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環境對世界歷史發展的影響

許多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對此都有過專門的研究。馬克思認為生產力是歷史發展的終極原因，地理環境有著重要影響，作為生產力發展所必不可少的自然環境，在特定的時期和地區甚至具有決定意義。普列漢諾夫對地理環境的影響也有較為深入的研究。

他認為：地理環境在人類的形成、工具的製造、生產的種類、生產力發展速度等方面，無不具有巨大甚至決定力量。對於人類社會關係、經濟制度性質的影響則通過生產力來實現間接影響。

作為西方文明的起源古希臘文明，它的地理環境又是什麼樣的呢？

古代希臘的地理範圍以希臘半島為中心，包括東面的愛琴海和西面愛奧尼亞海的群島和島嶼，以及今土耳其西南沿海，義大利南部及西西里東部沿岸地區。地小山多、海岸曲折、島嶼密佈為其地理環境特色。作為古希臘文明中心地區的希臘半島，其中部和南部以港灣眾多、海峽連綿著稱，為希臘文明提供了面向海洋的自然條件。

就希臘陸地而言，則是山多土薄的貧瘠地區。無數的山脈和丘陵將希臘分割成一小塊一小塊的地區，陸路交通的極為不便和地域的分割，是促成希臘難以統一、城邦小國林立局面的重要因素。就地理整體上看，希臘世界與尼羅河流域的埃及和兩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的文明中心地理距離很近，易於接受兩大文明的積極影響。

可以說，在古希臘文明的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地理環境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希臘半島山嶺交錯，河流短急，又沒有東方的大河流域和廣大平原，這種各地近乎隔絕的地理多中心，決定了希臘的經濟多中心

地理環境的差異性和自然產品的多樣性形成了社會分工的基礎。以希臘工商業城邦的代表雅典為例，雅典境內多山，土質貧薄，只有幾片不大的平原和河流谷地適於種植穀物，農業相對斯巴達等城邦落後。

山坡上適於栽種葡萄、橄欖等果樹，山中蘊藏著大量的銀礦、優質陶土和為希臘建築所需要的大理石這有利於雅典人在農業基礎上發展手工業和商業。同時，由於雅典所處的阿提卡半島是中希臘和愛琴海世界聯繫的前緣地帶，因而為航海業和商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為解決糧食危機，雅典大量輸入穀物等糧食作物和其它原料，同時將自身的手工業品輸往各地，有力的促進了雅典商品經濟的發展。

希臘綿延曲折的海岸線為希臘提供了眾多的天然良港，在陸路由於為山脈所隔，而難以聯繫希臘世界的情況下，大海將它們聯繫了起來，並將希臘和世界聯為了一體。同時大海也成為希臘擴大生存空間的便利通道，促進了希臘早期的對外殖民和後來的海外貿易。這都促成了希臘大多數城邦由封閉的農業經濟轉向開放的商品經濟。

希臘地理上的多中心決定了經濟上的多中心，而經濟上的多中心又決定了政治上的多中心。山脈縱橫、島嶼眾多的自然條件將整個希臘世界分為三百個左右的城邦。希臘城邦的一大特點就是小國寡民。最大的城邦斯巴達也不過8400平方公里，人口總計約40萬，而雅典則只有2556平方公里。小國寡民的特點使經常召開全體公民大會的雅典式的直接民主成為可能。

但起到決定作用的還是受地理環境影響下的經濟結構的變化。

以雅典為例，在城邦形成之初，經濟形式主要為農業經濟，這使得佔有廣大土地的氏族貴族得以壟斷政權。但隨著海外貿易的不斷擴大和手工業的發展，使得工商業奴隸主階層壯大，他們有著自己特殊的政治經濟利益。

他們聯合同樣受貴族壓榨的無地和少地的平民，反對貴族政治，要求實現財富政治，廢除債務剝削，集城邦全體的力量，擴大海外貿易。

西元前6世紀初，雅典平民反對貴族的鬥爭已達到公開暴動的程度。

當時雅典人基本按地理所在而分為平原派、山地派、海岸派。在社會變革的大勢之下，西元前594年，雅典工商業貴族梭倫當選首席執行官，開始改革。後經過僭主政治，在經濟上扶植下層平民的階段，在新的階級和社會基礎上，雅典過渡到了民主政治。

而希臘世界的另一大邦，位於伯羅奔尼薩斯半島東南部的拉哥尼亞平原的斯巴達，氣候溫和、土壤肥沃、猶羅達河貫穿南北，適於農業生產；海岸線平直，缺少優良港灣，不適於發展商業和航海業。這種天然的農業優勢，使掌握土地的貴族力量強大，而平民力量弱小，同時由於斯巴達社會生活的軍事色彩，斯巴達在政治上長期是處於貴族寡頭政體狀態。

地理環境對希臘文化也起到了直接和間接的作用。.

希臘地近兩河流域和尼羅河流域，易於接受東方這兩大文明的先進文化，轉為己用。

正如古樸時期中期的希臘文明被命名為東方化風格階段所示，希臘文明在它的形成過程中學習東方之處很多。

例如希臘的藝術家從埃及和腓尼基學到青銅鑄像、石料建築和雕刻石像的方法，開始建造希臘神廟和雕塑希臘神像，這是以雕像為代表的古樸時期希臘藝術起點異常之低，但其發展速度卻很快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希臘文化的發展離不開自身的具體自然環境，以雅典為例，利用多產陶土的自然優勢，在古樸時期就已生產出大量優質陶器，銷往各地。

希臘哲學和史學的發展也離不開東方的影響，許多希臘的哲學家和史學家都曾遊歷埃及、巴比倫、印度等東方國家，考察學習，吸納精華。到西元前5世紀，希臘有關天文、地理、數學、幾何、物理、醫學等曾向東方學習的自然科學的知識的積累與探討已逐漸進入系統理論的發展階段，在很多方面已經超過了東方對這些學科的研究成果。

當然，受地理環境影響的希臘政治經濟結構對希臘文化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縱觀希臘歷史，不難看出，希臘的政治經濟和希臘文化呈現出同漲同衰的正比例現象。

凡是希臘政治經濟穩定興盛的時期，其文化發展也處於興盛時期，反之，則處於低落時期。文化與政治經濟緊密結合。

例如希波戰爭之後的雅典希望有人能全面詳實地將這場戰爭記述下來，因此，當“史學之父”希羅多德在回到處於鼎盛之世之下的雅典後，馬上受到伯裡克利的注意，將寫史的希望寄託與他，結果便是《歷史》的問世。

而在地中海對岸的埃及由於地理環境和政治經濟的影響在文化方面的體現與希臘就有許多不同。古埃及東臨紅海，西接利比亞，南接努比亞（今蘇丹），北瀕地中海，與希臘隔海相望。全國沙漠占百分之九十六，人口集中在尼羅河流域，國家地理按尼羅河而分為上、下埃及。

在古代，埃及實際上只有東北經西奈半島到達巴勒斯坦和敘利亞一條國際通道，雖有航海活動，但對埃及影響不大，因此埃及比於兩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其三千年間較少受外族入侵，文化也一脈相承，未有大變。

由於埃及是農業國，要求對尼羅河氾濫和因此而導致的田界改動等生產實踐中的有關事例進行測量，計算。於是在文化成就上，埃及主要體現為實用科學的成就。在藝術上也以規模宏大的建築為主要體現，作為埃及文化成熟標誌的金字塔，之所以能在埃及而不在希臘出現，地理環境因素也起到很大作用。

埃及是典型的東方大國，與希臘的分散性相反，表現為大範圍內的聚合性。

尼羅河沖積平原使得土地肥沃，為了農業的發展，需要大規模的水利工程，這有利於促成負責水利的集權產生，從而產生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帝國。而這種集權帝國由於地理因素、經濟上的封閉性和政治上的限制，在文化上缺少創造力，三千年來，並未有大的變化。

到後埃及時期，文化趨勢愈加保守，只想復古，不求創新，到希臘羅馬統治時期，象形文字也變為死文字，文明傳統由此斷絕。

綜上所述，古希臘的經濟結構、政治結構與制度、文化等方面無不受到希臘地理環境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形成了璀璨的古希臘文明。

不過，雖然地理環境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但我們應認識到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是可變數，起著增加或減少人類控制自然的力量的作用，而人類社會發展的最根本的推動力是生產力的發展。

希臘是建立在較高的生產力基礎上的。

鐵器是希臘普遍進入階級社會的物質基礎，有可能出現城邦林立，鐵器也使希臘社會的第二次和第三次社會大分工在不到四個世紀的短暫時間內完成，為工商業奴隸制提供了階級基礎。文化作為經濟的上層建築和政治制度的反映，再加上本身創作受生產力的限制，所以在終極原因上也取決於生產力的發展。

可見，地理環境對希臘文明的產生和發展雖有極大作用和影響，但並非希臘文明產生、發展的終極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