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傷科補要》
《傷科補要》4卷，刊於嘉慶十三年(1808)，作者錢秀昌，以傷科聞名，並輯其精義，綜合平素治療經驗，撰成此書。
卷一述人體要穴、正骨器械、骨度及脈訣；卷二述治傷三十六則，是治金瘡之理論及身體各部傷科疾病方法；
卷三治傷湯頭歌括；卷四選錄各家傷科要方及急救良方。
全書簡明實用，其中並載有楊木接骨法治癒骨折骨不連續之經驗，尤為難得。
十六、《傅青主女科》
《傅青主女科》又名《女科》，2卷，傅山撰，約成書於十七世紀，而至道光七年(1827)方有初刊本：
後收入《傅青主男女科》中，合刊本多《傅氏女科全集》，後附《產後篇》2卷。故或又為《女科·產後編》、
陸懋修《世補齋醫書》收入之校訂本、將女科析為8卷、八門。改稱《重訂傅徵君女科》、《產後編》改名《生化編》。
今本《傅青主女科》(《女科》)上卷載帶下、血崩、鬼胎、調經、種子等五門，每門下又分若干病候，計38條、39症、41方。
下卷則包括妊娠、小產、難產、正產、產後諸症，亦五門，共39條、41症、42方。《產後編》上卷包括產後總論、
產前產後方症宜忌及產後諸症治法三部，分列為17症；下卷繼之而分列26症，並附補篇一章。全書文字樸實，
論述簡明扼要，理法方藥謹嚴而實用，重視肝、脾、腎三臟病機，善用氣血培補、脾胃調理之法，故頗受婦產醫家推崇。
十七、《醫林改錯》
《醫林改錯》二卷，王清任撰刊於道光十年(1830)，是他訪驗臟腑四十二年嘔心瀝血之作，
也是我國中醫解剖學上具有重大革新意義的著作。
本書約有三分之一篇幅為解剖學內容，以其親眼所見，辨認胸腹內臟器官，與古代解剖作比較，
畫出他自認為是正確的十三幅解剖圖以改錯。從一般的解剖形態結構及毗鄰關係的大體描述論，王清任所改是十分準確的。
他發現了頸總動脈、主動脈、腹腔靜脈及全身血管之動靜脈區分；描述了大網膜、小網膜、胰腺、胰管、膽總管、肝管、
會厭及肝、膽、胃、腸、腎、膀胱等的形態和毗鄰關係。這些是很有革新和進步意義的。
但是，他對不少器官的命名和功能解釋從現代醫學觀點看是錯誤的。例如將主要的動脈稱為「氣總管」、「氣門」，
並認為動脈內無血而有氣，將主要靜脈稱為「榮總管」，認為血液及營養等靠它供應全身等等。
正是生理功能與解剖的新解釋使王清任在活血化瘀理論及臨床方面作出新的貢獻。本書約有一半以上內容即為此而作。
所創通竅活血湯、血府逐瘀湯、膈下逐瘀湯、補陽還五湯、少腹逐瘀湯等，分治五十餘種瘀症及半身不遂、癱痿、
痹症及難產等，實發前人之未發，且多可在臨床收到殊效。中醫學活血化瘀理論的建立，本書實有肇化之功。
此外，書中一再體現出不遵經、不崇古的革新創造精神。例如：他否定天花病因的「胎毒論」、否定「胎在子宮、
分經輪養」之論，認為「抽風不是風」，是因氣虛而血瘀。他接受「靈機記性不在心在腦」之新「腦髓說」，
並作了自己的發揮。《醫林改錯》體現了中醫學家革新的勇氣，其錯失之處，也是由於時代局限，
不能親自動手解剖以致未有精細觀察和進行實驗所致。
十八、《重樓玉鑰》
《重樓玉鑰》為喉科專著，鄭梅澗於乾隆年間撰。鄭梅澗根據家藏本及個人經驗心得、撰成《重樓玉鑰》，
之後經人輾轉傳抄，傳至天津，於道光十八年(1838)方由馮相等予以刻行。其子承翰(一作瀚，字苦溪，號樞扶)，
子鍾壽(祝三)等繼家學，世稱「南園喉科」。鄭承翰於1804年另撰《喉白闡微》1卷，一併刊行；
又有方成培《重樓玉鑰續編》2卷，亦附刊於內。此書為喉科名著，故翻印次數較多。
本書卷上共17則，首列「咽喉說」等八篇為咽喉病總論，言病因、證治及不治之症等；又列36種喉風名目，將咽喉、
口齒、唇舌各症均以「風」名，包括牙疳、喉間發白(白喉)等症，其治以紫地湯化裁。卷下「風針訣」，
包括行針手法、補瀉，禁忌及咽喉科常用的十四經經穴。此書對白喉診治及宜忌尤詳，主治之方為養陰清肺湯。
實為今日抗白喉合劑的祖方。
十九、《釐正按摩要術》
《釐正按摩要術》4卷，刊於光緒十四年(1888)，著者張振，張質(幼樵)校訂。
此書卷一辨證，除四診八綱之外，尤側重小兒望診，並載胸腹按診法，為同類文獻所罕有；卷二論立法，
包括按、摩、掐、揉、推、運、搓、搖等八種手法，及針灸、淬、砭、浴、熨、汗、吐、下等近三十種治法，
卷三論按摩取穴原則，強調八綱辨證與循經取穴之重要；卷四收錄小兒常見病24種，如驚風、疳症等，
述其治療經驗及推拿和多種內服外治方藥。尤其本書詳於辨證、立法、考穴，且以手法見長，並於每一手法均經圖說明，
甚具特點，為臨床家所歡迎而易施行。
一、喻昌
喻昌(1585∼1664)字嘉言，江西新建(古稱西昌)人，晚號西昌老人。崇禎三年(1630)以副榜貢生入都。曾上書欲有所為，
不見納，削髮為僧。不久又復蓄髮，游於江南。晚年潛心著述，開堂講授醫學，精研醫理，尤精《傷寒論》。
平生妙治甚多，治病多奇中，名振大江南北，民間多有傳說。
所著《尚論篇》《寓意草》《醫門法律》合刊本稱《喻氏三書》。另有《傷寒抉疑》或以《問答附篇》附於《尚論後篇》。
《生民切要》二卷，今未見。
二、傅山
傅山(1607∼1684)，初名鼎臣，字青竹，後改青主，又字仁仲，號公他，公之它、嗇廬、石道人、朱衣道人、丹崖翁等
不下二十餘稱。山西太原人。自幼穎悟。十四歲時為博士弟子員，二十歲補癝生。山不阿權貴，重氣節。
明亡隱為道士，居土穴養母，堅不仕清。
傅山博學多才，經史之外兼工佛、道、書法、繪畫、詩詞、音韻訓詁之學。世代知醫，故傅山明亡亦以醫問世，
設「衛生館」於太原三橋街，沉病痼疾，應手而愈，術治者眾。所著醫書遺稿，後人整理編為《傅青主女科》、
《傅青主男科》、《傅氏幼科》等。
三、張志聰
張志聰(約1630∼1674)，字隱庵，浙江杭州人。少年喪父，遂棄懦習醫，師事名醫張卿子，窮研醫理，於《內經》、
《傷寒論》頗有心得。構侶山堂於杭州香山，招同道、弟子數十人，講論醫學，為中醫醫學教育民間授徒形式之一大發展。
著《素問集注》、《靈樞集注》、《傷寒論宗印》、《金匱要略注》、《侶山堂類辨》、《本草崇原》等行於世，
《針灸秘傳》今佚。晚年又著《傷寒論綱目》九卷(1673)、復集《傷寒論》各家注而為《傷寒論集注》，
書未成而卒，由門人續篆為六卷。
四、張璐
張璐(1637∼1699)，字路玉，晚號石頑老人。江蘇蘇州人。明按察使張少峰之孫。少穎悟，習儒而兼攻醫。
明亡後棄儒業醫，隱居洞庭山十餘年，行醫著書，至老不倦。離鄉十六年，輯醫書一帙攜歸故里，故名之曰《醫歸》。
將其中《傷寒緒論》、《傷寒纘論》刻行。康熙中。取《醫歸》殘稿，從頭檢點，並易名《醫通》(《張氏醫通》)。
另著有《診宗三昧》一卷(1680)，專明脈理；《本經逢原》四卷(1695)，《千金方衍義》三十卷等。
後世彙輯成《張氏醫書七種》(又名《張氏醫通》)。
五、李延
李延(162∼1697)，原名彥貞，字期叔、我生，號辰山、寒村，上海南匯人。後遷松江，明大理評事李中立之子、
名醫李中梓之侄。早年習舉業，師事同郡舉人高孚遠，為得意門生。明亡參與復明抗清鬥爭至桂林投唐王，
失敗後避居浙江嘉興，後入平湖祜聖宮，以醫自給。治病多奇效，醫名大盛。著有《脈訣匯辨》十卷，
校正重刊賈所學《藥品化義》十三卷，並附撰《本草諭》、《君臣佐使論》、《藥有真偽論》、《藥論》，刊於卷首；
另著有《痘疹全書》、《醫學口訣》兩書，今未見。文學著作有《南吳舊話錄》、《論鷳亭集》等。
六、尤怡
尤怡(?∼1749)，字在涇(一作在京)，又字飲鶴，號拙吾，又號飼鶴山人，長洲(今江蘇吳縣)人。
少時家貧，曾在寺院??字為生。但聰明好學，能詩善文，性格沉靜，淡於名利。師事蘇州名醫馬俶，既得師傳，
懸壺於世，名噪於時。晚年診治技術益精，學習勤奮，博覽醫書，對仲景著作鑽研尤深，
所撰《金匱要略心典》三卷(1729)、《傷寒貫珠集》(1810年刊)，為研究仲景學說甚有影響之著作。
又著《金匱翼》八卷(1768)、《醫學讀書記》二卷(1729)、《靜香樓醫案》一卷，均行於世。
七、薛雪
薛雪(1661∼1750)字生白，號一瓢，又號槐雲道人、磨劍道人、牧牛老朽。江蘇吳縣人，與葉桂同時而齊名。
早年游於名儒燮之門，詩文俱佳，又工書畫，善拳技。後因母患濕熱之病，乃肆力於醫學，技藝日精。
薛雪一生為人，豪邁而復淡泊，年九十歲卒。
故也知薛雪並非專一業醫者，但他於濕熱證治特稱高手，所著《濕熱條辨》即成傳世之作，於溫病學貢獻甚大。
又嘗選輯《內經》原文，成《醫經原旨》六卷(1754)。唐大烈《吳醫匯講》錄其《日講雜記》八則，闡述醫理及用藥；
另有《膏丸檔子》(專刊稿)、《傷科方》、《薛一瓢瘧論》(抄本)等，亦傳為薛氏著作。《薛生白醫案》、
《掃葉庄醫案》則系後人所編。
八、葉桂
葉桂(1667∼1746)，字天士，號香岩，別號南陽先生、晚號上津老人。江蘇吳縣人，居上津橋。祖父葉時、
父葉朝采皆精醫，尤以兒科聞名。葉佳十二歲始從父學醫，十四父歿，遂師事父親門人朱某，所聞言即解，
但見每出師之上，乃更加窮精醫經。博覽群書，並能虛懷若谷，聞某醫善治某症，即往執弟子禮。至十八歲，
凡更十七師。於家傳兒科之外，兼通各科。先後得過王子接、周楊俊等名醫指點。懸壺於世，診疾能深明病源，
立方不拘成法，投藥每有奇效，治療之術常多變通，故一時名滿天下，為眾醫之冠，民間轟傳的「天醫星下凡」。
葉天士於溫熱病研究貢獻特大，於痘麻斑疹(天花、麻疹、猩紅熱等)類疾病治療尤為高手。
其對歷代名家溫熱病理論研究的根柢頗深，其溫病衛氣管血辨證綱領所之緣起，即在於對病程初、終、轉、
變規律的認識，以此乃使溫病學說、溫病學派卓然超拔，脫穎而出，故為溫病學理論奠基人物。
今傳《溫熱篇》、《臨證指南醫學》、《葉案存真》、《未刻本葉氏醫案》等，
多為門人記其口授或生前留下醫案記錄整理而成。顧景文、華岫雲等為尤著功者。
題為葉氏所作尚有《幼科心法》、《本事方釋義》(有乾隆十年自序)等。
九、徐大椿
徐大椿(1693∼1771)，原名大業，字靈胎，晚號洄溪老人。江蘇吳江松陵鎮人。祖父除（釒九），
康熙十八年(1679)鴻詞科翰林，任檢討職，纂修明史。父徐養浩，精水利之學，曾聘修《吳中水利志》。
大椿白幼習儒，旁及百家，聰明過人。年近三十，因家人多病而致力醫學，攻研歷代名醫之書，速成深邃。
懸壺濟世，洞明藥性，雖至重之疾，每能手到病除。
大椿精勤於學，平生著述甚豐，皆其所評論闡發，如《醫學源流論》(1757)、《醫貫砭》(1767)、
《蘭台軌範》(1764)《慎疾芻言》(1767)等，均能一掃成見，另樹一幟，實中醫史上千百年獨見之醫學評論大家。
又著《難經經釋》(1727)，《神農本草經百種錄》(1736)、《傷寒類方》(1759)及《內經詮釋》、
《六經病解》等，雖曰遵經詮釋之作，其中真知灼見亦頗不少。後人將其所著輯為《徐氏醫學全書十六種》等板行，
流傳甚廣影響極大。
徐大椿曾兩度奉詔赴京。首次為乾隆二十五年(1760)，直言質樸而得乾隆帝嘉賞，原擬留職京師，堅辭放歸隱居畫眉泉；
第二次乾隆三十六年，年已七十九歲，自知不豫，攜子徐爔同行，到京後三日死。死前自擬墓前對聯曰：
「滿山芳草仙人藥，一徑清風處士墳，」可謂平生寫照雲。
十、趙學敏
趙學敏(約1719∼1805)，字恕軒，號依吉，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其父曾任永春司馬，遷龍溪知縣。
乾隆間(1736∼1795)下沙大疫，其父延醫合藥，賴以生者數萬人。學敏與弟學楷，皆承父命讀儒學醫。
學敏博覽群書，凡家藏星曆、醫術、藥學之書，無不潛心研究，每有所得，即匯鈔成帙，積稿數千卷。
家有「養素園」，為試驗種藥之地，以察形性：有「利濟堂」，是診病療疾之所，兄弟寢食其間，治療多效。
族人趙柏云為走方醫，出所用有效方授之，學敏又合平生所錄奇方，著成《串雅內編》、
《串雅外編》(1759撰)各四卷，其一千眾條方或法。
乾隆三十(1765年)，又成《本草綱目拾遺》，補闕拾遺，為一代名著。
趙氏另有著作多種，惜乎僅成以上二書。
十一、吳瑭
吳瑭(1758∼1836)，字配珩，又字鞠通。江蘇淮陰人。少習儒，十九歲而父病亡，哀痛欲絕，遂廣購方書讀之。
至張仲景《傷寒論.序》「外逐榮辱，內忘身命」之論，乃慨然棄舉子業，專攻方術。乾隆癸卯〔1783〕秋，赴京師，
參與抄寫檢校《四庫全書》，得讀吳又可《溫疫論》，頓開茅塞。癸丑歲(1793)，京師流行溫疫，友人強起之治，
但所見大抵皆已因誤治而成壞病者，吳瑭治之，尚存活數十人，而死於世俗凡醫之手不可勝數。
吳瑭因而著成《溫病條辨》，前後化了六年時間，提出「三焦辨證」理論，故為溫病學派之圭臬。
此後吳氏以醫為業，孜孜汲汲四十餘年，屢起沉症。晚年著《醫醫病書》(1831)二卷，針砭時醫弊端，闡論醫德，
亦為世人所重。其醫案得後人彙輯整理成《吳鞠通先生醫案》(一名《吳氏醫案》)五卷(一作四卷)，亦醫家喜讀之書。
十二、余霖
余霖(十八世紀)，寧師愚，江蘇常州人。少業儒，屢試不第，遂改攻醫，博覽醫書。乾隆(1736∼1795)中寓居桐城，
以其父染時疫，為群醫誤治而亡，乃歸里奔喪。檢視所用者，皆治傷寒方。因之熱研本草，臨證三十年，經驗豐富，
乃著《疫疹一得》兩卷(1785)，著重論述疫疹證治，與吳又可《溫疫論》稍有異同。
其所倡導「非石膏不足以治熱疫」之說，豐富和發展了疫疹治法。
十三、陳修園
陳念祖(1766∼1823)，字修園。一字良有，號慎修，福建長樂湄村人。祖父陳居廊，博學通醫。
父陳廷啟，號二如，早逝。幼家貧，刻苦習儒，兼習古代醫典，尤推重仲景之書。早年肄業於福州鰲峰書院，
乾隆五十一年(1786)補諸生。此後曾隨泉州名醫蔡茗庄(宗玉)學。乾隆五十七年(1792)中舉人，宴寓京師，
時刑部郎中伊朝棟中風，不省人事，手足偏廢，湯米不入口者十餘日，群醫皆雲不治。修園治之，大劑而起，
聲名大震，求治者日盈其門。又次年，除授河北威縣知縣，赴任後於公務之暇，仍為人治病。
在恆山、保陽、高陽救災，災後溫瘧流行，誤死於庸醫者甚多，念祖乃精選一百零八首，編為《時方歇括》，
廣佈於世。陳為官廉明，縣誌記有政聲。嘉慶二十四年(1819)六十三歲，
以老病乞歸，講醫學於長樂嵩山井上草堂，徒甚眾。平生素多著述，另有《長沙方歌括》、《金匱方歌括》、
《傷寒醫訣串解》、《神農本草經讀》、《醫學三字經》、《醫學實在易》、《醫學從眾錄》、《女科要旨》、
《時方妙用》、《新方八陣砭》、《難經淺說》、《傷寒醫方集注》、《十藥神書註解》、《座訂柯注傷寒論讀》、
《重訂活人百問》、《新訂喻喜言醫案》、《醫醫偶錄》、《傷寒真方歌括》、《靈素節要篆注》等，
後世以十六種合刊編為《南雅堂醫書全集》(一作《陳修園醫書十六種》，或題為《公餘十六種》)刊行。
(另有《陳修園醫書》二十一種、六十種、七十種、七十二種等刊本，系其它醫家之作由書肆合刊之叢書。)
十四、王清任
王清任(1768∼1831)，字勛臣，河北省五田縣人。曾祖王凝機為歲貢生，後因不肯投充，而設藥肆托於醫。
清任初為邑武癢生，納粟得千總銜。為人剛直磊落，凡事主正義，在鄉鴉鴻橋河東村開小藥鋪時，
立匾額曰「正中堂」，故意小書「中」字，以譏縣衙，因而受到迫害。只好流落他鄉行醫。
其約於廿歲左右習醫，即發現「古人臟腑論及所繪之圖，立言起處自相矛盾」。十年間存更正之心而無腑腑可見。
直至1797年四月初旬，游醫於灤州稻地鎮，見諸義家中尿小兒因染瘟疹痢症而死以席裹半埋者甚多，而犬食之餘，
皆破腹露臟，於是不避污穢，每日清晨往看細視，如此一連十天，湊集看全三十餘人，大抵已明臟腑解剖位置。
但因胸中隔膜一片，其薄如紙，看時皆已破壞，未能驗明，時時牽記於心。後又觀察了兩個行刑犯人，
可惜「雖見臟腑，隔膜已破，仍未得見」。到(1829)年十二月十三日夜，遇江寧布政司恆敬公，
曾鎮守哈密，領兵喀什噶爾，所見誅戳屍最多，於隔膜一事最悉，乃拜叩而問，細細說明形狀，前後歷42年，
終於訪驗得確。於是繪出《臟腑圖記》，並成《醫林改錯》一書，時在道光庚寅年(1830)孟冬。
王清任作為一位傑出的醫學革新家，在所著《醫林改錯》中，一是比較準確地描述了胸腹腔內臟器官、血管等解剖位置，
較過去有改正，有發現；二是創活血化瘀新理論擬出許多新方，於臨床頗有奇效；三則否定胎養、
胎毒等陳說及綜成「靈機記性在腦不在心」新說，其貢獻巨大，值得肯定。
十五、王士維
王士推(1808∼)867)，字孟英，號夢隱(一作夢影)，又號潛齋，別號半痴山人，睡鄉散人、隨息居隱士、
海昌野雲氏(又作野雲氏)，祖籍浙江海寧鹽官，遷居錢塘(杭州)。曾祖王學權精於醫，著《重慶堂隨筆》即為士雄之誕年，
樂而作之。其思想開放，接受西說，作匯通之論，後亦影響及於士雄。祖父王國祥、父親王升亦業醫，
但士雄早年失怙，十四歲喪父，歷經貧困，二十餘至金華充任鹽行會計。因酷嗜醫學，稍有餘暇輒披閱方書，
故亦精於家學。後寓常山縣，道光十年(1830)以醫問世。初習《景岳全書》，療病多采溫補，經其母俞氏訓誡，
孟英受其啟迪，遂習用清滋之法，故治溫病，藥極平談而多奇中。遠近求治者車馬塞途，活人無算，屢起大症。
道光十七年(1837)，江浙因戰亂疫癘流行，愛女死於霍亂，乃於次年(1838)撰《霍亂論》。咸豐中定居上海，
益潛心於溫病研究及臨證，纂《溫熱經緯》五卷，(《自序》)書成於1852年，蓋成溫病學說之集大成者。
1862年，作《隨息居重訂霍亂論》1852年，刊定曾祖王學權《重慶堂隨筆》；1857年，撰作《歸硯錄》四卷；
1861年，刊《隨息居飲食譜》一卷；1853年，輯《潛齋簡效方》一卷(後附《潛齋醫話》)；1854年，
纂《四科簡要方》四卷，並有《彙刊經驗方》等。《王氏醫案》即《回春錄》、《仁術志》合編，仿編年之例，
自1824年至1857年，為初、續、三等三集，《歸硯錄》卷四則為醫案第四編。其所評註之書，有《女科輯要》、
《言醫選評》、《古今醫案選》等，傳另有《雞鳴錄》《聖濟方選》《舌辨》《柳州醫話注》、《願體醫話評註》等。
士雄晚景凄涼，顛沛流離，避居秀水(今浙江嘉興)濮院鎮，同治七年(1868)歿。
台灣，殷商時稱之為岱輿、員嶠，先秦稱瀛洲，漢代名曰東醍，三國時期，台灣被稱之為夷洲。至隋，改夷洲為流求。
周煌《琉球國志略》引中山世鑒稱為流虯，源於隋使依萬濤間見台灣地形如無角虯龍浮水中，始曰流虯。
流求一名一直被沿用至宋元時期，其間歷代史書雖在流求的書寫上時有不同，但字音始終未變。
如：琉求、留求、琉球等。到明代中葉始改稱為北港、東番，明末改為現名——台灣。
徐懷祖《台灣隨筆》：「惟明季莆田周嬰著《遠遊編》載《東番記》一篇，稱台灣為台員。蓋用閩音也」。
台灣一名沿用至今。公元230年，吳主「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台灣與大陸三國時代的吳國已有往來。自此之後，海峽兩岸之文化交流便日益增多，衛生保健習俗之交流與相互影響也得到發展。
南宋時澎湖隸屬福建晉江縣，元朝在澎湖設巡檢司，管轄澎湖、台灣民政，隸屬福建泉州同安縣(今廈門)。
1624年為荷蘭侵佔，1661年鄭成功收復。1683年，清代在台置府，屬福建，1885年改建為台灣省。
1895年被日本侵佔，1945年抗日勝利後歸還中國，雖然早期之文獻記錄醫藥衛生狀況甚少，
但從醫藥衛生民俗之關係史上調查分析，確是源遠流長的。譬如：產婦自食胎盤以求保健的習俗，
在台灣高山族與大陸福建、江浙一帶，同樣盛行，但已不如這種習俗已流傳了幾千年，
考《隋書.流求傳》所述「婦人產乳，必食子衣，產後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復」，
清楚說明海峽兩岸相同之保健習俗，其源在台灣，而且至少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
《隋書》所記：「候草榮枯以為年歲」，「木有楓、栝、樟……果、藥，同於江表」。
雖是記其歲時物產，但也充分說明其醫藥之相關性。以下再舉數例衛生保健習俗之相關性，也是很有趣的，
雖不能確定其直接的影響關係，但也有助於相關性的理解，譬如：
高山族在處理與親屬傳染病的關係時，「不與之共火、共水，或家族避遠之。對天花、赤痢二病，更是必隔離病於遠處，
或常棄村、舉社化遷（杜建《台灣中醫藥縱覽》中國中醫藥科枝出版社1993）。《舊唐書.李德裕》：
「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癘者，舉室棄之而去」，又如：高山族喜用菖蒲根擦拭，或服用，
以開竅、豁痰、理氣、活血、散風、祛濕等。《神農本草經》與唐宋本草學家、醫學家，對菖蒲作用及使用法之記述，
也與之基本相似，或更廣泛。再如高山族在產婦飲食與護理方法方面很重視：產後必先進薑湯，然後進糜粥，
數日後給以雞蛋、雞肉，忌食冷水、食豬肉。這種保健習俗恐怕也與大陸之習俗息息相關。
李時珍《本草綱目》引用《楊氏產乳方》(按：可能系指《新唐書》之《楊氏歸厚產乳集驗方》)；
「產後血滯，衝心不下，生薑五兩，水八升，煮三升，為三服」。再看看李時珍對雞肉入藥之描述：
「主治女人崩漏赤白沃，通神，辟不祥」。他還引用李鵬飛、馬益卿的論述，指出「烏雞宜產婦」，
「今俗產家，每產後即食雞，啖卵」。如此等等，十分耐人尋味。「土著族向無醫藥……與漢人接觸，始知藥效
（張炳補《台灣省通志》卷八上，台北，眾文圖書公司，1972引自《台灣中醫藥縱寬》），或可視之為大陸影響台灣者多。
一、台灣巫醫時代及原住民醫藥
(一)巫醫時代：
台灣巫醫時代主要系指清代早期以前，雖然現代並未絕跡，但早已並非醫療之主要方面。
巫醫在台灣約有兩類，其一是以原住民高山族之巫醫，巫師之原始活動延續下來者為代表。
其二是自18世紀以前陸續由大陸移居台灣之民眾帶去的巫醫或神醫習俗等派生的各神醫療活動。
對於前者，即台灣固有的巫醫習俗，清代乾隆進士，硫球(即台灣)副使——周煌，曾撰《琉球因志略》，
引《徐葆光錄》內容，敘述了當時台灣的僧、道、巫情況，指出台灣「無道士、尼姑，惟有僧，亦有男巫、女巫」。
可見台灣由於漢族移住已有僧，而男巫、女巫恐多系原住民之所信奉，台灣原住民對疾病之認識，在明、清時期及其前，
一般以鬼神作崇為主流，從事巫術者頗受族眾之尊敬與信賴，在社會上有著崇高的地位。其除疫、醫療，
甚或咒詛以使人病、傷亡者，均賴巫師、女巫為之。
黃叔璥(1662∼1721)於康熙時曾奉旨巡視台灣，編撰《台灣使槎錄》，其中有這樣一段記敘：
「庄秀才子洪雲，康熙三十八年(1699)……歸傢俱病，醫療罔效，後始悟前曾乞火於大傑嶺番婦，必為設向，
適郡中有漢人娶番婦者，因求解於婦，隨以口吮鸞夙臍中，各出草一莖，尋愈。番婦自言，初學咒時，坐臥良久，
如一樹在前，臥而誦向，樹立死，方為有靈。諸羅志作法詛咒名向」。「擅其技者，多老番婦」。
詛咒占卜之巫術等，曾為當局禁止者，故黃氏書稱「近年附郭諸社，畏法不敢為，稍遠則各社皆有」。
雖然九族之巫術多有不同，但其形形色色之根本意義並無不同。哈鴻潛教授等已進行了比較系統之論述
（哈鴻潛《高田原住民之醫藥考察》《中華醫史雜誌》1994，P5∼8），鈴木質《台灣蕃人風俗志》也明確指出：
「自古以來，山胞生病或遇到災禍的時候，都認為是神的旨意，所以一旦生病或遇到災禍，必定請巫師厭勝
……在山胞之間，醫術與厭勝是無法區分的」。（鈴木質原著，林川夫審定《台灣蕃人風俗志(探尋原住民的歷史)》
武陵出版有限公司1991，P264）。
大陸巫醫、神醫習俗傳入台灣者，
主要是福建以及沿海地區民眾移居台灣省者所帶入。有以醫藥神傳入者，有以醫藥知識傳入演變者，有與醫藥、
巫醫相兼而傳者。其傳入之時間已難以確考，現僅就其影響較大而持久者約有以下數則：
保生大帝：
是台灣最受崇拜的醫藥神，傳說所供以台南縣學甲鎮慈濟宮的保生大帝像為最早，
原系鄭成功收復台灣時由福建將宋代的雕像帶到台灣以供祭祀的遺物。還有一種說法，
認為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台灣發生傳染病流行，群醫束手無策，許多來自泉州、漳州的移民，紛紛回到故鄉，
將保生大帝的靈身帶到台灣供人祭拜，病皆治癒。從此，保生大帝就日益為台灣人民所信奉，建廟祭祀以求保佑之風更為普遍。
保生大帝，字華基，號雲沖，世尊吳真人。宋太宗興國四年(979)，三月十五日生於福建泉州同安縣白礁鄉。
少超悟好學，長以醫濟人，醫術高明，醫德高尚，深受民眾百姓之敬重。仁宗時，皇后病，群醫不效，
經吳施治而愈，授御史。景祜三年(1036)逝於鄉。據傳著有《吳本草》。吳逝世後，屢著靈跡，鄉人於白礁鄉建廟紀念。
《金門縣誌》：「明永樂太后患乳疾，甚劇，醫治不痊，洪熙太子榜求名醫，公化為道士，詣闕視疾……(灸治)遂愈，
太子喜，以金謝公，不受，乘白鶴而去，太子知為神醫，爰加封為萬壽無極，保生大帝廟曰保生，概取諸此」。
由此，迅速擴及廈門、漳州乃至台南而遍及全台。在保生大帝廟多設有藥籤，
藥籤還分為大人科、兒科、眼科、外科、婦科等，以大人科之藥籤最多。
例如，如南縣大人科有處方120個，其中如：永康保生宮保生大帝。第55首處方藥物組成為：常山、麥冬、檳榔各一錢，
柿蒂三錢，水八分煎五分。除藥籤外，保生大帝廟還印有《保生大帝濟世真經》，以及眾多的衛生保健、
疾病醫療類書藉等等。例如：《保生大帝濟世真經》開經偈「心是靈泉源遠流，日似河池液生津，遑遑名醫行天尊，
古帝神農嘗百草，醫治眾生得康寧，諸邪雜症療瘡癬，五臟六府相關連……歷代先賢精醫理，扁鵲華佗人所知，
保生顯靈中華土，閩境降生報親恩，攻讀詩書志為本，苦研岐黃又求精，替天宣化行大道，名醫救世不逞能，
宮中醫好皇族病，世人苦痛多呻吟，貧人增藥不收金，富貴人家求公平，數十年風霜星月，憑經驗醫好萬人，
名聲遠播在華夏，仁慈眾知呼名醫」。這種求籤醫治疾病的實質，無疑是唯心主義的，那些處方也經非保生大帝之顯靈，
其來源何在？日本吉元昭治先生曾向台南學甲鎮慈濟宮負責人詢問，回答是「相傳本廟藥籤是很久以前，
本地的名醫會集本宮，對各種疾病的處方進行研究，然後用藥簽的形式記錄下來，編成號，擺在保生大帝的神像前，
由求籤者向保安大帝求籤，祈求這一醫藥神的明示。據統計，在台灣各地現有大小保生大帝廟162座
（吉元昭治《道教與不老長壽醫學》(中文本)成都出版社1992），最有名的要屬台北市大龍峒的保安宮
（黃得時《保生在帝傳奇》，見《民俗台灣》第一輯武陵出版有限公司P133∼138引自《民俗台灣雜誌》(1943∼1945)，
也可見吳在台灣影響之深而廣泛了。
神農大帝：
是中國傳統醫學不分地區、種族的創始者，千秋供奉的醫藥神。神農嘗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始有醫藥的故事，
人所共知，相信此類習俗在閩粵人等移居台灣時，也帶至台灣並為其生活中所崇敬，至於建寺廟年年拜祭者似較晚。
據說，在台灣現存最早者為宜蘭的神農宮，始建於清代咸豐元年(1850)，此後相繼建成的以神農大帝作為主神的寺廟，
據統計有百餘座之多，亦可見台灣人民對之信仰、崇敬之懇切。據文獻載述，台北保安宮後殿供奉的神農像，
每逢四月二十八日，台省糧食、台藥公會、台北市商公會人員，都要聚集於此，舉行盛大的祭祀活動。
有病患者，也有拜祭神農以求安康。
浴於河以已疾：
台灣民眾在醫藥尚處於落後時期，多認為疾病系鬼神作祟，故多宰牛、豬以祈禱，或請響婆(即女巫)禳之，
也有投河沐浴以治病者。這一習俗雖富有迷信色彩，但其傳說還是有參考價值的。
一說為林謙光在清朝平定鄭克垓後撰輯《台灣紀略》所記：「疾病不足醫，輒浴於河，言大夫置藥水中，濟度諸番，
言冬月亦入水澡浴以為快」；一說：「或雲明太監三保，航海到台，見番俗頑冥，棄藥於水，浴可以已疾」。
這兩種傳說，均說明其時其地曾有知醫者企圖為原住民醫療的故事，只是因為原住民懷疑其能否有效而拒絕的情況，
或許有其一定的事實依據。大夫已不知何人，而三保則是指三保太監鄭和而言。鄭和(1371∼1435)，
明代宦官，航海家，回族，本姓馬，小字三保，由於其祖與父曾到伊斯蘭教聖地麥加，對外洋有所了解。
明初入宮為宦，從燕王起兵，賜姓鄭。永樂三年(1405年)率艦隊通使西洋，共計28年間，七次出國，
遠航曾達非洲東岸與紅海海口，促進了中國與亞洲30多個國家的文化交流。鄭和七次下西洋，
每次艦隊均由寶船62艘組成，率副使、水手、官兵27800餘人，其中包括保健醫生百餘人。
這個故事至少說明人門對醫藥的追思與幻想，或對未能得到醫藥知識有悔心情的一種補償性紀念，以求神靈的保護。
沐浴雖不能治癒疾病，但作為衛生保健無疑是良好的習慣。重要的是這種信念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心理治療，其作用或不可否認。
乩童、扶鸞之神諭：
台灣有關醫療保健方面的教諭，大多來自孫思邈(真人)、華佗、莊周、保生大帝、文衡聖帝(關羽)等古代名醫或所崇敬的神祗。
唐宋以來，閩粵沿海一帶零散移居台灣者不計其數，僅就有據可考者，如明末天啟(1621∼1627)時，大陸流民大批移入，
鄭芝龍就曾有組織的將福建飢民數萬人移居台灣，至公元1660年，大陸移居台灣者已達十萬人。
鄭成功於公元1661年率令數萬官兵在台南登陸，向荷蘭殖民者重申：台灣一向屬於中國，「自應把它歸還原主」，
次年2月1日荷蘭投降。鄭成功視台灣「以為根本之地『安頓將領家眷」以及數萬官兵與各類工藝、技術工匠、醫師等，
當屬治理台灣意料中之事，大陸不滿清朝統治者大批移居台灣。其後，清王朝為了消滅鄭氏在台的統治，
又於公元1683年，命施琅率戰船三百、水師兩萬，從鄭氏統治下完成了中國的統一大業。並於次年在台設一府三縣，
於台駐兵八千，澎湖駐兵二千。大陸民眾往台經商、教育、文化交流等更趨頻繁，中醫學在台灣傳播更加廣泛。
據統計，到公元1893年移穆居台灣大陸民眾已達254萬人。同時，民俗文化、巫術、乩童扶鸞等也迅速在澎湖、
台灣等蔓延，信民也日益增多，寺廟也多有興建，如在台南古廟內配置之道具即有大人藥籤筒、小孩藥籤筒等。
由於幾次數以萬計的有計劃移民，這些移民因原籍之不同，其文化、信仰等自然也有較大的差異。
正如黃叔璥於1662∼1721年間以御使巡視台灣時所作習俗調查指出：「台地民非土著，逋逃之淵藪，五方所雜處，
泉之人行乎泉，漳之人行乎漳，江浙兩粵之人，行乎江浙兩粵，未盡同風而異俗」。
由此可見，他們所帶到台灣的民俗文化、醫藥神等等，也有所不同。因而，在其各自的擴展、
影響下就形成了種種形似或有區別的民俗、風俗與醫藥神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