胞功能以及調整交感神經—腎上腺系統等方面作用。
河南醫學院等1973年觀察山豆根，白花蛇舌草、炒苡仁、喜樹果等清熱解毒藥可使幼鼠胸腺萎縮。
上海兒童醫院1976年報導以中藥三黃湯為主（茵陳、山梔、大黃、黃連、黃柏）治療新生兒黃疸38例，
近半數獲顯效。黃芩有效成分黃芩甙能抑制肥大細胞的巰基蛋白酶，因此有抗過敏作用。
劉亞光、汪承柏1979年綜合報導洋金花、麻黃、蒼耳子、秦艽、防己、枳殼、枳實、牛膝、黃連、甘草、
澤瀉、柴胡、龍膽草、荊芥、葛根、豬苓、白芷、桔梗等，均能抗介質釋放、抗組織胺、抗乙醯膽鹼，
以利於治療多種病理性過敏反應所致的疾病。
（四）氣功療法實驗研究
氣功實驗研究於五十年代就開始了。
1959年徐豐彥即發表「氣功療法機制的研究」，觀察到氣功鍛煉對呼吸系統功能最明顯的影響是可使呼吸減慢和加深，
呼吸運動描記發現練功效果好的，呼吸曲線柔和而均勻。X線下練功時比一般狀態膈肌上下活動幅度增大3∼4倍。
上海市高血壓研究所1959年報導氣功對血壓的影響與單純休息和自然睡眠不同。
莫浣螈1959年報導練氣功對腧穴皮膚電流的影響。
上海第一醫學院氣功專題研究小組1960年發現氣功可明顯增強和調節消化系統的功能狀態。
練氣功時吸氣、呼氣對心輸出量有影響。
上海第二結核病院1961年發現氣功狀態下腹式呼吸明顯。「臥式內養功」有使胃腸排空加快的作用。
武漢醫學院衛生系1961年觀察到練靜功時，可使心率明顯減慢。血管通透性加大。
廣東醫科院胸科疾病研究所1961年報導氣功對大腦耗氧量的影響。
趙連雲1962年觀察到氣功治療矽肺病人觀察中，可增大胸圍，增加止息時間、肺最大通氣量等。
肺結核病人練功達有效階段時，氧消耗量及二氧化碳排出量均減低。
上海第一醫學院生理教研組1962年報導內養功與血管舒縮關係的研究。練功入靜時可使氣體代謝率降低。
對血糖較高者有降糖作用。項殿芳、肖俊等1962年岱功姿勢與氧消耗量改變的關係。
氣功對血壓有明顯影響。重慶醫學院生理教研組等1963年發現氣功狀態下血管運動中樞活動狀態趨於穩定。
諸雲清等1963年報導氣功對支氣管哮喘患者尿17-酮排出量的影響。
趙光勝等1979年發現高血壓病人練氣功者可使腦電圖α波明顯增強。且有一定後續作用。
王伽林1980年報導氣功對膽汁分泌也有明顯影響。
通過腦電圖觀察認為氣功狀態下的大腦皮層活動可能是一種特殊的保護性過程。
鄺安坤等1980年報導練功前後血漿cAMP含量變化很大。梅磊等1981年也探討了氣功的腦電特點。
台灣醫藥史概況
一、中醫藥發展
(一)中醫教育
台灣中醫界為爭取舉辦高等中醫教育，先後與日本殖民統治者、民國政府等進行了六十多年的抗爭與申請，
終於1958年得到批准。1958年在台中市正式開學。
七十年代末，「台灣都市與鄉鎮居民之醫療保健行為研究」，發現都市家庭有60%曾看過中醫，鄉鎮居民家庭有70%看過中醫；
中醫的補方、補品、針灸、單秘驗方及中成藥，更是極為流行，或與西醫療法合併使用，這一調查之結果，
也給中國醫藥學院的中興以有力的支持。
中國醫藥學院在「經過一段蓽路籃褸艱辛時日，本賴創辦先進及歷任董事努力，得以成長茁壯，至民國六十一年(1972)，
陳立夫先生擔任董事長，鄭通和先生擔任院長後……」。至1995年，「中國醫藥學院規模，已頗齊全，大學部有十個學系，
夜間部亦有藥學、護理兩系，研究所碩士班有六所，其中三所設博士班」。
十個系在校學生3968名，其中中醫中藥學系在校學生1267名。
另外有中國醫學研究所、中國藥學研究所等六所培養研究生，共有碩士生141名，博士生52名，
其中中醫中藥之碩士生57名，博士生35名。另外，該院還創設中藥展示館，
1996年始正在改建為中醫藥展示館，頗富特色。
中國醫藥學院有兩所附設醫院，即1980年成立於台中市附設醫院，規模宏大，中西醫學科齊全，
是台灣中部地區容量最大的醫院之一。另一所即1985年設立於北港的附設醫院。
兩院均為中西醫合作之醫院，亦為醫學系及中醫系學生實習場所。
(二)中醫中藥科研工作
台灣地區研究中藥之歷史比較早，在日偽時期已有開展，但中醫研究應當說是比較晚的。
1957年，台灣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正式成立籌備處，
1956年台灣立法院第十一次院會通過中醫教育法案：設置中醫學校及成立研究機構。次年成立中國醫藥研究所籌備處，
1963年正式成立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該所自籌備之日起至今己40年，其研究工作的重點似仍以中藥之研究為最。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經1995年元月立法院三讀通過含54位研究人員共99人之編製，數十年來，
除從事生藥學及組織培養外，主要從事中藥化學成分之分離、鑒定及合成，以期發現作用於心血管、
中樞神經、免疫系統、抗癌及抗病毒之藥物。也從事中藥成份毒性及藥物動力學之研究。
在其圖書館及資訊組，對中醫典籍進行整理研究，並與中國醫藥學院合作，編輯出版學術刊物——《中醫藥雜誌》。
關於中醫文獻整理研究，如對《黃帝內經素問》等古典醫籍的整理與編輯新解，出版推廣。
同時，編輯出版現代中醫藥專著與研究成果，以及期刊，目錄、資訊網路、資料庫、影像等等。
(三)中西醫整合研究
1993年在台中創建了中西醫整合研究會，推動交流中西醫整合學術研究。
在癌症研究方面，運用先進的現代科學設備，採用中醫辨證論治與針灸、割治方法，系統觀察癌症治療的經驗，
取得了若干有價值的結果。例如：中藥的抗突變、中藥誘導細胞分化、增加免疫系統功能等。
關於肝炎的研究：台灣B型肝炎之發病率比內地更為嚴重，由台灣行政院肝炎防治委員會統籌規劃，衛生署具體實施，
國科會推動相關基礎研究及B型肝炎免疫製劑開發等，鑒於現代醫學對B型肝炎尚無理想防治方法，
他們集中力量把研究重點轉到中醫中藥。在臨床研究方面確定研究模式，脈診現代化研究，辨證分型研究，辨病治療研究。
關於泌尿系疾病治療研究：他們對中醫治療此類病的利水法、益氣健脾法、清熱利濕法、活血化瘀法、通腑逐水法、
固澀法等結合腎小球腎炎、慢性腎炎、狼瘡性腎炎、慢性腎功能不全、尿路結石、感染及腎移植反應等，
進行了比較系統的觀察研究，獲得了很好的效果。
關於糖尿病研究：由國科會、衛生署聯合在八十年代始，
將糖尿病中醫治療與降糖方藥實驗研究以及有效方藥成分提純，納入重點研究範疇。
在篩選降糖中藥方面，證實長春花、菝葜等20多種中藥經皮下注射，有明顯的降血糖作用，
熟地等口服有降血糖作用，其中生地、蒼朮等降血糖作用強而持久。
(四)針灸研究的發展
七十年代初，台灣國科會牽頭召集榮民總醫院、三軍總醫院、台大醫院、台大醫學院、國防醫學院等，
成立了針灸研究小組。確定以傳統針灸為基礎，以現代醫學技術及學理，觀察針灸對疾病治療、鎮痛與麻醉之實效，
從而探討其生理、生化以找其作用機理。
為了交流內外經驗，先後由國科會於1975年組織召開第一屆針灸研討會，有40多位學者報告了他們的研究論文。
1982年，由衛生署與中國醫藥學院聯合舉辦第一屆國際針灸研討會。
1986年又召開了第二屆國際針灸研討會，進一步促進台灣針灸的內外交流與深入發展。
台灣針灸之研究除基礎理論探索與臨床研究不斷取得新的進展，積累與創造了不少新觀點，新假說與某些成果外，
使針灸學術在台灣獲得空前的普及，不但中醫界給予針灸學術以新的關注，更在西醫界、生物物理等現代科學界得到學者們的重視。
(五)中醫書刊整理與出版
1950∼1969年，雖然在中醫處境方面逐漸有所改善，甚至中醫高等醫學院校中國醫藥學院已經創辦，
國立之中國醫藥研究所也已正式建立，但出版中醫藥書刊仍是很不景氣的。
據統計：五十年代出版之中醫書包括翻印者僅三種；六十年代雖有所增加，也只有12種，
其中包括中醫綜合著作3種，內科1種，婦科1種，兒科2種，針灸2種，中藥2種，方劑1種。
1970∼1979年，隨著中醫在全球影響的進一步擴大，據統計在此十年間出版中醫藥圖書多達40多種，
尤以臨床各科之圖書增加更快。比前二十年年增長30多倍。
1980∼1989年，台灣中醫藥事業得到進一步發展，中醫藥書刊出版市場擴大，社會需求日益增長，
此期僅前五年出版的中醫藥書籍已達880餘種。不但數量上進一步迅猛增加，而且在學術水平上也有了明顯的提高。
中醫藥期刊，與中醫藥圖書之出版大體相似，前期不但數量少，且多時辦時停，質量亦較差。
後期特別步入八十年代，期刊數量明顯增加，僅1989年新登記的期刊就有8種，使其總數多達20餘種，
所刊學術論文無論在數量上質量上都有了顯著的提高。
九十年代以來，台灣中醫藥期刊逐漸增加了大陸學者的論文，使兩岸中醫藥學術交流空前發展。
台灣中醫藥學術刊物在國內外學術界影響較大者，當首推中國醫藥學院與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聯合編輯出版的《中醫藥雜誌》。
二、現代醫學發展
(一)衛生行政組織
行政院衛生署，這是台灣最高衛生行政機關，其前身為內政部衛生局，
1971年才在行政院下成立衛生署。行政院衛生署成立後，才真正發揮公共衛生行政領導單位的功能。
首任署長為顏春輝(1971年1月∼1974年5月)，第二任為王金茂(1974年7月∼1981年5月)，
第三任為許子秋(1981年5月∼1986年1月)，第四任為施純仁(1986年1月∼1990年6月)，
現任署長為張博雅(1990年6月∼)。於1982年衛生署擴大編製，設醫政、藥效、食品衛生、防疫、保健等五處、
六室及中醫藥委員會。附屬單位有藥物食品檢驗局、預防醫學研究所、麻醉藥品經理處、
檢疫總所(於1987年7月1日成立，下設七個檢疫分所及兩個疫病監視中心)等。
負責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各地區之衛生行政事務及醫療保險規劃，並對各級地方衛生機關，
負有業務指導、監督和協調的責任。
省、市衛生主管機關有台灣省政府衛生處、台北及高雄兩院轄市，有市政府衛生局、分別負責策劃、
督導和執行公共衛生工作及醫療服務。
在縣、及省轄市(區)方面則設有衛生局(所)。
鄉、鎮及縣轄市方面，各設有衛生所；山地、離島及較偏遠村落設有衛生室或保健站。
為提升鄉村醫療保健服務水準，方便當地民眾就醫，自1983年於偏遠鄉鎮設立群體醫療執業中心，
大力普及基層醫療保健組織，使台灣已基本形成一個健全的鄉鎮醫療網。
(二)醫療機構
1945年10月台灣光復後，地方政府將日據時期地方州、廳政府設立及日人私立醫療院所分別加以接管整理歸併，
改設為縣、市立醫院，負責各該地區民眾診療業務。
當時共計設置縣、市立醫院十一所，嗣後因應地方之需要及行政區域之劃分，及台北市、高雄市改制為院轄市，
以及部份縣市立醫院升格為省立醫院，致歷年間屢有增減。計1948年時，縣市立醫院增至十二所，
1949年時增為十三所，1950年時為十七所，1951年減為八所，1955年至1967年間為九所，1968年迄1974年為七所。
當時之七所縣市立醫院為基隆市立醫院、南投縣立醫院、高雄縣立鳳山醫院、高雄縣立岡山醫院、高雄市立醫院等七所。
其中，南投縣立醫院及台南縣立新營醫院分別於1980年及1975年升格為省立醫院，
高雄市立醫院於1979年高雄市改制為院轄市後更名為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1961年8月，台北市衛生院改組為衛生局，1962年9月擴編，附屬單位則有市立醫院、婦產科醫院、傳染病醫院各一所，
及松山、等十個衛生所。1964年，原屬警察主管之清潔大隊亦移轉由衛生局管轄。至此，台北市之衛生行政業務才具備完整規模。
1967年7月改制院轄市後，市區擴大，翌年七月將鄰近市區的內湖等六鄉鎮劃歸台北市，衛生局也因而擴大組織編製，
1990年7月起衛生所由十六區改為十二區，台北地區醫療保健設施日臻完善。
高雄市為台灣地區南部最大都市，為工商海港城市，1992年高雄市衛生院改組為高雄市(省轄市)衛生局。
1979年，高雄市改制為院轄市，衛生局隸屬市政府，並受行政院衛生署監督。
在二次大戰期間，因屬紅十字會故未受戰火波及，為日據末期迄光復時止最完整無缺的醫院。
1945年11月充為台灣大學醫學院第二附設醫院之用，嗣於1947年1月又為省衛生局接管，成為省立台北醫院，
1986年再由台北市接管改為市立中興醫院。
台北鐵路醫院，對鐵路員工、旅客提供醫療服務。1986年改隸為台灣省衛生處所屬台灣省立台北醫院城區分院。
教會醫院在台灣近、現代醫療史上占頗重要地位。新樓醫院太平洋戰爭末期被日軍徵用，戰爭結束後停辦。
1950年在原址重新開辦。1985年擴建，即現在的新樓醫院。
馬偕醫院1961年院舍擴建三層樓建築一棟，1972年4月淡水分院(淡水竹圍)落成，
1980年新建十三層六百病床病房大樓完工，1983年醫療大樓落成，成為現在的規模。
馬偕醫院並於台東設分院，於1988年完工。
台北總院為因應大量之病患，再行擴建，於1995年，將原舊院舍及三樓院舍全部拆除興建醫療行政大樓，
預計於1997年完工後，將成為台灣最大的基督教醫院。
彰化基督醫院1952年蘭大衛醫師之子蘭大弼醫師(Dr.DavidLands-boroughJr.)來彰化基督教服務，1954年任院長，
復興院務。1963年興建中華路院舍，擴充成為250床之現代醫院。
1980年接辦二林基督教醫院，成為彰化基督教醫院二林分院。1983年籌建南部醫療中心，第一期完成於1986年，
第二期於1992年完工啟用，成為彰化基督教醫院總院，病床數已達七百餘張，蔚為台灣中部醫學中心之一。
軍事機關附設醫院：1949年國民政府轉進台灣後，為便利傷病官兵就醫，各兵種均附設有軍醫院，
其中較具規模的大型綜合醫院，如三軍總醫院、空軍總醫院、以及陸軍醫院、海軍醫院等。
各醫院醫師素質及設備皆具相當水準。各軍事機關附設醫院，除經常為官兵醫療傷患外，
並附設民眾診療部，兼為一般民眾服務。
榮民醫院：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為照顧榮民就醫，
於1957年3月開始籌劃設立榮民總醫院於台北市石牌，1959年11月正式開院。
1994年底台灣地區之醫療機構包括公私立醫療院所總數的15738院所，
其中醫院825家(包括公立95家、私立730家)，診所14913家(西醫診所8501家、中醫1876家、牙醫4536家)。
基層醫療保健單位的衛生所有361家、衛生室510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