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西夏、金及蒙古諸族，都長於騎射，實行部族全民皆兵的徵兵制度，建國後也徵用漢族及其它民族為兵，
實行徵兵製為基礎的世兵制，父死子繼，世代為兵，稱為軍戶。
一、正骨金鏃科的獨立
宋代醫學中與軍事醫學有關者，為「瘡腫兼傷折」、「金瘡兼書禁」兩科。
金代繼承了這一制度，至元代「正骨金鏃」成為獨立的學科，與「瘡腫」及「祝由書禁」分開，三科並立。
這一方面，因為這一段時期戰爭頻繁激烈，宋、遼、西夏、金、元之間相互兼并，更有甚者，
元朝曾以武力征服歐亞，戰爭中多傷亡，必將促進戰傷外科臨證醫學的發展。
少數民族以騎兵為主，在戰爭時經常發生骨折損傷及箭傷，元代正骨金鏃科的獨立，很明顯地是為了服從戰爭的需要。
二、士兵的選擇
契丹、西夏、女真與蒙古，均以北方少數民族而統治中國。他們都是游牧民族，生長鞍馬，多為騎兵。
人民每日逐獵，上馬則備戰鬥，下馬則屯聚牧養，可以盡著軍籍。
金代對士兵的選擇已有規定。據《金史.兵志》載：「凡選弩手之制，先以營造尺度杖，其長六尺，謂之等杖，
取身與仗等，能踏弩至三石，鋪弦解索，登踏嫻習，射六箭皆上垛，內二箭中貼者」，
「又選親軍，取身長五尺五寸，善騎射者。猛安、謀克以名上兵部（金代軍制，每25人為一謀克，
四謀克為「千戶」猛安為千戶長），移點檢司、宣徽院試補之」；「又設護衛二百人，近侍之執兵仗者也，
取五品至七品官子孫，及宗室並親軍諸局分承應之人，身長五尺六寸者，選補試之」。
可見金代繼承了宋代的選試辦法，對士兵的身體素質和技藝已很重視。
三、傷病員的醫療
元代軍中有醫工從征，他們可以亨受免除徭役或賦稅的優待。
如《元史.成宗本紀》載：「元貞元年(1295)三月，詔免醫工門徭」，及「大德七年(1303)冬十月己丑，
詔從軍醫工止復其妻子，戶如故」，金元著名的醫家如張從正及羅天益等都擔任過軍醫。
在羅天益《衛生寶簽》一書中，曾記載他在憲宗余年（1258）從征揚州時，治療被俘宋軍中流行的傳染時氣。
大德元年(1297)詔諸行省謹視各翼病軍。中書省議：諸翼屯戍軍人，果有殘病者，合於本名應請月糧內，
減半支付新米粥養病。大德三年（1299)十二月，規定病軍除月糧外，另支新米一斗，煮熬粥飲，將養病軍。
大德十一年(1307)十二月，詔和林、甘肅、雲南、四川、兩廣、海北、海南、左右兩江鎮守新附軍人，除常例外，
今歲量賜衣裝，遠方交換軍官、軍人、往還行糧依例應付。患病者官給醫藥，死者官為埋瘞，各處正官親臨提調，
毋致夫所。延祐七年(1320)十月，和林、甘肅、雲南、四川、福建、廣海鎮守新附漢軍，除常例外，每名除布一匹，
病者官結醫藥，死者給燒埋(均見兵部卷之一典章34軍役)。
元代對戰傷的救護也有其獨特的經驗。如《元史》載布智兒、郭寶玉、李庭等中箭及炮傷重，均剖牛腹置熱血中而蘇醒；
張禧身中十八矢，得血竭飲之而生。《蒙古秘史》等文獻，還載有用燒紅的鐵烙止血術治流血傷口，
用蒸汽熱罨的活血方法治療內傷，用牛羊瘤胃內反芻物作熱罨療法，及用熱血浸療治癒而傷等。
一、藏醫學
藏醫學在公元八世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與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是密切相關的。
從吐蕃王朝的統一，到赤松德贊藏王執政的二百多年間，社會經濟高度發展，政治形勢穩定，為藏醫學的發展提供了較好的條件。
在後弘期里，佛法大興。孟加拉高僧阿狄夏除從事講經外，他也深諳印度古代醫學，在西藏親自傳授印度的「醫學八支」，
對於藏醫學的發展起十分明顯的影響，他曾編譯《頭傷固定外科手術治療》等著作，也是這一時期醫學發展的一個特點。
這段期間里，西藏的醫學有幾個特點，值得特別提出。
首先，是較大量地翻譯印度醫學的著作。出現了一位著名的藏族譯師洛青.仁欽桑波(958∼1055)，
他將當時阿狄夏帶來的書都譯成藏文，這些書有古印度的醫學著作《八支集要》及其注釋專著《月光》，
另外，重要的印度醫學著作《八支集要自注》也由藏族譯者寧保.益格仁欽、瑪魯.熱巴須努、益古格隆.夏甲洛珠
也與天竺學者達瑪希瓦爾瑪合作共同譯出。通過這些活動，古印度醫學的八支學派內容才開始在西藏流傳，
並與固有的藏醫學結合起來，仁欽桑波還培養了許多弟子，成為藏區的名醫，這些人包括娘德桑給扎、
釋連益西窮乃、吾曼阿納、芒木曼尊。在這四人當中，芒木曼尊最為突出，整個衛藏地區的醫生都前來拜他為師，
在這些弟子之中，芒卡其吉比較有名，他又與自己的弟子響頓西布.土吉赤衛共同編寫了一些醫學著作，
包括《知識總綱.幢頂閃光》、《領會章節內容鑰匙》、《消除魔障疑難雷輪》、《八支詞意詳釋珍珠串詳本.略本》、
《親傳實踐.老婦直接講授甘露滴》等等。由他們的弟子輩們又寫出了不少醫著，使藏醫學得到一些發展，
這裡值得提出的有後面兩人培養的弟子藏堆瑪貢布編寫的《紀要》、《精要》；
其再傳弟子象雄的巴西繞沃(又名考洛傑布)的《佛陀總綱.金庫》等，傳授給宇陀.加嘎多吉，其繼承的範圍是很廣的。
其次，是關於新的出土醫書不斷出現，在藏區，把從隱藏的地方發掘出土的經籍或法器稱為「伏藏」。
有關「伏藏」的原因，說法不一，總之，多是在赤松德贊之後被埋藏的，這一時期有很多吐蕃王朝寫成的醫書，
不斷被發掘出來。其中如定日地區掘出的蓮花生編的《精華甘露瓶》，在洛扎地方出土的《茅膏菜養生方》，
在達旺地方出土的《醫藥甘露寶瓶》，在隆子地方出土的《救命甘露》等等，
但最具重大意義的當推從桑耶寺寶瓶柱下取出了赤松德贊時期埋藏的《四部醫典》。
宇陀薩瑪憑他的醫學功底，以及在印度、尼泊爾等國家遊學時所積累的經驗，對《四部醫典》做了十分深入的調查研究。
由於這部書著成以後，西藏的社會經歷了變化，已過去了四個世紀。有許多新的著作、人物問世，積累的經驗也很多。
於是，他對老宇陀的原著進行了一些注釋性的補充和修改，使其內容更加充實。為了弘揚《四部醫典》的奧義，
宇陀薩瑪還自己撰寫了一些著作，其中有《四續親閱》、《十萬拳頭》等醫著。
他所增訂的《四部醫典》已經成為後代《四部醫典》的定型。
最後，就是這一歷史階段的薩迦王朝的醫學發展，以昌迪家族的醫學成就為其突出特點。
昌迪家族家傳的密訣醫籍為《甘露引渠》，後來整理成為文字材料，稱成《昌迪.花捲》、《紅卷》。
經數代發展，到十三世紀，昌迪.加佩桑布繼承父業，練習醫學八支的正文及注釋。他著有《後續五部實踐小卷》、
《治小兒妖魔》，並在薩迦傳達室授《四部醫典》醫學八支等方面的教導。
他的小兒子名昌迪.班登措吉是這一時期較有影響的藏族名醫。他為這一時期藏醫學的發展做出許多貢獻，功德無量，
他的醫學著作大小共十八種，其中較著名的有《八支總綱》、《經義註疏醫學大綱.知識明窗》、《釋難瑪拉呀》、
《根本續注釋.續義明窗》、《釋難後續注擇.三理明輝》、《脈經廣注陽光》、《水經注詞義明釋如意寶》、
《後續配藥例圖》、《體腔區位線分布明燈》等。還有《解剖明燈》、《藥物藍圖》等。
其中除對《四部醫典》的創造性注釋和發揮外，對人體的解剖和藥物圖譜的編繪，也都有獨到之處，為後世藏醫發展做出重要貢獻。
昌迪，巴登傑贊是斑登措吉的侄子。他從後者的教益中得到六種白色配方，把它們收集在一起，
編著了《訣竅金升》和《銀升》，也是薩迦時期的重要著作。
除昌迪家族之外，這一時期的醫家還應當提到阿里芒隅的噶瑪.讓窮多吉(1284∼1339)。他著有一部《藥名海》，
是經典性的藥物學著作，全書共載藥830多種，為後代醫家所推崇，經常予以引用。
另外，藏曆第六繞迵木牛年生於後藏地區昂仁縣沃邊拉孜的唐東傑波(1361∼1485年)，終身全心全意為藏醫事業獻身，
珀東.斑智達吉美扎巴(1375∼1451)，著有《嬰兒疾病治療法》、《兒病治療蓮花珍鏈》；
1405年達倉譯師協繞仁欽也著有包含醫學史，醫藥學總義的《賢者意樂》和實用藥物精選著作《手到病除》、
《文匯總匯》等，都是很有影響的藏醫學著作。
二、蒙醫學
由於文獻資料的缺乏，關於早期蒙醫學的歷史很難做出系統的研究，目前只有一些零星片斷的記載，做為早期蒙醫史的參考。
大約在秦漢時期，蒙古族的祖先就會製造極其簡陋的茅庵，蒙古族稱為「茅草安布拉」
（《蒙古秘史》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84，蒙文版，第27條），這是人們為了躲避野獸侵襲在樹杈上營造小屋。
以後，逐漸過渡到適合游牧生活的氈包(即蒙古包)、篷車。
對環境衛生，當時已知道要保持水井、擠奶場附近的衛生，嚴禁在其附近隨地大小便。
在個人衛生方面，蒙古族人也早就知道洗手洗臉，凡早起必先洗手洗臉，飲食前也要求洗手洗臉，外出時各人隨帶碗筷。
在十三世紀左右，人們已經有戴紗布口罩的習慣（《馬可波羅遊記》中華書局，1955，34頁），
在擠馬奶前，都要求先洗手，擠奶桶也要求用沸水洗涮。
隨著醫藥衛生習慣的萌芽，醫藥知識也積累起來了。應該說，這個時期的蒙醫學還缺少系統的理論知識，而只有初步的理論萌芽。
十四世紀時，古印度的壽命吠陀醫學的某些內容隨著佛經傳入內蒙而輸入，如印度的《金光明經》
就是在此時由當時著名翻譯家希日佈僧格參照畏兀兒和藏文而譯出的。在這部流傳甚廣的佛經中，
第二十四章為《養生八吠陀經》。其中有：「治療赫依(氣)症、希拉(膽)症、巴達干(痰)症和聚症」的內容，
這說明，當時已經有古印理的醫學內容傳入。這部佛經中對這三種病症的發作時間、
治療這些病症的藥物的性能、品味，六時(即印度的六個季節)病症，也都有所涉及，與此同時，古印度的四大元素學說，
即土，水、火、風也隨之而來。這些終於與蒙古醫學樸素的理論結合在一起，成為蒙醫學中最基本的理論內容。
在這一時期，蒙醫學的實際醫療積累了十分豐富的經驗。儘管薩滿教巫師這時還掌握一定的醫療技術，
做為他們謀生的手段，但廣大民間以及專業人員還是在實踐中與疾病進行鬥爭，使蒙醫學的內容逐漸豐富起來了。
這些醫療實踐經驗大致有如下這幾方面：
(一)飲食療法：
蒙古族的祖先過的是游牧生活，他們的食物自古以來就以動物性的食物為主，最主要的是肉食和乳食，
肉食與乳食都具有很高的營養價值。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保存、製作乳食品的技術對於改善身體營養狀態，
提高體質的作用。據史書記載，蒙古族的祖先匈奴人早在漢代就已經知道釀製酸奶和製造乳酪，
用乳酪救治急症的一例。這種方法在民間也是流行的。
蒙古族古代有「病之源，食不消；藥之源，百煎水。」的諺語。百煎水是即經煮沸多遍的開水。
這些都是簡便的飲食療法，與生活習俗密切相關，但最能反映蒙古族飲食療法的精華的，
當推元代飲膳太醫忽思慧的《飲膳正要》。
(二)急救治療及臟療、皮療等：
由於蒙古族過的游牧生活，特別是在戰亂期間，戰爭外傷、摔傷等等，是很常見的，
這就促成蒙古醫學中的外傷急救治療，包括骨折、脫臼等骨傷科，以及因疼痛、失血、
腦震蕩等一類疾病在蒙醫學中佔有重要的地位。據有關文獻的記載，就地挖掘坑穴，以急救失血或昏迷患者，
從漢代匈奴開始即已應用，如蘇武在匈奴地區自刎後用此法急救，武威漢代醫簡也有類以記載。
蒙醫還有傳統的瑟必素療法、皮療法及臟療法。瑟必素指食草類反芻動物附胃中的食物，取出後，趁熱把它敷在患處，
以治療寒冷症，皮療法則是將動物殺死後，剝其皮並趁熱將皮貼在患肢患處，也有驅寒散寒的作用，
甚至婦女子宮寒症，也可蹲坐於動物附胃上以散寒。
蒙醫臟療法與上述兩種治療的原理相似，只是把瑟必素中的反芻胃中的食物或動物皮療改為用動物的五臟。
把新宰的綿羊等動物內臟趁熱敷在患處，如把新宰羊的雙腎敷在患者雙耳、肝脾敷在肝脾部位。
也還有利用動物的內臟內服治病的，這實際上屬於臟器療法的內容。
與此相類似的，還有一種急救術，即將病患者納入動物腹內。這種療法可能是前述的掘地為坑燒熱後放入病人急救的發展。
如成吉思汗時期其大將軍布智兒「從征回回、斡羅斯等國，每臨敵必力戰，嘗身中數矢，太祖親視之，令其拔其矢，
流血悶仆幾絕，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布智兒於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蘇。」（《新元史.布智兒傳》第26卷，中華書局）。
(三)針灸、按摩、放血等療法：
針刺術在蒙醫學中也佔有一定的位置，在內蒙多倫地區發現的石器時代的石針，伊克照盟發現的匈奴時代的青鋼針，
都說明蒙醫學早已有針術的應用。但由於文獻的缺乏，難於斷定當時針刺術的具體內容，不過用針刺放血治療，
則是是蒙醫治療中常用的一種方法，藏醫著作《大宇陀傳記》中就寫有「來源於蒙古地區的放血療法」的內容，
說明蒙醫的放血療法起源是很早的。
火灸療法起源較早，在廣袤的草原上，尤其是嚴冬，牧民們十分需要火的溫暖。蒙古族的祖先很早就學會用火，
提高了身體的健康水平和保健。在實踐中知道用火來溫烤身體病痛的部位。後來，灸法就被稱為「蒙古灸法」，
如藏醫的《四部醫典》就有「蒙古灸法」的記載。據載，這種方法是將
「小茴香拌油加熱後用毛氈包紮」的一種熱灸法，傳統的蒙古火灸法用具是火鐮、燧石、白山薊絨三種，最早期用的並非用艾篙。
至於按摩術，蒙古族人民用得也很普遍。後來，用來按摩的還有黃油或其他油類。按摩時，有的用銀碗，
或直接把奶或油塗手掌上，進行按摩。銀碗是一種沒有底座，近乎半球形的碗，用圓滑的底面按摩。
(四)藥物治療：
早期的蒙古族人民用來治療的藥物，是取自廣闊草原和大森林中的現成的自然賜予。
直至十三世紀，還沒有有關蒙藥的專門著作，而只是在其他的一些著作中，提及一些有關蒙藥的內容，
如《飲膳正要》中提到的赤赤哈納，就是沙棘，已經提到如何做成膏劑的方法。大黃也是常用的蒙藥，
如蒙哥可汗的胡圖克皇后就曾接受大黃藥浴的外治。再如蒙古地區的特產肉蓯蓉應用也是極普遍的。
《飲膳正要》、《瑞竹堂經驗方》等書中均已提到。其他植物藥還有八旦杏、人蔘、杏仁、甘草、山棗、百合等。
三、維醫學
(一)西遼時期的回鶻醫藥
我國北方少數民族契丹族於916年建大契丹國，938年改國號大遼，其西境直達葉塞尼河上游，與高昌回鶻、喀喇汗國接鄰，
互相貿易十分活躍，其上京漢城因之設有「回鵲營」。回鶻文化甚至景教(基督教)亦於此時傳入遼地。
這時期的回鶻醫藥文化有了更多成分和溶合。塔里木盆地南緣還出現了一個出色的醫學家艾拉.伊丁.穆罕默德.和田尼，
他出生於和田伊里奇肩波孜熱納村，就學於和闐，後到喀汁、布哈拉深造，並拜師訪友，成了一個博學多才的醫生。
後來積多年親身體會和經驗，寫出了《醫學結晶》等許多醫學著作，他還在當地開辦的經學堂教授生徒，
培養了許多醫生和科學家。但至1211年，屈出律奪得岳父的西遼政權後，所有書籍被燒毀，醫學典籍遭踐踏。
(二)元蒙時期畏吾兒醫藥
1217年，蒙古軍隊進擊屈出律，回鶻成為成吉恩汗西征歐亞大軍的組成部分；元蒙帝國中亞、西亞、
包括新韁西州移民和宿衛既多，阿拉伯醫藥更加快了傳布，1263年愛薛掌管西城星曆、醫藥二司，
1270年設廣惠司，皆與此有些關係。
這時期塔里木盆地基本傾向於穩定，醫學也受到重視。喀什、莎車等地的學堂教育日益興旺，還建立起專門的醫療機構，
並鼓勵醫生們著書立說及從事翻譯工作。阿拉伯、波斯文中的《提比.玉素夫》、《考黑日.哈日考才夏》
等書被譯成察合台語；由撒馬爾罕人著成的《魯則提沙怕》(《察合台醫生歷史》)是用察合台語寫成的。
還有許多醫書手抄本印有國王印璽。根據當時著名詩人阿不都熱衣木.納扎里的詩著記載，
汗國後期在塔里木盆地成長起來的著名醫生努肉孜阿訇，一生中培養了許多徒弟，他擅長利用當地草藥為患者治病。
後半生行醫於麥蓋提，那兒的人民對他的墓地十分崇敬，稱作「努肉孜阿訇寢陵」。
當時非常出名的用察合台語寫成的長詩《古里與努諾孜》及後來的《賽卡克詩集》等中也都讚美了畏兀兒的醫師和藥物。
米爾咱.馬黑麻.海答兒是一位軍事家、文學家，同時也是醫學家，博學多才，熟悉醫術方藥。擅長外科手術。
四、傣醫學
元代，我國傣族聚居的大部分地區，已進入了封建領主經濟的社會形態。元世組忽必烈在雲南開創土司制度後，
傣族封建領主的世襲統治制度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法定認可，從而使傣族社會內部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
獲得了相對的獨立和穩定，這種社會狀態一直保持到清代。上述這一較為封閉的社會環城，
更加之地處邊遠交通不便的地理因素，這是傣醫學作為一種獨特的傳統醫學體系得以長期保存和發展的歷史環境。
傣醫學在經歷了漫長經驗醫學積累的過程後，至元代已逐漸地向理論醫學階段過渡。
出現了有文字記載於貝葉上的具有系統醫學理論的典籍及臨床醫書，對於元代以後傣醫學理論的形成，
與這一時期中佛教文化在傣族社會內的傳播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
傣醫學理論形成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傣文的出現。傣族傳統醫學隨著傣文的發明，
已從對疾病的感性認識向理性認識的階段過渡，其醫學經典理論，多混於經書之中，如《巴利藏經》中的「三比達嗄」。
《經藏》中的「蘇典打」，《律藏》中的「惟乃」。《論藏》中的「阿毗倘瑪」等都是有關傣醫學理論的記載。
其中尤以「阿毗倘瑪」記載最多。而有關係統論述傣醫學基本理論的第一部專著，則是《嗄牙桑卡雅》。
《嗄牙桑哈雅》是傣醫學的理論基礎。該書闡述了傣醫學對人體生理解剖學、胚胎學的認識，人與自然的相互關係，
在論述組成人體的要素以及與自然的關係是，世界是由風、火、水、土(傣語為塔、都、檔、西)組成的，
人體內也是由這四種基本元素所組成。人體的健康，即是體內四種元素自身的平衡並與外界四種元素平衡的結果，
而一旦四種元素的平衡失調，就會發生疾病。如火盛則發燒，水盛則浮腫，風盛則四肢震顫，
而土盛會出現冰冷，在對待人與自然，疾病與環境的關係上，傣醫學根據傣族所生活的熱帶和亞熱帶氣候特點，
結合傣歷一年三系，每系四個月的季節劃分(傣歷的三月相當於公曆的一月)，得出了當地冷季、熱季、
雨季三個不同季節的發病規律和疾病特點。
傣醫學中另一部值得提及的臨床經典專著為《檔合雅龍》，該書產生於公元1323年，
全書在總結傣醫臨床實踐的基礎上，結合《嘎牙桑卡雅》的理論基礎，論述了傣醫關於人體膚色與血色，
藥性與膚色，年齡與藥力藥味的關係，運用相生相剋的辨證法來指導疾病的診斷與合理用藥。
該書可為傣醫學臨床的經典專著。
傣族聚居地熱帶、亞熱帶的地理氣候環境為傣醫學提供了極為豐富天然藥物來源，更有當地特有的野生動、植物藥物。
建立在理論基礎上的傣醫學，臨床用藥約有一千餘種，可分為植物、動物及礦物三大類。
按其藥物的性質和作用可分為熱性藥(傣語稱雅黃)；涼性藥(傣語稱嗄因)：平性藥，按藥性又可分為
酸、甜、咸、苦、麻、辣、香等七味。在藥物使用上按照傣醫的理論，使用復方組成，一方少則二，三種，
多則三十餘種藥物不等，有專方治病的，也有一病數方的。
關於傣醫學臨床實踐的記錄則是大量散播於民間的醫學手稿，這種手稿稱為《旦哈雅》、《丙利雅》，
醫學手稿記錄和總結了傣醫們長期以來積累的，對其傣醫學理論實踐的經驗和認識；有趣的是，
傣族社會內（解放前）並沒有專職的傣醫，傣族青少年進入佛寺當和尚。在佛寺生活的數年間，在接受宗教教育的同時，
不僅學習了傣文，而且獲得了本民族的傳統文化，這其中含有傣醫學的基本理論知識。還俗後，一些對醫學感興經的人，
憑著從佛經中所獲得的傣醫理論，再運用流傳於民間的醫藥手稿，而從事業餘的醫療活動。
這種醫藥手稿從而得到不斷的相互傳抄，在傳抄中又不斷地加以各自的補充、修訂。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豐富其手稿的內容，
這種醫藥手稿從不署傳抄者的姓名，這是因為對信奉佛教的傣族社會來看，傣族醫藥既然是佛主所創造的，
在手稿上署上自己的姓名，是對佛的極大褻瀆，這是不能允許的。
從上述關於傣醫學簡要歷史，可見傣醫學理論的出現約在元代，可以認為，傣醫學是印度醫學、
漢族醫學與傣族本民族醫學三者有機融合在一起的獨特民族醫學體系。
一、內科雜病
(一)內科雜病治療上的百花齊放
熱證治驗與辨證論治劉完素以火熱立論，故在臨證上重視辛涼解表、表裡雙解、急下存津、清熱解毒等治則，
在具體運用時，從表裡兩個方面，提出醫療火熱病的一套方法，尤其對使用寒涼藥有其獨到的經驗。
這對當時南方和劑局方盛行，慣於習用辛燥溫熱的時弊，無疑起到糾偏和補其未及的作用，
劉完素對內科雜病具有豐富的治驗，並時有創見。如他對咳嗽的證治，角色在病機分類和治療用藥上都頗有見地，
關於消渴，著重在治法上按其上、中、下三消分治，治上消用人蔘石羔湯，治中消用順氣散，治下消閒八味丸，
在臨床上有一定實用價值。
驅邪主張豐富了內科雜病的治則，金代醫家張從正擴大了吐、下法在內科雜病中的運用範圍，並頗有治驗。
例如凡風寒宿食停滯胸膈上部，可用吐法；凡寒濕府冷或濕熱侵犯下焦，可用下法。
所以驅除邪氣是張氏學術主張的核心，也是其治療的根本原則，在疾病產生的前期階段，對補與瀉的關係則強調瀉，
對扶正與攻邪的關係則強調攻，這不僅對於糾正當時醫界濫用溫補的不良風氣產生了重要作用，
並且為豐富和發展內科雜病的治療法則做出了貢獻。
調補脾胃，昇陽益氣治法的創用：李杲既強調脾胃機能在發病中的重要作用，在雜病治療上也強調補脾胃，
主張「昇陽益氣」、「甘溫除熱」等法，以增強人體本身的機能為主，開創了祖國醫學脾胃樞機學說和治法研究的先河。
在具體治法上主張採取一整套以升舉中氣為主的治療原則，如治肺弱表虛證，用昇陽益胃湯，治脾胃內傷，用補中益氣湯；
治腎陽虛損，用沉香溫胃丸。其中，他在所創製的昇陽補氣法的指導下，針對脾胃病發展一套系統的方劑，
運用極為廣泛深入，臨證上也有較好療效，在我國醫學發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響，
並對宋元時期以及後世諸家形成內科雜病治療上的溫補學派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滋陰降火」治則及六郁證治，朱震亨吸取劉完素、張從正、李東垣三家學說之長，並博覽群書，
對滋養人身陰液有深刻的研究，闡述了抑制相火，保護陰精的實質。在內科雜病的治療上，
也就十分重視保養「陰分」的問題而善用「滋陰降火」之劑。他所創製的大補陰丸、瓊玉膏等方，
在臨床上頗有價值，為後世醫家所廣泛應用。朱氏在論六郁證中指出，情志怫鬱，會引起氣機郁滯，
從而創立「六郁」之說，即氣鬱、濕郁、熱郁、痰郁、血郁、食郁。他所創製的越鞠丸統治六郁，
其中以治氣鬱和火郁為重點，對後世治療這一類證候有很大的啟發。
(二)葛可久治療虛勞症的成就
虛勞病亦屬內科雜證之一，在金元時期獲得治療方面的突出進步，主要反映於葛可久的《十藥神書》中，
《十藥神書》是一部治療虛症的專書。虛勞所包含的證候很廣泛，葛氏所言之虛勞大抵為肺癆，
相當於現代醫學中的肺結核。此書篇幅很小，卻相當精練。
反映出當時的中醫對肺癆病的臨床表現及治法方藥都已有了比較成熟的認識。
葛氏認為氣血津液內虧是虛勞發病的根本原因。臨床可見咳嗽、咯血、吐痰、骨蒸煩熱、盜汗，形體消瘦，
面色蒼白而兩頰潮紅，口乾咽燥、飲食難進，氣力全無，以及小便白濁，遺精等等症状，這些描述是比較準確的。
葛氏還指出了此病的預後很差，治療也比較困難。
葛氏書中在提出了代表肺癆基本治法的十首方藥，大致可分為四類，而益氣養陰則是貫穿十方的總原則。
1、止血劑，用於咯血為主要症状者，葛氏認為肺癆咯血「大抵血熱則行，血冷則凝，見黑則止，此定理也。」
（葛可久《十藥神書》2，人民衛生出版社，1956），因此首例十灰散以涼血止血。如若內有瘀血，
則以花蕊石散活血止血。大出血，則以獨參湯益氣固攝。並提出咯血病人的護理當令其安睡，
切忌驚動，這確是很有意義的經驗之談。
2、化痰鎮咳劑，用於久咳不愈為主要症状者。其中保和湯具有潤肺化痰止咳的作用，太平丸又兼能清熱，
沉香化氣丸以清熱下氣，燥濕化痰為功，適用於虛中夾實之痰熱望盛者。
3、清虛熱劑，用於骨蒸潮熱為主要症状者。書中只提出了保真湯一首方，旨在示人規矩。
4、補虛劑，葛氏的補虛劑凡三首，特點是以血肉滋補良品，如羊肺、白鴨、烏雞、團魚、指羊脊髓等等，
加上滋補中藥修治而成。其中潤肺膏與白鳳膏均為食療方，為肺癆病人增加營養確是至關重要的治療措施。
二、婦產科
金元時代，四大醫家對病因各持不同主張，對婦產科疾病的辨證論治和診療方法各有發揮或創新。
他們各以自己獨特的見解和臨證體驗，豐富了婦產科學的內容，其中尤以李東垣、朱震亨貢獻較大，
富有實踐經驗，推動了中醫婦產科學的進步。
(一)月經不調的辨證治療
張從正善用吐下法治療閉經，《儒門事親》記有他曾用吐下法治癒閉經的驗案，李杲和朱震亨對於調經，
一偏重於補脾，一偏重於養陰，但都主張以調氣為首要，則其所見相同。
李東垣說：「婦人病經，先柴胡以行經之表，次四物以行經之里，先氣而後血也」，朱丹溪調經也是以四物湯為主，
但較李杲有更豐富的實踐經驗。他在《丹溪心法.婦人》中指出：月經先期而來是氣血俱熱，宜清氣涼血，用柴胡、
黃芩、當歸、芍藥、生地、香附；過期而來是氣血虛，宜補氣養血，用四物東加黃芪、陳皮、升麻。
經水將來或臨行時腰腹疼痛是氣滯血瘀，宜四物東加桃仁、紅花、莪術、玄胡、香附、本香。
血枯經閉，四物東加桃仁、紅花；陰虛經閉，四物加蒼朮、牛膝、陳皮、甘草。
另外，還提到肥胖婦女可有經閉不育現象。用導痰東加黃連、川芎，成為後世辨證治療月經不調的綱領。
(二)帶下病證治
劉完素論帶下，提出了濕熱致病之說，糾正了過去概以白帶屬寒的偏見。張從正、李杲論帶下，也都認為是濕熱致病，
但在治則上各有有同特點。縱觀張從正《儒門事親》中治療帶下的驗案，擅長應用吐下、分利小溲的治法以導泄濕熱。
其治療原則是從攻邪治實著手，而李杲《蘭室秘藏.婦人門》則主張益脾胃、昇陽瀉火以清除濕熱，是以扶脾治虛為本。
因此，臨床當辨虛實為其要領。
(三)產前調治和妊娠常見病
1、產前調治 朱震亨主張產前安胎以健脾清熱為主，對《金匱要略》妊娠常因當歸散極為推祟，並有新的發揮。
對胎漏、胎墮的發生，朱氏認為，是由於脾虛血熱的緣故，同樣採取健脾清熱的調治方法。善用白朮、黃芩，
臨證甚為效驗。白朮、黃芩為安胎聖藥之說，實為朱氏的實踐經驗。
2、轉胞(妊娠尿閉)的診療方法 早在《金匱要略》中已有「轉胞不得溺」的記載。朱震亨經過臨證觀察分析，
進一步認識了妊娠尿閉的發生機理，並總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處理方法。朱氏用服藥探吐激發升提減壓的方法，
處理妊娠小便不通，其設想巧妙，具有創新之意。如若尿閉病情危急，宋氏更採用了陰道內托胎減壓的方法，
與服補藥配合使用，體現了標本兼顧、內外結合的治療原則。
(四)產後調治和產後常見病
1、產後調治 《丹溪心法》列有「產後」專論，主張「產後有病，宜先顧正氣」。產後水腫，必用大補氣血為主，
少佐蒼朮、茯苓，使水自利，產後大發熱，此非有餘之熱，乃陰虛生內熱耳，故以補陰藥大劑服之，」
又如對產後乳汁不行，則以通草、木通、豬蹄煎服」，採用了通絡與補血並用之法，
朱氏產後大補氣血的調治原則對中醫產科產生了較大影響。
2、陰道膀胱瘺驗案報告 朱震亨在《格致餘論》中專列有「難產胞損淋漓論」。其中記有驗案一例：
「曾見因收生者不謹，損破產婦尿脬(膀胱)，致病淋漓，遂成廢疾。一日有徐婦，年壯得此，因思肌肉破損，
外者可補完，胞雖在腹，恐亦可治。遂診其脈，虛甚。余曰難產之由，多是氣虛，難產之後氣血尤虛。試與峻
補，因以參、芪為君，芎、歸為臣，桃仁、陳皮、茯苓為佐，煎以豬、羊胞中湯，極飢時飲之，至一月而安。
蓋令氣血驟長，其胞自完，恐稍遲緩，亦難成功。」這一精闢見解和寶貴經驗，為後世治療本病奠定了基礎。
三、小兒科
金元時期，醫學由九科增至十三科，以小方脈命名的兒科和其他學科一樣，也有許多新的發揮。
這一時期，主要的兒科醫家及醫著是曾世榮及其《活幼心書》3卷、《活幼口議》20卷。另外，劉完素、張子和、李東垣、
宋丹溪四大醫家，在兒科學術方面，也都有不同程度的闡述，尤其在小兒病證治方面較以前有明顯進步。
金元醫家針對當時社會過分溺愛而致小兒發病的現象，提出科學育兒的方法和要求。曾世榮也認為，不使小兒衣過暖、
食過飽，是保證小兒健康發育的重要措施之一。他曾作「小兒常安」歌：「四時欲得小兒安，常要一分飢與寒」
(《活動心書》卷上)宣傳他的育兒方法，頗得民眾的歡迎，至今仍在流傳。這對於維護小兒健康成長，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
這一時期，對兒科常見病證治取得了較大成就。關於麻疹，滑壽通過長期細緻的觀察，發現小兒麻疹發病之前，
往往「舌生白珠，累累如栗，甚則上顎牙齦滿口通生，」(《麻疹全書》)，
滑壽這一發現是我國描述麻疹頰粘膜斑的第一人。對於麻疹與其他疾病的早期鑒別診斷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關於麻疹的治療，張子和提出初期應以清熱解毒、辛涼清解為主，發疹期宜清熱透疹；皮疹正收及收沒後，用滋陰清肺。
並特別指出，在病程中「須防皰疹發喘」，即注意防止麻疹合併肺炎。
對驚風的證治，金無醫家有其獨到之處。如張子和善用攻邪之法治療驚風，李東垣在《蘭室秘藏.小兒門》
中專列「治驚論」，提出「外物驚，宜鎮心，以黃連安神丸，若心氣動致驚，宜寒水石安神丸」的治療方法。
對疳積，張於和《儒門事親》不僅論述了身瘦疳熱一類疾病的辨證和治療，還對眼疳、牙疳等疳證作了詳盡的闡述，
所舉甘露散、益黃散、四味肥兒丸、五疳消毒丸等方劑，一直為後世所沿用。金元時期治療疳證的方劑已相當豐富，
僅李東垣《蘭室秘藏》就載有厚腸丸、中滿分消丸、消痞久等十餘首；元《原版啟微》認為疳證為養護失調、
飲食失節所致，主張用茯苓滲濕湯、升陳龍膽草飲子等，以昇陽降陰。
另外，朱丹溪還用「聲高氣粗肺炎」來描述肺閉喘咳的症状，這在我國醫學文獻中還是首次使用「肺炎」一詞。
曾氏對小兒吐瀉也有研究。他將吐分為冷吐、熱吐、積吐、傷風嗽吐、傷乳吐等，將瀉分為冷瀉、熱瀉、傷食瀉、
水瀉、積瀉、脾瀉、風瀉、臟寒瀉、疳積釀瀉等加以論述，深化了吐瀉病因病理的認識。
小兒吐瀉的治療，張子和提出用桂苓甘露飲、五苓散、益元散等治療暴瀉或水瀉不止；用養脾丸治久瀉不止；
用牛黃通膈丸治身熱吐下：這些經驗大大豐富了中醫兒科治療學的內容，為後世兒科學的發展打下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