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劉完素的「火熱」學說
劉完素生活時代，北宋微宗趙佶提倡的運氣學說仍在流行，他結合北方地理和北方民族體質強勁的特點，
深入闡發了火熱病機等有關理論，在治療上一改北宋用藥偏治溫燥之習，重視以寒涼藥物治療外感火熱病，
開拓金元醫學發展的新局面。劉完素著作主要思想是：
(一)以「火熱」病機立論：
劉完素主要著作首推《素問玄機原病式》，這部書是他多年研究《內經》的總結，他詳究了《內經》原文，
並參合了隋.全元起、唐.王冰、宋.林億各家注擇，仲景傷寒學說而著成的。劉完索著書目的，
並非是要解釋《內經》的經文，而是要將《內經》主旨，結合運氣學說和臨床所見，演繹已說。
所謂「謹率經之所言二百餘字，兼以語辭二百言」，實際即指《內經素問.至真要大論》
所言病機十九條之一百字，推演而成，其所以要將推演字數寫得如此清楚，可能是喚起人們的重視。
劉完素對《內經.素問》病機十九條及「六氣」為病的原文逐句分別解釋。如他認為：「諸風掉眩，皆屬肝木」，
「掉」搖也。「眩」昏亂旋運也，是由於「風主動」的原故，風木旺，金衰不能制木，木復生火，兩動相博，為之旋轉。
「諸痛癢瘡瘍皆屬心火」者，認為「人近火氣者，微熱則癢，熱甚則痛……灼而為瘡，皆火之用也」。
「諸濕腫滿，皆屬脾土」，「脾土，地之體也」。「土熱仍盛，則痞塞腫滿，物濕亦然」。
「諸濕膹郁，病痿，皆屬肺金」。「膹，謂膹滿也，郁，謂奔迫也」，「痿，謂手足痿弱無力以運動也」。
大抵肺主氣為陽，陽主經清而升，肺居上部，病剛氣膹滿，奔迫，不能上升，至於手足痿弱，肺金木燥，血液衰少，
不能營養百骸，」諸氣收引，皆屬腎水，凡收斂、引急均於寒，寒可收縮。
至於六氣，分為風、熱、濕、火、燥、寒六類。
風類：凡諸暴強宜、支痛、里急、筋縮之病，皆屬於風，屬厥陰風木肝膽之氣。
熱類：凡諸病喘嘔吐酸，暴注下迫，小便濁渾，腹脹，癰疽瘡疹，吐下霍亂，鼻塞鼽衄，血溢淋悶，
驚惑悲笑譫妄，皆屬於熱，屬手少陰君火之熱。
濕類：諸痙強直，積飲痞隔中滿，體重胕腫，皆屬於濕，屬足太陽脾胃之氣所致。
火類：諸熱瞀瘛，暴暗冒昧，躁擾狂越。罵詈警駭，氣逆衝上，瘡瘍喉痹，耳鳴及聾，目昧不明，
暴注瞤瘛，皆屬於火，為少陽相火之熱，心包絡三焦氣。
燥類：諸澀枯涸，乾勁皸揭，皆屬於燥，枯不榮旺，涸無水液，皸揭者，指皮膚啟裂，為陽明燥金肺與大腸之氣也。
寒類：諸病上下，所出水液，澄澈清冷，堅痞腹滿，吐利腥穢，皆屬於寒，為足太陽寒水腎與膀胱之氣所致。
劉完素在書中無論論述五運主病，或六氣為病，均著重於陽氣、火氣和熱實相聯繫。如論「吐下」時，
他指出：「泄白為寒，青黃紅赤黑皆為熱也」。
(二)「亢則害，承乃制」：
劉完素於本書中多處引《內經》「亢則害，承乃制」之語，闡述陰陽變化之理，
其書稱：「所謂木極似金，金極似火，火極以水，水極似土，土極似木者也，故經曰：亢則害，承乃制。
謂已亢過極則反似勝己之化也，俗未知之，認似作是，以陽為陰，失其意也」，如其論「鬱結」
時稱：「凡鬱結甚者，轉惡寒而喜暖，所謂亢則害，承乃制，而陽極反似陰者也，俗未明之，因而妄謂寒病……」。
這表明劉完素所依據的「亢則喜，承乃制」的思想，乃是他認識疾病，診斷疾病，考慮疾病標本逆從、
陰陽分辨的思維過程，有一定古代樸素的辨證法因素，所以受到後世醫家的重視。
(三)運氣學說的運用：
按運氣學說原在《內經素問》中有所闡發，但因文辭古奧，後世解惑者不多。至北宋劉溫舒著《素問入式運氣論奧》三卷，
以《素問》百運氣最為治病之要，其書三十論，二十七圖，發明運氣之理，但仍難於使學者掌握，至北宋徽宗時，
崇信道家學說，以六氣司歲，五行統歲，劉完素生活在這一時代，因此他著書時也不能不受運氣學說盛行的影響，
並在他著作中有較突出的反映。劉完素在論述《內經》病機十九條時，即以「五運主病」、「六氣為病」歸類，並曾稱：
「不知運氣而求醫無失者鮮矣，」但是他所提倡的運氣學說已與劉溫舒和宋徽宗所倡者有很大不同，
其體現也就是在《素問玄機原病式》一書中對「五運多病」、「六氣為病「的分類和分析。
二、張元素臟腑辨證學說與易水學派
張元素受當時運氣學說影響，認為古今運氣不同，在不同運氣影響下所發病種也有不同，故古方不能治今病。
同時，他把運氣與臟腑疾病認識作了聯繫，並深入研究藥物的陰陽、升降、浮沉、補瀉的各種性能，發明藥理，
注重創新方劑，在治療思想上強調「扶護元氣(胃氣)」的意義，從而對後世醫家，尤其對其傳人李杲、王好古、
羅天益及其子張壁的醫學創新思想和「易水學派」的形成、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他所倡導的主要學術主張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倡臟腑辨證學說。
張元素受《內經》、《中藏經》、《小兒藥證直訣》等前人著作中有關臟腑辨證思想的啟發，
系統總結上述諸書中這方面的理論，他在《醫學啟源》一書中詳述各臟腑天人相應關係、表裡關係，
並按「不及」、「太過」、「實」、「虛」、「寒」、「熱」幾大證候類型，描述各臟腑疾病的主要症状、脈象，
提出五臟用藥原則或寒熱補瀉方藥例。張元素重視臟腑辨證治療思想，為貫徹這一思想，臨證雜病治療中，
他積極地運用臟腑辨證手段指導用藥，尤其足以五臟為中心，治療一些常見病。如虛損證按程度不同，
分出臟腑虛損六類證侯進行治療，他的這一思想，對後人尤其是其傳人重視臟腑疾病辨證論治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重視闡發藥物理論和應用原則。
張元素通過深入研究《內經》中七篇大論氣機升降浮沉、氣的陰陽厚薄、四氣五味等理論，
把它廣泛應用於藥物功效原理及作用特異性等方面內容的闡發中，創立了一整套系統的藥物學理論，
使之與臨床應用緊密地聯繫起來，為後世中醫學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他認為藥有寒、熱、溫、涼之性，有酸、苦、辛、甘、淡之味，藥物性味的不同組合，構成不同功效。
此外它還與其性味的陰陽、厚薄屬性有關。為進一步闡述各類藥物在治療臟腑、經絡、某些部位的疾病的特異性，
他結合性味理論和臨證經驗，總結歸納出臨床常用藥的歸經、引經報使等理論，
並在具體通方用藥方面總結了大量臨證用藥經驗，使其藥物學思想，既有理論上的系統性，
又具辨證上的實用性，受到後世醫家的廣泛重視。
(三)重視胃氣。
張元素認為「四時以胃氣為本」，故「安谷則昌，絕谷則亡，水去則榮散，谷消則衛亡，榮散衛亡，神無所居」，
由此可見他重視扶養胃氣的思想，故臨證他曾告誡後世傳人「養正積自除」。這些立論與劉河間學說比較，
就會看出有很大不同，劉完素用藥寒涼，而張元素則力辟之，並且在用藥方面儘力講求藥物歸經，形成獨有特點。
張元素的這些醫學思想，由於他有獨到之處，故為其入室弟子所服膺，在他的醫學思想影響下，
張壁、李杲、王好古、羅天益等都進一步發揮了他的學說，形成明顯的學術流派——易水學派，
與當時興起的河間學派並立爭鳴於金元時期北方醫學界，李杲之後所以發明「內傷」學說，更加強調脾胃的重要，
是和張元素的醫學思想分不開的。王好古在他的《湯液本草》中所發揮的理論，也都是以張元素醫學理論為基礎的。
由於張元素的醫學著作流傳到元代以後，存留不多，且殘缺頗甚，一定程度影響了後世醫學家對元素學術地位和歷史貢獻的評價。
如「金元四大家」未列入張元素，但客觀地看張元素的學術思想及其創新理論，
對後人及「易水學派」其他醫家具有重要影響，其歷史貢獻是不容忽視的。
三、張從正的「攻邪」學說
張從正的主要醫學思想，首先主張「邪氣」說，理由是：「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內而生，
皆邪氣也。邪氣加諸身，速攻之可也，攬而留之何也?關於病邪，張從正認為邪可自外而入，也可由內而生。
病邪輕者可以自行消失，病邪時間經久則很難抑制，甚至可招致暴死。如果有了病邪不想消除，
反而先去設想鞏固人體元氣，如此很容易使人體真氣未得到恢復時，病邪卻有了發展。
治療疾病當以制止病邪發展和驅除病邪為首務，所謂「邪去而元氣自復」。這是張從正認識疾病和治療疾病的主要主張。
其次，倡汗、吐、下三法。張從正認為邪有上、中、下之別，所以治療上也應採取針對性措施：認為凡上之邪，
可以用汗法治療；在中之邪，凡風痰宿食可用涌吐方法治療；而在下之邪，可用瀉下方法治療，張從正所謂汗法，
包括灸、蒸、熏、滌（洗滌局部)、洗、熨、烙、針刺、砭射(砭石)、導引、按摩諸法，
用以達到解表發汗解除病痛之目的。吐法，包括引涎(以翎毛探喉，引涎自出)、流涎(以指探喉，使涎滲出不斷)、
嚏氣、追淚，用以解除中膈痰食之積。所謂下法，不僅是通下，催生、下乳、磨積(消除積滯)、逐水、破經(通經)、泄氣等均屬之。
由上可見，張從正治療重在三法，以攻邪為主。但他又申明在三法用藥之時，每每伴隨揃(包括熨、摩)；
導(導引)、按(手按)、蹻(醫者或病患者抬舉足腿)之法以輔助治療。在用藥方面，也要根據年齡老、少、病之輕重，
有增、有減，有續、有止，按證施用。
再次，張從正主張食補。他認為補法有六種，即平補、峻補、溫補、寒補、筋力之補、房室之補，
凡應用補法必須謹慎。他主張「醫之道、損有餘、乃所以補其不足也。」這在一定意義上說，攻邪除病，
也就同時扶正，具有「補」的意義了，張氏還認為真正用補法，要在邪去之後，「莫若以五穀養之，五果助之，
五畜益之，五菜充之。也就是說，人體疾病之後，最有益的補藥，就是平日的食品，肉、菜、谷、果，
按五臟相宜用之就可以了，而不必去用藥物。
由於張從正倡汗、吐、下三法，治療比較峻猛，與太醫院一貫用藥和緩不符，故在當時即受到許多人的非議。
作為金代著名醫家，張從正醫學思想宗法劉完素，但是在治療用藥方面有自己的見解和發揮，
他的治療以「攻邪」為主。應用汗、吐、下三法，以及對補法的認識，應該說與他當時處於北地，
人民體質強悍，疾病多屬熱實有關，所以才有促進張氏醫學思想的發揮。後世人說他是「攻邪」(或「攻下」)派，
「金元四家」之一。
四、李杲的脾胃內傷論
李杲師從張元素，深受元素醫學思想的影響，結合自己多年的親身經歷和體會，創立了以「脾胃論」、
「內傷論」為主的理論學說，成為這一時期最著名的醫家之一，對金元醫學的繁榮和後世中醫學的發展都產生重要影響。
在學術上，他獨稱一時，歸納而言，可以概括為三點：
(一)尊師重道，發揚張元素藥物學說
張元素對藥物學有所創見，發明藥物氣味、陰陽、厚薄、升降、浮沉之理，創藥物歸經之說。
李杲繼承考師學說，並加以發揚，他著《用藥法象》一書，原書雖佚，但大部份內容都收錄在王好古之
《湯液本草》一書中。《湯液本草》共六卷，前二卷以「東垣先生藥類法象」和「東垣先生用藥心法」為題，
收錄李杲主要藥學論述。在「藥性要旨」一節中指出：苦藥平升，微寒平亦升，甘辛藥平降，甘寒瀉火，苦寒瀉濕熱，
苦甘寒瀉血熱。他還認為治病應知標本，必先治其本，後治其標，這樣疾病便可除去。
為此，李杲按病症詳述了用藥心得。這些用藥心得除宗法張元素說外，李杲更為完善的學識，對後世醫生用藥很有啟發。
(二)戰爭中建立內傷學說
李杲生活年代正值金元戰爭期間，金哀宗正大九年，改元開興元年，又改天興元年(1232)之際，金朝都城汴梁
（今河南開封)被元兵圍困半個月，解圍之後，人民無病者極少，既病而死者接踵不絕。
李杲目堵了實際情況，當時這些疾病患者，醫生大都是按外感風寒治療的，結果疾病不能痊癒，反而大量死亡，
這不能不引起李杲的重視和思考。李杲回憶在金宣宗貞祐至興定年間(1214∼1221)也有類似情形，
李杲考慮戰爭期間都城被圍，人們驚恐之餘，起居不時，勞役頻仍，寒溫失所，朝飢暮飽，以致胃氣虧乏。
解圍之後，一旦飽食太過，因胃氣虧乏太久，兼以營衛失養，反而不能承受，如果調治失宜，便可促成死亡。
李杲指出：「傷外為有餘，有餘者瀉之；傷內為不足，不足者補之。」「內傷不足之病，苟誤認作外感有餘之病而反瀉之，
則虛其虛也」，因此內傷外感不容混同。
李杲內傷學說的建立是前人沒有提出的，也是在戰爭時期他臨床中獨創的心得，為此他擬制了補中益氣湯以及昇陽益胃湯，
均取甘溫除熱、溫養脾胃、扶養元氣為主，為治內傷病的主方，深得後世醫家讚賞。
(三)發揚扶護元氣和溫養脾胃學說
李杲《脾胃論》，指出「人以水谷為本」，人的「元氣充足」，皆由脾胃之氣無所傷，而後能滋養元氣」。
人不能斷絕水谷，斷絕水谷則胃氣不生，五臟無由通利。李杲強調「夫飲食不節，則胃病，胃病則氣短精少，而生大熱。」
「胃既病，則脾無所稟受……故亦從而病焉。」反過來說，如「形體勞役則脾病，病脾則怠惰嗜臥，四肢不收，
大便泄瀉，脾既病，則其胃不能獨行津液，故亦從而病焉。」因此脾胃之作用非常重要，脾胃虛弱，
總會影響人體陽氣不得生髮，陽氣不足，陰氣則有餘，人之百病，皆由脾胃虛弱所生，故治療必須重在脾胃。
綜上可見，李杲醫學學說的形成，首先是在其師張元素學說基礎上，進一步根據自己的臨床體會而發揮的，
並把「易水之學」的發展推向一個的高峰。所以他的理論學說誕生以後，在金末元初醫學界受到人們的重視。
金末時，李杲已具國醫之名，他的學說通過其著作的陸續出版及其弟子羅天益的繼承發揚，在元初產生了更大的社會影響，
人們不僅突出地強調李杲發展「潔古之學」扶養胃氣的意義，而且逐漸把李杲「補土」理論的特色，
作為與「河間學說」形成鮮明對比的「易水學說」主要特點。
這最終奠定了李杲在金元各醫家中的突出地位，而成為金元四大家之一。其術自元朝以來，繼承者甚眾，
受到醫學界的普遍重視。人們對於李杲因時創立「脾胃內傷」理論給予較高評價。
五、朱震亨「陽有餘陰不足」論
金代的醫學創新理論，元代流傳到南方，經過朱震亨的發揮，又有了新的發展。
朱震亨早年從許謙學習理學，後轉而習醫，曾師從杭州名醫羅知悌學習劉完素、張從正、李杲三家說，深感三家各有短長，
在前人創新理論啟發下，他結合自己的體會及理學造詣，倡「陽有餘、陰不足」理論，開拓了元代中期醫學發展的新局面，
成為後來形成的「滋陰派」的宗師。
(一)反對拘泥《同方》：
按北宋時官方成立的「大平惠民局」和「和劑局」，本是便民措施，但當時無論是民間還是醫生，
如遇疾病，常常以該書據證檢方，這種對《局方》應用方法，早在朱震亨拜羅知悌為師時就已有不同認識，
為此，他特著《局方發揮》，指出：人之一身，血氣有淺深，體段有上下，臟腑有內外，肌膚有厚薄，形志有苦樂，
年紀有老小，病的時間有長短，接受藥物能力各有不同。而在治療上，醫生還要考慮四時、地域、某經用某藥、
正治、反治，君臣佐使，藥量輕重等，醫生必須綜合觀察後始可用藥。而《局方》則是各方之後條述證候、
藥物分兩、修制方法外，就沒有其它議論了，這樣使一方通治多種疾病，應用時表面看立法簡便，
如果過於拘泥，其實就是「按圖索驥」，不符合辨證施治原則。如治大腸便秘，秘有風熱、風虛的區別，
其他證候無不盡然，均需辨證施治，沒有「一方可以通治」的道理。朱氏指出：「夫良醫之治病也，必先求其得病之因。
《局方發揮》一書，雖然篇章不大，但論述謹嚴，辨理精透，給後世醫家很大啟示，使中醫辨證施治思想重新得到發揚，
並對當時民間病家及醫學界以《局方》對號求藥偏向起了糾正作用。
(二)倡「陽有餘、陰不足」論：
朱震亨在「格物致知」思想影響下，手著《格致餘論》闡發醫理，以「格致」命名，表明他秉承宋熹哲學思想餘緒立論。
「陽有餘，陰不足」這一觀點最早源於北宋程灝、程頤，他們曾說：「天地陰陽之運，升降盈虛，未嘗暫息，陽常盈，陰常虧。
一盈一虛，參差不齊，而萬變生焉。」受這一思想啟發，結合人體生理病理特點，朱震亨創立了「陽有餘，陰不足」論。
他認為古人規定男女必須在近三十歲或二十歲時始議嫁娶，原因就是到這一年令時，人的「陰氣」始成，
才可與「陽氣」相配。但這種陰陽相配時間，一個人只有三十年光景，女子四十九歲(陰)經斷，男子六十四歲(陰)精絕。
(故人體陰氣難成易虧)加之人常因飲食不節，色慾過度，生活調理失常，引動相火、耗傷陰精，這樣很難保持陰平陽秘。
上述觀點認生理、病理、攝生調養等方面把人體「陽有餘，陰不足」的特點，提高到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上，形成突出的理論特色。
(三)相火論：
朱震亨的「相火」論，是在他「陽有餘、陰不足」的理論上產生的。他認為，人身有君火、相火之分。
「形氣相生，配於五行，故謂之君，」生於虛無、守位稟命。因其動而可見，故謂之相」。
人之生亦恆於動，這全是由於相火的關係。相火寄於肝腎二臟，肝主木，腎主水。膽者肝之腑，膀胱為腎之腑，
肝腎之陰，悉具相火，可見相火在生理上有重要作用。而人之情志、飲食不節，常易引動相火，
煎熬真陰陰虛則病，故這時相火便「為元氣之賊」，在病理上為害較大。
(四)治療雜病具有特色：
朱震亨不僅在醫學理論上有自己的見解，同時，在雜病治療方面也有特色。首先，他十分重視對火證(內火)的治療，
對實與虛的關係，他又有自己的獨特認識，他認為陰虛與火旺密切相關，故臨證宜以滋陰為本，即所謂「補陰即火自降」，
以瀉火為標，即「瀉火為補陰之功「，從而創立了陰虛發熱的治療。對其他雜病治療，他強調「氣、血、痰、郁」之因，
用藥有自己的規律、即屬於氣之病，用四君子湯；血之病用四物湯；痰之病用二陳湯；久病屬郁，治方有越鞠丸。
朱震亨成名後，陸續有王履、趙以德、戴元禮、劉淑淵等先後師從之，使其學說得以繼續發展，
在元末明初形成明顯的學派流風，其中尤以戴元禮最得師傳。曾著《證治要訣》十二卷，論述內外各科雜病，
理趣深遠。他還校補朱震亨《金匱鉤玄》一卷，闡發各種雜病治療，大體均以清熱滋陰為宗，對朱震亨醫學思想頗多發揮。
六、金元醫學爭鳴創新的評價
金元時期諸醫家，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臨床上，其突出的創新成就，對明、清乃至今日中醫學的發展，都有重要影響。
(一)金元醫學爭鳴興盛的原因：
「金元醫學」在短短一百多年間，從誕生、成長到發展，始終貫穿著「開拓」、「創新」、「爭鳴」
這樣一種新的醫學風尚，使以劉完素、張元素、張子和、李杲、朱震亨等為代表的金元醫家，
都能形成理論上各有建樹，實踐中互有補充的發展特色，究其原因有下面幾個方面。
1、特定的社會環境所決定。
這裡有三個面的條件：一是變遷、動蕩的社會環境或統治者多未以正統思想干涉，故利於創新，如劉完素所處的時代，
外界不安定因素時刻威脅著金朝生存。金世宗為圖富強，採取了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優化政策，以推賢薦能，
鼓勵創新，形成較活躍的學術氣氛。受此影響，劉完素敢於突破前人認識規範，開拓「思路」，
獨樹一幟地創立和倡導「火熱論」。二是某些多發疾病，對醫家有所啟發。李杲生活的年代，正值金元交戰，他屢經戰亂，
目睹1232年京師被困，脾胃內傷病多發，死人無數的慘狀，深感妄辨內傷為外感之害，進而創立了「脾胃內傷」理論，
三是能夠因時、因地、因人而宜，提出相應理論。
意識形態及學術領域某種理論研究風氣的影響。宋代盛行的運氣學說流傳到金朝，引起了特殊的反應。
金朝醫家敢於提出運氣古今有異，故疾病發生種類、性質也有不同等觀點，擺脫了舊有常規來思考問題，
他們充分運用五運六氣理論有關方法對中醫基本理論中六氣、病機、治療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從而為研究領域引入一種新的思維方法和富有新意的認識。正是由於意識形態領域學術思想中活躍的創造精神，
賦予金元醫家一種全新的認識角度和思維方法，使之能夠突破常規，在醫學理論發展無法解決實際應用的矛盾時，
創立了適應社會需要的新的辨證施治理論，帶來金元醫學的繁榮。
金元醫家善於繼承、敢於創新的結果，自劉完素進行開拓性研究以後，後來很多醫家與前代名醫多有師承或私淑關係，
但縱觀各家醫論，繼承之中又極少局限於前人的認識，如張子和承襲河間注重寒涼攻邪的理論，但於汗、吐、下三法
的應用及邪正關係有新的發揮；李杲、王好古遵循易水老人扶護元氣、講究藥性的思想，
又各自在脾胃病和陰證辨治等方面有突出創見，宋丹溪更是博採眾家，另闢新徑，在「火」與「陰陽」理論上
對前人認識作了新的補充。這種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創見的學風，成為整個金元時期醫學領域十分突出的風尚，
這實際就是金元醫學出現不斷創新、爭鳴激烈的繁榮景象的重要原因。
2、醫學發展的客觀需要。
晉唐以來，方劑積累明顯增加，但藥物和方劑理論卻發展不足，雜病及外感病診治比較僵化，
辨證與用藥之間還缺乏有機的聯繫，加之《局方》盛行以來，喜溫好補，臨證處方十分機械，
使得前朝醫學發展只有量的增加，很少有質的突破。到金元，由於各類疾病多發，而舊有理論指導下的臨證方法，
難以適應社會實際需要。在這種矛盾十分突出的情況，金元諸醫家本著「改證世俗謬說」之旨，突破前人認識範圍，
創立了一個又一個具有獨特風格的醫學理論學說，使之在生理、病理、辨證、用藥、及具體外感、
內傷病方面，都取得了明顯進展。
（二）金元醫學創新成就的影響和評價：
金元醫學的創新，猶如一股清鮮空氣，隨著時代發展，吹進了明清兩代，對明、清醫學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如明代醫學家薛己、趙獻可、張景岳等，繼承易水學派溫補之餘緒，又受丹溪「陽有餘、陰不足」等理論的啟發，
創立了雙補陰陽的溫補學說，清代醫學家葉天士、吳塘、王孟英等。受河間外感火熱病治療思想的影響，
同時吸收易水學派護養脾胃的基本觀點，發展成為辛涼解表、甘毒護陰的溫病學說。此外，易水學派創立的藥物學理論，
在明代《本草發揮》、《本草綱目》等著作中得到較完整的繼承，並成為現代中醫藥物學理論的重要內容。
金元醫家創製的大量新方，被後世重要方書收錄，如《普濟方》、《醫方集解》、《成方切用》等，流傳至今，
仍然是臨床醫生常用的治療方劑。至於其眾多的治療方法，如甘溫除熱法、滋陰降火法、行氣祛痰解郁法等，更是受到人們的重視。
金元醫學的成就不僅影響了中國醫學的發展，而且在明代東傳日本、朝鮮。16世紀日僧月湖久住杭州學醫，
弟子田代三喜留華12年，專攻李杲、丹溪之學，回國後成立了「丹溪學社」，奉丹溪翁為醫中之聖，
後傳其學至弟子曲直瀨道三，發揚光大，流傳至今。朝鮮醫家金禮蒙《醫方類聚》、許浚《東醫寶鑒》，
也大量收錄了東垣等醫家的醫論和方劑。
如何正確看待金元醫家各自的特長，歷代有種種見解。明代王綸在《明醫雜著》中作了較客觀地歸納：
「外感法仲景，內傷法東垣，熱病用河間，雜病用丹溪。」但是歷代醫家反覆告誡，不應拘泥，
如李中梓在《醫宗必讀》中指出「師守真而過，則偏於苦寒，師東垣而過，則偏於升補，師丹溪而過，則偏於清降」，
只有綜合諸家之長，全面、客觀地看待金元醫家的創新成就的歷史價值及現實意義，
才能從中獲取有助於中醫現代化的實質性內容。
一、藥物學
與宋代明顯不同，遼夏金元時期藥物學著作的撰著者大多不是醫官儒臣，而是臨床醫生。
他們根據臨床實際和用藥需要，進行藥性理論的總結和探討，試圖找出一條以簡馭繁、由博返約的途徑。
(一)對藥性理論的探討總結
1、藥物歸經學說的初步確定：歸經是指藥物對機體某部位(臟腑、經絡)的選擇性作用。
金元時期歸經學說逐漸確立。成為藥性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張元素認為取各藥藥性之長使其各歸其經，
則力專效宏，若不明歸經，無的放矢則很難中病逐邪。他綜合分析了氣味對臟腑經絡的作用，總結出歸經規律，
「凡藥之五味，隨五臟所入而為補瀉，亦不過因其性而調之。」同一瀉火藥，黃連則泄心火，黃芩則瀉肺火，
白芍則瀉肝火，知母則瀉腎火，木通則瀉小腸火，黃芩又瀉大腸火，石膏則瀉胃火。
他還指出藥物由於炮製方法不同，其歸經亦會隨之發生變化，主治的疾病亦相應不同。
不僅如此，張元素還認為制方必須引經報使，才能更好地發揮效用，有些藥物不僅本身作用於某經，
且配入方中尚能引導全方其它藥進入該經。這類藥物就是引經報使藥。
2、升降浮沉學說的形成：升降浮沉是指藥物作用的趨向而言，也是藥性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張元素秉承《內經》理論，以藥物的氣味陰陽薄厚來闡述升降浮沉，他認為藥物之所以具有升降之性，
乃是由其氣味厚薄參合而成，他還舉出茯苓、麻黃為例說明氣薄者未必盡升，味薄者未必盡降。
他還精心制定出了風升生、熱浮長、濕化成、燥降收、寒沉藏的「藥類法家」，
他注意到藥物的升降浮沉與其質地和種類有關，並可隨炮製或配伍改變趨向以適應臨床複雜的病證。
李杲進一步認為藥物升降浮沉之性與四時節氣的更迭是相對的。並總結出凡氣味辛甘溫熱之藥及味之薄者性主升浮，
氣味酸苦咸寒及淡味滲泄之品主沉降。他還提出用炮製方法改變藥物的升降趨勢。
升降浮沉理論用以概括藥物作用於人體的趨向。對發展藥性理論，指導臨床應用起到重要作用。
(二)本草著作概況
1、綜合性本草著作：
金元時期，綜合性本草著作的編纂進入了歷史上的一個低谷時期。元代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世祖命撒里蠻、
許國幀召集各路醫學教授增修本草著作，撰成後命名為《至元增修本草》。已亡佚。
元代崇尚醫學，設立醫官，常以《內經》、《本草》、《傷寒》等書為題考核醫官。御診太醫尚從善有鑒於此，
於至順二年(1331)撰成《本草元命苞》9卷，以便於應付考核及臨床實用。該書主要節自《證類本草》，
分別對藥物君臣佐使、性味、功效、主治、產地、採收、形態等加以記載，是現存唯一的元代綜合性本草著作。
2、醫療本草著作：
元代從開國初起，即已十分注重宮廷的飲食衛生措施，忽思慧約於天祐至天曆(1314∼1329)年間擔任御膳太醫之職，
因而有機會接觸從元世祖登位以來60多年積累的經驗。他整理成書，名為《飲膳正要》，繼承了我國古代食品、
養生和醫療結合的傳統，所載每一種食品基本上都是保健食品。該書還反映了當時北方少數民族藥物學的成就
及中外醫藥交流的史實，如卷18「搠羅脫因」條注，「系畏兀兒茶飯」，「畏兀兒」為今新韁少數民族維吾爾族的舊稱。
同卷「兒不湯」條注，「系西天茶飯名」。「西天」指天竺，即今印度。
大量諸如此獎的記載跳出了以往以漢民族為中心的傳統食療圈子的局限，為我國食療養生學掀開了新的一頁。
該書還增加了一些前人本草著作所未載的內容、有西瓜、回回豆、海紅(沙果)、天鵝、黃羊、麅子等10餘種新增加的藥物。
對本草著作已載的藥物，該書也在功能主治方面予以補充。特別是對藥物的特殊療效更有明確記載，
尤其突出的是對羊品藥物的應用。
元天曆年間（1328∼1330)，海寧(今浙江海寧縣)醫學教授吳瑞集50多種前人記載，
將各種食物對人體的影響都一一作了說明。撰成《日用本草》8卷，分為米、殼、菜、果、禽、獸、魚、蟲八門，
目的是想從日常食物中尋求防治疾病的方法。所收切於藥用的食品共540種，也是食療的一部重要著作。
元代李鵬飛《三元參贊延壽書》卷3為食療專論「飲食有度」，專談飲食宜忌。摘取歷代有關資料，分成五味、
食物兩部分闡述食療注意事項。《養生之要》為元代汪汝懋《山居四要》之卷2，彙集前人食療等方面經驗。
對飲食宜忌、服藥忌食、解飲食毒等內容作了論述。
3、其它本草著作：
嚴格說來，《湯液本草》亦應屬於綜合性本草著作，但它不同於以住的類似著作，而是醫藥緊密結合，上闡經典奧旨，
下集諸家之論及個人見解，偏重於藥性理論闡揚和藥物論述與臨床實踐相統一。在氣味陰陽、五臟苦欲補瀉、
藥類法家及歸經理論等方面作了闡發和充實發揮。
朱丹溪有《本草衍義補遺》一書，是針對宋代寇宗奭《本草衍義》的發揮，載藥153種，
皆根據個人臨床心得體會進行的總結；該書還介紹了某些藥物的使用要點與宜忌，尤其反對服食金石藥。
這些實踐經驗的直接總結是極其珍貴的。
元代瑞州(今江西省高安縣)醫學教授胡仕可選出若干常用藥物按韻語編類歌括，元貞元年(1295)成《本草歌括》8卷，
每藥附七言歌括一首，簡述藥物功能主治。
二、方劑學
同藥物學類似，遼夏金元時期的方劑學也明顯萎縮了。
宋時已設立御藥院，《政和本草》中已引用「《御藥院方》」，元代承襲宋制，亦設立御藥院，
掌握由各地進貢和外藩饋送珍奇藥品，修造湯藥。現存《徹藥院方)系宋金元三朝御藥院所制之成方配本，
大多是搜集金元及宋的宮廷秘方，多為配製丸、散、膏、丹之類成藥的醫方，不少方劑為一般方書未見者，
是名符其實的宮廷秘方。
《瑞竹堂經驗方》為元代薩得彌實（一作沙圖穆蘇）撰。原書15卷，按疾病分為15門。
元代李仲南彙集古人醫書，於至順二年(1331)撰成《永類鈐方》22卷，該書以醫經為本，詳列外感內傷諸病，
尤重骨傷科，在體例上以脈、病、因、證、治為「五事』，鈐而為圖，貫穿彼此，互為發明，使人一目了然。
與李仲南不同，危亦林是醫學世家，他積祖傳五世分科習業的經驗，撰成《世醫得效方》19卷。
在該書中毫無保留地公開了大量秘方，是難能可貴的。除搜集古方和整理家傳方外，危亦林還注意博採民間驗方，
在該書中記載了很多勞動人民發明的簡便易行的單驗方。全書共載各種方劑3000餘首，可說是現存元代方書中的巨著了。
元末出現了一部特殊的醫方集《回回藥方》。該書是一部中外醫學交流的產物，
是一部回回醫學傳人後在蒙古和元代百餘年同漢族醫學、蒙醫學、維吾爾醫學逐漸匯合而有明顯的阿拉伯醫學特點的醫學著作，
因元代大都(北京)和上都(多倫)設有兩邊回回藥物院，或許《回回藥方》為該機構的處方集，尚須新的史料證明。
《回回藥方》中大量阿拉伯藥物，也有象牡丹皮、巴豆、當歸、細辛、知母等中國特產藥物，
還有一些由阿拉伯經中南亞、歐洲、非洲傳入，早已被中醫習用的中藥，如無花果、石榴、安息香、乳香、沒藥等，
書中殘存醫方涉及內、外、婦、兒等科，還有製藥技術的記載，其中對骨科的記載尤為突出。
金元時期的方書還有金代趙大中編輯的《風科集驗方》共28卷，載方632首，後經趙素增訂，增至1900餘方，
成為風科最完備的著作。此外有釋繼洪的《嶺南衛生方》和《澹寮集驗秘方》，
分別為論述山嵐瘴氣治法及生平歷效方劑。還有艾元英《如宜方》、王東野《集驗方》、
元好問《集驗方》、孫允賢《類證南北經驗醫方十戒》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