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此期醫學發展有三個特點
（一）人民群眾和許多醫家面對戰爭連綿，社會動蕩局面，以及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情況，
有更多的機會進行大量醫治傷病疾苦的實踐，從而使臨床醫學迅速發展，各科臨證經驗進一步充實。
診斷水平明顯提高，治法豐富多采，診治均有新的創造和發現。
據記載，本時期問世的醫方書籍近200種，在內科、外科、骨傷科、婦兒科以及各種急救處理等方面，均有很大進步。
（二）診斷學和針灸學的基礎理論和實踐規範化，在總結整理前代成就的基礎上，有重大發展，
晉.王叔和的《脈經》，魏晉間皇甫謐的《針灸甲乙經》等著作為其卓越代表，並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三）藥物學有突出進步，本時期本草著作達70餘種，最有影響的是南北朝時陶弘景的《本草經集注》，
他將前代本草學成就進行了較徹底的整理，又總結《本經》後數百年的新經驗，
參考《名醫別錄》和本人研究心得著成此書，不但藥物品種成倍增加，對藥物限制、度量衡、
劑型等嚴加考訂，更重要的是開創了新的本草分類方法，影響深遠。
雷斆所撰《雷公炮炙論》是我國現知藥物炮炙的最早專著。
（四）在玄學思想影響下，服石之風大盛，並使煉丹術迅速發展，
由此既引起許多新的疾病的產生，也推動了藥物學的發展，這是本時期醫藥學另一個顯著特點。
一、醫事制度
（一）醫官制度
三國時期，魏承漢代醫官制度，有太醫令、丞、尚藥監、藥長寺人監、靈芝園監等官職。
《太平御覽》引《玉匱針經序》中有吳置太醫令的記載，蜀漢醫制無考。
晉代承襲漢魏官制，設有太醫令等職。據記載：晉代太醫令銅印墨綬，統屬於宗正，又有尚藥監、藥長寺人監。
東晉時，省宗正合併於太常，原隸屬於宗正的太醫官屬，後改隸於門下省。
門下眾事為為侍中所掌，這是後代以太醫令隸於侍中的開始。
南朝醫官，劉宋有「太醫令一人，丞一人，隸侍中」。齊有「太醫令一人，丞一人，屬起部亦屬領軍」。
《資治通鑒》記載齊有御師。梁有太醫令一人，丞二人，屬門下省。又有太子官屬的藥藏局設置藥藏丞。
諸王國官屬，有典醫丞。郡縣屬吏亦有醫職。《北史.姚僧垣傳》載又有太醫正之設。
《冊府元龜》記載梁以後，尚藥職事由太醫兼任，陳如梁制。
北朝醫官，北魏有太醫令等職，屬太常。門下省設有尚藥局，有侍御師。
《魏書.官氏志》記有太醫博士（七品下）和太醫助教（九品中）之設。北齊有太醫署，設太醫令、丞等職，屬太常。
太子門下坊設有藥藏局，置監、丞各二人，侍醫四人。皇子王國各置典醫丞二人。
中侍中省設有中尚藥典御二人，丞二人；門下省置尚藥局，設典御二人，丞二人，侍御師四人，尚藥監四人，
尚書省、門下省和中書省內均設有醫師。北周有太醫下大夫、小醫下大夫、小醫上士、瘍醫上士、瘍醫中士、
醫下士、醫正上士、醫正中士、醫正下士、食醫下士、主藥下士，均屬於天官。獸醫上士、獸醫中士、
獸醫下士，均屬於夏官，其官品高者為正四命，低者為正一命。
由上述可知：此時期中央醫官機構較前更為細密，特別是北周，不僅已細分為太醫、獸醫等七類，各類又再分階，
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等級系統。這對醫績的考核管理和促進業務水平的提高，都是有利的。
至於地方醫政，除梁有「郡縣屬吏亦有醫職」之記載外，其他不知其詳。
（二）官頒醫書
南北朝時的官頒醫書，有劉宋時《宋建平王典術》120卷，北魏時李修《藥方》110卷，王顯《藥方》35卷，
為臨床方書，反映出當時臨證醫學的進步。
官頒醫書多由當時帝王御醫主持，組織眾多醫家集體編撰，卷帙甚巨，且備頒行之便，
對醫術的總結提高和推廣具有積極意義。
李修《藥方》成書於北魏太和年間（公元477∼499年）「高祖文明太后時有不豫，修侍針藥，治多有效，賞賜累加，
車服第宅，號為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餘卷，皆行於世。」
（魏收：《魏書.李修傳》，卷九十一，十頁，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08年據乾隆四年本重印）
王顯《藥方》編撰於六世紀初。《魏書.王顯傳》記載：「世宗（即武帝）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
以療諸疾」；（隋書.經籍志》著錄本書時謂：「後齊李思祖撰本一百卷」稱李修（字思祖）為後齊人，有誤），
魏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年）詔書中稱：「又經方浩博，流傳處廣，應病投藥、卒難窮究。
更令有司，集諸醫工，尋篇推簡，務在精要，取三十餘卷，以班九服，郡縣備寫，布下鄉邑，使和救患之術耳。」
（魏收：《魏書.王顯傳》卷九十一，十一頁，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08年據乾隆四年本重印），
這兩項記載，時問和撰修卷數等均甚一致，應為一回事，王顯《藥方》為當時流傳經方之精要，
通過行政渠道備布郡縣、鄉邑，對促進臨床醫學的發展和人民疾患的防治甚有裨益。
南朝劉宋時所撰《宋建平王典術》，梁時尚存，計120卷。
（魏收：《魏書.世宗紀》卷八，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08年據乾隆四年本重印），但修撰情況失載，劉宋建平王宏
（字體度.公元∼458年）病逝時僅「年二十五」，（長孫無忌等：《隋書.經籍志三》，卷三十四，十四頁，
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08年據乾隆四年本重印），推測該書可能為「篤好文籍」（沈約《宋書.王宏傳》卷七十二，二頁至三頁，
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08年據乾隆四年本重印）的王宏主持下集體撰修，才可能完成這部120卷的大型方書的篇撰。
二、醫學教育
（一）師徒傳授和家世相傳
師徒傳授和家世相傳，歷來是中醫學術教育的傳統方式。三國時名醫吳普、樊阿、李當之等是著名醫學家華佗的弟子。
家世相傳，最有名者莫過於南北時期東海徐氏。徐氏世守醫業，代代有名。其可考傳授世系略為：
之才
／
道度——文伯
——雄——之范
／
＼
徐熙
謇（成伯）
＼
叔響——嗣伯
徐之才曾總結家傳效方，撰為《徐王八世家傳效方》10卷（按：北齊曾封徐之才為西陽郡王，故稱徐王）。
（李百藥：《北齊書.徐之才傳》，卷三十三，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08年據乾隆四年本重印），
再如名醫姚僧垣，其父菩提即精醫聞名。僧垣年二十四即襲其業術，後成為南北朝時「遠聞服，至於諸番外域」
（令狐德：《周書.姚僧垣傳》，卷四十七，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08年據乾隆四年本重印）的著名醫家。
僧垣之子姚最後也成為能醫。
（二）官辦醫學教育的產生
師徒傳授和家世相傳的醫學教育方式，都是個別傳授方式，造就醫學人才的數量和技師遠不能適應實際需要。
隨著醫藥學的發展與進步，此時期開始出現由政府舉辦的醫學教育機構。
《唐六典》卷十四註記載：「晉代以上，手醫子弟代習者，令助教部教之。
宋元嘉二十年，太醫令秦承祖奏置醫學，以廣教授。至三十年省。」這說明早在晉代已有醫官教習之設，
劉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奏置醫學教育一事，則是政府創辦醫學教育最早的明確記載。
北魏太和元年（公元477年）九月，孝文帝「詔群臣定律令於太華殿」
（鄭樵：《通志.後魏孝文帝紀》，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上海鴻寶書局石印本），北魏設「太醫博士」、「太醫助教」
（魏收：《魏書.官氏志》，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08年據乾隆四年本重印）之制，可能就在此時。
從此，政府舉辦醫學教育開始形成制度，為隋唐時代醫學教育高度發展奠立了基礎。
三、衛生保健
這一時期，個人衛生、飲食衛生、環境衛生以及防病措施都有一定成就，養生保健則有明顯的進步。
沐浴是我國人民早已存在的傳統習俗，是個人衛生的主要措施之一。自佛教傳入中國之後更為普遍。
洗浴是佛事前必須做的，因而寺院一般建有「溫室」（浴室）。早在東漢安世高就譯有《溫室洗浴眾僧經》，
後來譯入的佛經中也有這方面的記載。如後秦時譯入的《十誦律》載，「外國浴室，形圓猶如圓倉，開戶通煙，
下作伏瀆，外出內施，三擎閣齊人所及處，……，滿三重閣，火氣上升，上閣水熱，中閣水暖，下閣水冷，
隨宜自取用，無別作湯，故云：「淨水」耳。「在《阿含經》、《僧祗律》等書中還勸說世人多造溫室。
《洛陽伽藍記》卷四載，北魏時隱士趙逸領寶光寺僧人掘得晉代浴室遺址，建於東漢的陝西扶風法門寺也建有浴室，
而且還對外開放。如《法門寺浴室院暴雨沖注唯浴室鑊器獨不漂沒靈異記》
碑文載：「寺之東南隅有浴室院……淄侶雲集，凡聖混同，日浴於數。」
（陳景富：《法門寺》，三秦出版社，1988年，P184），今遺址尚存。在佛教影響下，
首先是信佛的帝王為了虔誠事佛，修建浴室，有的非常豪華。
如《鄴中記》載：「石虎（295∼349）金華殿後有虎皇后浴室三間，徘徊及宇，櫨檘隱起，彤采刻鏤，雕文餐麗」，
其浴室「上作石室，引外溝水注入室中，臨池上有石床」。
又王子年《拾遺記》載：「石虎於太極殿前，又為四時浴室。用瑜石，珷玞為堤岸，或以琥珀為柄杓，夏則引渠水以為池。
池中皆以紗為囊，盛百雜香於水中。嚴冰之時，作銅屈龍數十枚，各重數十斤，燒如火色，投於水中，則池水恆溫，
各曰『燋龍溫池』。引鳳文錦步障，縈蔽浴所……浴罷，泄水於宮外。」
這裡描述了與沐浴有關的過濾水、換水、溫水器具、香藥等，比前代有顯著的進步。
《南齊書》載有《沐浴經》三卷，說明當時對沐浴的重視。
關於飲食衛生，晉代傅玄提出「病從口入」（《擬金人銘作口銘》，見《太平御覽》卷367），認為飲食不慎可致疾病，
這句話遂成為流傳千載的衛生諺語。晉代還發明了用於沸水蒸煮消毒的器具。江西省瑞昌晉墓中出土的「雙耳鏤孔器」，
據說是一種蒸煮器，即將耳杯置於雙耳鏤孔器中沉於沸水之中消毒清浴的器具，當提起雙耳時，水便通過底部三孔全部流盡，
用它清潔杯勺，既方便又衛生，能除去杯勺的油污，還能殺滅細菌。
（張翊華：一千七百年前的消毒用具，文物天地，1989（2）：48）
在環境衛生方面，南朝繼承前人優良傳統，重視清掃街道。
如《南齊書.王敬則傳》載：罰令盜賊充任清潔工，「長掃街路」，過些時日，乃令「舊偷自代」。
又梁代遂安縣令「劉澄為性彌潔，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草，水剪蟲穢」（《南史.何佟之傳》）。
晉人的經驗總結認為：「土干則生蚤，地濕則生蚊」（張華《博物志》）這也許是人們注意勤掃蓄圈，
以及採用藥殺蟲蛆的理論依據。賈思勰《齊民要術》記載：「圈（畜）中作台開竇，勿令停水，二日除，勿令糞穢」，
無疑這種衛生措施是基於上述理論認識的，從而有助於改善環境衛生，對於人、畜的主存均有積極意義
《周書秘奧營造宅經》記載：「廁所蛆，以蓴菜一把，投入廁所缸中，（蛆）即無」。
同書還指出：「溝渠通浚，屋宇潔淨，無穢氣，不生瘟疫病。」可見當時人們已經深知環境衛生對預防疾病的重要意義。
四、養生學的發展
這一時期，著名養生家華佗、嵇康、葛洪、張湛、陶弘景等的養生實踐和理論總結，促進養生學較快地發展。
嵇康（223∼262），字叔夜，譙國銍（今安徽宿縣西南）人。「竹林七賢」之一，常修養性服食之道，
著《養生篇》三卷，已佚。傳世《嵇康集》輯本中有《養生論》、《答難養主論》、《答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等篇專論養生，其養生主旨為「清虛靜泰，少私寡慾」，這是嵇氏清談「玄學」思想在養生方面的反映。
葛洪在《抱朴子.內篇》中總結了前人養生經驗和方法，指出養生應在無病、年輕之時就開始，
並提出「養生以不傷本」的觀點，不傷即養，具體提出近30個「不」，如「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
「不欲極譏而食，食不過飽」、「不欲多睡」、「目不久視」等，涉及四時寒熱、飲食宜忌、坐臥行逸等方面，
目的在於告誡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注意預防，以不傷人體正氣為養生根本出發點，所謂「養其氣所以全其身」。
書中還談到龍導、虎引等導引術以及「堅齒」、「明目」、「聰耳」、「胎息」等功法，
其中「胎息」、「堅齒」的論述在氣功史上尚屬首次，對後世影響很大。
張湛，東晉高平（邵治在山東金鄉西北）人，清談玄學家。著有《養生要集》10卷、
《延年秘錄》12卷，均佚。《醫心方》、《太平御覽》有其佚文。他提出著名的「養生十要」：
「一曰嗇神，二曰愛氣，三曰養形，四曰導引，五曰言語，六曰飲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醫藥，十曰禁忌。」
在《養性延命錄》、《千金要方》等後世著作中都有載錄，備受推崇。
陶弘景自幼仰慕葛洪，有學道養生之志。他收集了前代如彭祖、張湛、胡昭、封君達等養生家的語錄，等養生論述，
結合自己的體會，編輯而成《養性延命錄》2卷，包括飲食起居、精神攝養、服氣療病、導引按摩、藥物補益等內容，
認為人之壽夭不在天，善養生者長壽，指出「養生之法，但莫傷之」，切忌勞逸、飲食、房室等過度。
另著《真誥》，亦有藥物、導引、按摩等養生法，其中「協昌期」篇介紹摩面、拭目、挽項、叩齒、咽津、
櫛發等頭面按摩術，簡便易行，一直為後世養生家所繼承、沿用。
這一時期出現的道教上清派經典《黃庭經》（包括《上清黃庭外景經》和上清黃庭內景經），
以七言歌訣論述養生修鍊的原理，是道教養生流派的重要著作。
《外景經》主張「扶養性命守虛無。恬淡無為何思慮」，《內景經》則介紹了守神存思等靜功方法，
其中宗教與科學相摻雜，這也可以說是道教養生的一個特點，此書頗受後世道家養生者的推崇。
一、內科
（一）傷寒學說的研究進展
傷寒學說的研究在這一時期主要有兩方面發展。其一是《傷寒論》的整理和研究，王叔和在這方面作出重要貢獻，
有關這方面的內容我們將在第四節闡述。其二在總結繼承前人臨床經驗的同時，積極進行新的探索和改革。
尤其是對一些傳染病的認識有了新的發現，對後世溫病學的產生與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晉.葛洪《肘後備急方》在這方面的貢獻最為突出。
傷寒的概念與病因探討
與秦漢時期將溫病、時行完全隸屬於傷寒不同，此期醫家們已試圖對三者進行區別，他們雖無專篇論述，
但往往作為並列的概念提出。《肘後備急方》認為主要區別在於三者的病因不同，
《小品方》則提出不僅病因異氣，而且「解宜不同，方說宜辨。」
（王燾：《外台秘要》卷一，18，四庫全書71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儘管從現存的《小品方》條文來看「解宜不同」的區別並不嚴格，但醫家們已經注意到溫病，傷寒有所不同，
這對以後溫病學的獨立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
此時期傷寒的病因說雖基本源於傷寒病溫的說法，繼承了冬寒夏發的傳統理論，
但在《肘後備急方》中已經注意到「冬日不甚寒」仍可有傷寒發生這一事實，難能可貴的是提出「癘氣」病因。
該書指出「其年歲中有癘氣，兼挾鬼毒相注，名為溫病。」（葛洪《肘後備急方》卷二，15，商務印書館，1955），
第一次明確地將癘氣作為溫病的病因提出來，並指出瘟疫患者死亡之後仍具有傳染性。
這較秦漢時代的傷寒病因說顯然有了重要的進步。
由於「癘氣」的提出，認識到溫病是有傳染性的。《肘後備急方》中提出防治的具體方藥。
大黃甘草麻黃杏仁芒硝黃芩巴豆丸，還指明該方除用於治療之外，「家人視病者，亦可先服取利，則不相染易也。」
（葛洪《肘後備急方》卷二，P33，人民衛生出版社，1956）。在「冶瘴氣疫癘溫毒方」篇中，載有各種預防方藥，
用藥途徑有內服、鼻吸、外敷、佩帶、燒熏、懸掛等等，說明當時對於預防溫疫的發生確實經過了多種嘗試。
對若干傳染病的認識
《肘後備急方》中對若干傳染病的卓越認識是葛洪的突出成就。不少見解和發現，至今仍具有重要科學價值。
該書首載以常山、青蒿治瘧，現代研究證明，常山確為抗瘧特效藥，而青蒿的有效成分青蒿素，高效、低毒、速效，
被認為是現代抗瘧史上繼氯喹發現後的一個突破，狂犬病是當時流行的嚴重傳染病，人們多有警惕，
如《北史.王憲傳》載其曾孫王唏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赴，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猘，書勸令赴。
晞復書曰：……若疑其是猘而營護，雖非猘亦無損，疑其非猘而不療，（忄黨）是猘則難救。
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於死。」（葛洪《肘後備急方》卷一，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
說明當時社會上對狂犬病的積極防治是很重視的。葛洪在這方面又作出重要探索，
《肘後備急方》記載了被狂犬咬傷用狂犬腦敷創口「後不複發」之方，可謂為人工免疫思想的先驅，
葛洪這一思想對後世「人痘法」的出現不無影響。葛洪還指出本病的潛伏期，
「凡猘犬咬人七日發；過三七日不發，則脫也。要過百日乃為大免耳。」
19世紀法國巴斯德證明狂犬的中樞神經組織中具有抗狂犬病物質，並製成狂犬病疫苗用於狂犬病的防治。
該書還以時行病發黃來說明有傳染性的黃疸病。在記載鬼注、屍注（類似結核病）中指出其「乃至滅門」
的傳染性也都是創造性的，尤足稱道的是該書對豌豆瘡（天花）與沙蝨（恙蟲病）二病的細緻描述。
豌豆瘡（天花）據現知資料，天花存在的最早證據是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公元前1160年在世）木乃伊身上留下的麻點。
然而世界上對天花的描述，當葛洪《肘後備急方》所述最早。《肘後方》指出：「比歲有病時行乃發瘡，頭面及身，
須臾周匝，狀如火瘡，皆戴白漿，隨決隨生。不即治，劇者多死。瘡瘢紫黑，彌歲方滅，此惡毒氣。
世人云，永徽（當為永嘉之訛）四年（公元301年），此瘡從西東流，遍于海中……以建武（晉元帝年號）
中於南陽擊虜所得，乃呼為虜瘡。」（葛洪《肘後備急方》卷二，35，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1956），
虜瘡後又被稱為豌豆瘡，也就是天花。葛洪對本病的流行性，病程經過、發瘡特點及其預後等均已闡明，
並提出了治療及預防方法。
同時，還說明出現這一新的疾病的源流，清楚地指出天花原非中國本土固有的疾病。
其後，中國古代著名醫家朱丹溪、張景岳也都重複強調了這一點。
（建武年號在晉前凡三見，為東漢光武帝（公元25年至55年），為東晉元帝（公元317年），
葛洪所指之建武，究指何時，至今意見不一，有待繼續研究）。
沙蝨（恙蟲病）：葛洪在《肘後方》中描述：嶺南一帶山水之間有一種幾乎看不見細小的蟲子，叫沙蝨。
人人溪中或用山水洗浴，或陰雨天在草叢中行走，此蟲便可附著人體，鑽入皮膚。
初起時皮膚發潮，紅色疹，如小豆，玉米或粟粒大小，手摩時痛如針刺，三天之後，全身關節強痛、發熱、惡寒，
紅斑上發瘡。此蟲逐漸侵入心臟，可致人死亡。他指出甲針挑出蟲子為疥蟲樣，放在指甲上映光觀察，才能看見它的活動。
沙蝨，據學者研究即恙蟎，葛洪在1600多年前即最早對恙蟎的生態。自然疫源地，恙蟲病感染及其初瘡，
主要症状體征，檢查方法和預後等，進行了如此細密的觀察及科學的描述，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高度讚揚。
1930年日本學者證實它是由東方立克次體引起的恙蟲病。沙蝨是恙蟲幼蟲－恙蟎，是該病的傳播媒介。
（二）內科雜病
這一時期內科臨證醫學迅速發展，標誌之一是醫方書的大量出現，種數約達二百種，
其中影響較大者如《肘後備急方》、《小品方》及《范汪方》、《僧深師方》等，
這些方書的內科雜病內容大部甚為豐富，對一些病證的認識和診斷更為深入與細緻，治療上既注重療效，
又提倡簡易療法。尤其突出的是，對諸如腳氣病、癭病等一些當時的常見病、多發病，及時予以了高度重視，
其相應的診治方法也得到發展，並注意到了一些病證的流行病學因素。一些醫療新方法的探索也極有價值。
這不僅豐富和發展了防治經驗與水平，且對後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具體病證認識與臨證水平的進展
腳氣病
本病自晉代日漸流行，葛洪《肘後備急方》記載：「腳氣之病，先起嶺南，稍來江東。
得之無漸，或微覺疼痛，或兩脛小滿，或行起忽弱，或小腹不仁，或時冷時熱，皆其侯也。」
可見當時對該病的主要臨床表現已有較全面的認識，對該病某些症状的診斷，已有客觀的檢查方法，
如「若脛已滿，捏之沒指」。在治法上，雖然當時不可能認識到腳氣病與缺乏維生素B1有關。
但其常用的藥物如大豆，牛乳、羊乳、松節、松葉等，卻都含有豐富的維生素B1。
同時，該書還指出：「不即治，轉上入腹便發氣，則殺人。」不及時治療可以發生「腳氣攻心」的危重症候。
癭病
在此以前的史料和醫籍中，均有該病的記載。但闡述較精當者，當推《小品方》。其論曰：「癭病者，始作與癭核相似。其癭病，喜當頸下，當中央，不偏兩邊也。乃不急，膇然則是癭也。
中國人息（恚）氣結癭者，……，長安及襄陽蠻人，其飲沙水，喜癭，有核瘰瘰耳，無根浮動在皮中。」
概括了該病的體征形態，上述前者由恚氣之氣結，與今日囊狀型甲狀腺腫相似；
後者由飲用沙水所發，與今日結節型甲狀腺腫相仿。
《小品方》將該病按其病因分為上述兩類，是當時癭病史中首創，並對後世的證型分類有深遠的影響。
在治療方面，共有治癭方劑26首。當代的新方共有14種，其中以海藻或昆布單用以及與它藥配伍的方劑達11種，
另有鹿靨單方1種，而不含海藻、昆布的治方，僅為2種。
就海藻、昆布與它藥配伍的治方來看，其中配伍檳榔、白蘞、牡蠣、海蛤、土瓜根、桂心、半夏等7味藥，
是在重用海藻、昆布破散結氣的基礎上，佐以消腫軟堅、降氣平喘所組成的。
另一鹿靨單方，當為鹿的甲狀腺製劑。這是我國南朝宋齊間五世紀《僧師方》著者僧深所首創，
若與1914年Kendall氏對地方性甲狀腺腫開始實施的甲狀腺劑療法相比，可為世界醫學史中的光輝一頁。
流行病學因素的重視
當時醫家已非常重視並開始著手研究疾病的分布，以及影響分布的因素，藉以認識疾病的病因和發病規律。
如對腳氣病，《肘後備急方》就有「腳氣之病，先起嶺南，稍來江東」的敘述，反映當時戰亂頻繁、人群遷徙、
災荒遏野的社會背景與疾病分布的內在聯繫。又如癭病，《小品方》指出，當時南朝所在地域的
「中國人息（恚）氣結癭者」與「北方婦人飲用沙水者」，說明了地區分布不同其致病原因和臨床表現也不相同，
從而突出了該病的流行病學特點。此外，葛洪對沙蝨病昆蟲媒介及其與沙蝨病的關係，
進行了深入細緻的流行病學調查研究工作，並作了科學的記載。他還對類似血吸蟲病的「射工」有了初步的認識。
二、外科
繼秦漢時期之後，雖然在外科手術方面未出現象華佗那樣突出的高水平代表人物，但在專科醫師、
外科專著以及一般外科醫療水平等方面，兩晉南北朝時期則明顯的超過了前代。
外科醫師：《晉書》、《魏書》中可見有「金瘡醫」、「折傷醫」之設。如：前趙國君劉曜，公元329年與石勒交戰，
傷十餘，通中者三，被俘，「幽曜於河南丞，使金瘡醫李永療之」，
（房玄齡《晉書.劉曜傳》，卷103，741頁，中華書局校點本，1976），曜瘡甚，勒載以馬輿，使李永與同車而歸襄國。
又如公元512年，詔曰：肆州（今山西代縣一帶）地震，陷裂死傷甚多，……宜加療救，可遣太醫、折傷醫並給所須之藥，
救治之」。（魏收《魏書.世宗紀》136頁，中華書局校點本，1976），
由此可知本時期分裂局面下的一些政權都設有為戰傷服務的外科與外科醫家、或有隨軍外科醫家。
《劉涓子鬼遺方.序》中所說的劉涓子，就是隨宋武帝北征的一位外科軍醫。這又證明隨軍外科醫家此期非僅李永一人。
外科專著：由於對《五十二病方》就是《金瘡瘛瘲方》的見解尚未被普遍接受，
因而《劉涓子鬼遺方》可以說是現存最早的外科專著，該書在對化膿性感染等外科疾病有突出貢獻，
無論診斷與鑒別診斷或全身藥物治療和局部外敷治療，所用藥物多具有良好抗菌作用，
各種手術治療適應症與手術時機的選擇等，較前代均有所發展與進步，對外科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例如：關於疔疽等之治療，強調「三日腫痛」，甚則口禁如痙狀。「十日可刺，不治，二十日死」。
不但體現了提倡早期治療的思想，更明確闡明誤治可能引起口禁、痙等類似膿毒血症而死亡。
在論述金瘡等外傷引起腸出的治療時，除敘述種種納腸入腹的醫療技術外，更強調「十日內不可飲食，頻食而宜少，
勿使病人驚，驚則煞人」，這些護理原則和要求也是很科學的。又如：對癰、疽等化膿性感染已形成膿腫者，
十分重視切開引流的時機，強調：「若背生，破無善……胸背不可過一寸針」，「鳳毒，勿針」，
「其化為膿者，寫則已」，「癰大堅者未有膿，半堅薄，半有膿，當上薄者，都有膿，便可破之。
所破之法，應在下逆上破之，令膿得易出，甲鈹針」，「膿深難見……用火針」等等，比較系統的論述了不同部位、
不同性質化膿性感染保守治療或切開治療的原則和適應症；切開部位和所用刀針選擇；
對深部膿腫為了避免出血過多強調用烙法、火針切開等方法和原則等，都有著比較科學的依據。
燒烙法、火針刺之，就是甲火燒紅手術刀針後刺破、切開膿腫，這種技術要求，既可以達到器具消毒、避免繼發感染，
又可以達到燒烙傷口，以達到止血之目的。又如：對深部膿腫除強調燒烙法切開的治療原則外，
還正確指出用油紗布引流的要求，說明此時癰疽的醫療技術已達到很高水平。
外科手術與整形手術的新水平：關於目瘤摘除術。《晉書.景帝紀》記載，「初，帝目有瘤疾，使醫割之」。
又「景王嬰孩時有目疾，宣王令華佗治之，出眼瞳，割去疾而納之傅藥」。
如果真是華佗所作，當是司馬師生後不久進行的，因為華佗被殺與司馬師生年相當，
如果司馬師是在生下不久便進行了目瘤摘除手術，那麼術後健康生存至少40餘年。
儘管司馬師死因可能與目瘤及摘除術有關，但無論術後5年或40年死亡，均能說明該手術是很成功的。
唇裂修補術：晉代我國已有以修補唇裂為專長的外科醫家，其技術水平也很高，這一醫療手術技術還得到了較好的傳授。
並代有改進和提高，這是我國外科學發展史上少見的突出例證。
晉代荊州刺史殷仲堪（？∼399），因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
因而成為一位精於醫道的武官，故其帳下多有名醫。
《晉書.魏詠之》記載魏詠之，生而兔缺，為了謀取出路，於18歲時，「聞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
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喜其盛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
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邪』。仲堪於是處之別屋，令醫善療之。
詠之遂閉口不語，惟食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
詠之術後恢復了容貌美，乃至接任仲堪職為荊州刺史。這一生動的史實說明，仲堪帳下這位以擅長修補唇裂
（即兔缺、兔唇）而名聞遐邇的外科醫學家手術技術高超，既以此知名，必然有許多成功的手術記錄，
如果療效不高，或失敗者多，則不可能力遙遠的普通老百姓慕名長途跋涉去求治。
三、骨傷科
對危重創傷的認識：葛洪《肘後方備急》最早記載對危重創傷的早期診斷和處理知識，
描寫了顱腦損傷和外傷大出血致死的症侯：「凡金瘡，傷天囟、眉角腦戶、臂里跳脈（肱動脈）、髀內陰股（股動脈）。
兩乳上下，心、鳩尾（劍突下）、小腸及五臟六腑皆是死處，不可療也。」這些部位的創傷是十分危重的。
這一見解，後人多予肯定。
《肘後備急方》還描述了類似現代所稱的因外傷所致顱內血腫、腦幹損傷，對類似創傷休克的證候也有認識。
葛洪認為對創傷「昏絕」、「欲死」的危象應使傷員安靜，並採取外用止血，內服生津液、活血化瘀藥搶救。
這是我國對創傷休克的早期知識。
關於開放性創傷的診療技術：
《肘後備急方》對開放創傷（金瘡）的認識，較前期有較大的進步，指出金瘡傷口因污染水或異物導致「腫痛煩熱」；
主張用鹽水或煮蔥白、板蘭水洗滌創口；對某些因感染「毒氣」而繼發的感染（腫痛化膿）
主張藥水洗後外敷黃連、黃柏為主的藥膏。葛洪處理傷口的技術，為後世所推崇。
《肘後備急方》把創傷分為危重創傷、骨折、關節脫位和開放性創傷四大類型。除前述的致死部位外，
《肘後備急方》還有「脫折、折骨、諸瘡腫」的論述，指出骨折有粉碎性骨折，稱之為「骨破碎」。
對骨折的治療，《肘後備急方》首先報告「以竹片夾裹之」行竹夾板外固定，對下頜關節脫位，創用牽推複位法至今還在沿用。
《北史》還記載「子彥少常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余。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
（李延壽《北史.長孫道生傳》中華書局校點本1984），說明當時已能進行開放性骨折擴創複位術。
《小品方》描述的附骨疽與現比醫學的急性骨髓炎很是相似，將慢性骨髓炎和骨結核作鑒別診斷，
並將其分急、慢性兩種，稱為「附骨急疽」和「附骨緩疽」；還將慢性骨髓炎和骨結核予以鑒別。
姚僧垣的《集驗方》對腫瘤做了分類，有「肉瘤」、「石瘤」和「血瘤」等不同。
在治療上，這時期強調切開排膿以及排膿常用引流條的必要性；
主張內外用藥，有消腫、潰膿，收口、生肌、除瘢等療法，初步積累了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