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醫學的發展    上一頁     下一頁

 

一、自由發展階段

 

1980年以前的民族醫史研究,可以說是一塊荒蕪的園地,沒有人提及,也未見到專文論述。

少數幾篇關於少數民族醫學的文章,大多是介紹性質的,談不上研究。

 

如「西藏醫學」,其中有一段文字談到藏醫的發展,但把《四部醫典》這部藏醫學經典著作歸入

「印度古代名醫龍樹菩薩的著作」,文中未曾論證,顯得有些武斷。1949年前的其它民族醫史論文更少得可憐,

醫史界前輩范行准「胡方考」,

朱中德的「胡醫考」是較早的論文,也有一些深度,但其所指的「胡」,與今日我們所說的少數民族,

在概念上尚有一些差別,「胡」不僅包括漢族以外的其它民族,甚至連鄰近國家或中國以外的其它民族和國家,

一概以「胡」字概括之,而不是專指我國的少數民族而言。

 

1949年以後至1980年這一段時期,在黨的民族政策和中醫政策的正確指引下,民族醫學作為祖國傳統醫學

(廣義的中醫)的一個有機組成養分,得到了應有的重視。

民族醫學史的研究工作也初見端倪,各民族地區陸續出現了一些民族醫史的研究論文。

如壯醫陶針考、蒙醫史的初步研究等。值得提出的是,根據中央的指示組成的藏醫古代文獻整理小組於1976年進藏,

對藏醫豐富的文獻進行了初步調查,對於藏醫史的研究,無疑像一種催化劑,使藏醫史的研究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七十年代末,有不少藏醫藥史研究論文開始零星地出現在全國各地報刊上。如《上海中醫藥雜誌》、《新中醫》、

《新醫藥雜誌》、《中草藥通訊》等,都開始有少量藏醫藥史的論文刊載,雲南省還發掘出罕見的彝醫古代文獻,

引起了人們對彝醫古代文獻及彝醫藥的興趣,也開始發表一些有關的學術論文,一股研究民族醫學史的新潮已有呼之欲出之勢。

 

二、奠基階段

 

在中華醫史學會復會、《中華醫史雜誌》復刊的過程中,鑒於70年代中期以來民族醫史研究出現的新形勢,

民族醫史研究被列入議事日程,作為重點加強的薄弱環節,並得到了中華醫史學會學術會議與會者的一致贊同。

 

1980年,《中華醫史雜誌》復刊後,專門開闢了「民族醫史研究」專欄,有組織、有計劃地加強我國民族醫史研究工作。

它標誌著我國民族醫史研究工作進入一個新階段。從此,民族醫史研究的論文逐漸增多,其學術質量也在逐步提高,

並達到一個新的水平。這一新的形勢發展,鼓舞了我國民族醫史研究工作者的極大熱情。

 

幾乎與此同步,我國民族醫史研究的專業隊伍也開始形成。

1980年,中國中醫研究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正式組建了少數民族醫史課題組。不到兩年,隨著客觀形勢發展的需要,

課題組升格為少數民族醫史研究室,成為我國最早的一個民族醫史專業研究機構。

此後,一些民族地區的民族醫學研究所也設立醫史研究部門,如廣西民族醫藥研究所、延邊朝醫研究所、

新疆維醫研究室等,這表明一支民族醫史專業隊伍已經形成,這又是我國民族醫史研究進入新階段的另一個標誌。

 

從這一階段在《中華醫史雜誌》及其它中醫藥雜誌上發表的有關民族醫藥史的論文看,學術研究不論從數量還是從質量上,

與前一階段相比,都有很大的變化。《中華醫史雜誌》從復刊到1987年,刊登的民族醫史論文25篇,涉及九個民族。

 

經分析認為在這一時期發表的學術論文與1980年以前的論文進行比較,有四個特點:

一是涉及民族多,涉及面廣,它不僅研究像壯、彝這樣一些人口較多的少數民族,

也探究了朝鮮等這樣一些人口中等的民族,涉及面廣。

二是學術水平較高,有較深入的研究,比前一階段的研究有所不同。

最後是有些論文已經深入到原始文獻的考據,從而使論文的可靠性和質量都有較大的提高。

其中包括對藏醫敦煌卷子、回鶻文醫書、西夏文辭典《文海》等等的考證。

 

這一階段還有幾件民族醫史研究大事。

1984年由衛生部和國家民委在呼和浩特聯合召開我國首次全國民族醫藥工作會議,

會議制定了「民族醫藥事業『七五』發展規劃的意見」,把民族醫藥的發掘、整理和提高的工作列為七五規劃的重大任務之一,

還初步制定了「19841990年民族醫藥古籍整理規劃」,對藏醫、蒙醫、維醫、傣醫及其它民族醫藥古典著作的搜集、整理、

翻譯和出版工作,提出明確的計劃。

 

198712月在雲南省昆明市召開第七屆全國醫史學術會議。

這次會議以民族醫學史為主題,是對我國民族醫史研究工作的一次檢閱。參加這次會議有來自17個省區的代表近百人。

論文涉及的民族有藏、蒙、彝、壯、朝、維、回、畲、苗、土家、布依、鄂倫春、黎、納西、拉祜等,

還有古代少數民族如匈奴、契丹等。論文的內容包括醫藥衛生發展史、民族醫學人物評價、古典醫籍、考古文物、學術思想等等。

 

與會代表提出組建我國少數民族醫史研究工作者自己的組織的要求,認為組織一個民族醫史研究會的學術機構,

對於促進我國民族醫藥學術的發展,有積極的意義,時機也已成熟。

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在當時成立全國性的民族醫藥學術團體還不成熟;因而,經中華醫學會批准,

會議成立了中華醫學會醫史學會民族醫史專題組,蔡景峰任組長,洪武娌為學術秘書。

在會議閉幕式上,對我國的民族醫史研究工作做了總結,認為:一個民族醫史研究工作的高潮已經到來。

 

至此,一門新的醫史學的分支學科即民族醫史學在我國已經形成,其標誌是:出現了一支民族醫史研究的專業隊伍。

儘管這支隊伍還不大,只有幾十人,但我國還有眾多的兼搞民族醫史的研究人員,業餘愛好者則難於統計其數;

民族醫史的專業機構已經建立,民族醫史工作者更有了自己的組織,有交流學術研究心得的園地。

 

更重要的一點是,民族醫史研究的理論問題已經提出,並開始形成一定的體系,

如蔡景峰曾先後在全性民族學術刊物《民族研究》及《中國醫藥學報》上發表論文,論述民族醫史研究中若干理論問題,

討論民族醫學中研究人才的學術修養與素質、研究方向、各民族醫學歷史形成條件及其與社會及有關科學的關係,

與民族學、民俗學等人文科學的關係,還提到民族醫學人物評價,民族醫學古典著作的發掘與整理,

民族醫藥學歷史分期及其它理論問題,民族醫史的研究方法等等一系列理論性問題的探討。

 

可喜的是論文已涉及一些過去很少涉及的少數民族,

特別是台灣島上的泰雅、布農、鄒、卑南等多個未統計在大陸55個少數民族之內的少數民族,以及鄂倫春族等較小的民族。

 

在研究方法上除一般醫史所用的文獻考察、調查研究之外,比較研究的方法也已經應用。

不僅對大陸各少數民族進行比較,還把我國少數民族醫與鄰近國家的民族醫進行比較研究,理論探討也較多地涉及,

如關於一些民族醫學歷史的分期等等。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已經在民族醫史學的研究領域裡開展不同學術見解的討論和爭鳴。

 

不僅如此,民族醫史學研究的理論問題,也開始引起研究工作者的注意。

如洪武娌在第二屆中國少數民族科技史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的論文,強調總結經驗,

提出使民族醫史研究不斷向縱深發展的意見。

論文中認為研究我國民族醫學史要從整體研究出發,把民族醫史作為中國醫學史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從整體加以研究。

這樣,中國醫學史才有一個比較完整的面貌,不致殘缺不全。

在研究方法上要求從本民族醫學的特點出發,進行歷史分期,要深入實地調查活的經驗,收集散落於民間的文獻,

從中總結出民族醫學發展的一些規律。還要注意研究以本民族醫藥經驗為核心、吸收其它先進醫學體系經驗的發展過程,

以及漢族醫學與各民族醫學在歷史上的雙向互相影響的歷史事實等等。

對理論問題開展研究,表明民族醫史學研究水平正在逐步提高。

 

三、繁榮階段

 

在前一階段民族醫學史研究所取得成績的基礎上,我國民族醫史事業進入了一個繁榮的階段。

這種繁榮的局面,表現在民族醫史研究工作的廣泛開展,全面發展並獲得累累碩果。

 

(一)學術論文

 

由於1987年以民族醫史為主題的學術會議的推動和促進,加上民族醫史研究工作者有了自己的組織和園地,

學術論文大量湧現。除各省市中醫藥雜誌刊出個別與民族醫史有關的論文以外,

《中華醫史雜誌》民族醫學史專欄上幾乎每期有論文刊登,少則一篇,最多時可達三幾篇。

 

這個數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國民族醫史學學術迅速發展的趨勢。

 

1987年以後在《中華醫史雜誌》發表的論文的情況看,民族醫史學的研究不僅是數量上的增加,

更重要的是涉及面廣和論述問題深。就論文涉及的族別而言,已有蒙、藏、彝、等17個以上的古今民族;

 

論文涉及的內容有一般醫藥衛生史及其調查研究、理論探討,如果把其它學術刊物的這類論文也統計在內,

那麼可以看出,在民族醫學史這塊園地里,已經全面開花,

其對醫學史函蓋和問題所涉及的面與我國一般醫學史的研究面幾乎沒有二致了。

 

難能可貴的是一支包括專業和業餘愛好者的研究隊伍,已經由全國的不同民族組成,

中華醫史學會民族醫史專業組的成員就是由幾個主要民族醫史工作者組成的。

從上述這一時期發表論文作者的族別看,已經有半數以上作者為少數民族,

充分表明民族醫史學科已經深入各族科研工作者心中,成為團結我國各族的紐帶。

 

1995年,一份《中國民族醫藥雜誌》創刊了,該刊也辟有民族醫學史專欄,

為民族醫學史的學術繁榮,展現出更加美好的前景。

 

(二)學術專著

 

過去,許多民族醫史工作者,尤其是少數民族醫史工作者對一般標以「中國醫學史」的專著提出意見,

認為把民族醫史排斥在外,使中國醫學史變得不夠完整,這對於我們這個多民族組成的國家是極不相稱的,

也是不利於民族團結的。

這種情況已開始改觀,七十年代以來出版的多種醫史專著,不論是高等醫藥院校的教材,還是一般學術著作、

參考書、都已經把民族醫學史放在應有的位置,有的還有專章介紹,

使民族醫學史在中國醫學史這一學科從整體上佔有相應的比例。

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民族醫學史在我國醫史學術中逐步成為獨立學科的總趨勢。

 

這一階段綜合性的、族別性的民族醫史專著不斷出現,確有使人目不暇接的勢頭。

早在此前,蔡景峰就譯出《西藏醫學》一書。此書雖標以西藏醫學,但書中介紹了《四部醫典》的部分章節,

並將3/4篇幅譯出「宇陀·元丹貢布傳記」,實際上是一部醫史著作。

此後,又有一些專著出現,包括《蒙醫簡史》、《中國北方少數民族醫學史》、《西藏醫學史》、《彝族醫藥史》、

《內蒙古醫學史略》。還有在一些有關民族醫藥的著作中,如《雲南醫藥衛生簡史》、《侗醫學》、《彝族醫藥》、

《彝族醫藥學》、《中國藏醫學》、《中國彝醫》等書中,民族醫學史都佔有相當的比重。

 

值得著重提出的是,由洪武娌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醫學史》一書,

作為「八五」中國科技史的重點出版計劃「中國少數民族科技史叢書」的組成部分,業已完成,並於近期出版。

 

這是我國有史以來第一部中型的少數民族醫學史綜合性專著。此外,尚有以下幾部專著出版,即《藏族歷代名醫略傳》,

全書收入藏醫古代名醫共123人的傳記。這是我國迄今為止唯一一部民族醫史人物專著。

還有八十年代末出版的《四部醫典系列挂圖》。這是古代藏醫一種特殊的教學工具「曼湯」(挂圖)的縮印出版物。

該書已經出版了藏漢對照版(強巴赤列、王鐳譯註)、藏英對照版(強巴赤列、蔡景峰譯註),兩種版本均為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民族醫藥工作

 

一、現代藏醫學發展情況

 

藏曆第十五甲子繞迥的鐵兔年,也即公元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了,這標誌著雪域土地的新生。

藏醫藥學從此也翻開了新的一頁。雪域以外地區的藏醫藥學,隨著這些地區的解放,則比西藏高原早一些獲得新生。

 

黨和人民政府一貫重視傳統文化遺產,制定了正確的衛生方針,要求認真繼承和發揚祖國醫藥學遺產,

其中當然也包括藏醫藥學在內的各民族的傳統醫藥學。以高原雪域而言,

1951年和平解放時,就有西南、西北兩支醫療隊隨軍進藏,為藏胞治病防病。

1953年,一支中央民族衛生工作大隊入藏,隨後於1961年,由中國醫學科學院的藥物研究所組成了工作組,

會同西藏軍區衛生部、後勤部和拉薩藏醫院等,一同組織了對藏醫藏藥的研究工作,並且寫出了調查結果報告。

19631964年,再次組織藏醫及西醫一道,整理藏醫藥學,並進行學術交流。

 

當然,藏醫藥學在現代的發展,也與祖國整個政治形勢密切相關。

例如,十年「文革」的浩劫,與內地的中醫藥學走入低谷一樣,藏醫藥學也受到很大衝擊和浩劫。

尤其是傳統藏醫藥學每每與宗教有密切關係,有不少藏醫藥工作者、著作,都成為被清除對象,受到一些損失。

但也不可否認,一旦形勢有所好轉,民族醫藥學也將首先受惠,因為畢竟它還受到黨的民族政策的多一層的保護。

例如,「文革」進入末期,中央即指示衛生部組織了藏醫古籍調查整理小組進藏,對藏醫藥的珍貴遺產,

包括浩如湮海的文獻和醫藥珍寶「曼湯」進行調研,從而使許多瀕臨絕跡的文獻得到很好的保護。

 

(一)西藏地區藏醫發展概況在

 

和平解放前,雪域的醫藥衛生事業主要集中在「門(曼)孜康」。

正如前述,儘管藏醫藥學在近代有一定的發展,但這主要集中在上層統治階級。

即便有一些慈善事業,廣大農奴也只能是可望不可即,沒有得到實惠。從這個角度說,藏醫藥的發展是不夠理想的。

 

「門(曼)孜康」在和平解放時,既是醫療機構,也是教育場所。

 

醫療工作

 

1959年,「門(曼)孜康」與原藥王山門巴札倉合併,建成拉薩市藏醫醫院,

1980年,該院改為西藏自治區藏醫院,直到如今,經過10多年的發展,藏醫院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大型的藏醫藥綜合機構。

其醫療部分除原有的門診部以外,醫院擁有30678平方米的建築面積。其門診部設在原「門孜康」舊址,有人員332人。

住院部有200張床位。全院平均每年看病人數達25萬多人次。光醫務人員就多達427人,其中有高級職稱人員

(包括主任醫師和副主任醫師)達29名(系1991年統計數字,下同)。該院還擁有1名國家級的專家。

 

醫院附設藏醫研究所(前身為研究小組),天文星算研究所(原附在藏醫小組內),

另有藏藥廠一個附屬於藏醫研究所,集中了大量研究人員研究藏醫藥古典醫經,並附設刻印車間,

修整及重刻一些重要的典籍;天文星算所還每年印製藏曆曆書,供各地農材使用,對雪域的農業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藏藥廠的面積比過去擴大近百倍,達4789平方米,產藥量由幾千斤猛增至10萬公斤以上。

所生產的藥有多種劑型,包括丸劑、散劑、糖漿、沖劑。全廠生產已經半自動化,並向自動化過渡,

其產品不僅在國內暢銷,而且遠銷國外,受到世界各國,尤其是南亞、東南亞各國人民的歡迎。

還有不少名貴藏成藥在國內取得很高的聲譽,如「七十味珍珠丸」,

在治療腦神經系統疾病中取得良好的療效,深受國內、外患者歡迎,並兩次獲國家經委銀質獎。

 

藏醫的醫療事業有了相當大的發展。過去,看病不分科別,一個醫生是什麼病都看。

後來,在現代醫學的啟示下,醫院開始分科診治。在藏醫院,已設立內科、外科、五官科、婦兒科等。

從藏醫發展史上,分科診治是一個大進步,它表明藏醫臨證學的發展。不僅有了分科治療,還成立一些臨床小組,

對某些疾病進行治療,以取得臨床經驗。如對「差龍」(即「血風」,相當於高血壓病)「嬰兒脈病」

(神經方面的疾病),都取得一些寶貴經驗。

 

醫院的建設,也逐漸走上正規化、現代化。

 

就全藏而言,七個地區中已有五個建立了地區級的藏醫院;在全藏的75個縣中,有5個縣也成立藏醫院,

其他70個縣醫院中,都設立藏醫科,全區藏醫的病床位多達380張。藏醫醫務人員僅1989年底,全藏共有1503個,

其中有高級職稱者多達73人,中級職稱者有138人。

 

科學研究工作

 

在舊西藏,談不上有什麼科學研究,尤其是沒有利用現代科學的辦法和條件來進行研究。只有在解放後,

藏醫才走上現代研究的道路,進行藏、西醫的研究,對藏醫一些獨特的治療方法,採用藏醫傳統治療手段進行治療,

用現代西醫診斷及評定治療效果的指標,兩者結合。如對慢性胃炎的研究,曾按嚴格的科學要求做了對比觀察,

 

結果表明,其療效顯著,大大降低了由於慢性萎縮性胃炎長期不愈而發展為胃癌的發病率。

這項研究獲衛生部先進科技成果三等獎,這也是西藏衛生戰線上第一次獲得的最高國家級獎勵。

另外還有其他11種藏醫成藥具有較好的抗菌及消炎作用。不少藏草藥及藏成藥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收載。

 

在臨床研究之外,基礎理論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有很大的成績。對藏醫學史、藏醫基礎都進行了一些整理和研究。

例如對藏醫的起源曾進行過討論,以歷史事實論證「藏醫外來說」的錯誤。

 

對珍貴的歷史文物「曼湯」,進行過系統的整理和研究,整理出版了《四部醫典系列挂圖全集》,

計有藏漢對照版及藏英對照版兩種,在國內外引起藏學界的注意。

 

多年來,通過研究工作總結,寫出了一些質量較好的研究論文,彙編成集。

如為了編寫一部《中國醫學百科全書·藏醫分卷》,藏醫學界做了深入的工作,開展了廣泛的研究工作。

先是19799月在拉薩召開了中華醫學會西藏分會,在建會的會議上,檢閱了藏醫在各方面的成就,

包括理論及臨床經驗共50餘篇論文,彙集為《藏醫學論文彙集》,

1983年,又在拉薩召開會議,討論了《中國醫學百科全書·藏醫分卷》初稿討論審稿會,

同時召開全藏第二屆藏醫技術交流會議。會上宣讀了各類研究論文共60多篇,並精選其中部分論文,

彙集為《藏醫學論文集》。

 

1986年,在拉薩召開了慶祝藏醫院成立70周年大會暨振興藏醫大會。

會議除有本區的醫務工作者外,又約請北京、內蒙、四川、青海等省市代表參加。

同時召開了第三次藏醫經驗交流會。

會上提出的論文很多,其精選部分又彙集成《西藏醫學歷算論文彙編》,具有較大影響。

 

對藏藥學的研究也做出了成績。在1977年,1978年,兩次召開制定藏藥標準的會議,

參加這次會議的有應用藏藥為主或較多的六個省和自治區,對174種藏藥和290種藏成藥的配方制定標準,

導致了《藏藥標準》一書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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