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簡書《萬物》
《萬物》是1977年在安徽阜陽雙古堆第二代汝陰侯夏侯灶墓出土的漢簡之一
（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安徽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小組：阜陽漢簡《萬物》，文物，（4）：36，1988）。
夏侯灶卒於漢文帝前元十五（公元前165）年，故《萬物》的竹簡抄本年代，在西漢初年，
據竹簡「出現的『越』、『符離』等春秋時期才有的地名」，考證《萬物》的撰寫時代，可能是戰國初期或春秋時代
（胡平生、韓自強:《萬物》說略，文物，（4）：48，1988）。
竹簡殘損嚴重，初以「雜方」名之。後胡平生、等據W001號竹簡：
「……，不可聞也；萬物之本，不可不察也；陰陽之化，不可不知也」的簡文而定名為《萬物》。
《萬物》殘簡共計133支，共約1100字，最長者約21.6厘米，載30餘字，其餘長短不一，字數多寡不等。
敘事記物，一句一讀，兩句之間，以墨色圓點隔開，一支簡有寫二、三句者。
《萬物》的本草學成就：《萬物》的藥物種類，初步統計為71種，
其中：玉石部5種，草部23種，木部5種，獸部11種，禽部4種，魚部11種，果部4種，米穀部4種，菜部4種。
此外，還有「莫盜」、「鼠享」、「大發」、」石卦」等待考。分析《萬物》所記載藥物，
絕大多數為日常生活中所能接觸到的東西，這是藥物早期發展階段的一個特徵。
從「蜀椒」來說，可以推測，這在戰國初期或春秋時代，各地之間的藥物交流就早已存在。
《萬物》記載藥物治療的疾病，初步統計有病名31種，其中有的「澮」等個別病名尚待考證。
這些疾病，包括內、外、五官、神經等各科疾病。《萬物》所記載的病證，
如寒熱、煩心、心痛、氣臾、鼓脹、瘺、痤、折、痿、癰、耳、惑、睡、夢噩、失眠、健忘等，皆流傳於後世，其中有的至今仍被沿用。
《萬物》記載的藥物功用，有很多不僅與後世本草學相符合，而且至今仍在臨證醫療中被應用。
《萬物》關於藥物的採集，幾乎沒有記載。但加工炮製，則已記載有「煮」、「焙」、等幾種原始方法。
對藥物服法與禁忌的記載亦極為簡略，只有一條與服法或禁忌有關，如：「服烏喙百日令人善趨也」。
烏喙，即烏頭，有毒。由於應用適當炮製方法，可以降低烏頭的毒性。因此雖不確切但可初步推測為服食烏頭。
分析各方面的資料，《萬物》的撰述年代應早於五十二病方，
《萬物》的出土，填補了中國本草史和醫學史上戰國初期至春秋時代之間的空白，提供了十分珍貴的文獻資料。
二、馬王堆出土醫書
1972年初至1974年初，考古工作者相繼對長沙市東郊的一、二、三號漢墓進行了發掘。
經考證，其中一號漢墓的墓主是西漢長沙國國相侯利蒼的妻子，名叫辛追；二號墓的墓主即利蒼本人；三號墓的墓主則是利蒼的兒子。
在這群墓葬中，出土了大批稀世的文獻資料，包括許多已經失傳了的醫藥文獻。
在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中，有古醫書《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脈法》、《陰陽脈死侯》、
《五十二病方》、《卻穀食氣》、《陰陽十一脈灸經》乙本、《導引圖》、《養生方》、《雜療方》和《胎產書》等。
以上十一種，由於《陰陽十一脈灸經》有甲、乙兩種本子，文字基本相同，可以算一種，所以實際上是十種。
馬王堆三號漢墓還出土竹木簡200支。全部是醫書，分為《十問》、《合陰陽》、《雜禁方》、《天下至道談》等四種，
以上帛書和訂木簡醫書共計為十四種。這些都是後世已經失傳的古醫書。
1、兩部古脈灸經
馬王堆漢墓帛書《足臂十一脈灸經》（以下簡稱《足臂》）和《陰陽十一脈灸經》甲、乙本（以下簡稱《陰陽》），
全面論述了人體十一條經脈的循行走向及所主治的疾病。這是我國目前發現最早論述經脈學說的文獻。
從成書的年代來看，在兩部脈經中，《足臂》最為古樸，《陰陽》則稍晚，
而《靈樞.經脈》比兩部脈灸經都晚，我們可以說，兩部脈灸經是《靈樞.經脈》的祖本。其主要依據是：
第一，兩部脈灸經只記載了人體的十一條經脈，和《靈樞.經脈》相比，少了一條手厥陰經。
《內經》的十二經脈，是在帛書十一條經脈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第二，在經脈的循行走向上，《內經》所述十二經脈互相銜接，循行走向很有規律；
而帛書所載十一條經脈互不銜接，循行走向只偏重於某些部位。
第三，在兩部脈灸經中，看不出各條經脈與臟腑有什麼必然聯繫，即使偶有聯繫，也無規律可循。
第四，兩部脈灸經對經脈的命名尚不統一，有些命名比較原始。
2、帛書《五十二病方》
帛書《五十二病方》，現存一萬餘字，全書分題，每題都是治療一類疾病的方法，少則一方、二方，多則二十餘方。
現存醫方總數283個，用藥達247種，書中提到的病名有103個，所治包括內、外、婦、兒、五官各科疾病。
內科病的治療在全書中所佔比重不大，但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治療內科病的水平。
如該書對「癃」即淋病的治療，處方合理，且大多為現今臨床所沿用。尤其是血淋、石淋、膏淋、女子淋的分證治療，
可以說是對淋病進行辨證論治的雛型。全書以外科病所佔比重為最大，也最為突出。
該書在論述疽病的治療時，已初步運用了辨證論治的原則，其處方講究加減化裁，注意對證用藥。
例如：「睢（疽）病，冶白薟（蘞）、黃蓍（耆）、芍樂（藥）、桂、姜、椒、朱（茱）臾（萸），
凡七物。骨睢（疽）倍白簽（蘞），（肉〕睢（疽）（倍）黃蓍（耆），腎睢（疽）倍芍藥，其餘各一。
並以三指大最（撮）一入懷酒中，日五六飲之，……。」
這就是說，一般疽病用白蘞、黃耆、芍藥、桂、姜、椒、茱萸等七味藥物通治，但必須注意辨證，症状不同，則用藥的分量亦各有區別。
《五十二病方》在論述痔瘡的治療時，除了運用各種藥物療法外，還記載了精彩的手術療法。
其它所載治法多種多樣，除了以內服湯藥為主之外、還有大量的外治法，
如敷貼法、煙熏或蒸氣熏法、熨法、砭法、灸法、按摩療法、角法（火罐療法）等。治療手段的多樣化，也是當時醫療水平提高的標誌之一。
3、《卻穀食氣》與《導引圖》
帛書《卻穀食氣》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氣功導引專著。帛書《卻穀食氣》篇幅較長，原文有將近500字，惜因殘損太甚，
現今可辨認者僅270餘字。從現存《卻穀食氣》的殘文來看，它主要記載的是導引行氣的方法和四時食氣的宜忌。
該篇認為，要根據月朔望晦和時辰早晚及不同的年齡特徵來行氣，講究呼吸吐納，盡量吐故納新，做好深呼吸。
帛畫《導引圖》，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醫療體操圖。經復原後，此圖長約100厘米，高約50厘米。
在這幅色彩絢麗的導引圖上，描繪了44個不同性別年齡的人在做各種導引動作。
他們分別列成四排，每排11人，人象高9∼12厘米。這些人物形態逼真，姿勢各殊，服裝各異，一個個栩栩如生，都在凝神操練。
這44人的動作姿態大致可分為三類：一為呼吸運動，一為活動四肢及軀幹的運動，一為持械運動。如「引聾」，
即以導引防治耳聾，「引脾病」，即以導引防治痹證或腹痛。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
在帛畫《導引圖》中，還有許多模仿動物動作的導引術式。在以仿生動作作為導引術式這一點上，對後世的影響是很大的。
4、帛書《養主方》、《雜療方》和《胎產書》
帛書《養生方》殘損相當嚴重，估計原書有6000字左右，現僅存3000餘字。該書正文在前，目錄在後，原有標題卅二個，
經整理後尚可辨認者有27個，如「老不起」、「為醴」、「益甘」、「病最種（腫）」、「莖（輕）身益力」、「除中益氣」等。
從全書內容來看，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類是健身補益方，主要用於強身健體，增強筋力，黑髮益氣美色等。
一類是補益性機能的。
該書在敘述胎兒逐月發育的狀態時，曾經明確地寫道：「三月始脂，果隋宵效，當是之時，未有定義（儀），見物而化。
是故君公大人，毋使朱（侏）儒，不觀木（沐）侯（猴）等等。這是最早對胎教的論述，
認為孕婦的飲食起居，所見所聞，思想情志等，都將對胎兒發育的優劣，乃至胎兒性別的形成等，產生直接的影響。
三、江陵張家山醫簡
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在挖掘江陵縣張家山M247、M249、M285三座西漢初州古墓時，
相繼發現了大批竹簡。其中以M247出土的竹簡最多、達1000多枚，大部分貯藏在竹簡（箱）內，保存較完整，字跡清晰。
除了法律、軍事、數學和遣冊等類文獻外，還有兩種醫書，題名為《脈書》和《引書》。
據張家山漢簡整理小組對墓葬形制、出土器物以及M247隨葬竹簡的歷譜推算，其墓葬年代為西漢呂后至文帝初年
（約公元前2世紀中期），與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墓葬年代漢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同期或稍早。
1、《脈書》述要
《脈書》共2028字，約在西漢初期被抄寫在65枚竹簡上，其內容可分五個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論述病候，自頭至足依次敘述了67種疾病的名稱及簡要症状，涉及內、外、五官、婦、兒科病症，
其中內科病約佔2/5，不同於馬王堆醫書《五十二病方》側重於外科病；
第二部分內容與馬王堆醫書《陰陽十一脈灸經》甲、乙兩本完全相符，且所保存的文字較甲本多332字、較乙本多122字，
使《陰陽十一脈灸經》在更大程度上得以復原成為可能。
第三部分內容與馬王堆醫書《陰陽脈死候》基本相同，且多出69字，其中說：「夫留（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以其動。
動則實四支（肢）而虛五臧（臟），五臟虛則玉體利矣。」是目前書已知古籍中最早甲「流水」與「戶樞」的比喻
論述人體運動有利健康的原理。第四部分，用四言韻體論述人體骨、筋、血、脈、肉、氣等6種組織或生理機能及其發病為
「痛」的症候特徵；第五部分內容與馬王堆帛書《脈法》基本相同，且多出124字，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彌補帛書缺文。
2、《引書》述要
《引書》共3235字，約西漢呂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前抄寫在113枚竹簡上，其內容由三部分組成。
第一部分論述四季養生之道，篇首指出：「春產（生）、夏長、秋收、冬藏（藏），此彭祖之道也」，
接著依四季之序介紹各季的養生方法，這一部分的基本精神與《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所載養生.養長.養收.養藏之道相同，
即養生必須順應自然界的運行規律。
第二部分論述導引術式及其作用。
總之，《引書》共載導引術110種，除去重複者還有101種。其中述術式者85種，用於治病有50種，僅述功用者有16種。
可見，漢初以前運用導引治療疾病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引書》是漢初之前醫療導引術的一次總結。
《引書》所載導引術與馬王堆帛畫《導引圖》相比較，兩者風格相近，命名原則相同。而《引書》所載導引種數更多。
內容更豐富，除了折陰、熊經、引膝痛、引聾和引頹等5種導引名稱相同（其中3種名同術異）外，帛畫所載導引數隻有
《引書》的2/5左右，而且單個動作的靜態畫面，很難反映導引的動態過程，更難描述呼吸、意念方面的要領，
《引書》則可以彌補這些不足。總之，《引書》的發現，為研究漢以前導引術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資料。
《引書》第三部分討論了致病因素、防治方法以及養生理論等問題。
總之，江陵張家山醫簡的發現，對於中國醫學史研究具有重大的意義。譬如，它改寫了一些中國醫學史上的最早記錄，
如《引書》記載下頜關節脫位整復術和叩齒術，較晉代葛洪的記錄要早四五百年等等。隨著研究的深入，將越來越顯示它的重要價值。
四、《黃帝內經》
《黃帝內經》簡稱《內經》，是託名黃帝及其臣子岐伯、雷公、鬼臾區、伯高等論醫之書。
《黃帝內經》包括《靈樞》和《素問》兩部分，各卷81篇，共80餘萬言。
《黃帝內經》的著作時代，至今尚無定論。從其內容看，非一人一時作，但一般認為其主要內容是反映戰國時期醫學理論水平的，
基本定稿時期應不晚於戰國時期。當然，其中有些內容可能出於秦漢及六朝人之手。
《黃帝內經》所引古代醫籍。有《上經》、《下經》、《揆度》、《陰陽》、《奇恆》、《經脈》等。經絡與針灸，
在《黃帝內經》中，居於主體地位，繼承和發展了馬王堆帛書《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脈法》、
《陰陽脈死侯》和張家山漢簡《脈書》，乃至扁鵲等的經絡學說和針刺治療經驗，在針刺治療上，
不僅突破了上述帛簡醫書和《五十二病方》等只採取灸法的水平，同時也遠比《史記.扁鵲傳》記載的治療經驗更加具體和系統。
在《黃帝內經》中，《靈樞》：經脈篇、經別、經筋，更加完整和系統地論述了經絡學；《
靈樞》：九針十二原、九針論等篇，論述了針刺器材的製備；《素問》：氣穴、氣府、骨空、水熱穴等各篇，論述了腧穴分布；
《靈樞》：九針十二原、邪客等各篇，論述了持針法則；《素問》：八正神明、離合真邪等各篇，論述了針刺的補瀉方法；
《靈樞》：診要經終、禁例等各篇，論述了針刺禁忌等，以及各種疾病的針刺療法。
陰陽五行學說被引入醫學，最早是秦國醫和，馬王堆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中的「病至則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驚」，
也反映了五行學說的內容，這段文字後來載入《靈樞.經脈篇》，《素問.脈解篇》說：「所謂甚則厥，惡人與火，
聞木音則惕然而驚者，陽氣與陰氣相薄，水火相惡，故惕然而驚也。」說明陰陽五行學說，已被引入醫學理論中。
《黃帝內經》撰成之初，在戰國時代可能為《黃帝脈書》、《扁鵲脈書》等20餘種單行本。西漢後期，劉向、劉歆父子校書，
始由李柱國等校定為《黃帝內經》十八卷。到東漢初班固撰《漢書》時，這些醫籍的傳本仍被完整保存，
而載於《漢書.藝文志》。東漢末張仲景撰《傷寒雜病論》、魏末皇甫謐撰《針灸甲乙經》時，
《漢書.藝文志》的十八卷本《黃帝內經》傳本即已不復存在，不僅被分割為《素問》、《九卷》
或《針經》兩書，而且「亦有所亡失」。
1、《靈樞》，亦稱《九卷》、《針經》、《九靈》、《九墟》等。漢魏以後，由於長期抄傳出現多種不同名稱的傳本，
唐.王冰所引用古本《針經》傳本佚文與古本《靈樞》傳本佚文基本相同，說明為一共同的祖本，但與南宋史崧發現的
《靈樞》傳本（即現存《靈樞》傳本）則不盡相同。史載北宋有高麗獻《針經》鏤版刊行，今無書可證。
至南宋初期，《靈樞》和《針經》各種傳本均失傳。紹興二十五年（1155），史崧將其家藏《靈樞》九卷八十一篇重新校正，
擴展為二十四卷，附加音釋，鏤版刊行。至此，《靈樞》傳本基本定型，取代各種傳本，而一再印行，流傳至今。
2、《素問》，在漢魂、六朝、隋唐各代皆有不同傳本。為張仲景、王叔和、孫思邈、王燾等在其著作中所引用。
主要有：（1）齊梁間（公元6世紀）全元起注本，是最早的注本，但當時其中的第六卷已亡佚，實際只有八卷。
這個傳本先後被唐.王冰、宋.林億等所引用，至南宋以後失傳。（2）唐、王冰注本，唐.寶應元年（762），
王冰以全元起注本為底本注《素問》，將已亡佚的第七卷，以七篇「大論」補入，到北宋.嘉祐.治平（1057∼1067）年間，
設校正醫書局，林億等人在王冰注本的基礎上進行校勘，定名為《重廣補註黃帝內經素問》，雕版刊行，而定型。
《黃帝內經》的著成，標誌著中國醫學由經驗醫學上升為理論醫學的新階段。
《黃帝內經》總結了戰國以前的醫學成就，並為戰國以後的中國醫學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導。
在整體觀、矛盾觀、經絡學、臟象學、病因病機學、養生和預防醫學以及診斷治療原則等各方面，都為中醫學奠定了理論基礎，
具有深遠影響。歷代著名醫家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創新和建樹，大多與《黃帝內經》有著密切的淵源關係。
《黃帝內經》的著成，不僅在中國受到歷代醫家的廣泛推崇，即使在國外的影響也不容低估。
日本、朝鮮等國都曾把《黃帝內經》列為醫生必讀課本，而部分內容還先後被譯成英、法、德等國文字，
在世界上流傳。近年來一些歐美國家的針灸組織也把《黃帝內經》列為針灸師的必讀參考書。
一、醫緩
醫緩，春秋時期秦國人。據《左傳》記載，魯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晉國國君景公姬據（公元前599∼公元前581年）生病，
先叫桑困巫治療。桑田通過占卜，認定景公的病，是遭晉景公殺害的晉國大夫趙同和趙括的鬼魂作祟所致。
晉景公聽說秦國有良醫，就派遣使臣求醫於秦國。秦恆公（公元前603∼公元前577年）派遣醫緩往診，醫緩即到晉國，
診景公病直言不諱說：「疾不可為也！」因為病程已發展到「在盲之上，膏之下」的晚期，
而「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就是說，以砭石、針灸攻治已不可及，服食藥餌醫治，亦不能至，
而醫療無能為力。從引「病入膏育」就成為一句典故與成語。
二、醫和
醫和，春秋時期秦國人。據《左傳》、《國語.晉語》記載，魯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晉平公姬彪（公元前557∼公元前532年）有疾，
求醫於秦國：秦景公嬴後（公元前576∼公元前537年）派遣醫和往診，
醫和診病後說：「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
就是說，平公的病已不能治好，因為近女室。惑以生蠱！平公問道：「女不可近乎」？得禁絕情慾嗎？
醫和答道「節之」，要有節制和限度，還對疾病的機理做了闡釋說，
「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征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災。
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並針對平公的疾病和提問，進一步解釋說：
「女陰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
醫和還把這話告訴了趙孟，趙孟不解地問道：「何謂蠱？」醫和解釋說：「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
谷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落風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聽了這話，亦稱讚說：「良醫也！」。
三、醫呴
醫呴, 戰國時期秦國人，事迹出於《屍子》，據說「為宣王割痤。為呴王療痔皆愈。張子之背腫，命呴治之，遂愈。」
從其所治療的疾病來看，皆為外科疾思，醫呴應是一位醫療技術高明的外科醫生。
四、文摯
文摯，戰國時期宋國人，洞明醫術。事迹出於《呂氏春秋.至忠篇》，據說齊王田地（公元前323∼公元前284年）有病，
使人請文摯。文摯診王病，根據病情決定採用心理療法治療，遂對太子說：「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殺摯也。」
太子問：「何故」？文摯說，「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於是，太子再三懇求說：
「苛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
於是，文摯應允、願冒死為齊王治病，便與太子約期前往，而文摯故意不守信譽，三次失約，不按約期為王治病，
使齊王很生氣，當文摯見齊王時，又不脫鞋就上他的床，還故意踐踏他的衣服，用很不禮貌的語言詢問他的病情，
使齊王氣得不肯答言。文摯卻反口出陋辭，以激怒齊王。於是齊王大怒，與文摯爭吵起來，使其病遂愈，而文摯終為齊王所烹死。
五、秦越人（附：長桑君、子陽、子豹等）
秦越人約生於公元前5∼4世紀，是戰國時期的著名醫學家，世稱扁鵲。河北任邱人。一說為山東長清人。
還有人據《陳璋圓壺》、《陳璋方壺》銘，及古陶文等，認為是臨淄附近的鄭陽人，秦越人生平事迹出於《史記》、
《韓詩外傳》、《戰國策》、《說苑》等古代典籍。
秦越人約自公元前386年前後即「為人舍長」，隨長桑君「出入十餘年」，承長桑君授以《禁方書》，在診斷上，
他以「切脈、望色、聽聲、寫形」針藥並用、綜合治療虢太子的「屍厥」證成功。
虢君感動他說：「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捐棄溝壑，長終而不得反！」遂「名聞天下」。
他以砭石彈刺，治療秦武王面部癰腫成功。秦國太醫令李醯「自知技不如也」，而使人刺殺秦越人於秦國。
秦越人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痹醫；來人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
隨俗為變。遊歷了今山東、河北、山西、河南、陝西等省的廣大地域。從事過內科、外科、婦科、五官科、小兒科等
多學科的醫療工作。精通湯液、針灸、砭石、熨帖、按摩、手術等各種技術。體現了為廣大民眾解除病痛的優秀品格。
在診齊恆侯病案後，司馬遷對秦越人評價說：「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早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
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故醫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
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並，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微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冶也。
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
三個病例說明，在危重病患面前，秦越人敢於承擔風險，當「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的評論出現時，
秦越人則實事求是他說：「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這是一種科學的態度。
秦越人在醫學上的成就。主要有以下三個面：
1、經絡臟象方面：
秦越人提出病邪沿經絡循行與臟腑的深淺，由表入里傳變。
他說：「若太子病，所謂『屍厥』者也，夫以陽入陰中，……，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
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色廢脈亂，
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臟厥中之時暴作也。
良工取之，拙者疑殆！」秦越人所說的是足陽明胃經「下膈、屬胃、絡脾」的循行與臟腑的關係；」
別下於三焦膀胱」，即手少陽三焦經「下膈，屬三焦」的循行與臟腑的關係：
或足太陽膀胱經「絡腎，屬膀胱」的循行與臟俯關係「乃使弟子子陽，厲針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
即是沿足陽明胃經、手少陽三焦經、足太陽膀胱經的循行，循經取穴，進行針刺治療，搶救了垂危病人。
2、四診合參方面：
秦越人「特以診脈」為其專長，而有「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之美譽。
齊恆侯田午一例，則是全憑望色觀察分析病情的發展過程，正確判斷齊桓侯的發病機制，即從腠理侵入血脈，繼入腸胃，
再入骨髓，說明了秦越人在望診上的造詣。由於秦越人充分掌握了診斷方法，在診斷學上能言病之聽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
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眾，不可曲止也！
3、辨證論治與綜合治療方面：
虢太子的「屍厥」證，秦越人「乃使弟子子陽，厲針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把病人從昏迷中搶救過來。
然後「乃使弟子子豹為五分熨，更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為病人進行保溫治療，
促使病人很快恢復到能夠自己「起坐」。再「服湯二旬」，以「更適陰陽」，使病人恢復健康。
秦越人和弟子子陽、子豹等，綜合應用多種療法，成為中國醫學史上進行辯證論治和施行全身綜合治療的奠基人。
司馬遷對秦越人在中國醫學上取得的卓越成就作過高度評價，他說：「扁鵲言醫，守數精明，為方者宗，後世循序，弗能易也。」
表明秦越人對中國醫學的形成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秦越人以卓越的醫療技術和高尚的醫德醫風，在廣大民眾中樹立了崇高威信，使廣大民眾產生了無限的敬仰，
在全國各地為秦越人建立的紀念性墓祠之多、歷史之悠久、規模之宏大，是歷史罕見的。
戰國末期，秦國逐漸強盛，至公元前221年，相繼翦滅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國家秦朝，
進一步統一文字、貨幣、車軌、度量衡。但因其橫徵暴斂，焚書坑儒，對人民實行殘酷的勞役，很快在農民起義衝擊下土崩瓦解了。
西漢王朝（公元前206∼公元8年），沿襲秦制，但崇尚黃老之學，實行所謂「無為之治」，使人民「休養生息」，
出現了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財富積累，人口大增的局面。自從西漢.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
儒家思想佔據了統治地位，影響到東漢乃至整個封建社會。其後，新莽王朝（公元8∼25年）以「復古」為名挽救統治階級的危機，
結果招致改制失敗，農民起義遍及全國。公元25年，劉秀稱帝，定都洛陽，史稱東漢（公元25∼220年）。
秦漢時期的經濟，北方發展比較快。齊水渭水間的黃河流域，是當時全國經濟的中心。
由於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商業貿易的發展，西漢長安和東漢洛陽，先後成為當時經濟文化交流和政治中心。
國內交通的進一步開鑿，絲綢之路與東南海運的發展有力地促進了經濟、文化的繁榮與內外交流。
全國人口從秦代兩千萬到兩漢達到五千多萬。
漢代官方重視典籍的整理、注釋，形成「經學」。在經學內部今文經與古文經兩派之間的鬥爭激烈。
經學的治學方法及思想觀點對醫藥學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
秦漢之際，神仙方士得到帝王的青睞。從戰國至秦漢，齊燕一帶方士很多。秦始皇、漢武帝、都迷信神仙。
秦始皇派韓終去尋求不死之藥，派徐市入東海求神仙，派侯生和盧生訪求仙藥。漢武帝求仙50多年，重用李少君等方士，
甚至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方士，但長生仙藥終未得到。
這些失敗並未導致神仙思想幽靈的消滅，而是以變態形式逐漸演化，方士的活動與醫藥和保健有著密切的關係。
約在西漢時，佛教已流行於西部各地，隨著西部與中原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佛教遂傳入內地。
另一方面，東漢時期在中國產生的道教，沿襲了方仙道、黃老道和一些修行的方法，奉黃帝和老子為教主。
尊《道德經》為經典。道教的修練方術有守一、行氣、服食、房中等，與醫藥發展有著密切聯繫。
秦漢時期的科學技術有很大發展。《史記.天官書》詳細記錄了周天的星座，以及一些星體的運行情況。
《漢書.五行志》中記載了「日斑」（太陽黑子）。漢武帝時，太史令司馬遷和天文學家洛下閎等人製作「太初曆」，
代替了秦代沿用下來的顓頊歷。後來，劉歆作三統曆。東漢時天文學家已認識到日蝕的原因，
劉洪撰「乾象曆」編繪了一幅月亮運行速度表。後世的曆法部是基於上述曆法而發展起來的。
氣象知識的積累，有監測儀器的研製使用，對自然現象的科學解釋，對運氣學說、病因學說的發展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農學中反映的作物栽培、蠶桑，溫泉溫室的利用，對醫藥學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數學、物理學、煉丹化學，
也在不同程度上為醫藥學不斷提供理論知識和素材。
秦漢是中國醫學史上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發展時期。其表現有以下主要特點：
辯證論治思想的確立。辯證論治的思想出現於先秦。秦漢時期，經過無數醫家的努力，
特別是東漢張仲景《傷寒雜病論》中以六經論傷寒、以臟腑辨雜病，形成了一套理法方藥相結合的體系，
建立了辨證論治的基本規範。確立了四診、八綱、臟腑、經絡、三因、八法等辨證論治的基本理論。
出現了醫案。西漢淳于意在繼承前入學術經驗的基礎上，
記錄所診治病人必詳列姓名、身份、籍里、性別、病名、病因、脈證、診斷、治療（方藥、針灸、含漱藥、竄藥等），預防等，
反映了早期醫案淳樸可鑒的學術風格，為後世醫家書寫醫案樹立了榜樣。
在臨床醫學進展突出。華佗創用麻沸散施行外科手術，雖然其方藥、操作技術失傳，但它卻在學術思想上啟迪了外科醫家。
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在外感熱病和內科雜病等辨證論治方面的理論與實踐，被歷代醫家奉為圭臬。
初步奠定藥物方劑學體系。以《神農本草經》為代表，集東漢以前藥物學術經驗之大成，
對歷代本草學和方劑學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傷寒雜病論》所載方劑及方劑學理論，被尊為眾方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