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國紅十字會
1864年成立了國際性救護組織「國際紅十字會」，以紅十字為標誌，以尊重和救護交戰雙方的傷亡士兵，
給予同樣的人道主義待遇為基本方針。我國孫實甫、鯫生等人自1888年起積極宣傳紅十字會的歷史、
性質、宗旨和任務，以喚起國人仿效。
1904年2月8日，日俄戰爭在我東北大地上爆發，有人興辦「東北三省紅十字普善會」，未被國際紅十字會認可。
同年5月，沈敦和等，約集上海官紳及各國駐滬機構代表協商，
由中、英、美、德、法五個中立國建成「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前往東北戰地救濟難民和傷兵。
1907年，清廷將「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改名為「大清紅十字會」，派呂海寰為會長，並撥款補助，是民辦的慈善機構。
辛亥革命勝利後，「大清紅十字會」改名為「中國紅十字會」。
1912年被接納為國際紅十字會會員國。至1922年我國已成立地方分會217處。
北伐成功後，1928年中國紅十字會改名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1933年，總會設於上海。至1937年抗戰前，地方分會已達464處，醫療機構262處，會員13.8萬多人。
抗日戰爭期間，中國紅十字會開展了大量的戰地救護工作，1937年8月成立了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下設37個醫療隊。
隨著戰火的蔓延，醫療隊陸續擴展到150個。1938年還曾派出醫療隊赴江西和延安，協助新四軍、
八路軍為傷兵及民眾進行醫療。中國紅十字會出版有1913年創刊的《中國紅十字會雜誌》、
1921年創刊的《中國紅十字會月報》，以後又有《會務通訊》和《救護通訊》
1946年將上述兩刊合併為《紅十字月刊》發行。
從1904年至1949年期間，中國紅十字會在救災和衛生救護工作作出巨大貢獻。
六、中華民國醫藥學會
中華民國醫藥學會為歸國的留日學習醫藥和國內醫藥專家組成，創始人為湯爾和、侯希民等，成立於1915年8月。
學會設理事部、醫學部、藥學部及評議員若干人，每年召開常會一次。總事務所設在北京。
1930年總事務所遷至上海，改稱總會。北平、南京、蘇州、南昌、漢口、杭州、上海等地設有分會。
會員達800餘人，其中不少著名醫家同時也是中華醫學會會員。中華民國醫藥學會主要活動有：
出版年刊《中華民國醫藥學會會報》，1917年10月創刊於北京；舉行學術研討會；
參加醫學名詞審查委員會推行醫藥名詞統一；調查寄生蟲病；研究中醫中藥；
向政府提供醫藥衛生事業的建議等，北洋政府時代，該會對政府的衛生方針影響大於中華醫學會。
七、中國生理學會
中國生理學會為我國生理學家與相關學種專家組成，創始人為林可勝、吳憲、伊博恩(RaedBE．)等，
1926年2月在北京成立，選出林可勝為會長。會員分為名譽會員、永久會員、普通會員三種。
凡其興趣或研究工作與生理學有關聯者，不分國籍，都可為會員。每年召開一次大會，有時與中華醫學會年會聯合舉行，
以加強與臨床學科的交流。平時常舉辦小型的學術研討會，進行學術交流和實驗示範等活動。
此外，學會對生理學研究項目和人才培植，提供獎金給予經濟支持。
1927年1月創刊《中國生理學雜誌》(The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用英文出版。抗日戰爭爆發後，學會活動陷於停頓。
1941年北平協和醫院及醫學院被日軍接管關閉，《中國生理學雜誌》也被迫停刊。抗日戰爭期間，
1938年，蔡翹和KilbonLG．成立並領導了中國生理學會成都分會，開展學術活動。
1941年創刊英文版《中國生理學會成都分會簡報》四月刊。刊載較簡短的研究論文，由蔡翹主編，1945年抗戰勝利後停刊。
八、中華衛生教育會
1916年3月，博醫會，中華醫學會，
中華基督教育青年會全國協會共同組織中華公共衛生教育聯合會(Joint Counilon Pubilid Health Education)。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派畢德輝博士(Peter WW．)為該會總幹事。1917年胡宣明被聘為副總幹事。
此後，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中華基督教教育會、中華護士會也參加了該會，成為會員。
該會下設總務組、編輯組、嬰兒衛生組、學校衛生組、社會衛生組、牙齒衛生組。1922年將會名改為中華衛生教育會。
1930年，國民政府設立衛生部，該會董事會認為提倡公共衛生的目的已達到，決議結束該會。
中華衛生教育會是我國最早提倡公共衛生的機構，主要活動是進行公共衛生教育、舉辦衛生展覽、報紙宣傳、
衛生講演等公共衛生宣傳。該會對我國公共衛生知識的普及，對人民的健康，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九、中國解剖學會
中國解剖學會成立之前，1920年2月曾成立「中國解剖學會及人類學會」，當時有會員50人。
由於學術活動不多，實際處於停頓狀態。
抗戰勝利後，北平的一些解剖學家和相關學科的學者曾組織了解剖學和人類學學會，當時活動限於北平一地，範圍很小。
1947年6月，中國科學社在上海組成中國解剖學會籌備會，並於同年8月，中國科學社、中國天文學會、中國氣象學會、
中華自然科學社、中國地理學會、中國動物學會在上海聯合召開年會之際，正式成立了中國解剖學會。
會章規定「本會以聯合國內解剖學者(包括凡與解剖學有關聯學科，例如比較解剖學、組織學、胚胎學、
實驗形態學以及體質人類學等)共謀解剖學之發展為宗旨。」第一屆理事會由7人組成，盧於道任理事長，有會員73人。
十、中國防癆協會
中國防癆協會，全稱中國預防癆病協會。中國防癆協會是1933年由上海市衛生局發起，吳鐵城出面組織官方、
醫界人士和社會名流，以及紅十字會、扶輪社、青年社、基督教男女青年會、慈幼會等機關團體所成立，
中國防癆協會以健康民眾體魄預防癆病發生為宗旨。會員不分國籍，分為個人會員和團體會員兩種，
團體會員以合法團體為限。中國防癆協會下設醫務委員會，至1936年先後在上海設立了3個診療所。
此外，開展形式多樣的防癆宣傳活動，又於1934年11月創刊《防癆月刊》，登載結核病病理和預防方法等，以普及防癆知識。
中國防癆協會雖是全國性組織，然而當時的各項活動僅局限在上海一隅，就全國而言，影響不大。
1945年抗戰勝利後，一些大城市陸續成立了地方性防癆協會，至1947年已有11處之多，
1948年1月改組了中國防癆協會。1948年創刊《防癆通訊》，主要報導各地防癆協會的動態和工作情況，
對推動防癆協會工作的開展起到積極作用。
十一、全國醫師聯合會
1928年末，衛生部頒布「開業醫師登記法」遭到開業醫師普遍不滿。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
他們在1929年11月成立了全國醫師聯合會。它的宗旨是：
(1)促進醫藥研究；(2)會員之間在權益受侵害時互相支持，保護開業醫師；(3)提倡成立促進衛生設備的組織；
(4)協助政府制定關於管理醫師業務的法規。
1934年在執委會下組織了專業委員會，其中「助產士教育研究委員會」，
為我國最早的婦產科學術團體。出版的刊物為《醫事彙刊》。
上述團體之外，還有1921年胡宣明創立的中華衛生學會，以開展衛生運動喚起民眾。
1921年成立的上海醫學聯合會、1926年成立的中國麻風協會、1935年成立的中國預防花柳病協會、
1935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國衛生教育社、1937年成立的中華麻風救濟協會、1938年成立的中華天主教醫師協會、
1946年成立的中華營養促進會等。在革命根據地成立的學術團體有：
1933年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衛生研究會」，
1940年成立的「醫務研究會」，抗日戰爭時期在太岳軍區成立的「中西醫藥協會」，
1945年在陝甘寧邊區成立的「邊區中西藥研究總會」及其分會、支會等，
這些團體對開展根據地的醫藥衛生工作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中藥學的發展
近百年來，在西醫學大量傳入的影響下，我國傳統醫學受到衝擊和歧視。由於中藥治病療效顯著，
的存亡直接關係到人民健康和國計民生，因而受到廣泛的重視，得到較大的發展。
一、古本草著作的整理研究
《神農本草經》的輯佚
顧觀光於道光24年(1844年)完成《神農本草經》重輯本四卷。
《神農本草經》的注釋和闡發
近代對《本草經》的彙纂、注釋和闡發有較大進展，其中以仲昂庭、沉其煜、蔡陸仙等人的著作較為突出。
蔡陸仙，於l937年編成《中國醫學匯海》。書中分為經、史、論說、藥物、方劑、針灸七部，
其中經部首列《神農本草經》及各家論注。
二、藥性、藥效研究的進展
長期以來我國醫藥學家從臨證實踐中深切體會，必須熟知藥性、藥效，針對患者病情選擇用藥，才能取得良好的療效。
到近代，隨著生物學、化學等學科的發展，醫藥學家不僅運用傳統理論和方法對藥物功效作較深入的探訪，
同時也試圖採用國內外學者某些研究方法，以確認藥物功效，取得了一些進展。
傳統的藥效理論研究
近代醫家在繼承前代經驗的基礎上，十分重視以藥物功效分類研究中藥，其中比較突出的首推屠道和《本草彙纂》。
周岩的《本草思辨錄》更具有特色和深入。周岩於1904年初夏編寫成《本草思辨錄》四卷。
效研究的新進展
這一時期，在「中醫科學化」思潮的影響下，一些醫家不滿足於傳統的藥效理論研究，
他們試圖採用西醫藥理解釋藥物功效，或是採用化學分析、提取藥物有效成分等方法確認藥效。
突破了原有的框架，開創了藥效研究的新途徑，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留日學者丁福保是其中較突出的代表。
丁福保於1933年編寫成《中藥淺說》。書中按藥物功效，以西醫藥理論分為強壯健胃消化藥、解熱藥、利尿藥、
鎮痛鎮靜鎮痙藥、鎮咳祛痰藥、收斂藥(或有止瀉止血之效)、興奮藥、瀉下藥、變質解凝藥、驅蟲藥10類。
繼《中藥淺說》之後，又有趙體乾編述的《中藥新說譯解》(約1936年)。
與此同時，福建仙游醫家溫敬修編寫的《實驗藥物學，經秦伯未校訂，1935年由上海中醫書局出版。
全書分正編、續編，收載藥物587種(其中植物部466種、礦物部52種、動物部69種)，分為強壯藥、
強(健)胃消化藥、瀉下藥、利尿藥、收斂藥、衝動藥、祛痰藥、解熱藥……等23類，
對藥物科屬、異名、形態、成分、效用、處方、禁忌、用量等均有記述，尤其著重於對藥物功效的闡述。
總之，近代研究藥物功效的方法有較大進展，用化學分析、提取藥物有效成分是其中一種手段，
從總體上看它對於投進藥效研究的深入發展有一定作用。
三、中藥鑒別與炮炙
藥物鑒別
《增訂偽藥條辨》是曹炳章在鄭肖岩《偽藥條辨》的基礎上增補編寫的一部集大成的鑒藥專著。
鄭肖岩於1901年著成《偽藥條辨》一卷，收載藥物110種。曹炳章(1877∼1956年)，字赤電，浙江鄞縣人，
出身於商賈家庭，通曉中醫中藥。1913年在紹興發起創設「和濟藥局」，倡導藥品改良。
先後出任神州醫藥總會紹興分會評議，中央國醫館名譽理事，熱心發展中醫事業，主編《中國醫學大成》，
著述亦多。於1927年夏編寫成《增訂偽藥條辨》，《增訂偽藥條辨》分為四卷，凝集了兩位醫學家的智慧與經驗，
書中共載藥110種，分為山草、芳草、隰草、毒草、木、石、蟲介、獸8部。
《增訂偽藥條辨》於1928年由紹興「和濟藥局」刊印，在國內廣泛流傳，對於提高醫藥人員鑒別藥物能力，
豐富藥物知識，有著較大影響。
其後，有陳仁山的《藥物出產辨》(1931年)；汪雪軒《鑒選國藥常識》(1936年)。
總之，近代中醫藥工作者的鑒藥經驗更加豐富，有關藥物真偽品種、形態與功能的對比更為細緻和全面，
並在小範圍內引用了彩繪、攝影及理化鑒定等新技術，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宏觀寫生的不足。
但從整體看，近代鑒藥工作仍處於傳統經驗觀察階段，使藥物鑒別學的發展受到不少限制。
近代製藥學的發展
近代刺藥學，包括中藥製劑與生藥炮製兩大內容。與傳統中醫基礎理論研究的進展相較而論，
中藥製藥學是近代中醫藥領域中發展較快的一個分支，出現了一批從事製藥的專門人才和有見地的製藥專著。
近代中藥製藥學的發展有幾個明顯特點：
①倡導改革，吸收新說。②重視傳統理論對炮製與製藥學的指導作用。
③強調製藥標準，即符合藥學藥性原理，製作得當，生熟有度。粗略統計，這一時期製藥方面論著約十餘種，
其中學術成就較突出的有楊叔澄《中國製藥學》和周復生《藥業指南》四、藥用植物、圖鑑及其它
隨著近代生物學、藥理學等學科的發展，不少學者、藥學家注重對藥用植物、常用藥物作實地考察彙集，
並對藥物科屬、形態、成分等進行較深入的研究，拓寬了藥物學的研究領域，
其中成就較突出者有吳其浚、趙燏黃、楊華亭等。吳其浚(1789∼1847)博學多才，「官跡半天下」。
平生酷愛研究各種植物，公餘閒暇常精心收錄經、史、子、集、方誌中有關水陸草木的記述，
彙編成《植物名實圖考長編》22卷，收栽植物838種。
方劑學的成就
由於近代對疾病的認識不斷深入，新的經驗不斷豐富，治療方法漸趨多樣化，
作為辨證論治的主要工具的方劑學也隨之而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對方劑學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化，
大型方書的繼續整理和編纂單方、驗方、秘方的彙編整理工作更為突出。
不少醫家在努力探索中醫學發展的同時，吸收了一些近代西醫藥學的知識，編寫出一些彙集中西醫的驗方著作，
從方劑學方面為中西醫的匯通做了初步嘗試。
這一時期方劑學研究的特點是由博返約，向理論研究深化。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下：
費伯雄《醫方論》
費伯雄著於1865年，費氏針對《醫方集解》所載方藥詳加評論，從中反映出費氏在方劑學理論研究方面的見解和成就。
作者強調辨證論治，反對濫用方藥。他的評述對後世深入學習方劑理論，正確掌握制方之法及臨床用途，具有較高價值。
蔣方芳《時方論》
該方不僅是一部簡明實用的教本，也是當時較好的方論著作《時方論》以闡述主理的主要內容，所列87方(例案)，
方論緊密結合，論述簡明透徹。
近百年來，不少醫家長期致力於整理編纂古今方書，取得較突出的成就，較早的有文晟輯《醫方十種彙編》。
在此之後，出現了多種大部頭的總結性方書，如曹繩彥《古今名醫萬方類編》、吳克潛《古今醫方集成》、
察隨仙《中國醫藥匯海.方劑部》等等，並有一些溝通中西醫的著作。
這一時期，單方、秘方、驗方的收集取得較突出的成就，據不完全統計，先後編纂刊印的各種方書約達300種，
其中有一些流傳較廣和有特色的著作。
鮑相璈《驗方新編》
於1846年仲春匯編成。全書約92門(部)，各病症下附有單方、驗方，共收3240餘萬。以價廉，易得，有效為原則，力求方藥穩妥。
王士雄《四科簡效方》
王士雄一向重視收集單方、驗方，18454年輯《四科簡效方》便於窮鄉僻壤，無醫少藥之地查用；
此外尚有龔自家等《醫方易簡新編》；黃伯垂《經驗良方大全》；楊馥焦、潘之偉《經驗秘方》李克蕙《驗方輯要》等。
此期還有不少匯通方書，如丁福保《中西醫方會通》，陳繼武《中西驗方新編》以及唐川《六經方證中西通解》等。
中西醫學比較研究
近代由於西醫傳播，中西醫接觸日益增多，一些醫家試圖通過「比較」的方法，分析兩種醫學的長短異同，
以求正確對待兩種不同的醫學體系。早期對中西醫學進行比較的醫學家有王學權、王孟英、陳定泰、羅定昌、合信等。
陳定泰(約19世紀)在他所著《醫談傳真》（1844）一書中，將王清任《醫林改錯》中的「臟腑圖」與西洋人所繪
「解剖圖」加以對比。在來華的外籍醫生中也有人對中、西醫學進行比較研究，英人合信氏可謂最早的代表。
由此可以看出19世紀中期到30世紀初期，中國醫學界對中西醫學進行比較研究，已經進行了初步的嘗試。
匯通派代表醫家的學術思想
匯通思想的淵源，可以追溯到清初西學在中國的早期傳播。1890年李鴻章在為《萬國藥方》作序時提出，
「倘學者合中西之說而會其通，以造於至精極微之境，與醫學豈曰小補！」他提出「合中西之說而會其通」的主張。
西洋醫學在我國廣泛傳播，引起了中醫界的普遍重視。一些中醫界的人士逐漸形成了中西醫匯通的思想和學派，
對後世有較大的影響。代表人物有唐宗海、朱沛文、惲鐵樵、張錫鈍等。
唐宗海的「折衷歸於一是」
唐氏主要活動於19世紀後半葉，正處國難深重，內外矛盾日益激化，歐風東漸，西學在中國迅速傳播。
他力主順乎潮流，成為我國中醫界明確提出「中西醫匯通」口號的第一人。
他指出，「西醫亦有所長，中醫豈無所短……不存疆域異同之見，但求折衷歸於一是。」
（TangZongHai Esseutials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Shangjiang: Yuhai Publishing House,1894.唐宗海：
《中西匯通醫經精義》，清光緒二十年甲午(1894)申江油海山房石印本⑵），
其主張(1)「折衷歸於一是」建立盡善盡獎之醫學，(2)中西醫學原理相通，(3)重中輕西，厚古薄今。
作為早期中西醫匯通的代表，篳路藍縷之功不可沒。《清朝續文獻通考》
中說：「近代醫家，喜新者偏於西，泥古者偏於中，二者未將中外之書融合貫通，折衷至當。
唐氏慨之，研精覃思，著此五種書，執柯伐柯，取則不遠。」正是當時對唐宗海的評價。
朱沛文的「華洋醫學各有是非」
朱沛文(約生於19世紀中期)，字少廉，著《華洋臟象約纂》一書(1892)，又名《中西臟腑圖象合纂》。
他強調學習西醫的解剖知識，以彌補中醫學對人體結構缺乏細緻了解的不足，
他對匯通中西醫學態度比較慎重，採取「通其可通，存其可異」，「不能強合」。
張錫純的「衷中參西」
張錫鈍在充分吸取前人見解的基礎上，不以中西之界橫亙胸中，在立足我國傳統醫學的根基上，
「采西人之所長，以補吾人之所短
（ZhangXichun. Records for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BeiJing People's Health Publishing House,1974,18.張錫純：
醫學哀中參西錄，人民衛生出版社，1974：18⑶）」，確立了「衷中參西」的匯通原則。
張錫純警重從臨證治療，特別是藥物治療上來溝通中西醫學。他為中西醫匯通提出了一條新的思路。
惲鐵樵的「新中醫」
惲鐵樵具有深厚的舊學根底，廣泛地接觸了中西文化，又通曉英語，這些使他有條件對中西醫學進行比較深入的研究，
從事中西醫匯通的探索，提出一些獨特性的見解。他在《傷寒論研究·總論》中強調指出：
「居今日而言醫學改革，荀非與西洋醫學相周旋，更無第二途徑。」
又說，「中醫而有演進之價值，必能吸收西醫之長，與之化合，以產生新中醫。」
他認為：「中西醫之不同，乃由於中西文化之不同」。「是根本不同方法之兩種學說
（YunTieqiao study on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In:
Second volume of Yao』an』s collection of Medical Books. Page 10 and page 81.惲鐵樵：
《藥庵醫學叢書》第二輯下《傷寒論研究》，10頁，81頁）」。
中西醫匯通的經驗教訓
一、經驗
從不同的角度探索溝通中西醫學的途徑，比較兩種醫學體系的異同和優劣、長短，在比較與匯通中維護宣傳中醫學理論，
成為近代醫學史上一個重要課題。
把吸取西方醫學的科學方法，作為發展中醫學途徑之一，儘管是初步的嘗試，但對後人也是重要的啟示。
重視臨床療效，從臨床需要出發中西兩法並用，可供後人借鑒。
二、教訓
鑒於時代與個人的局限，他們在思想上有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傾向，在方法上存在生搬硬套、牽強附合、
簡單粗糟的現象，這是值得記取的教訓。
在學術思想上存在明顯的崇古尊經思想，不同程度上束縛了他們的創新。
總之，從事中西醫匯通派的醫家在提倡向西醫學習的同時，堅持了中醫之長，如整體觀、臟腑學說、陰陽五行學說、
四診八綱和辨證論治的方法等。他們提出采西醫之長如化學、機械、實驗等也符合實際。
從這一角度上評價他們的工作是有益的，他們為後人留下的經驗教訓也是值得進一步深入總結與借鑒的。
中西醫論爭
一、關於中醫基礎理論的論爭
近代中國醫學史的核心問題是中西醫的比較與抉擇。西方醫學的大規模傳入，造成了國內中醫、
西醫兩種異質醫學體系並存的局面。因而，通過比較並作出抉擇便成為中國醫學界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
圍繞這一問題，醫學界人土提出了多種觀點，表現出多種態度。
中西醫之間出現正面的論爭，是民國建立以後的事情。1916年余岩刊布《靈素商兌》，率先向中醫基礎理論宣戰。
論爭涉及陰陽、五行、運氣等內容。其後20年間，中西醫日趨對立，論爭日益激烈，捲入者也越來越多。
1922年惲鐵樵著《群經見智錄》，正面回應余岩的挑戰。其間中西醫界都發表了各自的看法，
中醫界以陸淵雷、吳漢仙、陸士諤等人的言論較有代表性，而西醫界人士多是應和余氏的主張。
1988年，楊則民著《內經之哲學的檢討》，從前所未有的理論高度研究《內經》，同時也是批駁余氏廢止中醫觀點的力作。
惲鐵樵與《群經見智錄》
余雲岫早年留學日本，受明治維新時廢止日本漢醫思潮影響，於1916年發表《靈素商兌》，否定《內經》，詆毀中醫理論。
惲鐵樵於1922年著《群經見智錄》，次年著《傷寒論研究》，是中醫界第一個挺身而出應余雲岫挑戰者。
《群經見智錄》是惲氏學術思想的奠基之作，他在該書中提出的關於《內經》基本理論的創見，
對構成中醫學基礎的陰陽五行，六氣等作出較令人信服的解釋，具有較高的水平。
惲氏提出，《易》和《內經》都依四時立論。在此基礎上，惲氏指出，「五行為四時之代名詞
內經》言五行配以五藏，其來源本於天之四時
（YunTieqiao. Study in Five Elements. In: Intelligence shownin classical medical Books. Wejin: Yun』s PublishingHouse,1922,21.惲鐵樵：
群經見智錄，五行之研究第八。武進惲氏鉛本，1922：21）」。因而提出中醫學的五臟乃「四時之五臟」的命題，
揭示了中醫基礎理論的奧秘所在。
楊則民與《內經之哲學的檢討》
楊則民(1893—1948)，字潛庵，「乃承惲氏之餘緒」，而另闢途徑，主張吾人慾討論《內經》之真價，
宜以哲學的眼光衡量之，不當以自然科學之見解批評之。」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然則《內經》之思想方法果何如乎？
吾敢毅然斷之曰：辯證法也
（YangZhemin. Study on philosophy in Internal Classic .Edilorial Department of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1984.楊則民：
內徑之哲學的檢討，中華全國中醫學會編輯鉛印本，1984：）。」
其它中醫名家與余氏的論爭
如陸淵雷於1928年發表「改造中醫之商榷』等文，參與論爭。吳漢仙、陸士諤均與余雲岫展開針鋒相對的論爭二、
關於陰陽、五行、運氣存廢的論爭1900年前後學術界已出現否定五行說的思潮，在當時學術界影響較大的學者如嚴復、
梁啟超都有這方面言論。梁啟超1923年5月在《東方雜誌》上發表「陰陽五行說之來歷」，
其文開篇便說：「陰陽五行說為二千年來迷信之大本營，直至今日在社會上猶有莫大勢力。今當辭而辟之」。
1926年，章氏太炎在《醫界春秋》上發表「論五臟附五行無定說」，從而掀起一次討論五行存廢的高潮。
章氏主張廢棄五行說，由於他與中醫界保持相當密切關係，在中醫界影響較大。民國建元到抗戰爆發之間的20餘年間，
關於五行、陰陽及運氣說的存廢之爭不斷。江蘇的袁桂生，1915年將「廢五行說」作為一項提案交神州醫藥總會討論。
他主張廢去五行但不主張廢陰陽。陸淵雷、葉古紅、秦伯未等醫學家，
以及新加坡的黎北海先生等都曾對此問題發表不同的見解。
此可見，近代關於陰陽、五行、運氣存廢的論爭，是與當代的時代潮流相關的。
中西醫之間由論爭發展到激烈對抗，主要是在民國時期，民國元年(1912年)學制改新，北洋政府屏中醫於學制之外，
由此引發了中醫界首次的抗爭請願活動。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廢止中醫論者得到當局的支持，廢止中醫活動愈演愈烈。
1928年全日教育會議上，汪企張首次提出廢止中醫案，未獲通過。翌年中央衛生委員會議上，
由余雲岫提出的廢止中醫案獲得通過，成為民國時期大規模中醫抗爭運動的導火線。
其後為設立中央國醫館，頒布《中醫條例》都引起中西醫雙方激烈的鬥爭，直至抗戰爆發才告一段落。
一、北洋政論時期爭取中醫教育
合法化的請願1918年7月，北洋政府舉行教育會談，參照日本學制，制訂了《王子癸丑學制》。
1912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頒布了《醫學專門學校規程》。1913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大學規程》醫學、
藥學兩門，完全沒有中醫藥學方面的規定，這就是民元的所謂教育系統「漏列」中醫事件。
首次請願活動，北洋政府教育部頒布法規後，引起了中醫界的警覺，有識之士紛紛譴責。
首先提出抗議的是上海神州醫藥總合會長余伯陶(德塤)等人，該會還聯合了其它省市的中醫藥同業組織「醫藥救亡請願團」。
至1813年10月已有19個省市的醫學團體響應此舉，並派代表參加。當時推舉的代表晉京請願。
二、國民政府時期的中醫抗爭運動
1929年2月23—26日，南京政府衛生部召開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議，由衛生部副部長劉瑞恆主持。
會上討論了有關廢止中醫藥的提案共四項，分別是：
1、中字第十四提案：《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
2、生字第二十二號提案：《統一醫士登錄方法》。
3、生字第三十六號提案，《制定中醫登記年限》。
4、生字第四十二號提案：《擬請規定限制中醫生及中藥材之辦法案》
其中，余雲岫提出的《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基本包括了後三項提案的內容。
他在提案中提出了徹底消滅中醫的具體措施共六條。
會上還議決將上述四項提案合併為《規定舊醫登記案原則》，委託衛生部施行：
甲．舊醫登記限至民國19年(1930年)底止。
乙．禁止舊學校。
丙．其餘如取締新聞雜誌等非科學之宣傳品及登記介紹舊醫等事由，衛生部儘力相機進行。
這就是中醫近代史上著名的「廢止中醫案」。
全國中醫藥界聯合請願，1929年2月26日，上海《新聞報》首先披露此事。消息傳出，全國為之震動。
上海市中醫協會首先發起召開上海市醫藥團體聯席會議，邀集神州醫藥總會、中華醫藥聯合會、上海中國醫學院、
醫界春秋社等40餘個中醫藥團體的代表商討對策
(PetitionReport of National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Organizations Chronicle of Medical Field,1929,34:48.全國醫藥團體請願報告,
醫界春秋，1929，(34)：48)。會上討論決定，組織上海醫藥團體聯合會以便採取統一行動，
議決籌備召開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定會期為3月17日。1923年8月17日，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假上海商會會場舉行開幕式。
為了表示對大會的支持和擁護，上海中醫、中藥界分別停業半天，藥店門前張貼許多醒目的標語，
如「擁護中醫藥就是保持我國的國粹」、「取締中醫藥就是致病民的死命」、「反對衛生部取締中醫的決議案』等等。
會場上懸掛著巨幅對聯「提倡中醫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藥以防經濟侵略」。
出席大會的有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湖北、四川、河南、河北、山東、山西等
15省132個團體的代表共262人。大會還推舉陸仲安、隨翰英、蔡濟平、張梅庵等為主席團成員。
請願問題，議決由執行委員會負責辦理。推選謝利恆、隨翰英、蔣文芳、陳存仁、張梅庵組成晉京請願團，
張贊臣、岑志良為隨行秘書。分別向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衛生部、
教育部等單位請願，要求撤銷廢止中醫提案。由於全國中醫界的據理力爭，
迫使南京政府在強大的社會輿論面前作出讓步，不得不將廢止中醫案擱置起來。
然而這沒能使南京政府歧視和排擠中醫政策性根本變化。
1929年12月1日，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第一次臨時代表大會如期在上海舉行。出席者有17行省及香港、
菲律賓等地區233個團體，457位代表會議歷時五天，群情激憤，提案有百餘項；
經大會討論議決組織請願團
(Recordsof First Provisional National Congress and Petition. In:Compilation of Business Record of national.1931.45∼56.
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會務彙編，第一次臨時代表大會及請願情形,該會鉛印，1931：45∼56)。
12月7日，請願團啟程入京請願，請求撤銷阻礙中醫藥發展的各項政令。
全國醫藥總合於1929年12月領導組織的第二次大規模請願爭取到蔣氏手諭後，各地中醫藥同業歡欣萬分。
三、中央國醫館的成立
中醫藥界仍未擺脫危機四伏的險境。全國醫藥總合執委裘吉生、蔣文芳、蔡濟平等慮及此情，憂心如焚，
認為癥結在於當局者對中國醫藥學內容不甚明了，遂決定具文呈請國府仿國術館設國醫館。
經過多方努力，中央國醫館部衝破重重阻力，終於1931年3月17日宣告成立。國醫館理事會召開全體大會，
推選陳立夫為理事長，推舉焦易堂為館長，陳郁、施今墨為副館長。後陳立夫以政務繁忙迭請辭職，
7月21日常務理事會議決定準其所請，由彭養光代理理事長之職。該館成立之初，即延聘施今墨等學術整理委員，
其任務是負責起草、制定中醫藥學校整理工作計劃及中醫藥學術標準等。
四、中醫藥抗爭運動的歷史意義
中醫藥的抗爭運動對近代中國醫藥界的盲目西化思潮起到了批判作用。
從這一點來講，近代中醫抗爭運動具有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意義。應當首先認識到，近代中國吸收西方文化完全是被迫的，
是與近代中國的嚴重的民族危機聯繫在一起的，其前提是帝國主義把持著中國的命脈。
民族虛無主義思潮的泛濫也是對這種歷史環境的一種反應。文化運動中，更有人提出要「剿滅」中國文化，廢除漢文，
對中國傳統文化全盤否定，便是這種反應的顯例。中醫藥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因而，中醫藥界興起的旨在保存中醫藥學，反對廢止的抗爭運動，無疑具有反對民族虛無主義的意義，
並對糾正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錯誤傾向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同時，也有效地抵制了帝國主義的醫藥文化侵略。
近代中醫藥抗爭運動從爆發時起，便己超出了醫學學術的範圍。
近代中國，帝國主義列強通過借款給中國政府並在中國開設銀行，壟斷了中的金融和財政。
因此，他們不但在商品競爭方面壓倒了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而且在金融財政上扼住了中國的咽喉。
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都在實質上成為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代言人。他們也在制定法令、政策時看主子的臉色行事。
提倡中醫藥學顯然不利於各帝國主義國家的醫藥產品壟斷國市場，因而帝國主義國家都拚命擴大各自的勢力範圍，
通過開辦醫校、醫院實施經濟和文化侵略。近代中國的中醫藥從業人員數以十萬計，遍及全國各地。
中藥材和成藥的銷售額，每年數以億元計，在經濟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中醫若廢，全國中醫藥從業人員包括中醫師、
藥商、藥工、藥農便失去生計，政府也失去大筆利稅收入。同時，由於國產西藥無法滿足需要，只能大量依賴進口，
增加貿易逆差，給中國經濟帶來沉重的負擔。中醫藥界有識之士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
早在1929年即提出「提倡中藥以防經濟侵略」，所以說，近代中醫藥抗爭運動具有抵禦列強對中國經濟、文化侵略的深遠意義。
綜上所述，近代中醫抗爭運動，無論從保存中國傳統文化遺產，反對民族虛無主義方面而言，抑或從抵制帝國主義經濟、
文化侵略方面而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由此可見，中醫藥學能在近代中國得以生存發展，
正是這場歷時數十年的抗爭運動努力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