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方劑學發展簡史

 

    方劑學的發展經歷了2000多年的歷史,現存的方書,根據《全國中基圖書聯合目錄》記載,

僅從晉、唐至今已多達1950種,至於與方劑有關的醫籍就更多。

 

方劑學正是通過這些書籍的相繼問世,反映著這門學科不斷發發展的軌跡,

瞭解方劑學發展的概要過程,熟悉歷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方書的特點及期價值,

對於學好方劑學這門主要課程並對今後的繼續深入學習和研究、運用,是十分重要的。

茲以歷史發展的前後為序,略述方劑學發展的簡史。

   

一、先秦時期

    先民們在長期人生活和生產實踐中,經過世世代代、日積月累的口嘗身受,逐步積累了藥物知識。

隨著意識利用藥物的不斷發展,自然涉及到藥物的選擇、配合和調劑,逐漸產生了方劑。

 

可見,方劑是中藥應用的基本形式。

    早期的方劑,多數是單方,或僅由二三味藥組成,十分簡單。

將兩種或兩種以的藥物組成複方加以利用,可以增強作用、提高療效,

並減輕不良反應和毒性,無疑是古代醫藥學發展過程中的巨大進步。

 

    《周禮》中已有關於“和藥”、“和齊”的記載,

還有“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

“食醫掌和王之食、六飲、六膳、百饈、百醬、八珍之齊”等內容

 

史記》中還提到:“戰國時扁鵲治虢太子之暴厥,曾用八減之齊”。

上述所稱的“齊”,即後世之“劑”,顯然是指和合、調配不同的藥物組成方劑可以應用。

 

漢初年,淳於意的《診籍》中,提到“火之湯”等四個方劑,惜於年代久遠,其具體組成藥物已無從考證。

1977年,在安徽阜陽出土漢初殘簡130餘片,名曰《萬物》,

其中有用商陸、羊頭治鼓脹,理石、茱萸治勞損,這是迄今通過考古獲得的最早的複方文獻資料。

 

由此不難看出,方劑產生的上限年代已無法確定,而複方的出現,最遲應在春秋戰國時期。

    1973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了一批帛書和竹、木簡,

其中有《五十二病方》《養生方》《雜療方》《雜禁方》等方書尤其《五十二病方》卷帙大,

內容多,而且保存較好。

 

該書成書于戰國晚期,原書未見書名,整理者依據其內容分52題而定此名,堪稱是現存最古老的方書。

全書共有醫方283個,涉及臨床各科病證100餘種。

諸方用藥242種,有不少品種是《神農本草經》中所未收載的。

 

藥方的用法,既有內服,也有外用。內服有丸、湯、飲、散等劑型,

但除丸劑之外,只有製備之法,而無劑型名稱;外有敷、浴、蒸、熨等。

此外,還有炮製和用量方面的若干要求和規定。

 

該帛書的出土,也充分說明了遲至戰國晚期,方劑在臨床的運用就已初具規模。

   

二、兩漢時期

    這一時期,方劑學有了較大的發展。

其一是初步總結了治則和治法,並提出了對組方的基本結構要求,從而初步奠定了方劑學的理論基礎;

其二是決結了一批行之有效的著名方劑。

 

方劑學的基礎理論,主要集中地反映在《黃帝內經》的七篇大論之中,

而這七篇大論多是東漢以後的作用品,故將其歸屬於這一時期。

 

此書在治則和治法方面,較全面而系統地總結了“謹察陰陽,以平為期”,

“治病必求於本”,“治求期屬”以及整體治療、標本緩急、三因制宜等有關治則的理論。

 

書中總結的大量治法內容無一不是後世立法組方的理論基礎;

在制方的基本結構方面,提出了“君、臣、佐、使”的組方理論,並對君藥、臣藥、佐使藥的含義

作了概括性的界定,提出:“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為使。”

 

此書雖是專門闡述中醫基本理論的經典之作,但亦載有生鐵落飲、四烏鰂骨一藘茹丸、

左角髮酒、蘭草湯、半夏秫米湯等13首方劑。

所附方劑數目雖少,但劑型並不單一,給藥途徑也有特色,所用藥物對炮製、製劑、用法的要求二分講究。

 

    據史書記載,這一時期的方書十分可觀,僅《漢書·藝文志》所載,就有“經方十一家”,

274卷之多,但俱已亡佚。但僅從1972年在甘肅武威旱灘坡出土的文物《治百病方》來看,

簡文中有方劑36首,其主治病證涉及到內、外、婦、五官諸科,各方中用藥共達100種之多,

其劑型有湯、丸、膏、散、醴,充分反映出不時對方劑已有相當高的運用水準。

 

    方劑是臨床用藥經驗的結晶,東漢時期��臨床醫學更加進步,

以《神農本草經》為代表的本草學也積累了重要的藥學成果,方劑的品質隨之提高。

 

漢末,由於疫病肆虐,張仲景出於拯夭救枉之心,“勤求古訓,博采眾方”,

並以《內經》理論為基礎,結合自己的獨到經驗,完成了當代最高水準的臨床巨著——《傷寒雜病論》。

 

此書經晉·王叔和及宋·林億等先後整理編輯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使之得以廣為流傳。

    傳世的《傷寒論》載方113首,《金匱和略》載方245首,不計兩書並見的重複方,計有323個方劑。

 

這些方劑,大多有理有法,組方謹嚴、選藥精當、藥味不多、主次分明、變化巧妙,

深為古今中外之醫家所折服,如麻黃湯、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四逆湯、茵陳蒿湯、

桂枝湯、五苓散、大承氣湯、白虎湯、當歸芍藥散等基礎方劑,經久不衰,至今常用。

 

後世大量常用名方,大多是以這些方劑為基礎化裁而成;或是效法仲景藥物配伍組合規律,

依據理法而選藥組成。所以,《傷寒雜病論》歷來被推崇為“方書之祖”。

 

    三、魏晉南北朝時期

 

    這一時期長期分裂鼎峙,政權頻繁更替,戰亂不息,社會動盪,藥材的生產、運輸、貿易受到嚴重影響。

在這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下,臨床制方選藥多注重實用,略於理論探討,提倡用藥簡捷。

 

在這300多年間,出現了一大批方書,可惜大多已經失傳,目前保存較好,且影響較大者,

僅有《肘後備急方》《小品方》和《劉涓子鬼遺方》。

    《肘後備急方》(又稱《肘後救卒方》),為東晉著名醫家葛洪所撰。

葛洪學識淵博,著述豐富,但其醫方之書,大多亡佚。

 

《肘後求卒方》系從《金匱藥方》100卷中摘錄3卷而成。其目的是便於隨身攜帶,此乃“肘後”的由來。

該書後由陶弘景增補,題名《華陽隱居補闕肘後百一方》,再經金人楊用道將《證類本草》

部分藥方附於其中,名曰《附廣肘後方》,成為明清以來各種版本的祖本。

 

葛區所集之方,力求“單行徑易,約而有驗;籬陌之間,顧眄皆藥;眾急之病,無不畢備;

家有此方,可不用醫。”又出“救卒”,其所收方劑,多以治療中風、昏厥、溺水、外傷、

中毒等突發急症為主。

 

該書共收單方510首、複方494首,論述文字十分簡要,載錄之藥方及用法,又為葛氏“皆已試而後錄之”,

如用青蒿一握取汁服,以治瘧疾,為現代青蒿素的研製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後世蔥豉湯、���連解毒湯等,實為此書首見。所以,簡、便、廉、效是《肘後備急方》的顯著特點。

 

    陳延之所撰《小品方》,對《傷寒雜病論》以來的經驗方進行了系統整理,

在隋唐時期與仲景之書齊名。

原書約亡于唐末至宋初之戰亂,但不少本草和方書存其佚文,1985年日本發現其五卷。

今人湯萬春先生從中外文獻中廣收《小品方》之佚文,共得資料880餘條,

另加注文770餘條,輯成《小品方輯錄箋注》一冊,於1990年出版。

 

現有內容涉及臨床各科,理、法、方、藥俱論,亦重點收錄簡、便、廉、效之方。

陳氏清楚認識到“傷寒與天行溫疫為異氣”所感,共病因不同,方藥各異。

前者多用麻、桂之辛溫,後者多用葛根、白薇、黃連、黃芩之辛涼和清熱解毒。

 

其療“傷寒及溫病……內瘀有蓄血者”之芍藥地黃湯,即日後之犀角地黃湯,

首開溫熱病解毒、涼血、化瘀之先河。

    《劉涓子鬼遺方》原為晉人劉涓子初輯,後經南齊龔慶宣整理而成,

主要收錄和論述金瘡、癰疽、疹癬、湯火傷等外科方劑,

反映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外科的用藥成就,為現在最早的外科方書。

 

    四、隋唐時期

 

    隋唐兩代,社會經濟的進步,國內各民族的新密交往和中外各國間的廣泛交流,

加之唐王朝對醫藥的重視,方劑學又取得了較大的發展。

 

唐代除朝庭參與或組織編纂方書以外,還曾命令各郡縣將《廣濟方》書於大板上,立在鄉村要道之旁,

以應行為急時之需。由於這些舉措的推動,促進了方書的編纂和方劑知識的普及。

 

    這一時期,方書大量湧現,大部頭巨著相繼問世,其方書數量之多,卷帙之巨,都是空前的。

據《隋書·經籍志》記載,有方書256種,4510卷;其中《四海類聚方》一書,在2600卷。

 

唐代除《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外,僅《檔以前醫籍考》不完全統計,

當時的經驗方就有138部。

 

外來醫方和少數民族驗方的收錄,以及採用外來藥制方,也很受唐人重視,如乞力伽丸、耆婆丸、

阿迦佗丸、匈奴露宿丸等,充分反映出方劑學善於吸收各民族醫藥之長的優良傳統。

 

    隋唐方書雖多,同樣是絕大多數早佚。

現存的《備急千金要方》(簡稱《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

《外台秘要》則基本上代表了唐代方劑學的真實水準。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是唐代醫藥大家孫思邈的力作。

《千金要方》共30卷,132門,載方5300餘首。

《千金翼方》亦為30卷,載方2200餘首,用以羽翼前書。

 

二書雖以方書為名,實為綜合類醫學巨著,僅就《千金要方》之方劑部分而言,

既有“經文古方”,又有“俗說單方”;既全面總結前人經驗,又不乏作者創新之劑。

 

該書在以病症類方的同時,又以臟腑為目,給嗣後臟腑辨證的發展以巨大的影響,

在安排各類方劑次序時,首列“婦人方”3卷,後又設“少小嬰孺方”1卷,

表現出作者對婦幼疾病的防治特別重視;治療無子方分男女之殊,極有見地;

 

對溫病的治療,孫氏更加注意對清熱解毒藥的應用,

其治失血多用犀角、地黃、側柏、蒲黃、黃芩、阿膠、大黃,驅腸蟲多用雷丸、蕪荑、狼牙、貫眾,

療消渴多用枸杞、天花粉、麥冬、知母、黃芪、人參、人乳。

 

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其選擇藥物也非常準確,尤其是對於虛損,

每將補驗藥與羊肉、鹿肉、牛髓、兔肝、羊肝、豬肚、胡桃、蕎麥、胡麻油等同用,

並專輯“食治”一卷,強調“能用食平屙、釋情遺疾者,可謂良工”,食療之學、藥膳之方,

由於本篇的承上啟下,得以發揚光大。

 

書中還收錄了若干保健、美容方劑,為後世補虛弱、抗衰老、保健美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方劑和經驗。

此外,其中的溫膽湯、獨活寄生湯、葦莖湯、孔聖枕中丹、紫雪等影響深遠,至今仍為醫家所常用。

    《外台秘要》是繼孫氏二書之後,唐代又一部大規模的方書和臨床醫學著作。

 

作者王燾曾因持節鄴(今河南臨章縣一帶)郡諸軍事兼太刺史,當時又稱此官職為“外台”,

故所輯之書稱為《外台秘要》。全書計40卷,1104門,收方6800余首。

 

本書的特點是整理並保存了一大批唐代及唐以前的醫方,如《小品方》《劉涓子鬼遺方》《范汪方》

《深師方》《崔氏方》《集驗方》《廣濟方》《近效方》等。

 

清人徐大椿稱首王氏“纂集自漢以來諸方,匯萃成書,而歷代之方於焉大備……唐以前方賴此以存,

其功亦不可泯。”至今該書仍是研究這些資料的重要文獻。

 

    五、宋元時期

 

    高度中央集權的宋代封建王朝,結束了五代以來的分裂混戰局面。

國家的統一,經濟的振興使科學文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方劑學也得到了相應的進步,

北宋一些帝王偏好醫藥,對方劑也較為關注。

 

宋太祖趙匡胤本人就留心方藥,研習醫術,並親自收集驗方1000多首。

立國之初,即發佈“訪求醫書詔”,這種全國性的徵集醫藥資料和藥物普查,並由政府整理和刊行,

在北宋期間不止一次,直到宋王室南遷之前仍在進行。

 

宋太宗、宋徽宗等人也親自為方書撰寫過序言或總論。

當時一批文化素養較高的儒臣積極參與醫藥,也促進了宋代方書的繁盛。

 

嘉佑二年(西元1057),集賢院設立校正醫書局,成為我國最早的國家醫書編撰出版機構,

再加上雕版印刷術的推廣使用、活字印刷術的發明,為醫藥方書的刻印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因此,宋代成為本草和方書校刊匯纂的重要時期。

 

    這一時期的方書,既有官修的《普救方》《太平聖惠方》《聖濟總錄》等集大成巨著,

又有眾多各具特色的個人著述,如許叔微《普濟本事方》、張銳《雞峰普濟方》、

陳言《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嚴用和《濟生方》、王兗《博濟方》、蘇東坡及沈括《蘇沈良方》、

楊土瀛《仁齋直指方》以及《旅舍備要方》等120餘種。

    北宋醫家唐慎微的《證類本草》,亦收錄有單方3000餘個,首開本草附列醫方的先例,

同樣留下許多驗方的寶貴資料。

 

    北宋政府官辦藥局“太平惠民和劑局”的建立,使大量成方製劑的生產規範化,

標誌著我國製劑和成藥銷售、管理進入了新的階段。

其所藏醫方經校訂編纂的《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堪稱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由政府組織編制的成藥典。

    金元時期的戰爭,給方劑學的發展造成了不良影響,但許多臨床醫家仍潛心于醫方的研究和總結,

只是除危亦林《世醫得效方》之外,方劑學的成就主要反映在臨床醫學著作之中。

 

其他醫方專書還有:劉完素《宣明論方》、張從正《經驗方》《秘錄奇方》、李東垣《東垣試效方》、

楊用道《附廣肘後方》、朱丹溪《局方發揮》、許國禎《禦藥院方》、孫允賢《醫方集成》、

李仲南《永類鈐方》、陳子靖《醫方大成》等。

 

    在宋儒理學“格物致知”的理論影響下,開始了醫方義理的探討。

金人成無己之《傷寒明理論》系統闡述了張仲景《傷寒論》常用方20首的組方原理及方、

藥間的配伍關係,開方論之先河,拓展了方劑學的學術領域。

 

    宋金元時期的醫家,還留下了不少新穎而靈驗的方劑,如錢乙《小兒藥證直訣》的六味地黃丸、

導赤散、瀉白散,劉完素《宣明論方》的防風通聖散、雙解散,

王好古《此事難知》引張元素的九味羌活湯,李東垣《脾胃論》的補中益氣湯、當歸補血湯,

《東垣試效方》的普濟消毒飲,朱丹溪《丹溪心法》的左金丸、大補陰丸、二妙散等。

 

    六、明清時期

 

    方劑學和本草學的發展,一直是相輔相成的,明代不僅本草學大盛,方劑學同樣獲得了巨大成功。

這一時期的方書,既有搜羅廣博、規模宏大的官修巨著,即我國古代規模最大的方劑大全《普濟方》,

又有集約的袖珍良方;

 

有的以收集前人用方為主旨,有的則以記錄時下驗方和個人心得為側重;

有的著意于釋方訓義,出現了第一部方論專著——吳昆的《醫方考》;

有的立足于追溯諸方的衍化源流,如施沛的《祖劑》。

 

整個方劑之學,不僅體現在方書卷帙之浩繁、方劑數目之巨大,

而且論方品質提高,理、法、方、藥日臻成熟,更加融為一體。

 

    明代的臨床醫學著述中,也有豐富的方劑學內容。

如王肯堂的《證治準繩》,其收方之廣,向為醫界所稱道;張介賓《景嶽全書》,尤其是其中“新方八略”

所創制的部分方劑,對後世影響極大。

 

此外,吳又可《溫疫論》、虞摶《醫學正傳》、龔廷賢《萬病回春》、

秦景明《症因脈治》、綺石《理虛元鑒》、薛己《外科發揮》、陳實功《外科正宗》、武之望《濟陰綱目》等, 

均對方劑學有其特殊貢獻,留下了許多傳世的新方。

 

如王肯堂的芍藥散、四神丸,薛己的八珍湯, 洪九有的天王補心丹,韓懋的三子養親湯,吳又可的達原飲,

陳實功的透膿散、消風散、玉真散, 虞摶的九仙散,繆希雍的竹葉柳蒡湯等,至今仍很常用。

    這一時期本草書中的附方,也蔚然可觀。僅《本草綱目》一書,就有簡便而靈驗的單方 11000多首。

這些內容,不但是方劑學的組成部分,而且加強了方和藥的有機結合。

 

    清代未能留下鴻篇巨制的方書,但方劑學仍有若干特色和成就。

    首先,清代的方書,無意求其賅備,而趨向於由博返約。

博采眾家良方的實用性醫方,使便於誦讀和記憶的入門方歌大量出現,並深受醫藥生徒和臨床醫生歡迎,

盛行不衰,有的至今仍廣為流傳,使方劑知識進一步普及。

 

各種驗方、單方輯本亦不斷增多,達300余種,成為清代方書的一大特點。

不過其中不少為品質平平之作。

    其次,清人繼《醫方考》之後,又將制方理論、方義分析、配伍關係的研究大大向前推進,成績裴然。

除《醫方集解》等實用類方書潛心於這些闡發外,醫經學派對仲景方的推崇和鑽研,

也直接促進了方劑釋義的深入和實用化。

 

如柯韻伯《傷寒論翼》所附“制方大法”,對《傷寒論》方的辨證、立法和制方的深入討論;

徐靈胎《醫學源流論》中關於方劑的六篇論文對方劑理論的發揮,都可謂新見迭出,

至今仍有較大的指導意義。這一時期的眾多本草,不再滿足於藥後簡單的收載附方,

而是將方融於論藥之中,加以分析比較,從而改變了方藥分離的不良狀況。

 

黃元禦的《長沙藥解》《玉楸藥解》及周岩的《本草思辨錄》等,名雖論藥,實多解方。

所有這些,足以說明清人闡釋方義已蔚然成風,同時也反映出方劑學的發展。

 

    其三,隨著明末清初中藥功用項目的確立,功用與主治含義的廓清,以及治法理論的發展,

清代方書的書寫格式亦相應出現了先言功用、後列主治的變化。方書的分類,

也引入了按功用分類和按治法分類的方法。

 

現代方劑學的雛形,於此出現。此外,清代《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四庫全書》《醫宗金鑒》

《溫病條辨》《醫學心悟》等大量的醫學全書、叢書、類書和臨床著作,在保存方劑文獻資料方面,

功不可沒,如前述之《普濟方》有賴《四庫全書》轉引而倖存;在發展方劑理論、創制新方方面,

積累了寶貴經驗,如溫病學派的辛涼解表、清營涼血、熄風潛陽、解毒開竅等治法,

以及銀翹散、清營湯、止嗽散、補陽還五湯、通竅活血湯、陽和湯等,無一不是近、現代方劑學發展的源泉。

 

    清代的實用性方書主要有《醫方集解》和《成方切用》。

 《醫方集解》,清初汪昂著。作者出於諸家方書但言某方治某病,

“未嘗發明受病之因,及病在某經某絡……亦未嘗發明藥之氣味功能,入某經某絡,

所以能治某病之故”的現狀,為使方書不致徒設,選擇“古方三百有奇,附方之數過之”,

“先評受病之由,次解用藥之意,又博采碩論名言,分別宜用宜忌”,詳加論述。

 

該書收錄之方,組成不繁,凡“藥過二十味以上者,概不選錄”,大多切於實用,療效肯定。

各類正方在前,功用相似的附方羅列其後,主次分明,沿革清楚,加減有法,便於觸類旁通。

諸方以補養、發表、湧吐、攻裡、祛風、祛寒、清暑、利濕、潤燥、瀉火等功用為主,分為21劑。

 

其分類獨闢蹊徑,以治法、病因並結合專科用方,首開綜合分類方劑的先例。

汪氏論方,其證候、病源、脈候、臟腑經絡、藥性、治法,無不畢備,折衷取約,文字通俗流暢,

為入門便讀方書的佳作,流傳極廣。

    其後,吳儀洛兼取《醫方集解》和《醫方考》二書之長,予以刪繁補要,收方1000余首,

仍以汪氏分類法為主,列為24門,輯成《成方切用》,同樣廣為流傳。

 

    此外,還有陳修園《時方歌括》《時方妙用》《長沙方歌括》《金匱方歌括》

及張秉成《成方便讀》等,亦多已成為現代學習方劑學的參考用書。

    清代還出現了一大批方論性專著,如羅美《古今名醫方論》、王子接《絳雪園古方選注》、

費伯雄《醫方論》、吳謙等《刪補名醫方論》等。

 

    七、近現代時期

 

    近代以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方劑學更加迅速發展。

50年來,對一大批古代的重要方書,如《肘後方》《小品方》《千金方》《外台秘要》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聖濟總錄》《普濟方》等,進行了校刊出版、影印或輯複,

為古方和方劑學史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重新編輯的古今醫方、驗方、方書辭典及其他方劑工具書亦大量湧現,

其中尤以南京中醫藥大學主編的《中醫方劑大辭典》最具代表性。

 

此書分11個分冊,共1800萬字,收錄歷代方劑96592首,彙集了古今方劑學研究的成果,內容浩瀚,

考訂嚴謹,填補了自明初《普濟方》問世以來缺少大型方書的空白,達到了較高的水準。

 

隨著近半個世紀以來中醫藥高等教育的不斷發展,醫藥院校不同層次使用的方劑教材、教學參考書,

更是不斷更新;同時,有關治則、治法及組方原理、配伍規律和複方效用的研究,既有文獻的整理、

臨床的觀察,又有大量現代實驗研究。方劑理論研究更加深入,方劑應用範圍更加擴大。

 

中藥製劑學的分化,中成藥在生產工藝、劑型改進、藥效、藥理、毒理、品質標準和臨床應用等方面,

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進步;新的產品不斷研製成功,劑型不斷改進和更新,設備、

技術和檢測手段更加先進,療效可靠而安全的法定處方、協定處方不斷增加。

隨著中醫學的全面發展,方劑學中的獨特優勢將會進一步得到發揮,並對人類的健康做出新的貢獻。

 

第二章 方劑與治法

 

 

第一節  治法概述

 

    治法和方劑,都是中醫學理、法、方、藥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臨床辨證論治是一個由分析問題到解決問題的連續過程,只有辨證正確,治法的針對性才能明確和具體,

根據治法遣藥組方才能獲得預期的療效。因此,治法是聯繫辨證理論和遣藥組方的紐帶,

也是學習和運用方劑不可缺少的基礎。

 

    治法,是在辨清證候,審明病因、病機之後,有針對性地採取的治療法則。

早在《黃帝內經》中已有豐富的治法理論記載,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

“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

中滿者,瀉之於內。其有邪者,漬形以為汗;其在皮者,汗而發之。”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堅者削之,客者除之,

勞者溫之,結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緩之,散者收之,損者益之,逸者行之,

驚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開之發之”等均為中醫學奠定了治法理論的基礎。

 

至漢末,醫聖張仲景在“勤求古訓,博采眾方”的基礎上,創造性地使治法和方證融為一體,

總結了一整套臨床辨證論治的體系。其後,隨著歷代醫家對中醫理論和臨床實踐的不斷豐富和總結,

使治法內容更加豐富多彩,更能適應各種病證的治療需要。

 

    中醫學的治法內容,可以歸納為兩個層次。首先,具有一定概括性的、針對某一類病機共性所確立的治法,

稱為治療大法,如表證用汗法、寒證用溫法、熱證用清法、虛證用補法、實證用瀉法等,

本教材中“常用治法”所討論的“八法”即屬這一層次。

 

其次是針對具體證候所確定的治療方法,即具體治法。各論中每一具體方劑的“功用”專案

即體現了該方的具體治法。在臨床運用中,只有精確地把握具體治法,

才能保證具體病證治療中有較強的針對性。

 

    治法不但具有多層次的特點,而且還具有多體系的特點。

這是因為中醫學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臨床辨證論治的多種體系,如臟腑辨證、六經辨證、

衛氣營血辨證、三焦辨證、經絡辨證等。由於治法和病機的對應性,因此形成了相應的不同治法體系,

 

如“宣肺止咳”、“滋水涵木”等屬於臟腑治法體系,“和解少陽”、“瀉下陽明熱結”

等屬於六經治法體系,“清氣分熱”、“清營涼血”等屬於衛氣營血治法體系,

“宣上、暢中、滲下”及“三焦分消”等屬於三焦治法體系。

 

我們在學習和運用時,必須緊密結合相關病機和辨證體系的基本理論,

才能對具體治法以及遣藥組方的把握達到切中病機、針對性強的要求。

 

第二節  方劑與治法的關係

 

    方劑是中醫臨床治療疾病的重要手段,是在辨證、立法的基礎上選藥配伍而成的。

只有首先理解方劑與治法的關係,才能正確地遣藥組方或運用成方。

 

    從中醫學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來看,治法是在長期臨床積累了方藥運用經驗的基礎上,

在對人體生理病理認識的不斷豐富、完善過程中,逐步總結而成,是後於方藥形成的一種理論。

 

但當治法已由經驗上升為理論之後,就成為遣藥組方和運用成方的指導原則。

例如,一個感冒病人,經過四診合參,審證求因,確定其為風寒所致的表寒證後,

根據表證當用汗法、治寒當以溫法的治療大法,決定用辛溫解表法治療,選用相應的有效成方加減,

或自行選藥組成辛溫解表劑,如法煎服,以使汗出表解,邪去人安。

 

否則,辨證與治法不符,組方與治法脫節,必然治療無效,甚至使病情惡化。

由此可見,在臨床辨證論治的過程中,辨證的目的在於確定病機,論治的關鍵在於確立治法,

治法是針對病機產生,而方劑必須相應地體現治法。

 

治法是指導遣藥組方的原則,方劑是體現和完成治法的主要手段。

雖然我們常說“方以藥成”,卻又首先強調“方從法出,法隨證立”,方與法二者之間的關係,

是相互為用,密不可分的。

 

除了上述以法組方、以法遣方這兩個主要方面以外,方劑和治法的關係,

還體現在以法可以類方和以法可以釋方兩個方面。

 

前者在本教材總論第三章相關內容中討論,後者在教材各論方解中體現。

上述“以法組方”、“以法遣方”、“以法類方”、“以法釋方”這四個方面,

就構成了中醫學歷來所強調的“以法統方”的全部內容。

 

第三節  常用治法

 

    歷代醫家鑒於具體治法的豐富內容,而又歸屬不同治法體系的特點,經過多次分類歸納逐漸形成體系。

我們現在常引用的“八法”,就是清代醫家程鐘齡從高層次治療大法的角度,

根據歷代醫家對治法的歸類總結而來的。

 

程氏在《醫學心悟·醫門八法》中說:“論病之源,以內傷、外感四字括之。

論病之情,則以寒、熱、虛、實、表、裡、陰、陽八字統之。

而論治病之方,則又以汗、和、下、消、吐、清、溫、補八法盡之。”

現將常用的八法內容,簡要介紹如下:

 

    1.汗法 

 

汗法是通過開泄腠理、調暢營衛、宣發肺氣等作用,使在表的外感六淫之邪隨汗而解的一類治法。

汗法不以汗出為目的,主要是通過出汗,使腠理開、營衛和、肺氣暢、血脈通,從而能祛邪外出,

正氣調和。所以,汗��除了主要治療外感六淫之邪所致的表證外,

凡是腠理閉塞,營衛鬱滯的寒熱無汗,或腠理疏鬆,雖有汗但寒熱不解的病證,皆可用汗法治療。

 

例如:麻疹初起,疹點隱而不透;水腫腰以上腫甚;瘡瘍初起而有惡寒發熱;

瘧疾、痢疾而有寒熱表證等均可應用汗法治療。

然而,由於病情有寒熱,邪氣有兼夾,體質有強弱,故汗法又有辛溫、辛涼的區別,

以及汗法與補法、下法、消法等其他治療方法的結合運用。

 

    2.吐法 

 

吐法是通過湧吐的方法,使停留在咽喉、胸膈、胃脘的痰涎、宿食或毒物從口中吐出的一類治法。

適用於中風痰壅,宿食壅阻胃脘,毒物尚在胃中;痰涎壅盛之癲狂、喉痹,以及乾霍亂吐瀉不得等,

屬於病位居上、病勢急暴、內蓄實邪、體質壯實之證。因吐法易傷胃氣,故體虛氣弱、婦人新產、孕婦等均應慎用。

 

 3.下法  

 

下法是通過瀉下、蕩滌、攻逐等作用,使停留於胃腸的宿食、燥屎、冷積、瘀血、結痰、停水等從下竅而出,

以祛邪除病的一類治法。

凡邪在腸胃而致大便不通、燥屎內結,或熱結旁流,以及停痰留飲、瘀血積水等形症俱實之證,均可使用。

由於病情有寒熱,正氣有虛實,病邪有兼夾,所以下法又有寒下、溫下、潤下、逐水、攻補兼施之別,並與其他治法結合運用。

   

4.和法 

 

和法是通過和解或調和的方法,使半表半裡之邪,或臟腑、陰陽、表裡失和之證得以解除的一類治法。

《傷寒明理論》說:“傷寒邪在表者,必漬形以為汗;邪在裡者,必蕩滌以為利;

其於不內不外,半表半裡,既非發汗之所宜,又非吐下之所對,是當和解則可矣。”

 

所以和解是專治邪在半表半裡的一種方法。

至於調和之法,戴天章說:“寒熱並用之謂和,補瀉合劑之謂和,表裡雙解之謂和,平其亢厲之謂和。”

(《廣溫疫論》)可見,和法是一種既能祛除病邪,又能調整臟腑功能的治法,無明顯寒熱補瀉之偏,

性質平和,全面兼顧,適用於邪犯少陽、肝脾不和、腸寒胃熱、氣血營衛失和等證。

 

和法的應用範圍較廣,分類也多,其中主要有和解少陽、透達膜原、調和肝脾、疏肝和胃、分消上下、

調和腸胃等。至於《傷寒論》中對某些經過汗、吐、下,或自行吐利而余邪未解的病證,

宜用緩劑或峻劑小量分服,使餘邪盡除而不重傷其正的,亦稱為和法,

是屬廣義和法的範圍,它與和解、調和治法所指含義不同,不屬治法討論範圍。

  

 5.溫法 

 

溫法是通過溫裡祛寒的作用,以治療裡寒證的一類治法。

裡寒證的形成,有外感內傷的不同,或由寒邪直中於裡,

或因失治誤治而損傷人體陽氣,或因素體陽氣虛弱,以致寒從中生。

 

同時,裡寒證又有部位淺深、程度輕重的差別,故溫法又有溫中祛寒、回陽救逆和溫經散寒的區別。

由於裡寒證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往往陽虛與寒邪並存,所以溫法又常與補法配合運用。

至於寒邪傷人肌表的表寒證,當用辛溫解表法治療,已在汗法中討論,不在此列。

   

  6.清法  

 

清法是通過清熱、瀉火、解毒、涼血等作用,以清除裡熱之邪的一類治法。

適用於裡熱證、火證、熱毒證以及虛熱證等裡熱病證。

 

由於裡熱證有熱在氣分、營分、血分、熱壅成毒以及熱在某一臟腑之分,

因而在清法之中,又有清氣分熱、清營涼血、清熱解毒、清臟腑熱等不同。

 

熱證最易傷陰,大熱又易耗氣,所以清熱劑中常配伍生津、益氣之品。

若溫病後期,熱灼陰傷,或久病陰虛而熱伏於裡的,又當清法與滋陰並用,更不可純用苦寒直折之法,熱必不除。

至於外感六淫之邪所致的表熱證,當用辛涼解表法治療,已在汗法中討論,不在此列。

 

    7.消法 

 

消法是通過消食導滯、行氣活血、化痰利水、驅蟲等方法,使氣、血、痰、食、水、蟲等

漸積形成的有形之邪漸消緩散的一類治法。

適用於飲食停滯、氣滯血瘀、癥瘕積聚、水濕內停、痰飲不化、疳積蟲積以及瘡瘍癰腫等病證。

消法與下法雖同是治療內蓄有形實邪的方法,但在適應病證上有所不同。

 

下法所治病證,大抵病勢急迫,形症俱實,邪在腸胃,必須速除,而且是可以從下竅而出者。

消法所治,主要是病在臟腑、經絡、肌肉之間,邪堅病固而來勢較緩,屬漸積形成,

且多虛實夾雜,尤其是氣血積豪而成之瘕瘕痞塊、痰核瘰鬁等,不可能迅即消除,必須漸消緩散。

消法也常與補法、下法、溫法、清法等其他治法配合運用,但仍然是以消為主要目的。

  

     8.補法 

 

補法是通過補益人體氣血陰陽,以主治各種虛弱證候的一類治法。

補法的目的,在於通過藥物的補益,使人體氣血陰陽虛弱或臟腑之間的失調狀態得到糾正,複歸於平衡。

 

此外,在正虛不能祛邪外出時,也可以補法扶助正氣,並配合其他治法,達到助正祛邪的目的。

雖然補法有時可收到間接祛邪的效果,但一般是在無外邪時使用,以避免“閉門留寇”之弊。

 

補法的具體內容甚多,既有補益氣、血、陰、陽的不同,

又有分補五臟之側重,但較常用的治法分類仍以補氣、補血、補陰、補陽為主。

在這些治法中,已包括了分補五臟之法。

上述八種治法,適用於表裡、寒熱、虛實等不同的證候。

對於多數疾病而言,病情往往是複雜的,不是單一治法能夠符合治療需要的,

常需數種治法配合運用,才能治無遺邪,照顧全面,所以雖為八法,配合運用之後則變化多端。

正如程鐘齡《醫學心悟》中說:“一法之中,八法備焉,八法之中,百法備焉。”

因此,臨證處方,必須針對具體病證,靈活運用八法,使之切合病情,方能收到滿意的療效。

 

 

第三章 方劑的分類

 

    方劑的分類,歷代醫家見仁見智,先後創立了多種分類方法,其中主要有“七方”說、

病證分類法、祖方分類法、功用分類法、綜合分類法等。

 

    一、“七方”說

    “七方”說始于《黃帝內經》。

《素問·至真要大論》說:“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

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君一臣二,奇之制也。 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

君二臣六,偶之制也”;“補上治上制以緩,補下治下制以急,急則氣味厚,緩則氣味薄”;

“近而奇偶,制小其服;遠而奇偶,制大其服。

 

大則數少,小則數多,多則九之,少則二之。

奇之不去則偶之,是謂重方。”這是“七方”說的最早記載。

 

從《素問·至真要大論》所述內容來分析,它是根據病邪的微甚、病位的表裡、病勢的輕重、

體質的強弱以及治療的需要,概括地說明制方的方法,並不是為了方劑分類而設。

 

至金·成無己在《傷寒明理論》中說:“制方之用,大、小、緩、急、奇、偶、複七方是也”,

明確提出“七方”的名稱,並將《內經》的“重”改為“複”, 於是後人引申“七方”為最早的方劑分類法。

 

成氏雖倡“七方”之說,但除了在分析方劑時有所引用外, 其所著《傷寒明理論》中也未按“七方”分類。

況且迄今為止,也未見到按“七方”分類的方書。 由此可見,“七方”應當是古代的一種組方理論。

   

二、病證分類法

 

    按病證分類的方書首推《五十二病方》,該書記載了52種疾病,醫方283首,

涉及內、外、婦、兒、五官等科,但組方簡單,用量粗略,部分病名、藥名已無從查考,不具有臨床指導意義。

 

漢·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唐·王燾《外台秘要》、宋·王懷隱等《太平聖惠方》、明·朱楠《普濟方》、

清·張璐《張氏醫通》、清·徐大椿的《蘭台軌範》等,均為病證分類的代表作。

 

這種分類方法,便於臨床以病索方。病證分類法還包括了以臟腑病證或以病因等分類方劑的不同方法,

如《備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三因極一病證方論》等都是以病證分類為基礎的相關方法結合的方書。

 

    三、祖方(主方)分類法

 

    明·施沛所編著的《祖劑》,選《黃帝內經》《傷寒論》《金匱要略》《太平惠民和劑局方》

以及後世醫家的部分基礎方劑,冠以祖方,用以歸納其他同類方劑。

 

清代《張氏醫通》除按病因、病證列方外,另編一卷《祖方》,選古方34首為主,各附衍化方若干首。

這種分類方法,對歸納病機、治法共性的類方研究具有較好的作用,但往往不能推本溯源,始末不清。

例如以宋代《局方》二陳湯為祖方,而將唐代《千金方》的溫膽湯反作附方。

 

    四、功用(治法)分類法

 

    方劑的功用與其所體現的治法是一致的,

故以治法分類方劑的方法是由早期功用分類的基礎上逐漸發展成熟的,這種方法始於“十劑”說。

 

唐代陳藏器於《本草拾遺·條例》中提出“藥有宣、通、補、泄、輕、重、澀、滑、燥、濕十種”,

並于“宣可去壅”、  “通可去滯”、“補可去弱”、“泄可去閉”、“輕可去實”、“重可去怯”、

“滑可去著”、“澀可去脫”、“燥可去濕”、“濕可去枯”之下,各舉數藥為例。

 

可見陳氏所歸納的“十種”之說,原是針對藥物按功用分類的一種方法。

宋·趙佶《聖濟經》於每種之後加一“劑”字,

如《聖濟經·,審劑篇》云:“故鬱而不散為壅,以宣劑散之。”

金·成無己《傷寒明理論》中說:

 

 “制方之體: 宣、通、補、泄、輕、重、滑、澀、燥、濕十劑是也。”

 

至此方書中才有“十劑”這個名稱。

 

但對十劑分類,還不足以完全概括臨床常用方藥,所以後世各家又有增益,

如《本草衍義》於十劑外增加寒、熱二劑;明代繆仲淳增加升、降二劑。

 

明·徐思鶴的《醫家全書》除十劑外,

增加了調、和、解、利、寒、溫、暑、火、平、奪、安、緩、淡、清等,

 

共為二十四劑。方書中除清·陳修園《時方歌括》載方108首是按上述十二劑分類外,其餘尚不多見。

    明·張景岳鑒於“古方之散列于諸家者,既多且雜,或互見於各門,或彼此之重複”,

因而“類為八陣,曰補、和、攻、散、寒、熱、固、因。”

 

並在《景嶽全書·新方八略引》中說:“補方之制,補其虛也”;“和方之制,和其不和者也”;

“攻方之制,攻其實也”;“用散者,散表證也”;“寒方之制,為清火也,為除熱也”;

“熱方之制,為除寒也”;“固方之制,固其泄也”;“因方之制,因其可因者也。

 

凡病有相同者,皆按證而用之,是謂因方”。

張氏選集古方1516首,自製新方186首,皆按八陣分類。

 

此外,為便於專科臨證運用,又另列婦人、小兒、痘疹、外科四大門類,作為補充。

可見,張氏的八陣分類方法是對原有功用 (治法)分類方法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

    清·程鐘齡在《醫學心悟》中提出:

“論治病之方,則又以汗、和、下、消、吐、清、溫、補八法盡之”,

 

明確提出了“以法統方”的思想,也是對治法分類方劑的理論總結。

 

    五、綜合分類法

 

    清·汪昂著《醫方集解》,開創了新的綜合分類法,既能體現以法統方,

又能結合方劑功用和證治病因,並照顧到治有專科。

 

分別為補養、發表、湧吐、攻裡、表裡、和解、理氣、理血、祛風、祛寒、清暑、利濕、潤燥、

瀉火、除痰、消導、收澀、殺蟲、明目、癰瘍、經產、救急等22類。

 

這種分類法,概念清楚,提綱挈領,切合臨床,照顧面廣,被後世多數醫家所推崇,

如清·吳儀洛的《成方切用》、清·張秉成的《成方便讀》都是借用汪氏的分類方法。

    綜上所述,歷代醫家對於方劑的分類,各有取義,繁簡不一。

古今方書浩瀚,前人所累積的有效方劑,不盡其數。

 

加之一方可以多用,一方常兼幾法,在整理歷代方劑時,

如何使分類細而不犯繁瑣,簡而不致籠統或掛漏,還需要很好地研究總結。

  

 本教材從有利於教學和臨床出發,遵循“以法統方”的原則,

參考汪氏分類法,將下篇各論的內容分為

解表、瀉下、和解、清熱、祛暑、溫裡、補益、固澀、安神、開竅、

理氣、理血、治風、治燥、祛濕、祛痰、消食、驅蟲、湧吐等共19章,

 

並對其中內容較多的大章,再分為若干小節,

盡可能做到法與方的統一,使之有綱有目,概念明確,條理清晰,

便於學習和掌握,為臨床辨證論治和遣藥組方打好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