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兩晉南北朝軍事醫學    上一頁     下一頁

 

一、軍醫的設立

 

《太平御覽》載晉朝劉德「官至太醫校尉」,《資治通鑒.晉紀》中記有武帝時程據為太醫司馬,

又《晉書.劉曜傳》所載劉曜被擒,石勒「使金瘡醫李永療之」之事。

可見公元五至六世紀時,朝廷已有專職治療戰傷的醫生——金瘡醫。

 

北魏延昌元年(512年),「肆州地震陷裂,死傷甚多」,世宗下詔說:

「亡者不可復追,主病之徒,宜加療救,可遣太醫、折傷醫,並給所須之藥就治」

(《魏書.過宗紀》)。以上太醫校尉、太醫司馬、金瘡醫和折傷醫,可能都是當時的軍醫。

 

兩晉南北朝時,帝王及將帥出征,也多派遣太醫,或有侍醫跟隨。

 

二、士卒的體檢

 

歷史上明文記載由醫生對徵募入伍士兵進行體檢,首推齊東昏候蕭寶卷在位之時以(499501年)。

《南史.齊本紀下》敘述其役政的腐敗情形:「自永元(499年)以後,魏每來伐,繼以內難,楊、南徐二州人丁,

三人取兩,以此為率,遠郡悉令上米,准行一人斛,輸米既畢,就役如故。

又先是諸郡役人,多依人士為附隸,謂之屬名。又東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詐病遣外。

醫巫所在檢占諸屬名,並取病身。凡屬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並是役蔭之家。

凡注病者,或已積年皆攝充將役,又追責病者租布,隨其年歲多少,銜命之人,皆給貨賂,隨意縱舍。」

從上可知,當時檢查人丁是否可服乓役,不僅是醫生,且有巫師在內。一方面,豪紳地主包庇應徵募者逃役;

一方面,巫醫又借工作之便,勒索百姓錢財,放走合格的兵丁,而將有病、孱弱、貧窮的丁口充數。

 

三、有關軍隊多發病及流行病的記載

 

疾病對於人類生命的威脅,往往超過戰爭的殺傷力。戰爭中遠行征伐,風餐露宿,容易發生各種疾病,

是古代軍事家早已重視的事情。三國時赤壁之戰,戰爭還未開始,

孫權主將周瑜就已斷言:曹操「驅中國(指中原地區)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

然,曹軍到江漢水網地區後,尚未接戰,「軍眾已有疾病」(《三國志、周瑜傳》)。

 

《魏書,武帝紀》中也記載:「公(曹操)至赤壁,與(劉)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用引軍還」。

這裡更把「大疫」作為曹軍敗還的第一位原因,赤壁大戰之後半年,

曹操在第一項軍令中說:「自頃以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同上)。

 

在這一時期內,歷史上所載戰時多發病及流行病,大致有以下幾類:

 

(一)疫及大疫

 

北魏道武帝於皇始元年(396年)親率「六軍四十餘萬」,南下討慕容寶,節節勝利,

至「皇始二年(397年)八月,丙寅朔,帝自魯口進軍常山之九門,時大疫,人馬牛多死。

帝問疾於諸軍。對曰:在者才十四五。」(《魏書.太祖紀》)。

泰常八年(423年),劉義符遣道濟等救青州,「刁雍求將義兵五千要峻破之。

(叔孫)建不聽」說:「兵人不宜水土,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

今不損大軍,安全而返,計之上也」(《魏書刁雍傳》)。

 

(二)瘧疾、瘴氣

 

梁武帝時(502549年),殷鈞任明威將軍,臨川內史,「郡舊多山瘧,更暑必動,……,郡境無復瘧疾」(《梁書.殷鉤傳》)。

 

和平元年(460年)八月,魏文成帝拓拔睿行幸河西,「西征諸軍至西平,什寅走保南山」

「九月,諸軍濟河追之,遇瘴氣,多有疫疾,乃行軍還」(《魏書.高宗紀》)。

 

(三)虜瘡(天花)

 

葛洪《肘後方》所載之「虜瘡」,說明天花在我國之流行乃由部隊傳播。

 

四、創傷的診斷和治療

 

魏晉南北朝時期,實踐醫學的發展,使金創折瘍的臨證經驗得到積累和發展。

 

《肘後方》介紹了危重創傷的早期處理,描寫了顱腦損傷和外傷可導致大出血致死的部位。

《外台秘要》卷20「金瘡禁忌序」中引葛洪「凡金瘡出血,其人若渴,當忍之。

常用乾食並肥脂之物以止渴,慎勿鹹食,若多飲粥葷,則血溢出殺人,不可救也。

又忌嗔怒大言笑,思想陰陽,行動作勞。勿多食酸咸,飲食酒、熱羹臛輩,皆使瘡腫痛發,甚者即死。

 

現代對創傷休克及出血性休克的處理,仍然採取這些措施。葛洪認為:「凡金瘡,傷天囟、眉角、腦戶、臂里跳脈(肱動脈)、

髀內陰股(股動脈)、兩乳上下、心、鳩尾,小腸及五藏之腑輸(位於胸背,去脊柱三橫指)皆是死處,不可療也」

顱腦損傷、肱或股大動脈出血不止,或內臟破裂,肋骨骨折所致的氣血胸等證候,對現代醫學來說也是嚴重的戰傷。

 

劉宋時龔慶宣整理的《劉涓子鬼遺方》是中國在癰疽金瘡方面論述較詳的第一本方書。劉涓子曾隨宋武帝劉裕北征,

在軍中以善治金瘡癰疽聞名。全書共載方140餘首,其中治金癰疽方有34首。他還提出:如被有射網的毒箭所傷,

可用蘭子散解毒。如箭在肉中不出,可用半夏和白蘞下篩,以酒服。並說:「淺者十日出,深者二十日,終不住肉中」。

 

三國兩晉南北朝中外醫學交流

 

三國以後,與外國的陸上、海上交通均已逐漸發達,交往逐漸開展,其間自然也帶來了醫藥衛生方面的交往。

 

一、中印醫學交流

 

中印兩國,都是古代的文明古國,各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兩國的醫學在古代都已十分發達。

早在後漢時期波斯籍佛徒安世高開始翻譯佛經,其中即有涉及醫學的一些內容,如關於胚胎髮育的內容,

就出現在《地道經》中。古印度醫學是吠陀時期出現的,稱為「壽命吠陀」,或稱阿輸吠陀,其內容大致有八個面,

體現在後代古印度醫學遺留的一些醫學著作中如伐八他氏(Vagbhata)的《八支心要集》,

此八支的內容包括內科,又稱身病醫方又稱之為身患),外科,小外科又稱利器醫方,鬼病方科,小兒科或稱看童法,

毒藥科又稱惡揭陀藥科論,亦即解毒學,長壽科及性醫學。

 

由於兩晉時代佛學已經陸續輸入我國,而古代印度佛學中有五明學,其中之工巧明即包括壽命吠陀在內,

這就難怪兩晉以後,印度醫學曾在我國產生一定的反響。如佛學講究四大學說,葛洪《肘後備急方》經梁陶弘景整理後,

就把它更名為《補闕肘後百》,並且提出:「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輒有一百病,是故深宜自想。」

這些都是受印度的「四大」學說的影響的。我國對印度的醫學上曾有過一些影響,如六世紀的高僧宋雲在其《行紀》中,

就介紹了華佗醫術在印度傳播的情況。我國的藥物,早就通過絲綢之路輸入印度,被譽為「神州上藥」,

這從唐代僧人赴印度取經歸來所寫的著作中可以見到。

 

二、中日醫學交流

 

中國與日本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早就有友好往來。早期的日本在與中醫學的接觸方面,主要是通過古代朝鮮進行的,

其後,我國與日本的往來就比較頻繁。日人木宮泰彥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指出:

「《宋書》和《南史》中所載日本和南朝的往來雖然主要出自政治關係,

而來往於漢人的文化中樞南朝首都建康前後既達八次,親眼看到中國宮庭中莊嚴的儀式禮節和漢人的燦爛的文化生活,

必然帶回一些新知識,對日本文化的發展發生很大的影響。

應該說,在本時期的早期,中醫時日本的影響主要是間接的,如日本仁德天皇時,當時朝鮮的韓醫方即傳入日本」。

(史世勤《中醫傳日史略》,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後來,允恭天皇、雄略天皇(五世紀)、

欽明天皇(六世紀)曾先後向朝鮮求醫,有的是因為皇室成員或天皇本人患病,有的是時疫病流行。

朝鮮曾應請分別派出金波鎮、漢紀武及其他醫家去日,以「韓醫方」開展治療,

而當時之韓醫方即是中藥為主的醫療體系。

 

公元562年,日本欽明天皇時期,吳人知聰攜《明堂圖》共一百卷到日本,對該國後來古代醫學,

尤其是針灸醫學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此後,日本的醫學發展很快,出現了一些著名的醫家和醫著,

如公元808年出雲廣員的《大同類聚方》,是為最早的日本漢醫方,深江輔仁有《掌中要方》、《本草和名》等,

也都較有影響,其他醫家還有和氣廣世、小野根藏等,也都是有名漢方醫家。

這些都與這時期漢醫方的傳入所打下的基礎密切相關。

 

三、中朝醫藥交流

 

中朝兩國山水相連,自古以來文化交流十分密切,早在西漢時期,中國與朝鮮之間醫、藥、衛生等方面交流已經開始。

 

中朝醫藥交流到了兩晉南北朝時期更頻繁和深入。

早在公元四世紀中葉,中國僧侶順道、阿道、摩羅難陀和墨鬍子等攜漢譯文佛經相繼到高句麗(公元372年)、

百濟(公元384年)和新羅(公元422年)。由於佛典「五明」中就有「醫方明」,所以僧侶本身知醫藥會施療

(金斗鍾:《韓國醫學史》,第4236374148頁,韓國探求堂,1966年版)。

 

據朝鮮《三國遺事》卷三「順道肇麗」,「阿道基羅」條的記載,當時去朝鮮的中國僧侶順道、阿道、墨鬍子等會施醫療,

出入於宮廷,邊傳教,邊施療(然禪師撰《三國遺史》,第200203205頁,韓國學友社刊,1964年改訂版)。

加之,以施療為主的僧醫也逐步增多,曾一度在朝鮮頗盛行僧侶醫學。隨後葛洪《肘後方》、

陶弘景《本草經集注》也相繼傳去,中國養生法及煉丹、鍊金術,朝鮮稱它為「仙道術」,

陶弘景《本草經集注》:「金屑,辟惡而有毒,不煉服之殺人,高麗……成器煉熟可服」

(陶弘景:《本草經集注》)。百濟把葛氏《肘後方》的治肺癰方和治丁腫方收載於

《百濟新集方》里(金信根:《韓醫藥書考》第1頁,漢城大學校出版部,1989年初版)

 

,據《周書》載,百濟「兵有弓箭、刀梢……其秀異者頗解文,又解陰陽五行……又解醫藥卜巫占相之術。」

(《二十五史》,「周書」,第8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年版)。

時隔二十年後,中國陳文帝天嘉二年(561),吳人知聰攜內外典《本草經》、《明堂圖》等164卷醫藥書赴日,

途中路經高句麗,在高句麗傳授了漢醫學,(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古籍文學大系》分卷,

「日本書記」(下)「卷19,126頁,岩波書店,1965年版),更進一步地促進了朝鮮醫學的發展。

醫事制度方面,朝鮮百濟按照中國南北朝時期將醫者與藥者分工成為太醫丞和藥藏丞的作法,

設置了醫博士和採藥師。(金斗鍾:《韓國醫學史》,第1236374148頁,韓國探求堂,1966年版)。

 

本時期,中朝兩國間的藥品交往亦較密切,陶弘景撰《本草經集注》里收載的高句麗、百濟所產和使用藥材就有人蔘、

金屑、細辛、王味子、款冬花、白附子、蜈蚣、昆布、蕪荑、銀屑等,且對藥材形狀和藥性做了詳細記述,

如對人蔘記述「乃重百濟者,形細而堅白,氣味薄於上黨;次用高句麗,形大而虛軟,不及百濟……」,

再如對款冬花記述「第一出河北,次出高麗,百濟,其花以大菊花。」(陶弘景《本草經集注》)

 

四、與其他國家的醫學交流

 

古代的越南屬交州轄地,兩晉南北朝時期,有一些有關交州的記載。如賈思勰《齊民要求》,晉.稽含《南方草木狀》等,

都載有交州的物產,其中有些與醫藥有關。如:《異物志》提到交州的椰樹,說它」實如瓠……食之美於胡桃味也。

膚里有汁斗余,其清如水,其味美於蜜,食其膚,可以不飢;食其汁,則愈渴。」

《齊民要術》引《南中八郡志》說:「交趾特出好桔,大且甘,而不可多啖,令人下痢。」

書中還提到諸如扶留櫱、桶子、檳榔、鬼目等也都可供藥用。當時越南輸送到中國的香藥有沉香蘇合香等。

 

南齊時,蒼梧道士林勝在越南行醫,以溫白丸治,下腹脹滿頗效驗。《南齊書》還載有「林邑國傳」,

中有關於喪葬等衛生習俗的內容,如說人死後「燔屍中野以為葬,遠界有靈鷲鳥,知人將死,集其家食死人肉盡,

飛去,乃取骨燒灰投海中水葬。」《南史》記載、扶南(即今柬埔寨)國王遣使送中國以鬱金、蘇合香等。

干陀利國、婆利國(即今印度尼西亞的加里曼丹島)輸送給中國物品內有香藥。

 

我國醫學在這一時期也傳入阿拉伯地區。如西晉王叔和《脈經》,就曾傳到該地區,後來阿拉伯醫聖阿維森納的

《醫典》中。就反映了《脈經》中關於脈象的內容。另外,我國還從其他國家輸入一些醫方書。

如《隋書.經籍志》所載的《乾陀利國治鬼方》十卷、《新錄乾陀利治鬼方》五卷,據考證。

此乾陀利在劉宋時為干陀利,即今之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其中之治鬼方或與印度八支中之鬼病科相似

(范行准:《中國醫學史略》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

 

三國兩晉南北朝醫學著作

 

 

一、《脈經》

 

《脈經》全書共十卷,九十七篇,為西晉.王叔和編撰。這是我國醫學史上現存第一部有關脈學的專書,

是公元三世紀以前我國有關脈學知識的一次總結。《脈經》開宗明義指出「脈理精微,其體難辯」,

「在心易了,指下唯明」,《脈經》正是針對這些難點來進行編撰總結的。

 

《脈經》雖然是一部綜合前代脈學成就的著作,但由於它篇幅簡練、集中,便於學習,在我國醫學發展史上,

有著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國內外影響極大。如唐代太醫署就把它做為必修課程,日本古代醫學教育仿唐制,

當然也不例外。該書著成後,就陸續傳到我國西藏地區,對藏醫學的相關學科起著重大的影響。

 

通過這裡,中國脈學又傳入印度,並輾轉傳入阿拉伯國家,對西歐脈學的發展也有所影響。

如:古波斯(伊朗)由拉..阿爾哈姆丹(12471318)編寫的一部波斯文的醫學百科全書

《伊兒汗的中國科學寶藏》(十三世紀∼十四世紀初)一書中,就有王叔和的名字,其中脈學方面的內容也與《脈經》相似。

中世紀阿拉伯醫聖阿維森納(9801037)的《醫典》中有關脈學的內容,也多大同小異,

可見《脈經》在國內外醫學發展史上影響之深遠。

 

《舊唐書》載《脈經》二卷,但到宋初本書已瀕於湮沒。至宋林億等校正醫書時,發現此書,予以刪繁補缺。

今存版本較早的有天曆三年廣勤書堂刻本。其後歷明清諸代,直至現代,各種刻本、排印本等等,計有數十種之多。

其中如清守山閣叢書本較有影響,新中國成立後,有商著印書館鉛印本,

人民衛生出版社、上海衛生出版社,上海科技出版社等影印本。

 

二、《針灸甲乙經》

 

全名有時也稱《黃帝甲乙經》(《隋書.經籍志》)、《黃帝三部針灸經》(《新唐書,藝文志》等),

現一般通稱《針灸甲乙經》。各書所載卷數不一,今本多取其自序所述的十二卷。

 

今本《針灸甲乙經》全書十二卷,一百篇,其內容系擷取《素問》、《鋮經》(即《靈樞》和《明堂孔穴灸治要》

這三部書的有關部分的精華,予以整理重編。

 

卷一至卷六,依次敘述人體的生理功能,包括五臟六腑、營衛氣血、精神魂魄、精氣津液及肢體五官與臟腑功能的關係等;

其次是人體經脈、經筋等經絡系統的循環路線、骨度腸度及腸胃所受;再次是人體俞穴,依身體部位分部敘述其位置,

主治,書中計敘述俞穴348個(其中單穴49個;雙穴299個)而不是如其所說的365穴,

這些穴位是按頭、面、項、胸、腹、臂、股等部位排列的;很便於尋檢。

每一穴均有針刺的深度、灸灼的壯數,再次敘述診法、重點介紹脈診的內容。

尤其是三部九候;其後介紹針道,針灸禁忌,包括禁穴;最後介紹了病理及生理方面的一些問題,

並以陰陽五行學說為綱進行闡釋。

 

臨床部分也是六卷,依次介紹內科(包括傷寒熱病、中風、雜病)、五官科、婦科、兒科等病症的針灸治療,

其中內科共43篇,有外感六淫、內傷七情、五臟病、六腑病、經脈病及五官病等,外科有三篇,主要論述癰疽,

至於婦科及兒科,各有一篇各論述20種及10種該科病症。

 

《針灸甲乙經》的著成,對於我國針灸學的發展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宋、公元68世紀,中、朝、日之教學

均規定為教授學生的必修課;宋、金、元、明、清重要針灸學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本書的基礎上的發揮。

國外早已有本書英譯本,對國外針灸學的發展也有重要的影響。

 

三、《肘後備急方》

 

本書原名《肘後救卒》,計三卷,東晉葛洪所著。今本《肘後備急方》共八卷,其內容主要是一些常見的病證的簡便療法,

包括內服方劑、外用、推拿按摩、灸法、正骨等一些十分實用的內容。這部書雖號「肘後」,

但卻包含相當多寶貴的醫學史料實用的方劑方法,有不少醫學史上的重要發明發現,對今天的醫療實踐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他所描繪的「虜瘡」即天花,是外界傳入,並非我國固有,具有重要的醫學史價值。

 

書中還提到射工、沙蝨、馬鼻疽等多種傳染病,論者認為所謂射工是對一種血吸蟲病的得病描述。

而沙蝨所描述的是恙蟲病,山有人認為這是血吸蟲病的得病過程。更可寶貴的是書中還指出這種沙蝨鑽入皮肉後。

如果以針挑取蟲子,正如疥蟲,著爪上映光方見行動也。這可證明當時已經認識疥蟲,它用疥蟲的大小,

檢得方法來比喻沙蝨,十分恰當。總之,

《肘後備急方》一書,對古代幾種傳染病作了細緻的描述在世界傳染病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肘後備急方》中專有一節討論「猘犬所咬毒」的處理。書中首先認識到猘犬(亦即狂犬)咬人的嚴重性,

指出其潛伏朗和病程經過。提出治療狂犬病的方法計約二十種,其中有「仍殺咬犬,取腦傅之,便不複發」之法。

這方法的寶貴之處在於它是以該狂犬的腦組織來敷貼傷口以預防狂犬病之發作,是一種免疫治療的思想萌芽。

狂犬病毒原是親神經組織的病毒,在狂犬的腦組織中大量繁殖。用這種組織來治療狂犬病,

如果說是在「以毒攻毒」的思想的影響下提出的,它也符合現代免疫治療的基本原理。

 

《肘後備急方》雖然都是一些簡便易得的治療方法,而這一部著作及其所宣揚的治療思想,

似乎與一向認為正統的「辯證論治」的思想不相協調,因而使一些後代「正統」醫家認為不足輕重,甚至不值一提,

不能登大雅之堂。然而,正是這些簡便易得的治療方法、方劑中涵有寶貴精華,應予以重視。

如以青蒿治療瘧疾「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這也是長期經驗積累所得的珍貴結論。

 

現代研究證明,青蒿中含有抗瘧作用十分明顯的青蒿素,是一種不耐熱的化學成分,

因而雖然中藥一般都用煎劑,葛洪強調要生服其汁。青蒿素的分離研究導致了現代抗瘧史上的一大重要發現,

(青蒿抗瘧的研究,載《中國中醫研究院三十年論文選》,中醫古籍出版社,1985)。

又如書中有關腳弱病的記述,可以認為是最早的腳氣病的歷史,尤其是心臟型腳氣病的描述以及含有足夠的維生素乙來治療腳氣病等。

 

四、《名醫別錄》

 

原書早佚,但其有關內容仍可從後世的《大觀本草》、《政和本草》中窺知。陶弘景《本草經集注》的內容,

365種系陶弘景錄自《名醫別錄》。

 

《名醫別錄》原書的收藥數目,應該在730種以上,因為這一數目是陶弘景在編錄成二部獨立的著作時篩選出來的,

當時可能摒棄了一部分主觀上認為不用的藥物。從藥物的分類方法來看,仍然是《本草經》那種三品分類法,

即按藥物的治療作用粗分上、中、下三品,同時在每一品之下,又粗略地將植物、礦物、動物等類藥大致做了歸類。

 

對每一種藥,本書都載有其正名、性味、主治、別名(或一名)、用法、用量、藥物形態、產地採集炮製法

及七情畏惡等項目。這基本上與《本草經》是相同的。在《名醫別錄》中,個別藥味之後己附有方劑,如說」露蜂房,

合亂髮、蛇皮三味合燒灰,酒服方寸匕,日二,治諸惡疽、附骨癰,根在臟腑,歷節腫出,丁腫惡脈諸毒皆差,」

這是本草著作中最早附有方劑的體例,為後世本草附方開創一個良好的實用開端。

此外,《名醫別錄》中記載的藥物主治功效,有一些已經超過《本草經》,如桂可發汗,百部根可止咳等等,

都是《本經》所無,故此書對於研究漢魏六朝的本草學有較重要的實用價值。

 

五、《本草經集注》

 

梁陶弘景撰,是根據《神農本草經》、《名醫別錄》的內容各365種,共730種編撰而成,

也是本時期本草發展史上的一項重大成就。《本草經集注》存有兩種殘卷,

一是出土於敦煌石窟的殘卷,一是出土於吐魯番的殘卷。

 

敦煌本殘卷只存一卷,也即「序錄」部分,原卷長十七米,正背兩面均書寫。

1908年日本人桔瑞超及吉川小一郎受龍谷光瑞之命,在中亞細亞進行探險時,由敦煌攜往日本。

此卷正面及背面小部分為其他文獻內容,背面有720行屬《本草經集注》的序錄,但缺卷首。

據文字內容最末兩行寫有「開元六年九月十一日尉遲盧麟於都寫本草一卷。辰時寫了記」的記錄,

羅振玉氏認為此段文字與原文書法不同而認為應是六朝時的作品。此殘卷1955年群聯出版社有影印本。

 

吐魯番出土的殘卷為一28.5×27厘米的殘片,卷上只有燕屎、天鼠屎的全文,及豚卵後半部的注文,

還有鼴(鼠泉)的前部正文,應是《本草經集注》中獸類藥的部份內容。

 

此兩件一在日本龍谷大學(一說在英國倫敦博物館),一在德國普魯士學院。

 

六、《劉涓子鬼遺方》

 

《劉涓子鬼遺方》據說是晉末的劉涓子在丹陽郊外巧遇「黃父鬼」時所遺留的一部外科方面的專著,

又稱《神仙遺論》。據《隋書.經籍志》所載為十卷,今本則只存五卷,後劉涓子後人傳與北齊龔慶宣而傳世,

原書又你《癰疽方》,經龔慶宣整理後,成今本《劉涓子鬼遺方》。

 

有關外科癰疽方面的認識,魏晉以後,服石之風漸盛,癰疽的發病率大增。客觀上要求提高對癰疽病的認識和改進治療,

《鬼遺方》正是在這個時期出現的,基本上是一部癰疽證的專著。此外,還涉及金瘡、瘀血、外傷治療,包括止痛止血,

取出箭鏃等等,全書計載方140餘首,其中治療金瘡外傷跌仆的方子共計34首;

對癰疽的辨證論冶,尤其詳盡,可稱為現存我國最早的一部外症癰疽及金瘡方面的專著。

 

書中對癰與疽首先從病機和症象方面作了明確的鑒別,對癰疽等證的辨膿,已經十分精細。

除辨別成膿與否以外,還特別指出發病部位與愈後的關係,說明嚴重癰疽症引發全身性感染的預後嚴重。

 

《鬼遺方》在治療癰疽外證、石發中毒,都有較詳細的論述,它是根據癰疽的不同情況而給予辨證治療

提出了許多解毒的治療方法。如對鐘乳石中毒,書中用「雄雞肘上血一合,將鐵粉湯一茶碗調服之」。

又如丹砂發,書中用「黑鉛、黃芪、防風、伏龍肝各半兩,水一升,煎半茶碗去滓服之」。

 

《劉涓子鬼遺方》代表著我國南北朝時期外科的發展水平。

 

本書現存最早版本為北京圖書館所藏之宋代刻本,新疆吐魯番曾出土本書殘卷二頁。清代也有若干刻本,

人民衛主出版社1956年出版仿宋刻影印本。

 

七、《小品方》

 

《小品方》又稱《經方小品》,是本時期一部重要著作。作者陳延之,生平失考。

據學者考證約著成於公元五世紀下半葉之南朝宋齊間。

 

《小品方》,其具體內容在宋代已佚,1985年從日本尊經閣文庫《圖書分類目錄》醫學部中發現此書殘卷,

其內容包括序、總目及卷一,使《小品方》恢復其全貌的可能性大大加強了。根據總目得知,全書共十二卷,

除卷首有序文、全書參考書目,全書日錄外,其內容為:第一卷包括用藥合藥法、調三焦諸方27首及治胸痹等八種病證諸方,

從第二卷至第五卷為治療各種雜病方,第六卷為治傷寒溫熱病方,第七、八卷分別為女子眾病及少小百病方,

第九卷治服石諸證方,第十卷為外科瘡瘍折傷等方,第十一卷為本草,第十二卷則為灸法要穴。

 

《小品方》內容豐富,可謂唐以前的一部包羅廣泛的小百科全書,在當時具有相當影響,被視為與《傷寒論》

具有同樣重要意義的經典作品。同時又是一部門徑書,所謂「童幼始學治病者,亦應先習此《小品》,以為入門」。

正由於此,在本書散佚之前,影響極大,唐太醫署規定《小品方》為學生心修課程。後來仿效唐制的日本的

《大寶律令》及《延熹式》十分重視把本書作為教科書,要求學習時間長達300天,《千金方》、《外台秘要》

以及《醫心方》所引該書不少佚文中有不少獨創性的治療方法。如《外台》引書卷十所載的既簡易

而又是科學的測定井塚內有否毒氣的方法,是防止中毒的有效措施。又如《醫心方》所引的「療自縊方」,

其方法極為詳盡,較張仲景《今匱要略》中所述者,已有所發展。

 

《小品方》自宋末後,就已亡佚,其佚文散見於後世增補之《肘後備急方》、《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及

《諸病源侯論》,此外,日本的《醫心方》及朝鮮的《東醫寶鑒》也錄有一些佚文。近代在日本發現本書的殘卷。

現有輯佚本,於1983年由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

 

三國兩晉南北朝醫學家傳記

 

 

一、董奉(220280

 

董奉,字君異,侯官(今福建長樂)人。少時治醫學,醫術高明,與南陽張機、譙郡華佗齊名,並稱「建安三神醫」。

如當時交州刺史吳士燮病危,延董奉診治,以三丸藥納之口中,以水灌之,並使人捧、搖其頭,經搶救而愈。

董氏醫德高尚,對所治癒病人輕只要求在其住宅周圍種植杏樹,以示報答。日久郁然成林,

董氏每於杏熟時於樹下作一草倉,如欲得杏者,可用谷易之。重奉以所得之谷賑濟貧窮,後世以「杏林春暖」,

「譽滿杏林」稱譽醫術高尚的醫學家,據載今江西九江董氏原行醫處仍有杏林。

 

二、王叔和

 

王叔和名熙,漢未至西晉期間高平人,其籍貫一說山東巨野,一說山西高平,後魏高湛《養生方》稱王氏「專好經方,

洞識養生之道」,唐.甘伯宗《名醫錄》謂其「性度沉靜,通經史,窮研方脈,精意診切,洞識攝養之道,深曉療病之說」,

近代對王氏是否任晉太醫令以及是否如清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所言為張仲景之親授弟子,尚未有定論。

 

王氏著述《脈經》厥功甚偉,還為整理張仲景《傷寒卒病論》作出貢獻。宋《太平御覽》引高湛謂王氏編次此書為

「張仲景方論為三十六卷」;但有的學者認為王氏在編次過程中,增入他自己編選的內容:

如現行成無己本《註解傷寒論》中最後包括《辨不可發汗病脈證並治》之後八篇,即是王氏所增補,

與其所編《脈經》時的相應篇章核對,可資佐證。

 

由於王氏編次《傷寒論》,後代醫家對其毀譽不一。譽之者認為張仲景之學得王叔和之功而能保存下來,

認為王叔和「功莫大矣」,而毀之者則責備王氏把張仲景原著之本來面目弄得模糊不清,使人無法得窺其原貌,

甚至是面目全非,兩種觀點尖銳對立。事實上,張仲景之《傷寒卒病論》確因有王氏之編次而得以保存,

即便次序在編修時有所錯亂,亦不至於弄得如「錯簡派」所指責者那樣,完全已非本來面目。

 

除以上有關脈學和整理《傷寒雜病論》之外,王叔和在養生方面還有一些精闢的論述。王氏在養生學上屬於醫家養生流派,

主張從起居飲食方面進行謂攝,以求得長壽,卻病延年。他提出飲食不可過於雜亂,要適量,

是我國早期對飲食制度養生的最早的較系統的論述。

 

三、皇甫謐(215282

 

皇甫謐,名靜,字士安,自號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肅平涼,一作靈台)人,後隨其叔父移居至河南新安

(今河南繩池縣附近)。其曾祖是漢太尉皇甫嵩,但至皇甫謐時,家境已清貧,而他幼時也不好讀書,直到二十歲以後,

才發憤讀書,竟至廢寢忘食,終於成為當時著名文人。《晉書.皇甫謐傳》說他「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

林億在校《甲乙經》的序言中稱他「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沉靜寡慾。」當時晉武帝曾徵召他入朝為官,他婉言辭絕,

在他的《釋勸論》中,表達了他對愛好醫術的願望,對古代醫家扁鵲、倉公、華佗、張仲景的仰慕之情,

深恨自己「生不逢乎若人」。晉武帝愛惜其才華賜給他很多書。由於他身體素弱,加之長年勞累,

也捲入當時社會上服食之風,後來竟罹患風痹,右腳偏小,十分痛苦,幾至自殺,自此立志學醫,

終於習覽經方,遂臻其妙。」(皇甫謐《針灸甲乙經.林億序》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本1995)。

對此,他不無感慨地說:「若不精通醫道,雖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深地,無以濟之,

此因聖人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由此言之,焉可忽乎?」(皇甫謐《針灸甲乙經.自序》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本1995)。

 

在原有的醫學理論的基礎上,他除廣泛閱讀各種醫書外,將《靈樞經》、《素問》、《明堂孔穴針灸治要》三部書中針灸,

加以整理歸納,使其「事類相從,刪其浮辭,除其重複,論其精要」,編成《針灸甲乙經》,

成為我國醫學史上第一部針灸學專著,為歷代研習針灸學的必讀課本。

 

皇甫謐出於自身的感受,即僅以」百日」的治療,就把自己的風症及耳聾症治癒;又有感於《素問》、《九卷》

等等之經義深奧難懂。為了著述能條理分明,便於讀者尋檢,他著實下了一番苦功,從而使《針灸甲乙經》

這部專著成為什灸學著作的嚆矢,歷代對之評價甚高。王燾認為皇甫氏「洞明醫術」,

認為他的這部著作為「醫人之秘寶,後之學者,宜遵用之」。《四庫總目提要》盛讚皇甫氏這部著作

「與《內經》並行,不可偏廢」。除《針灸甲乙經》外,皇甫謐還有不少文史方面的著作,

其中影響較大者有《高士傳》、《逸士傳》、《玄晏春秋》、《帝王世紀》等。

 

四、葛洪(281342

 

葛洪字稚川,自號抱撲子,東晉丹陽句容(今江蘇省句容縣)人,原出身是官僚家庭,後家境衰落破,曾一度參軍,

後來退出仕途,專事煉丹、醫藥及著作。由於他涉獵很廣,在古代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各個領域裡,幾乎無所不及,

從而成為一個博物學家、哲學家,尤其在煉丹化學、醫學等方面,成就顯著,是這一時期有代表性的醫學家之一。

他所遺留的著作:醫學方面主要是《肘後備急方》;哲學、煉丹、養生方面的則是《抱朴子》,

分成內篇和外篇兩部分,前者主要論述煉丹,後者則是有關倫理道德的哲學著作。

 

葛洪博覽群書,他的治學態度是博採百家之說,他曾說:「但貪廣覽,於眾書無不暗誦精持,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

下至短雜文章近萬卷,而著述時猶得有所引用」。(《抱朴子.自敘》)他的這種態度在醫學上表現猶為明顯,

十分重視其前代各醫家的寶貴經驗,所謂「窮覽墳索,以著述餘暇,兼綜術數。省仲景、無化……近將千卷」。

另一方面,他又深入調查,俾能「多聞而體要」,「博見而善擇」。他明確提出」諸後作而勝於前事」,

「古書雖多,未必盡善,要當以為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乎伐獵其中」(《抱朴子.鈞世》)。

 

並宣稱「世俗苦於貴遠賤近,是古非今,恐見此書無黃帝倉公和鵲窬跗之目,不能採用,安可強乎?」(《肘後方序》)。

的確,在《肘後方》一書中很少有保留思想之表現。他十分注重實踐,不僅親自實踐煉丹的過程,對種種疾病,

他也作了周密的觀察和親自治療。在這方面,他提出凡事要進行「目驗」,反對「信耳而疑目」。

這也是他在醫學實踐中能取得那麼多前人所沒有取得的成就,達到一定高度的主要原因。

 

葛洪對醫學問題,不是局限在簡單的驗方單方治病方法中,作為一個哲學家,他曾從哲學的高度,

整體的高度來看待醫學。在諸如人體、疾病、治療、預防等等方面、都有著自己獨到的觀點和論述。

 

葛洪對人體患病的原因,認為「風冷與暑濕不能傷壯實人也」,「體己素病,因風寒暑濕而發之耳,苟令正氣不衰,

形神相衛,莫之能傷也」,(《抱朴子.極言》)。這是對人體精神、肉體關係與對疾病發病的辨證關係的透徹的論述。

 

《肘後方》明確提出「分別病名,以類相續,不相錯雜」(《抱朴子.雜應》)這只能在深入具體實踐,細緻入微的觀察,

分析和綜合的基礎上才能取得。他十分注重一般患者、僻偏山區,要求簡便驗廉的治療方劑方法,

並明確提出這個方劑的療效及疾病的預後。在許多方劑之後都附有「驗」、「佳」、「立效」、「差(瘥)」等。

他摒棄用貴重藥、大方、如對傷寒,他沒有照搬麻黃、桂枝、青龍、白虎、四順、四逆等古典方子,

而是提出四個應急的易得的方藥,「率多易得之藥,其不獲己須買之者,亦皆草百賤價,所在皆有,

兼之以灸……凡人覽之可了其所用」。由他所提倡的這種醫療風氣,對後世也有較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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