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有陸軍、水師兩個軍種。陸軍有步兵和騎兵兩個兵種：
八旗兵由於騎兵多，以騎射為特點，因之盔甲、弓箭及所佩刀為各營經常使用的戰守武器。
除大炮自明末以來吸取西法製造外，其它刀槍矛箭，都是中國兩千年來的舊傳。清代前、中期在武器上實無多大特殊之處。
一、部隊軍醫的派遣
在鴉片戰爭前，清沿襲明代的制度，軍醫也由太醫院派遣。如果軍隊需要醫生時，由禮部選派兩名醫生乘驛前往，
並派遣兵部官一人伴送，也有奉特旨前住部隊的。
總之，清代在新軍成立以前，軍隊中似無固定的軍醫名額。遇有將士患病，多系臨時奏請派遣，據《東華錄》的記載，
從乾隆以至光緒朝，一般高級將領負傷或疾病時，如軍情緊急或病勢較輕，則派御醫或醫官前往，令其在營調治，
或至附近城市與省城就醫，藉資坐鎮；如病情嚴重，則給假返里，或回京調治。
至於戰士則僅在夏季或疫病流行時，由太醫院配發時症藥物及急救藥品。如痧藥、平安丹、回生第一仙丹及如意拔毒散等，
其餘受傷患病兵丁，戰時在營調養，戰後則遣回治療。這樣，在軍隊中既無固定軍醫，又無經常衛生設施，
只是臨時應付，根本不能解決軍隊的醫療防疫問題，一旦疾疫流行，便束手無策。
如湘軍與太平軍之戰，鮑超一軍病者6670人，死者數千，潰不成軍，就是很好的證明。
二、對瀆職醫官及官員的處分
因為軍醫隨軍作戰比較辛苦，一般醫生多不願充任而僱人代替。《大清會典.太醫院》規定：隨征醫官，
如果私自以庸醫充代的，必須治罪。還規定凡軍士在鎮守地方患病，鎮守官不備文請求醫治的，笞四十；
因而致死的，杖八十，若該省部門，不差撥良醫，或不治對症醫治者，同樣冶罪。
三、對嚴寒酷暑所致疾病的預防
在嚴寒酷暑中行軍，常易發生凍傷或中暑，所以在各家兵書中，對如何預防嚴寒酷暑所致疾病的發生多有記載。
如《揭子戰書.暑戰》中即提出：「暑氣能生疾疫，毋使久暴日中，為日暴則常餌辟暑藥而疾戰敵。
為日暴當竣日盛，盔甲烙手，乃出。蓋寒瘃則陽氣衰，暑盛則陽氣痿，力靡可克也，」
又如「乘雪而襲，因雪而搗，皆亂不疑，必萬有勝理，乃出也。……軍宜聚處，餌熱性之物，及熱欽食而後行，
不當數出，令受風寒；不然，寒甚倒人之血脈，在北地人有指墮體僵，顛殞不支者，可不畏哉！」
四、對火器傷的治療
明季從西洋輸入佛郎機大炮，爾後，又有鳥槍、手銃等。其餘傷力視冷兵器倍增，成為當時軍醫所遭遇的新課題。
他們對大炮所傷，束手無策，僅對於彈創傷稍有處置辦法。但其治療原則仍與過去治箭頭入肉不出相同。
明末清初的趙吉士(1628∼1706年)所撰《寄園寄所寄.驅睡寄》引《客中閒集》說：「劉薦叔曰：近日行伍中，
惟以干莧菜與沙糖塗之，能出箭頭與鉛炮子」。至乾隆時，曾恆德《洗冤錄表》用南瓜瓤敷貼創口，使肉里槍子自出方，
以及後來《軍中醫方備要》等書，仍舊將治療箭鏃不出的醫方，移作治療子彈不出的創傷之用。
至於用物理方法以灌取夾在肉內的槍彈，則在清初《調燮類篇》的「方抄類」中，已載有「沿取鉛子陷肉不出方」，
如「鉛子入內者，用水銀從傷處灌入，則鉛隨水銀而出」，《軍中醫方備要》及《行軍方便方》等書也用此法。
此法系利用高比重的液體性水銀浮出鉛彈，其構思是合理的，但如不能及時擠出彈道內的水銀，可能引起毒害。
其後，曾恆德《洗冤錄表》載：「槍子傷人著肉里者，以大吸鐵石吸子，其子自出」，《軍中醫方備要》諸書，
也有此說，但對銅子就沒有辦法，不得不採用外科手術。此法首見於《軍中醫方備要》，在「中槍炮傷」
條中說：「苦銅子難出，必用利刀割而取之，取盡方無患，再用童便洗傷處，洗淨敷藥，外用太乙膏護之」，
該書還載有服用麻醉藥以開取子彈的辦法，所用有川烏、草烏、鬧洋花等，至於用內服藥以治子彈在內不出之方，
不過是將金創常用藥，以治療槍炮傷而已。
總之，我國古代戰爭，在冷兵器時代，戰場上多以拳腳及刀槍而箭戟取勝，在治療上以金創折瘍為主。
因此，古代軍事醫學很少專門著作，而附載於傷科之中，宋以後，隨著火器的發展，槍炮用於戰爭，
其殺傷力實百十倍於刀箭時代，但在1840年以前，槍炮的應用不多，因此，在古代軍事醫學上，
其療法仍與冷兵器傷的內容相似。雖然在手術、麻醉、用藥及治療技術上，比前代有所進步，
但仍遠遠落後於當時軍事醫學的需要。
一、中朝醫藥交流
清代中期以前的中朝兩國醫藥交往比較密切。朝鮮李朝景宗王自幼體弱多病，繼王位後病情日趨惡化，
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親自派遣太醫多人去朝鮮診治景宗王病，但未能見效，同年十月,朝鮮譯官黃夏成回朝鮮，
清朝廷惠贈《赤水玄珠》一帙51冊，《醫學正傳》、《萬病回春》、《醫學入門》等明代著作傳去朝鮮以後，
《醫學正傳》早於公元1484年翻刻刊行，《萬病回春》《醫學入門》等則分別於1750年和1820年翻刻刊行，
在清代前中期，對朝鮮醫學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本草綱目》於十七世紀已流傳到朝鮮。
清代著作《醫宗金鑒》也於十八世紀末已傳去朝鮮。
朝鮮種痘法是由中國傳去的，後來，朝鮮又先後翻印發行中國朱純嘏著《痘疹定論》二卷和曾香田著《痘疹會通》四卷，
從而使人痘種法知識在朝鮮進一步得到廣泛普及。
在清代，朝鮮醫書也傳入到中國，清乾隆三年(1738)清使節從朝鮮回國時，朝鮮贈送《東醫寶鑒》一帙二十五卷。
朝鮮李景華撰《廣濟秘笈》、康命吉撰《濟眾新編》、黃度淵撰《醫宗損益》等醫書，相繼傳入我國。
朝鮮法醫學傢具實奎以中國法醫書《無冤錄》、《洗冤錄》和《平冤錄》為基礎，結合朝鮮的實情作增刪，
撰寫了《增修無冤錄》上、下篇，分別於1792年10月和1797年7月兩次刊行並頒布全國。
較早的西醫漢譯本《全體新淪》、《西醫略論》、《內科新論》、《婦嬰新說》、《博物新編》等書也在十九世紀中葉，
由中國經朝鮮崔漢綺介紹到朝鮮去，在朝鮮起到了西醫啟蒙作用。
二、中日醫藥交流
清朝與日本之醫藥市舶往還，大體與明時相似，日本漢方醫學的發展以內部諸學派的興起和自創一說為主，
可稱之為中日醫藥交流的理論獨創期。
1、漢方醫學諸學派
明代中晚期在日本盛行的「道三流」後世派醫學，至清初已漸成末響，饗庭庵(1615∼1673)，林市之進等雖為曲直瀨玄朔、
曲直瀨正純之門下，但以宗劉完素、張子和之說為主，形成了「後世別派」，皆以天人合一、運氣論、原病論等為主旨，
道三派之外而宗李朱醫學者的香月半山(1656∼1740)，本宋儒性理及金元諸家論旨,倡「一氣流行說」，
解釋外邪內傷病機，論傳染疾病奧旨，撥中國歷代醫家著述之萃，立論穩健。
而此時有名古屋玄醫(1627∼1733)崛起，與後世派相擷抗，為「古方派」鼻祖。宗喻嘉言，推重《尚論篇》、《醫門法律》，
以張仲景為師，主張「依張仲景之意但不為仲景之方所拘束」，重臨證親試，依實際立淪，
於是醫學面目煥然一新，玄醫門下，新論迭出：
如東洞之「萬病一毒」，認為則水谷濁氣留滯於腹成毒，毒動則萬病發；外邪亦毒，則由感受，致病；
治療惟有去毒，用藥即以毒攻毒。又因切脈不足證，以張仲景書本有按腹而診，東洞遂大力提倡。
腹診之法至今為日本漢方醫所宗。
對東洞理論，起而排擊之者有後藤慕庵、淺井圖南等，尤其望月鹿門(1680∼1750)為中堅，指出東洞雖曰「師仲景」，
實為「因子和」，「背理傷道」，「不殺人者殆稀」。主張中庸折衷，信古方，用新方，遂楊折衷一派(又稱考證學派)。
多純元孝(1695∼1766)創躋壽館，為折衷派根柢。
折衷派在學術上企圖調和各家，故理論趨於平凡；而考證醫籍雖多穿鑿，但綜成漢醫大系，厥功甚大。
2、中國醫家赴日與學術傳播
清代中國醫生仍不斷有到日本行醫或傳授醫學，如1627年後任唐通事的馬榮宇入籍於日。
其子壽安(號有松)，以北山道長著名，在大阪開業行醫。頗有聲謄，遺有《北山醫案》、《北山醫話》等著作十餘種。
又有戴笠，字曼公(1596∼1672)杭州仁和人，為龔廷賢晚年弟子，尤精痘科，同時精書法、詩文、篆刻等。
順治十年(1653)因慨嘆明之滅亡，避難到日，吉川氏之臣池田正直從之學書法，後學痘科，傳給《痘疹治術傳》、
「婦人治痘傳」、《痘疹百死傳》等醫書12種，以及生理、病理圖七種，池田正直盡得其秘，池田家從此專業痘科，
其四世孫瑞仙尤精。寬政年間(1789∼1800)專設痘科，瑞仙擢為醫官充任此職，是日本有痘科之始。
從曼公學醫者，另有高天漪、北山道長等。高天漪為本年從福建到日任庸通事的高壽覺的後裔，
以書法著名，列為儒官，精醫。曾獻太上皇《養生編》。
浙江金華府人陳明德，慶安年間(1648∼？)來到日本，更名穎川入德，善醫，所投藥餌能起死回生，最精小兒科，
長崎人挽留不讓回國，子孫承其業，著有《心醫錄》行世。
此期間到日本江戶開業行醫之王寧宇，名聲甚大，從之學醫頗多。門人中有任幕府醫官者。當時此派醫術最盛。
稍後，1703年有杭州醫師陸文齊到日；1718年有蘇州醫師吳載南到日；
1721年有蘇州醫師陳振先及福建汀州醫師朱來章到日；1725年朱來章又率朱子章、朱佩章到日；
同年蘇州醫師周歧來到日；1726年蘇州醫師趙淞陽到日，此中以陳振先與朱子章為最有著名。
朱子章到日，幕府發通告，命令醫學有疑義可向其質疑問難。幕府醫官今大路道三、栗本瑞見皆曾致書請教。
但朱子章一年後即病死，陳振先則到達長崎後到鄰近山野踏訪採集，得藥草162種，著《功能書》，
經井元成加以和名，即《陳振先藥草功能書》。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此期對中國醫書的翻刊。日本自1606年得金陵版《本草綱目》，後來又得兩部(內一部缺卷四)，
1638年，有人據夏良心江西刻本(1603)翻刻，後又多次重刻；1645年翻刻過《諸病源候論》
1663年翻刻陳實功《外科正宗》等書。這些中國醫籍的翻刻，對日本醫學起了擴大傳播的作用。
三、中國與歐美國家的醫藥交流
清初的中外醫藥交流，並沒有因朝代的更變而中斷。明末來華的傳教士繼續留在中國，
與清廷合作從事傳教活動，並承擔文化交流的使者。
(一)中國醫藥外傳歐美
明末清初，中西醫藥交流頗為頻繁，其中以傳教士向中國介紹西醫藥知識為多；但從雍正開始禁教後，
傳教士感到在華行醫傳教難以進行，他們便轉而研究中醫中藥，並將這些內容介紹到歐洲。
傳教士選擇了中醫的脈學、針灸學和本草學三部分內容向歐洲介紹中國的醫藥知識。
最早介紹脈學的是卜彌格的《醫論》，康熙十五年(1676年)米蘭出版了它的義大利文譯本，十年後，
紐倫堡天然藥物研究雜纂補編，收錄了此書。英國名醫弗洛伊爾(J.Flover)受卜彌格譯述的中醫脈學的啟示，
致力於脈搏研究，並把他譯述中醫學的拉丁文稿譯成英文，連同他自己所著的《醫生診脈表》
書於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在倫敦出版。弗洛伊爾是近代最早發明和研究用表來計數脈搏作為診斷方法的醫學家，
他自己認為對脈和吸呼的研究是受中醫脈學的啟發，從此了解中國脈學的人數日漸增多。
針灸學方面，馬可波羅在一封信中曾談到過中國醫療用的針，十七世紀針灸術已引起一部分歐洲人的注意，
天主教士Du Helbe將針灸術傳入歐洲。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旁特最早記載了針術〔順冶十五年，1658年〕；
另一職員布紹夫〔M.Dusschof)用艾法治癒自己多年的痛風症，因而向荷蘭介紹灸術，後破譯成英文(康熙十五年，1676年)。
同年吉爾弗西斯用德文寫《灸術》一書。十八世紀以後歐洲人對針灸術認識漸多，出版介紹針灸的書約50種，
德、法、英、瑞典、捷克等國均有介紹。愛爾蘭出版了一本關於論述灸術的生理作用的專書。
清代向歐洲介紹中醫中藥的重要人物當推杜赫德(Du Halde)他根據傳教士寄回歐洲的各材料編寫成四大卷
《中國及韃靼中國的地理、歷史、王朝、政治情況全志》(簡稱《中國全志》)，雍正十三年(1735年)在巴黎出版。
其中第三卷翻譯了《脈訣》、《本草綱目》、《本草》(第一卷)《神農本草》、《名醫別錄》、《陶弘景本草》、
《醫藥匯錄》等諸書(不是全譯)，卷首為中醫診脈圖，同冊還撰有「中國醫術」一文，書中介紹了阿膠、五倍子的用途，
記述了人蔘、茶、海馬、麝香、冬蟲夏草以及雲貴川的山芪、大黃、當歸、白臘蟲、烏桕樹等等；
第二卷也介紹了若干中藥。杜赫德的書，不久便被譯成英文和德文，在西歐頗有影響。
達爾文在其關於物種變異的研究著述中，間接引述了《本草綱目》中關於金魚變色的記述，並稱之為中國的百科全書。
初據步材料，從1700年到1840年的140年中，西方出版的關於中醫藥的書籍(不包括文章)共約60餘種，
計針灸方面47種(法22、德12、英8、愛爾蘭1、捷克2、瑞典1、義大利2)，脈學5種(法3、意3、英1)，
臨床方面2種(法1、俄1)，藥學方面1種(法)，醫學史方面2種(Pemusat著的法文版《關於中國醫學史研究》
和Pearson撰寫的英文版《中國醫學史》)。從數字上看，這一階段已有七個國家出版了針灸書籍，
說明針灸是此階段受到注意的重點，另外，臨床方面的外科、產科、以及醫學史也開始受到注意，
從國家上看，這一階段以法、德、英等國出版這方面的書籍為最多。
(二)西洋醫學的傳入
1、十七、十八世紀傳教土的醫藥活動
清初傳教士的境遇遠不如明末，然而這段時期的醫藥活動卻比明末頻繁，這主要得益於康熙帝的獎掖。
康熙三十一年(1692)康熙身患瘧疾，法國傳教士張誠(P.Joan Franciscus Gerbillon，1654∼∼1707)
和葡萄牙傳教士徐日升(P.thomas Pereyra，1645∼1708)，用錠劑減輕了他的疾病，
以後法國傳教洪若翰(P.Joames Fontaney，1643∼1710)和劉應(Mgr Claudusde Visdelou，1656∼1737)
又將一磅從印度寄來有金雞納皮送入宮中、，皇上未達藥性，派四大臣親驗，先令患瘧者（人）服之，皆愈。
四大臣自服少許，亦覺無害，遂請皇上進用，不日瘧瘳。」（(法國)樊國梁《燕京開教略》中篇37頁），
康熙因此信任傳教士，並「特於皇城西安門賜廣廈一所(即北堂，又稱救世堂)」。
當時在華從事醫藥活動，並與康熙帝有關的還有傳教士羅德先、羅懷忠、安泰修士、樊繼訓等。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命法國傳教士白晉(P.Joach Bouvet，1656∼1730，字明遠，1685年來華)
和巴多明(P.Dominicus Pareniu，1665∼1741，字克安，1698年離歐洲來華)進宮講解人體解剖學，
他們引用十七世紀法國著名解剖學家韋爾內(Guichrd Josephdu Verney，1648∼1730)的著作、
戴尼(Dienis)的著作和丹麥解剖學家、哥本哈根大學教授托馬斯.巴托林(Thomas Bartholin，1616∼1680)的
《新的普遍觀察》(De unicorn observarions novae阿姆斯特丹1678年)，編譯成滿文的講義，附有大量插圖，
康熙傳旨將講義及插圖用滿文整理繕寫，並裝訂成冊，共計九卷。內容有解剖、血液循環、化學、毒物學和藥物學。
巴多明稱此書為《按血液循環理論及戴尼斯發現而編成的人體解剖學》
(L.anat omie de I.homme suivant la circularion du sang,et lesnouvelles decouvertes par Dinis)此書引用的原著，
均屬於法國進步學者所著，代表了十七世紀歐洲醫學界的新潮流。康熙定名為《欽定格體全錄》
但此書因故沒有出版發行，使中國學者失去了解接觸西方最新醫學成就的機會。
這部滿文講義稿當時分抄三部，一部藏北京文淵閣，一部藏暢春園，一部藏於避署山莊。
巴多明把手稿寄往法國科學院。
康熙晚年宣布禁教，雍正二年（1724年）2月11日禮部正式發布禁教命令，至乾隆年間繼續實行禁教，
一直到十九世紀上半葉，在將近一百年的時間裡，中國處於閉關自守的局面。不過清政府明文規定的是禁止傳教，
並沒有拒絕傳教士傳授的西學。這樣，當時在清廷中供職的傳教士因其通曉並傳授西方科技，
而被允許繼續留在北京；另一方面，個別有特長的傳教士仍從歐洲來到北京，這使得中西文化的交流並未因此完全中斷。
十八世紀滯留在華的傳教士處境艱難，在難以打開局面的情況下，他們紛紛轉而研究中國文化。
懂醫的教士在從事醫療活動的同時，並注意探討中醫中藥學，而西醫的傳播就相應地處於停滯不前的局面。
回顧十九世紀前耶酥會士在華的醫療活動，我門不難發現一個事實：
清初(1800年以前)傳教士則依靠他們手中掌握的醫療技術和藥物得以接近帝王，並能在禁教時伴其左右，
繼續從事醫療活動。不過與明代不同的是：他們在文字方面宣傳得少，介紹的醫學知識亦有限，
醫療話動基本局限在臨床治療上。這是因為在禁教期間，教會派到中國的多是具有臨床經驗的醫生，
通過這些通醫術的傳教士的活動，以達到醫病傳道的目的。所以清初學者所接受的西醫知識，
仍是由明末傳教士所翻譯介紹的。如王宏翰所著的《醫學原始》主要採納了《性學（牜角）述》的「辨覺性靈性」
篇和四體液學說、《空際格致》的「四元行說」，以及《泰西水法》和《主制群征》中的醫學內容。
王學權在《重慶堂隨筆》中以鄧玉函的《泰西人身說概》中的內容附會中醫學，趙學敏的《本草綱目拾遺》，
其中「藥露製法」便是取之於熊三拔的《泰西水法》)，並以中醫理論加以修飾。
2、十九世紀前期傳教士的醫藥活動自禁教起，中西交流僅限於廣州十三行內所進的商業貿易。
為照顧在華的商人，東印度公司專聘醫生經常來廣州、澳門為他們醫病檢查身體，這些醫生有時也為當地的百姓治病。
東印度醫生中最早博得華人信任的皮爾遜(Alexander Paerson)，從嘉慶十年(1805)起他為當地的小孩種牛痘。
疫苗由在澳門經商的葡萄牙人Hewit利用活人從馬尼拉利用海路帶到澳門的。從嘉慶十一年(1806年)起，
皮爾遜僱傭了許多中國助手，其中最出色的是邱熺，外國人都稱他為A.Hequa，在中國人的幫助下，
皮爾遜的種痘工作由城市推廣到農村，1815年在廣州行街的行商公所開設了診所，
每九天由一個中國痘師給15∼40個兒童種痘。皮爾遜則在一旁監督。邱熺雖不懂醫術，但從主持這家診所起，
手種不知多少萬人，而從學者亦日眾，常被請到各地施種，還曾巡至「都中四傳種法」。
邱熺晚年體力不支，由其子邱昶繼承父業。
皮爾遜在剛開始種痘時，就編寫了一本介紹種痘術的小冊子，名為《新訂種痘奇法詳悉》，
由乾隆年間來華的傳教士斯湯頓(George Thomas Staunton)譯中文。嘉慶十年(1805)出版，
封面題為《英吉利國新出種痘奇書》，是為最早介紹種牛痘術的書籍，此書介紹了琴納氏發明牛痘法的過程、
種痘法西傳的途徑、分析了牛痘種與天花痘種的不同，並詳細地描述了種痘的方法、過程、選用的器具、
及臨床症状，扉頁附有圖形，畫有種痘的方位、真痘形狀等。最後，介紹了取種和藏種的方法。
邱熺著有《引痘淪》，初刊於嘉慶二十二年(1817)，其中收編了皮爾遜作品的一部分內容，書中以介紹牛痘接種法、
留漿養苗、取漿、度苗、真假痘辨、種痘的工具等為主，附有部分治療併發症的藥物。
此書是我國傳播牛痘法最主要的方書，復刊本不下四五十種。
十九世紀初的三十年中，在廣東地區從事醫藥活動的主要是東印度公司的隨船醫生和傳教士，
而東印度公司也參與了這項活動，十九世紀第一個來華的傳教士是倫敦會牧師馬禮遜。
嘉慶二十五年(1820)馬禮遜和李溫斯頓在澳門開設一診所，聘請一位懂中醫中藥的華人作助手，
專為貧苦百姓服務，救助身體及其靈魂。這是基督教在華開設的第一家醫療診所，也是他們在華醫院傳教的開始。
開辦這家診所，不單是為了救治病人，也是出於馬禮遜、李溫斯頓對中藥的興趣，
李溫斯頓當時就想看看中國藥材是否「可以對現今西方所掌握的，能減輕人類痛苦的方法，作些什麼補充。」
（Chinese Recoder，Vol18，1887，P3920）。他們為此建立了一個藏有800卷以上中醫書籍的圖書館，
並配備了各色各樣的中藥，讓他們聘請的中醫醫生講解各種草藥的性能。
道光七年(1827)起任東印度公司醫生的是郭雷樞(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1796∼1879)
他曾在英國雷塞斯病院(Leicestr Infirmary)和聖湯瑪斯(St Thomas Hospital)醫院學醫。那年在東印度公司的贊助下，
他在澳門租憑兩所平房開設了一所眼科醫院(Ophrhalmic Hospital)這是個慈善機構，
窮苦病人持有公司發給的免費證明便可赴診，也有酌收藥費的。
郭雷樞醫療工作的成功，使他意識到一個新問題，道光十六年(1836)他提出，向中國遣派傳教土的同時，還應當派醫學傳教士：
「代替他們所進行的，有系統的正規教學和傳道的是，應當讓他們治療病人，滿足病人的需要，在他們的醫療實踐中，
還要滲入宗教、哲學、醫學、化學等，」這一觀點代表了當時在華傳教士的心跡，因而立即為他們所接受。
自此，西方各差會派進來華的傳教士皆假醫藥活動接近百姓，獲取信任，繼而達到傳教目的。
伯駕(Peter Parkerl804∼1889)是第一位來華的從事醫藥傳教事業中的牧師。他曾在美國攻讀醫科，
道光十三年(1833)受美國公理會國外佈道會派遺來到中國，在新加坡學中文，
道光十五年(1835年11月1日)伯駕在廣州新豆欄街(Hog Lane)豐泰行三號租得一幢房子，
開設了「眼科醫局」(Ophthalmic Hospial)，第二年春天怡和行的伍秉鑒又租了車泰行7號，
在這所新醫館的出口處寫著「博濟醫院(Pu，AilYuan，Hospital of Universal Love)為廣州博濟醫院的前身，
當時外人仍稱為(Ophthalmic Infirmary，以後定名為The Canton Hospital(廣東醫院)
（Edward V.(iulick，Perer Parkerand Openingif China，P.55)。道光十九年(1839)，中英因鴉片之事關係緊張，
伯駕因替林則徐間接治癒了疝氣病，而使林則徐對博濟醫院倍加讚許，伯駕也因此繼續留在醫院工作。
道光二十年(1840年7月5日)伯駕回國，博濟醫院遂中止了工作。
四、中國與東南亞醫藥的交流
越南在15世紀以前，常採用中國的原版醫書，之後，他們開始自己編印醫書。據《越南史要》所載，
黎朝宰相之子黎有卓，熱心醫藥，愛好中醫，尊崇《黃帝內經》。
在此基礎上，他又刻苦鑽研馮楚贍的《馮氏錦曩秘錄》、張景岳的《景岳全書》、趙獻可《醫貫》，
結合臨床經驗，編成了《海上醫宗心領全帙》66卷(1770)。該書內容豐富，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此外，越南人還撰有《南藥考辨》、《南藥神效》等書，吸收了中國醫藥的學術思想。
中國醫學大約在13世紀中葉速古台王朝時就傳入泰國，在僑居泰國的華人中，就有通曉醫藥的，
在阿瑜陀耶王朝時(1350∼1767)，在都市中就有華僑出售中國藥材。
廣東省澄海縣東里鄉旅泰的李松青是有名可考的第一個代客煎藥贈醫的華僑醫生，
他在曼谷創辦李天順堂藥材店，世代相傳，成為藥業世家。
《清史稿.暹羅傳》記載了入貢的有沉香、冰片、犀角、通大海、龍涎香等十餘種海藥，清廷曾回贈給人蔘等，
並對暹羅藥商予以優惠待遇。
一、《本草崇原》
《本草崇原》，三卷，約始撰於康熙十三年(1674)，著者張志聰歿而書未成，後由弟子高世栻續成。
繼而王琦訪得副本，校刊後刻入《醫林指月》叢書，時已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以後續有翻刻。
此書摘錄《本草綱目》中本經藥233味，(另有附品56種)，作「崇原」之論，自序雲「詮釋《本經》闡明藥性，
端本五運六氣之理，解釋詳備，」有探討藥性理論之意，藥分上中下三品，從藥物性味、生成、陰陽五行屬性、
形色等入手，結合主治疾病之機理，闡明功效，崇本求原思想，對徐大椿、陳修園等影響頗大。
二、《證治匯補》
《證治匯補》八卷，康熙二十六年(1687)刊，李用粹(字修之，號惺庵，十七世紀浙江鄞縣人)撰。
此書分為提綱、內因、外體、上竅、陶隔、腹脅、腰膝以及下竅八類，已與過去諸書不同，以內科雜病為主，
論述復見集中。介紹八十餘種較常見疾病病證，每症列為一章，每章又分數節，先引《內經》，後選諸家並註明出於何書，
分析原因、外候、辨證、脈象、治法、用藥、附證、方劑等，均為詳而不繁，備而不見。深為臨床醫家使用所稱便。
三、《本草備要》
《本草備要》，8卷，汪昂撰，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刊，本書可視為臨床藥物手冊，亦為醫學門徑書。
主要取材於《本草綱目》和《神農本草經疏》。卷首為藥性總義，統論藥物性味，歸經及炮製大要：
卷一草部藥191種，卷二木部藥83種，卷三果部藥31種，卷四谷菜部藥40種，卷五金石水木部藥58種，
卷六禽獸部藥25種，卷七鱗介魚虫部藥41種，卷八人部藥9種，共計478種。每藥先辨其氣、味、形、色，
次述所八經絡、功用、主治，並根據藥物所屬之「十劑」，分記於該藥之首。後世刊本又增附藥圖400餘幅，
更臻完善。此書刊本亦多，流傳甚廣。
四、《張氏醫通》
《張氏醫通》為綜合性醫書，十六卷，清·張璐撰於康熙三十四年(1695)，此書前十二卷論病，
包括內、外、婦、兒及五官等科，分門分證，徵引古代文獻及歷代醫家醫論，每病先列《內經》、
《金匱要略》之論述，次引後世如孫思邈、李東垣、朱丹溪、趙獻可、薛己、張介賓、繆仲淳、喻嘉言等諸家之說，
同時結合個人臨證經驗發表議論，但大抵不外折衷成綜合諸家觀點，無多創見。不過，整體醫學思想，
比較與薛己、張介賓相近，並闡發「陽非有餘，真陰不足」論甚力。自中風至嬰兒共分十六門，每門又分子目，
體例實取法於王肯堂《證治準繩》，而選輯更為精審。後四卷論方，共分94門,祖方一卷，專論方祖源委，
分析其配伍、功能與治療之證。另三卷為專方，以病證分門集方，並有方解。
此外，以《張氏醫通》命名而實為《張氏醫書七種》者，輯刊於1699年，包括《張氏醫通」、《本經逢原》、
《診宗三味》、《傷寒緒論》、《傷寒纘論》、《傷寒舌鑒》、《傷寒兼證析義》，是刊叢書。
五、《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
《古今圖書集成》是中國最大的一部類書，康熙帝1683年完全統一中國以後，一面大興文字獄，厲行思想統治政策，
一面又大開科舉之門，籠絡知識分子編書校書。於康熙中期，誠親王胤祉命進士陳夢雷編《古今圖書彙編》歷十餘年而成，
康熙帝命改名《古今圖書集成》，其部六千有餘，其卷一萬，集經史諸子百家之大成，集經史諸子百家之大成。
《醫部全錄》原隸此書「博物彙編、藝術典」下之「醫部匯考」，共520卷，分類輯錄自《內經》至清初120餘種醫學文獻，
有古典醫籍的注釋，各種疾病的辨證論治，醫學藝術，記事及醫家傳略等，記述系統，分門別類明確，
各科證治有論有方，引證材科均一一詳註出處，標明書目、篇目和作者，便於查對原書，是一部比較全面的醫學文獻參考書。
此書清末有影印本、鉛印本，1934年中華書局出版縮印本。1962年，人民衛生出版社將《醫部全錄》排印分成十二冊出版，
訂為醫經注釋，脈診，外診法，臟腑身形，諸疾，外科，婦科，兒科，總論及列傳。藝文、紀事、雜論、
外編等(共八個部分)，但將其中「太素脈訣」，「產圖」等予以刪去，對研究者為一缺憾。
六、《外科證治全生集》
《外科證治全生集》，又名《外科全生集》，1卷，刊於乾隆五年(1740)。
五維德整理祖傳秘術及生平經驗而成《外科全生集》。此書後經清末馬培之重新分卷並作評註，以前集三卷、後集三卷流行。
王氏書先總述癰疽病因、證候、診法並列症29種。按人體上、中、下三部分論外科病證治療，併兼以內、婦、
兒各科病症治療經驗，計外科效方75首，雜病驗方48首。另介紹200餘種外科常用藥之性能及其他炮製，
復附有作者治驗之案，甚便於臨床施用。
七、《目經大成》
《目經大成》為清代眼科名著之一，黃庭鏡(1704∼?)著，於乾隆六年〔1741〕草成此書，此後四易其稿，但未付梓。
弟子鄧學禮(贊夫)得悉此書後於嘉慶十年刊行，更名為《目科正宗》，刊行九年後被黃庭鏡之孫得見，
遂以家藏舊本相校後刊印，悉還原貌。嘉慶二十三年(1818)問世，全書共23萬餘字，居歷代眼科專著之魁。
書共三卷。卷一定論，卷二考症，卷三類方。卷首之論20餘篇，並設「立案式」，其論症，按病因分凡12類，
按病症分為89症。書末收載眼科方劑229首，闡明方義、細論化裁加減變化，更收外治方19首，俱實用尚有效者。
八、《醫宗金鑒》
《醫宗金鑒》九十卷，吳謙等撰於乾隆四年至七年(1739∼1742)，為政府組織編修之大型醫學全書。此書編纂、選材甚精，
用功甚勤，理法甚嚴，共計有十五種：《訂正仲景全書傷寒論注》、《訂正金匱要略注》、《刪補名醫方論》、
《四診心法要訣》、《運氣要訣》、《傷寒心法要訣》、《雜病心法要訣》、《婦科心法要訣》、《幼科心法要訣》、
《痘疹心法要訣》、《種痘心法要旨》、《外科心法要訣》、《眼科心法要訣》，《刺灸心法要訣》、
《正骨心法要旨》。由於吳氏崇尚仲景學說，故傷寒、金匱內容所佔比例頗大，並列於卷前。
此書所包括之分立各科，已略與今之分科相同，而並不收入祝由科之類，或亦著作者於巫術迷信有所抵拒，
但如種痘心法，備加讚揚賞析，並詳作介紹。亦見接納先進醫術之例、正骨心法從《內經》理論而至具體摸按、
端提、按摩、推拿手法，及人體骨骼解剖、竹簾夾板等器械圖解，一一詳明，有論有法，注重實際，收取各方經驗，
確為歷代骨傷科專著中最好一種，其它各種多類此，各具特色。所以本書實為歷來醫學叢書、全書中最精當、完備、
簡要而實用之一部。刊刻之後，受到廣大讀者歡迎，為中醫臨證重要讀物，並成為清代醫學標準教科書。
九、《醫學源流論》
《醫學源流論》二卷，徐大椿撰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此書堪稱為「徐大椿醫學論文集」，共收其評論文章九十九篇。
上卷為經絡臟腑、脈、病、方藥，下卷則治法、書論(並各科)、古今。縱橫捭闔，觸及之處，每有新見，發前人之未發，
言常人所不敢言，尤針砭時弊甚多，論述道理深湛，中醫史上正缺如此大手筆之評論家也，大椿實古今第一人。
本書頗多先進之論，例如作「治人必考其驗否論」，指斥「今之醫者，事事反此，惟記方數首，擇時尚之藥數種，
不論何病何症，總以此塞責，他認為，「若醫者能以此法(效驗)自考，必成良醫；
病家以此法考醫者，必不為庸醫之所誤。」是頗具『實踐檢驗」為標準之義。種人痘法本非傳統，
當時推行尚多阻力，徐氏卻具真知灼見，指出有「九善」(九大好處)，作不遺餘力之提倡。
十、《本草綱目拾遺》
《本草綱目拾遺》十卷，趙學敏初撰於乾隆三十年(1765)，又續加補訂而畢於嘉慶八年(1803)，至趙學敏死後，
於同治三年(1864)方得初刊。以後則有多次重刊。
本書專為收錄《本草綱目》一書所未載之藥物而作，故名「拾遺」，共載921種藥物(包括附品藥205種)。
其中新增716種為《本草綱目》所未載、161種為對《本草綱目》已收藥物作補訂。書前「正誤」項下，
另糾正《本草綱目》錯誤34條。當時傳入的西醫藥資料，亦間見納入，如日精油、金雞納、刀創水(碘酒)、鼻沖水(氨水)等。
書中附有大量醫方，多得自採訪所記用藥經驗，簡便有效，亦是趙學敏重視「串雅」走方郎中本色。
本書無疑是清代新內容最多的本草著作之一，是對《本草綱目》的重要補充和發展，也是本草學的又一次系統總結。
十一、《續名醫類案》
《續名醫類案》36卷(原60卷)，魏之琇，成書於乾隆三十五年(1770)，魏氏本身是位學驗俱富的臨床醫家。
因鑒於明代《名醫類案》所選資料尚多缺漏,而明後新見醫案亦頗繁，乃「雜取近代醫書及史傳地誌、文集說部之類，
分門排纂。」全書分345門，內、外、婦、兒、五官等各科病症兼備，分類條理清楚，選案廣泛，
尤以急性傳染病治案所佔篇幅甚大，其中痘症(天花)即佔兩卷之多，亦可見當時傳染之烈及編撰者用心。
他個人治案大多述證明晰，辨證精審，論治熨貼，記錄詳盡；而於抄錄諸家案例，則加夾注和案後按語，著重於發明、
辨析有關案例證治異同，議論較為平正可取。
此書現有《四庫全書》本及同治、光緒年間刻本多種，1957年人民衛生出版社曾據信述堂重刊本(1885)影印出版。
十二《雜病源流犀燭》
《雜病源流犀燭》30卷，刊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沈金鰲撰，為《沈氏尊生書》主要組成部分。
該書七十二卷，另包括《脈象統類》、《諸脈主病詩》、《傷寒論綱目》、《婦科玉尺》、《幼科釋迷》、
《要藥分劑》等。本書在闡釋雜病方面是為專著，按贓腑經絡、風寒署濕燥、內傷外感、面部身形各門統括諸種雜病，
每門又分若干病證。述其原委，悉其形證，考其主治，因病用方，理法方藥比較契合。
全書七種於1773∼1774年合刻於無錫沈氏師儉堂，以後有多種合刻或單刻印本。
十三、《瘋門全書》
清·肖曉亭撰。為祖國醫學有關麻風病的三大專著之一。肖氏之書原為《癘病疾輯要》、《癘疾備要》各一卷，
成書於嘉慶元年(1796)，貧而未梓，後經袁春台等編校，命書名為《麻瘋全書》於道光十六年(1836)付印，此版本迄今未見。
道光二十三年(1843)以後多次刊刻流行版本均名為《瘋門全書》。1936年裘吉生之《珍本醫書集成》第七冊將該書收入。
1990年人民衛生出版社將該書重新點校出版。
該書對麻風病的傳染性傳播途徑及預防之法認識頗為正確，對症状體證之描述逼真而通俗，
治療原則他強調：「總以涼血和血為主，驅風驅濕為佐，審元氣之虛實，按六經以分治，斯治療之要道」。
他不同意本病必定複發或不能根除之說，認為其原因多因中斷治療或治療不徹底所致。
肖氏對本病提出內治九法(統治、分治、緩治、峻治、補治、瀉治、兼治、類治、余治)；
外治六法(針、灸、燒、熏洗、爛、敷)等，列有處方近170首，內容豐富，且善用大楓子肉。肖氏有經驗和學術觀點，
使祖國醫學關於本病辨證論治的理論更為充實，其治療經驗解放後也曾為麻風防治工作者吸取。
十四、《溫病條辨》
本書為溫病學的重要代表著作之一，共六卷，系清·吳瑭撰，嘉慶三年(1798)完成，前後化了六年時間。刊行之後，
為醫家所重，乃致翻刊重印達五十餘次之多，並有王孟英、葉霖等諸家評註本，或編為歌訣之普及本。
今之溫病學教材，取該書之說亦最多。
《溫病條辨》為吳瑭多年溫病學術研究和臨床總結的力作。全書以三焦辨證為主幹，前後貫穿，釋解溫病全過程辨治，
同時參以仲景六經辨證、劉河間溫熱病機、葉天士衛氣營血辨證及吳又可《溫疫論》等諸說，析理至微，病機甚明，
而治之有方。例如書中歸納溫病清絡、清營、育陰等治法，實是葉天士散存於醫案中之清熱養陰諸法的總結提高。
而分銀翹散作辛涼平劑、桑菊欽作辛涼輕劑、白虎湯為辛涼重劑，使氣分病變遣方用藥層次清晰、條理井然。
葉天士之驗方，在吳瑭手中一經化裁，便成桑菊飲、清宮湯、連梅湯等諸名方。足知吳瑭此書，不是僅僅為纂集而撰，
實是經心用意，為學術理論升華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