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九世紀初至抗日戰爭前的製藥工業
前已述及，19世紀50年代開始建立的早期西藥房，無論是外商或國人自己開辦的較大規模的藥房如老德記、科發、中西、
中法等藥房除經營進口西藥外，尚製造一些「本牌成藥」，但未形成製藥工廠或企業。
清末洋務運動期間，我國已開始建立民用工業，如繅絲廠、紡織廠等，也未見有製藥廠的興建。
最早在中國購地建藥廠的是英人施德之於1900年在上海開設的施德之藥廠。隨之華人也開辦藥廠，
如廣州的梁培基於1902年在廣州建立梁培基藥廠，1912年沈方知等於上海建立中華製藥公司，
此後，1917年建和平製藥公司(廣州)，1923年建九福製藥公司(上海)，1924年建唐拾義製藥廠(上海)。
上海、廣州是我國近代製藥工業的發祥地，以後逐漸擴展至其它城市，相繼建立了一批製藥公司、製藥社和製藥廠。
上海自1912年中華製藥公司建立後，至1924年陸續開設了93戶藥廠。不過這些藥廠一般都是規模不大，設備簡陋，
資金很少，產品單一。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藥進口恢復，藥價逐漸下降，這些藥廠無力與之競爭，紛紛倒閉，
最後只剩了10餘家。「五四」運動後，全國抵制日貨，提倡國貨，打開了國產成藥的銷路，
促使一些資本雄厚的藥房建立藥廠，如華生牛痘苗廠(1919)，五洲(1922)、中法(1925)、新亞(1926)、中國膠丸廠(1926)、
佛慈(1929〕、新光(1933)藥廠等。民族資本的製藥工業一度有所發展。
據統計至1936年末，上海共有藥廠58家，職工1500餘人，資本總額近300萬元。
廣州自1902年粱培基藥廠建立後，繼之建立的有唐拾義藥廠(1902），和平製藥公司(1917)，普濟等藥廠，
這些藥廠大多是進口西藥原料而後加工成製劑，如用奎寧製成發冷丸；用山道年製成疳積餅或散；
用阿斯匹林、非那西汀等製成止痛散等。據調查統計，1938年日軍侵佔廣州前夕，生產成藥製劑的藥廠有30餘家，
產品種類100多個。
一般來說，我國製藥工業的特點是「先商後工」，藥廠大多脫胎於藥房，由西藥商業中分化獨立出來的。
從總體上看，大型的能進行半機械和機械化生產，具有資本主義規模的大藥廠較少，而基礎薄弱，
技術落後的中小型藥廠較多。
二、抗日戰爭時期的製藥工業
隨著日軍侵華的擴張，我國領土不斷淪陷。凡是淪陷地區，日本藥商就乘機佔領那裡的西藥市場，
排擠掠奪我國製藥工業，致使我國製藥工業受到嚴重的破壞。
在抗日戰爭開始時，上海的製藥工業雖然遭到了戰爭的破壞，但不久又有所恢復。
一方面當時設在租界地區的一些藥廠，因其為日軍勢力所不及，故受損失較小，不久又恢復了生產。
由於社會上對藥品的需求量增加，自1939年開始，逐漸又開設了一些製藥廠，制銷成藥以滿足社會需要；
一方面，由於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歐美各國的原料藥及西藥製劑無法輸入，一些藥廠利用各種手段增資，
擴大生產，不僅制銷成藥，還著手研製生產一些原料藥。如磺胺類、咖啡因、葡萄糖酸鈣、煙醯胺等。
在戰爭的威逼下，南京國民政府號召「工廠內遷」，我國幾個大城市的重要藥廠如中法、新亞、五洲、華美等
陸續內遷至武漢、重慶、昆明等地。在內遷途中這些藥廠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損失。雖然遷往內地的藥廠，
由於原料來源困難，成本高昂，質量不高，產銷不正常，但它們制銷藥的藥品對支援戰時軍民起了一定作用。
三、抗日戰爭勝利後的製藥工業
抗戰勝利後，我國的民族製藥工業不但沒有得到發展，反而被官僚資本排擠、遏制，以製藥工業的發源地上海為例，
官僚資本利用在上海接收的日本武田、黑田和德國拜耳等藥廠，繼續用原有的牌號和商標，進行仿製進口藥，
與民族製藥工廠激烈競爭。同時美國西藥大量進口，以只有中國自製藥品成本的1/10價格傾銷至中國市場。
使初具規模的上海製藥工業在雙重的排擠下受制沉重打擊，絕大部分的藥廠生產大幅度下降，處於勉強爭扎的境地，
甚至陷於停頓或倒閉。如1947年新亞藥廠先後解散的職工達2/3以上，信誼藥廠的化工廠被迫停工。
據統計自從1912年上海製藥工業開始獨立設廠以後的231戶至1949年9月只剩下了130戶。
總之，我國製藥工業自20世紀20∼30年代興起以來，雖得到一定的發展，但主要是加工製劑生產成藥，原料藥的製造甚少。
由於受到帝國主義的控制，政府的不重視，藥學人才的的匱乏、化學工業與機械工業薄弱等因素，
致使新中國成立前的製藥工業十分落後。
藥學研究與藥學教育
一、藥學研究
我國近代藥學研究始於本世紀初，因為當時我國製藥工業不發達，藥品生產基本是仿製或製劑加工，
所以主要為中藥的化學和藥理研究，對於藥物合成與分析、藥劑學、藥物臨床等的研究很少。
早期從事中藥研究的，主要是一些自歐美或日本留學回國的留學生，如陳克恢、趙承嘏、經利彬、朱恆壁、劉紹光、
庄長恭、黃鳴龍，曾廣方等，發表科研論文最早者為王煥文，他是中華藥學會(中國藥學會的前身)的創始人，
該會首任會長。他於1909年在日本《藥學雜誌》327號上發表「關於茯苓的成分」一文。
以後，1912年有人進行了「川厚朴揮髮油的結晶成分研究」，1917年於達望研究了中藥使君子。
20年代，北京協和醫學院聘請美國藥學家施米特(SchmidtCF．)來院建立藥理系。
當時藥理系還有美國藥學家伊博恩(ReadBE．)、自美國留學歸國的陳克恢博士及趙承嘏等。
他們研究了中藥當歸、麻黃、大風子、延胡素等。1923年證明當歸粗製浸膏對動物子宮、小腸、動脈血管等
平滑肌有興奮作用。經分析證明其中含有的一種中性結晶物質有興奮平滑肌作用。
1924年陳克恢等人在美國醫學會雜誌等期刊上發表關於麻黃研究的論文，
指出麻黃有效成分麻黃素(鹼)的生理作用與腎上腺素類似而持久，其效能完全與交感神經興奮劑相同，
這一研究成果被認為是研究中藥成功的典範，引起醫藥界的重視。由此麻黃素成為國際囑目的一個擬交感神經新藥。
1928年趙承嘏報告由延胡索中提得延胡索素甲、乙、丙、丁、戌等5種生物鹼，並略述延胡索素乙及丙的生理作用。
當時協和醫學院藥理系對中藥的化學與藥理研究盛極一時，亦取得了一些成績。
20年代至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南京國民政府相繼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中央衛生實驗處等研究機構，
這些研究機構，以及一些高等學校陸續開展了藥學研究工作。中央研究院設的有機化學研究組及生物化學研究組，
他們對膽酸、維生素D、雄性激素、雌性激素以及治療性病的606、914等砷製劑進行了研究。
此外，對中藥獨活、柴胡、淫羊藿、桔硬、益母草、防已等也進行了些化學研究。
北平研究院下設的生理學研究所(1929年10月成立時稱生物學研究所，1933年改為該稱)，由經利彬主持。
他與石樂皋、李登榜等人，曾研究防已、党參、川芎、柴胡、半夏、知母、常山、三七、地黃等，
其研究結果多在該所出版的中西文報告彙刊上發表。該院下設的藥物研究所，由趙承嘏負責。
工作內容包括研究與製造，如從麻黃中提取出新的有機鹼、從除蟲菊中提取出克利生新(Chrysanchine)和克利生純(Chrysanthene)，
從細辛中分離出甲基丁香酚，酚酮等物質，從木防己中提出防己素甲與乙，從鉤吻中提得鉤吻素。
此外還分得人蔘三七皂甙、遠志皂甙元等。研究結果大多發表在《中國生理雜誌》上。
製造部主要生產少量的麻黃素，大風子油等，供國內一些醫院試用。
中央衛生實驗處的化學藥物系中有藥物研究室、化學實驗室、藥品試製室。
這些研究室進行一些中藥如貝毋、防已、遠志、益母草、黃芩的研究，試製一些化學藥品等。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科學研究人員的處境更為艱難。原來留在上海、北平等地勉強從事研究的單位，
由於經費來源斷絕，研究陷於停頓，只有抗戰後方如昆明、重慶、成都等地開展一些研究工作。
當時由於西藥來源斷絕，迫切需要藥物自給，研究人員多從中藥中尋求藥源。
特別是西南各省瘧痢流行，所以對抗瘧治痢的藥物的研究較多也較重視。中央衛生實驗處藥物研究所遷至昆明，
由劉紹光領導，曾進行過鴉膽子、新靈、瘴靈、保險子等研究。重慶的中央衛生實驗處藥理室，由張昌紹主持，
曾對常山、鴉膽子、大麻、使君子、黃花夾竹桃等進行研究。
重慶的中國特效藥研究所(原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醫務室)集中研究常山，姜達衢、管光地、胡成儒、洪式閭等從化學、
生藥、藥理、臨床等方面較全面地進行研究，並於1944年刊行了《常山治瘧初步研究報告》。周廷沖、程學銘、
張昌紹等更分別報告臨床應用常山對良性、惡性瘧均有效，且不遜於奎寧，但因其對胃腸道的副作用，未能推廣使用。
抗戰期間內遷的一些藥學校系也進行了一些中藥的研究工作。如華西大學藥學系(成都)的湯騰漢對萬年青、開喉箭、冬蟲夏草、
金銀花等作了化學分析及部分藥理研究；齊魯大學藥學系(成都)的薛愚等對一些中藥的揮髮油成分進行了研究；
軍醫學校藥科的(貴州安順)的樓之岑等研究了黃精的化學成分；國立藥學專科學校(重慶)的雷興翰等對金錢草的成分進行過研究。
從本世紀初至新中國建立約40年間，在藥學研究方面，主要是對百餘種中藥進行了研究，其中研究比較深入、系統、
獲得較多成績的，有麻黃、當歸、延胡索、防已、貝母、三七、芫花、蟾酥、使君子、常山、鴉膽子等，
但在研究中存在一些問題。如研究中藥藥理很少結合傳統中醫藥學理論，往往是從純化學的角度研究，
很少結合臨床與生產，所以研究成果轉化為商品藥物者極少。儘管存在上述問題，但近代中國在藥學研究，
尤其是中藥的研究，無論是在機構、人員、研究手段等方面都奠定了初步的基礎，
老一輩的藥學家作了許多開拓工作，為藥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條件。
二、藥學教育
19世紀中葉，在我國開設的早期教會醫院裡，開始以訓練學徒方式培養西醫人才，逐漸有少數人學習配方調劑，
這可算是培養西藥人員的開始，後來逐漸發展為開辦中級藥科學校或訓練班。
至於高等藥學(西藥)教育的興辦是始於20世紀初，最早的藥學教育機構為軍醫學校藥科。
袁世凱為操練新軍之需，於1902年在天津設立北洋醫學堂，1906年改名陸軍醫學堂(1912年改名為陸軍軍醫學校)，
同年創辦藥科。鄭壽、孟目的、陳璞等先後擔任主任。繼軍醫學校藥科之後，陸續創辦了一些藥學專科或系。
1913年於浙江公立醫學專門學校內設藥科，(因此該校改名為浙江省立醫藥專科學校)，創辦人為李繩其。
於達望、黃鳴駒、黃鳴龍、林公際等在藥科任教或擔科主任。1920年齊魯大學添設藥學專修科。
1941年改為藥學系，隸屬理學院。薛愚、於鴻鱉、李炳魯等曾先後任系主任。
1929年中法大學藥學專修科成立於上海，該專修科因得到中法庚款之資助，每年派遣一二名官費學生赴法深選。
1932年華西協合大學理學院創辦藥學系。1936年於南京創辦國立藥學專科學校，
是當時國內唯一獨立設置的高等藥學教育機構，學制4年，首任校長孟目的。
1936年於上海創立上海醫學院藥學專修科。1943年建立北京大學醫學院藥學系。
除上述外，尚有協和醫學院藥科、湖南湘雅醫學院藥科、廣州夏葛醫學院藥科、上海震旦大學醫學院藥科、
蘇州東吳大學藥學專修科、滿洲醫科大學藥學部、浙江大學理學院藥學系等，這些校系(科)一般辦的時間較短，
畢業生較少，或是早已停辦，影響均較小。
我國近代藥學(西藥)教育，在傳播西方藥學知識，培養藥學人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為科研部門、藥品檢驗單位、
藥廠、藥房輸送了掌握近代先進科學知識、技術的人員，為發展我國的藥學事業發揮了作用。
但在舊中國，由於政府重醫輕藥，藥學教育未得到應有的發展。從1906年辦軍醫學校藥科開始至1948年，
40餘年間，偌大的一個中國竟沒有建立起一所獨立的藥學院，直至1936年才建立獨立的藥學專科學校；
1948年才成立東北藥學院(現瀋陽醫科大學)。因為當時教育部規定，藥學科屬於丙類，丙類學科不能成立學院，
只能成立專科學校。中法大學藥科創建時，原稱中法大學藥學院，但教育部不予立案批准。當時高等藥學教育機構，
有的設在醫學院內，有的設在理學院內，有的設在專科學校內，沒有統一的學制和數育制度，既無明確的專業設置、
培養目標和要求，也缺乏統一的教學計劃和本國的教科書，各校系(科)大都直接搬用外國教材，往往因人設課，
師資隊伍十分薄弱，大多數為兼職教師，據1949年統計，全國專任教師僅100餘人，很難保證教學質量。
無論是國立、省立、私立的藥學校系(科)，由於條件的限制，一般規模均較小，因此，培養出來的人數很少。
據1949年統計，當時培養出來的藥師累計不過2000人，到衛生部門登記領取執照的藥師僅484人(藥劑士2873人)。
1949年全國僅有藥學院系(科)11所在校學生千人左右，可見當時藥學教育的落後況狀。
三、中國藥學會的成立和發展
科學技術團體，是社會生產和科學技術發展至一定階段的產物，其誕生後對科學技術起有推動作用。
中國藥學會是我國成立最早的全國性自然科學團體，於1907年在日本，由中國留日學生髮起組織成立的，
王煥文放選為首任會長。辛亥革命成功後，學會迂迴國內，當時會員有百餘人。
當時政府對學會工作雖很少支持與資助，但靠著一些熱心於藥學事業的科學家們的努力和社會力量的支持，
作了許多工作，並且先後還成立了杭州、上海、南京、成都、安順、昆明、台灣、北京等地方分會組織。
中國藥學會自成立起至1949年共舉行過12屆年會，組織進行學術交流活動。總會與分會還創辦了《中華藥學雜誌》、
《中國藥學雜誌》、《藥報》、《藥訊》等期刊，對藥學的學術交流及信息傳播都起到一定作用，
但是由於經濟及其它條件的限制，一般出版時間均較短或出出停停。
中國藥學會在歷屆年會上，對藥學事業的許多方面，如藥學教育、藥品生產、藥品檢驗、中藥研究整理。藥政管理、
藥學名詞統一、藥典出版、藥師考試與審查等問題，都向當局提出建議、提案、呼籲、督促政府對藥學事業的關心與重視。
總之，中國藥學會在我國近代藥學發展過程中曾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的藥學事業
在我國近代藥學史上，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的藥學工作者，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自力更生，生產自救，
就地取材利用中草藥，建立藥廠生產藥品和衛生材料，供應根據地和解放區軍民的需要。
同時開展了藥學教育與研究工作，支援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促進了根據地和解放區的衛生建設，
為人民解放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根據地和解放區的藥材供應
根據地的藥材工作，是我軍衛生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黨的各級領導下，通過藥學工作人員的努力，克服了種種困難，
完成了各時期藥材保障的任務。為保障根據地軍民的健康，強調要充分利用中醫中藥防治疾病。
1928年5月，紅軍攻下永新縣城，獲得一批藥材，運至離茅坪不遠的茶山塬，建立起紅軍第一個藥材庫。
根據地一般在醫院內都設有藥房，有的醫院在醫院附近辟有藥園或藥圃，種植中藥，有的醫院還自製簡單的中成藥或製劑。
抗日戰爭時期，沒有固定的軍隊後方，解放區經常處於反掃蕩作戰的戰鬥環境中，藥材不可能貯存在固定的倉庫中，
為了使藥材不受損失，將其分散掩埋起來，或藏入山洞、地窖中，待我軍戰鬥回原地後再取出應用。
新四軍有些單位的藥房就設在船上，敵人進攻時能迅速撤走，敵人撤走後即可馬上進行工作。
這一時期，敵後各解放區的藥品供應更加困難，各根據地曾先後建立了一些藥廠，生產一些藥品，
以適應軍隊及人民用藥的需要。對於解放區不能生產的某些特效藥品和戰傷藥材，如磺胺、外科麻醉劑、消毒殺菌劑、
急救藥等，則通過商人或藥工幹部扮成商人到敵占城市去採購，再通過地下黨組織，設法轉運至解放區。
在延安還辦有一些藥房，如中央軍委辦的交通藥店、聯防司令部衛生部辦的中西大藥房、邊區政府辦的西北藥材庄等，
每個藥房都經營中藥批發、零售和配方，也兼賣少數西藥和衛生材料，其中西北藥材庄的工作很出色。
1947年3月延安進行戰略轉移時，西北藥材庄組成隨軍小藥店，隨機關部隊一起運動，在戰爭的頻頗轉移中，保證藥品供應。
解放戰爭時期，戰役規模巨大，使藥材消耗比以往戰爭大大增加，加重了藥材工作的任務。
這一時期，我軍各製藥廠有了一定的生產能力，並且當時各解放區都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後方，生產條件和生產環境比較有利。
因此，生產了許多前方急需的藥品、敷料和器械，從抗日戰爭勝利到國民黨發動內戰這一短短的和平階段，
我軍利用各種關係，從敵佔大城市採購了部分急需的藥品、器材，以充實我軍藥材貯備。
另外在華東、華北等沿海地區，還為解放區軍民爭取到「聯合國救濟總署」的少量藥品器材。
總之，在解放戰爭前和解放戰爭過程中，我軍藥工幹部，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籌集了大量藥材，
並安全及時地送到各部隊、醫院，保證了我軍戰時醫療衛生防病的需要。
二、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的藥品、器材生產
由於我根據地和解放區經常處於敵人的掃蕩和封鎖之下，處境十分困難，為了克服缺醫少藥，當時只有靠自力更生，
生產自救，以解決軍民的需要。早在1931年，中國工農紅軍在井崗山根據地就創辦了中國工農紅軍醫藥衛生器材廠，
生產蘇區急需的藥品器材，主要為中藥丸劑、片劑，和少部分西藥，以及藥棉、紗布、繃帶與一般外科器械。
至1934年，蘇區已能生產樟腦、薄荷油、硫酸鈉、硫黃、酒精、精製食鹽等多種藥品。
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時期，在各個革命根據地先後建立了許多製藥廠。
如1938年，八路軍總部衛生部在陝西赤水縣(現旬邑縣)李家村籌建八路軍製藥廠(即八路軍衛生材料廠，
現在西安製藥廠的前身)，於1939年正式建成，李維禎任廠長，設有西藥部、生產酊、水、油膏、注射劑；
中藥部，生產丸、散、膏、片；及衛生材料部。1943年該廠改為陝甘寧邊區、晉綏軍區聯防司令部衛生部材料廠。
1945年藥廠已有相當規模，可生產藥品器材200餘種。
1938在延安新市場後溝建立光華藥廠，屬陝甘寧邊區政府領導，廠長為歸僑梁金生。主要生產中成藥和中藥製劑約100種，
並且加工中藥飲片，西北藥材庄為其附設的門市部。1938年華北及中原地區冀中軍區衛生部建立了冀中軍區衛生材料組，
後改為冀中軍區製藥廠。1943年9月併入晉察冀軍區伯華製藥廠。1939年7月，晉察冀軍區在河北省唐縣花盆村建立製藥廠，
1941年改名為伯華製藥廠，下設中藥、西藥、材料三個分廠。1939年，八路軍前線衛生部在山西潞城縣崗村創辦衛生材料廠，
八路軍一二九師衛生部在山西黎城縣背坡村辦製藥廠。1941年，兩個單位合併為利華製藥廠(即晉冀魯豫軍區衛生材料廠)，
主要生產衛生材料和部分中成藥。1942年西北地區的晉綏軍區創辦晉綏軍區製藥廠，下設材料、
製造兩個股和一個採藥隊，生產軍需藥品及醫療器械。
1943年華東地區膠東軍區衛生部在山東省膠東牙前縣(現牟平縣)後垂柳村成立製藥廠，
1944年改為山東新華製藥廠，設有中心試驗室、製藥部、器械部、酒精分廠和經營部。
1943年華東軍區衛生部創辦華中製藥廠和製藥所，並和膠東軍區辦的衛生試驗所於1947、1948年先後併入山東新華製藥廠，
改名為華東新華製藥廠。
1946年，冀中軍區衛生處在河北安國縣組建了旗幟藥廠(現保定製藥廠前身)。冀魯豫軍區衛生部在濮陽成立了亞光製藥廠。
同年，長春解放時，東北民主聯軍總後勤衛生部接管了當地的藥廠，遷至東北佳木斯，建立了東北衛生技術廠。
1947年，西北地區的晉綏軍區成立了晉綏衛生試驗所，主要生產破傷風抗毒素、牛痘苗、傷寒副傷寒混合疫苗等。
1949年，西北地區的聯衛材料廠、晉綏軍區製藥廠、晉綏衛生試驗所等單位在山西新絳縣合併成為西北人民製藥廠，
生產有所擴大，品種有所增加，不僅生產藥品、材料、器械，而且還生產破傷風抗毒素等血清疫苗。
在戰爭年代中，克服種種困難，使根據地解放區的製藥工業日益發展、壯大，不斷擴大生產，提高產品數量、質量，
不僅為根據地解放區軍民的健康服務，同時為我國解放後發展製藥工業準備了技術力量和培養了幹部。
三、根據地和解放區的藥學教育及科研工作
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的藥學人員十分缺乏，為了醫藥衛生工作的需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八路軍、新四軍
在抗擊國內外強大敵人的艱苦環境下，從1931年起便先後辦起了各種類型藥學校和學習班，培養藥學人才。
早在紅軍時代，1931年在江西瑞金創辦了軍醫學校，由醫生、藥師10多人分任教員。1932年10月，又專門辦了調劑班，
學員經過半年左右的培訓，便分配到醫院從事調劑工作，同時還兼管採藥等工作。1933年軍醫學校改名紅軍衛生學校。
1934年由於形勢變化，部隊撤離瑞金，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當時的調劑班隨軍轉移，1936年1月，紅軍衛生學校恢復，
設有軍藥班。軍藥班接續蘇區紅軍衛校調劑班的班次，為第六期。以後學校遷至陝北保安縣(志丹縣)的康家溝，辦了第七期。
1937年，第四方面軍所辦的衛生學校與陝北中央紅軍衛校合併，不久改稱八路軍衛生學校。
1938年，學校遷至延安南面鹿縣(富縣)的張村驛，同年搬到延安東部的柳樹店，招收了第八期和第九期軍藥班學員。
1940年3月，八路軍衛校遷到延安，改為中國醫科大學，軍藥班成為醫大的藥科。這時由大後方來的龍在雲等倡儀成立藥科學校。
1942年經衛生部與總後勤部研究批准，在中國醫大藥科的基礎上成立了八路藥科學校(一名延安藥科學校)，李維禎任校長。
1946年，由龍在雲率領藥校師生隨軍北上，在東北佳木斯建立了東北藥學專門學校(簡稱東北藥專)，
1948年瀋陽解放，學校又遷至瀋陽，接管了瀋陽醫學院藥學系，成立東北藥學院，後相繼改為中國醫科大學藥學院和瀋陽藥學院。
在其它解放區，華東軍區白求恩醫學院藥科(前身為新四軍軍醫學校藥訓班)舉辦了多期藥訓班，培養藥工人員，此外還出版了教材。
由於解放戰爭的不斷勝利，解放區的擴大，部隊藥工人員的需要增多，東北、華北等地區相繼成立了藥科學校或藥訓班，
培養成千上萬的藥工幹部。1947年華東軍區衛生部還編輯出版了《藥學生活》期刊和其它資料，供藥工人員學習。
此外，解放區的不少藥廠均設有藥學訓練班，培養製藥等技術人才。如1947年陝甘寧邊區八路軍衛生材料廠舉辦了製藥訓練班。
為解決醫藥需要，除舉辦教育培養人才外，還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進行了不少藥學科研工作。
首先從事劑型的研究工作，如紅四軍中醫院和1931年成立的中國工農紅軍醫藥衛生器材廠，
將單味中藥研製成不同劑型的藥劑供部隊使用。1939年，他們又研製出來柴胡注射液，用以治療瘧疾和一般熱性病。
除了單味藥研究外，還研究復方，如用銀花、連翹、升麻等配製合劑，用當歸、元胡、益母草等配製成康寧丸，
用麻黃、柴胡、黃芩等配製成替阿林等。1939年，八路軍前方衛生部在太行山建立了製藥研究所。
1940年7月，西北藥廠在試製新藥的同時，還將建廠以來生產研究工作的經驗，編寫成一本《抗戰新藥集》，
記載了該廠所產的20餘類100多種藥品作用、用法製法等。同時收集有關科技情報資料進行研究，加強對新品種的研製。
1943年該廠成立了研究室，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使肝注射液、精製食鹽、碳酸氫鈉、石膏等10多個新品種得以投產，
麻黃素的提取、羊腸線的試製也獲得成功。此外，還研究解決了最為緊張的藥用中性玻璃的生產問題。
40年代初，在陝甘寧邊區瓦窯保建立了衛生研究所。在晉綏邊區衛生試驗所，李志中、瓮遠等研製成功破傷風類毒素、
破傷風抗毒素、牛痘苗。1944年12月，膠東新華製藥廠成立了試驗室，1945年膠東工業研究室的醫藥組併入該室，
更名膠東新華製藥廠研究室，先後研製成功乙醚、小蘇打、甘油、魚肝油、鞣酸蛋白等。
1942年建立的晉綏製藥廠，從黃芩中提煉製得黃芩素，用作解熱劑。他們還用烏梅、蘇葉、薄荷腦、甘草等提煉製成清涼片，
用於急性熱病的食欲不振、煩渴及胃酸缺乏、消化不良等症。1946年，新四軍衛生部製藥所在山東沂水建立了實驗室，
從事麻醉藥品的研究和試生產，1947年併入山東新華製藥廠研究室。
總之，根據地和解放區的藥學科研機構和人員雖不多，但他們卻取得了很多成果，為人民解放事業作出了貢獻。
清末時期的醫學教育
我國近代西醫學教育，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晚清時期：(1840∼1911)自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前夕，這一時期處於滿清封建王朝的統治下，
同時帝國主義以醫藥作為侵略工具，將西方醫藥學知識傳入我國，對我國醫學的發展產生了影響。
二、北洋政府時期：(1911∼1927)我國沒有完善的醫學教育系統，在華教會設立的醫學校由各教會系統所管轄，
不受北洋政府教育主管部門的監督與管轄。這一時期頒布了醫學教育的學制、章程等，主要是抄襲國外尤其是日本的學制，
同時加入了中國體制的內容，規定了修業年限與必修科目，為其後醫學教育的現代化準備了條件。
三、南京國民政府時期：(1927∼1948)南京政府成立後，確立了衛生行政體制。
1929年12月教育部與衛生部共同組織成立醫學教育委員會，對醫學校的學制、課程、考試辦法等擬定標準。
這一時期系統地吸收了西方醫學與教育的內容，新教育體制確立，各式新形醫學校紛紛出現，開始進入近代醫學教育體制。
一、早期西醫人才的培養
1900年以前，西醫人才的培養與教會醫院有密切關係。傳教士醫師為了醫療上的需要，在醫院或診所招收中國學徒，
教以淺簡的醫學知識，目的是訓練擔任護理助手工作，所以早期的西醫教育是在醫院內，以師帶徒的方式進行。
19世紀初，東印度公司的皮爾遜醫生來華後，在廣州、廈門設立醫藥局。1806年開始招收華人學醫。
1837年伯駕在眼科醫局招收學徒，關韜在伯駕手下學習，是我國最早學習西醫者。此後各教會醫院陸續開始招收學徒。
據1887年尼爾調查，當時教會醫院培養的生徒數量很少，在60所教會醫院中，有39所兼收生徒，其中有5所招生人數超過10人，
其餘為2∼6人，當時已畢業的約300名，肄業生約250∼300名。
這種學徒式的訓練方法成效不高，很難算得上是正規的醫學教育，而且培養出來的人不能滿足當時醫療上的需要。
二、教會醫學校的設立
由於西醫基礎理論知識的不斷豐富，診治技術的不斷發展，欲將西醫全部內容教授給學生，
即將醫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知識體系在中國介紹、宣傳、學習，師徒的傳授方式已不適宜。
同時，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在華的傳教醫師和專職醫師日見增多，設立學校，
開展系統的西醫教學在客觀上具備了條件。在華的各教會組織為了使西醫知識的傳授納入正常軌道，開始設立醫學校。
最早的教會醫學校博濟醫學校。成立於1886年。繼博濟醫學校後，1884年美國安立甘會於抗州成立廣濟醫學校。
1887年英國倫敦會於成立愛麗斯紀念醫院，並於同年8月成立醫學校(香港西醫書院，香港大學醫學院的前身)，
第一屆有兩名畢業生，其中之一是孫中山先生。1889年南京成立斯密紀念醫院醫學校。
1890年濟南成立濟南醫學校。1891年美國監理會在蘇州成立蘇州女子醫學校。
1894年成立蘇州醫學校(蘇州女子醫學校併入，1910年停辦)。
1896年，美國聖公會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設立醫科。
1899年，美國長老會在廣州成立夏葛女子醫學校。
1903年，上海成立大同醫學校，1917年併入齊魯大學醫學院。
1904年，耶穌會成立震旦大學，1909年遷至上海並建立醫學院(1952年合併於上海第二醫學院)。
1904年，英美教會在濟南成立共和道醫學堂，1917年改組為齊魯大學醫學院。
1906年，英美教會在北京聯合創辦協和醫學堂，1915年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羅氏基金會)及羅氏駐華醫社接管，
1908年，成立北京協和女子醫學校；1923年合併於齊魯大學醫學院；漢口成立大同醫學堂，
1917年合併於齊魯大學醫學院；南京成立金陵大學醫科。1909年，廣州成立赫蓋脫女子醫學專門學校；漢口成立漢口協和醫學校；
1910年，南京成立華東協和醫學校。
20世紀以前，教會所主持的西醫教育，無論是過渡形式的教學，還是初具規模的醫學校，教學格局基本類似，
只是程度深淺不同而已。一般的學製為3∼4年，後期增至5年。課程設置有化學、生物、物理、解剖學、生理學、
內科學、外科學、產科、兒科、五官科、皮膚科和藥物學，教學內容集中在生理、解剖、化學、外科和藥物學，
並且以實用性為主，以中國社會流行且中醫較難醫治的疾病為教學重點，臨床教學集中在皮膚科、眼科及兒科。
關於教學體制，當時受英美教學體制影響，尤其受英國愛丁堡醫學院的影響最大。
那時在華的許多著名傳教醫師如德貞、馬根濟等都是來自愛丁堡。中國有相當部分留學生，
如最早的醫學生黃寬即畢業於愛丁堡醫科。這一時期中國的西醫教育初具規模，開辦的學校招收的學生人數不多，
但其教育形式，內容和質量與歐美的教育水準相比較差距並不很大。
三、中國人自辦的醫學校
開設同文館我國仿效西洋自辦醫學堂
清政府中的洋務派出於「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諳其言語文字，方不受欺矇」的想法，
於1862年(同治元年)6月在北京設立同文館，1867年，同文館開設「科學系」，逐漸引進西方的自然科學技術知識。
1871年設立生理學和醫學講座。經美國傳教醫師丁韙良(MartinWAP．1827-1916)的推薦，同文館聘德貞為第一位生理學教習。
後又設立過醫學班。所以一般認為，中國官辦的西式醫學堂迄自同文館。然而，同文館的醫學教育最初只是講堂講授，
沒有實習。至19世紀80年代以後，改進教育方法，規定學生每周到北京教會醫院實習；
延聘社會上有聲望的傳教醫師，以加強師資力量，同文館的醫學教育標準不斷提高，並且逐漸系統和正規化。
直至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同文館解散，被分為二部分，即譯學館和醫學實業館，後者於1903年並人京師大學堂。
京師大學堂增設醫學實業館
鴉片戰爭後，改良主義者認為非變法不足以維新，便留意於教育改革。他們建議仿效歐洲建立大學，
將大學的體制分為四科，醫學列為第四科，教學內容為先講解剖、生理，後論病患診治、藥物原理等。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德宗接受維新派的主張，創辦京師大學堂。
一月後，當時的管學大臣奏請:「另設醫學堂，考求中西醫學，即歸大學堂兼轄。」德宗即刻允諾。
管學大臣按照德宗的旨意，擬定了籌辦管理醫學堂的章程。但這個學堂並沒有馬上辦起來，只是開設了一門醫學課，
聘請在同文館任教的滿樂道兼任大學堂外科和生理教習。京師大學堂後因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的暴行暫時關閉。
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德宗又敕一諭：「從前所建大學堂應切實舉行」，並派張百熙為管學大臣。
在京師大學堂章程概略中，在大學堂設醫學實業館(設置未定)，大學專門分科課目中，醫術列於第七科，
下分醫學及藥學兩目，並規定學醫者而增學拉丁文。欽定章程頒行於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但於二十九年即行廢止。
又於該年閏五月，頒布《欽定學堂章程》將大學分為八科，其中第四科為醫科，分兩門，
一為醫學；一為藥學，大學分為本科及預科，醫本科修業年限為3∼4年，預科3年。上述擬議至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始得實行。
1903年京師大學堂增設醫學實業館，於5月11日開館招生。每月撥經費銀1000兩，學生最多時達33人，有教員4人，
計中醫內科教習1人，中醫外科教習1人，西醫教習1人，西醫助教1人。講授中西醫學，並診治病人。
1904年醫學實業館改稱醫學館。1907年，醫學館停辦，將學生全部送往日本。醫學館雖然只辦了4年就停辦了，
但為中華民國建立後創立國立北京醫學專門學校提供了條件。
北洋醫學堂的設立
鴉片戰爭後，李鴻章認識到西方科學技術的價值，提倡洋務運動，他在考察西方軍事制度後，
發現「西洋各國行軍以醫官為最重」，所以在中國海軍創建之初，他就雇募「洋醫」分派至各艦。
繼而他提出「興建西醫學堂，造就人才實為當務之急」。
1881年一所正式的醫學校醫學館成立，它附設在總督醫院內，所以又稱總督醫院附屬醫學校(Viceroy'sHospital MedicalSchool)。
定學製為4年，第一次招收8名學生，由馬根濟和英美駐天津的海軍外科醫生共同擔任教學。
1885年畢業時只剩6名學生，第一名學生林聯輝和第二名學生徐清華留校任教，其餘4名學生被分派至陸軍或海軍部隊任軍醫。
1884年4月1日馬根濟去世後，李鴻章停止對總督醫院的經濟資助，醫院被倫敦教會收買，醫學館由清政府接收。
之後，李鴻章籌議創建較大規模的西式醫院。1893年12月醫院落成稱天津儲藥施醫總醫院，也稱天津總醫院。
原醫學館歸天津總醫院管轄，1894年6月26日李鴻章擬《醫院創立學堂折》奏請設立，於本年校舍落成，正式招生開學，
委任林聯輝為第一任總辦(校長)，以原有的醫院作為實習醫院，同時正式改名為北洋醫學堂，這是中國第一所官辦的近代西醫學校。
1900年，因義和團運動而關閉。1901年李鴻章病逝，1902年袁世凱恢復該醫學堂，改稱海軍醫學堂。
辛亥革命後1913年改稱直隸公立醫學專門學校。1915年歸海軍部統轄，稱海軍醫學校。該校於1928年停辦。
創辦北洋軍醫學堂
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袁世凱操練新軍，在天津辦了北洋軍醫學堂，
11月24日正式成立。任命北洋候補道徐華清為總辦，日本軍醫平賀精次郎為總教習(教務長)。學製為4年，每班40人。
後在天津河北四馬路新建校舍，並附設防疫學堂，由日本人古城梅溪主持，教員多為日人，課本亦用日文。
這是一所日本式的醫學校。1906年(光緒三十三年)由陸軍軍醫司接收，改名為陸軍軍醫學堂。
1907年伍連德任協辦(副校長)。1908年又增設藥科，學製為3年。
1911年，伍連德率該校學生去哈爾濱辦理鼠疫防治工作，成績顯著。
1912年改組，1915年遷往北京。1933年又遷往南京，改稱陸軍軍醫學校。常有二、三百人在校學習，
這是我國最早設立的陸軍軍醫學校。
四、晚清時期的留學生
西方資本主義強列認識到，要想真正實現他們統治中國的夢想，就要培養一批為他們服務的知識分子。
因此，吸引留學生成為他們文化侵略的一種手段。同時，清政府為了維持其統治地位，掀起洋務運動，
也開始向國外派遣官費留學生，一部分改良主義者和資產階級革命分子，為了尋求治國救本的道路，
也紛紛出國留學。因此，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我國近代史上掀起了第一次留學高潮。
中國留學歐洲學醫的第一人是黃寬，他是自費並得到教會醫學校的贊助出國留學者。
1847年1月隨澳門馬禮遜學校校長布朗赴美，入麻省曼松學校學習，1849年畢業後，
1850年赴英國愛丁堡大學學習，1855年畢業後回國。曾任海關醫官，博濟醫院代理院長、兼博濟醫校的教學。
中國女子留學習醫的第一人是金韻梅。她二歲時父母因染疫雙亡，被美國長老會麥卡蒂(McCarteeDB．)收養，
後赴美人美國紐約女子醫學校學習，1885年畢業。回國後曾任北洋女子醫院院長，於醫院內附設護士學校，造就護士人才。
1896年中國向日本派出第一批留學生13人。此後，中國留學生赴日學習者逐年增加。
1898年日本國內成立一個半官方的團體東亞國文會，通過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
向清政府提出多派青年學生赴日留學的建議，清政府總理衙門完全同意，並下令各省選學生赴日留學。
1903年，管學大臣張百熙選派學生31人赴日留學，其中有3名選學醫藥學，他們是蘇振潼(內科)、蔣履曾(外科)、王曾憲(藥學)。
隨著民主思想的逐漸傳播，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終於在「廢科舉、辦學校、派遊學」的聲浪中，停止了科舉，
歷時1200餘年的科舉制度至此被廢除。1905年中國廢除科舉制度後，有大量學生赴日留學。
中日之間簽訂的留學生條約，引起美國統治集團中一部分人的注意。
1906年美國伊利諾斯大學校長愛德蒙·詹姆士在呈美國總統羅斯福「備忘錄」中提出：
「哪一個國家能成功地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哪一個國家便將由於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上、
知識上和商業的影響上獲得最大可能的報償……這種道義上的影響與擴展，即使單純從物質概念而言，
意味著所付出的代價在回報時，將比任何其他方式獲利更大。」
1908年美國國會通過羅斯福的咨文，向中國政府正式聲明，將償付美國庚子賠款的半數，作為派遣留學生赴美之用，
以後留美學生顯著增加。
出國的留學生回國後，他們在各個醫療衛生機構擔任重要職務，對當時的醫療衛生事業起有一定的影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