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病
隨著醫療實踐的不斷深入，人們對疾病的認識逐步深化，對人體某系統疾病及某系統單個臟器
或相關臟器病變的研究也日益深化。如對肺病、肝病、肝胃病、脾胃病的有關專著與論述的出現，
是這一時期雜病研究的特點之一。
近代王泰林，字旭高（1798∼1862）江蘇無錫人，善治雜病。所撰《西溪書星夜話錄》(1897年)「肝症論治篇」有治肝卅法，
為其畢生功力所聚，對肝病證治頗有心得。他認為肝病最雜而治法最廣。因肝主藏血，體陰用陽，全賴腎水以涵之，
營血以濡之，肺金請肅之令以平之，脾土生化氣血以涵之，才能遂其條達疏泄之性。
故他臟病變皆可以影響肝臟而發生肝氣、肝風、肝火等疾患。並以此為綱，分別論治。
如肝氣證治條列疏肝理氣、疏肝通絡等八法；肝風證治列舉熄風和陽、熄風潛陽等五法，肝火證治則舉出清肝、
瀉肝等七法。各法分別指出適應證與當用藥物。肝氣肝風肝火既有不同表現，
但在疾病過程中又往往交錯互見，相互影響。因此，除上述諸法外，
又立補肝、鎮肝、斂肝、平肝、散肝、搜肝，及補陰補陽、補氣補血等法，使治肝方法更為全面。
費伯雄十分重視對肝臟的調治，他認為肝臟和營血有者密切的關係。而營血的不足是肝臟病變的重要因素。
因此他在臨床上善用調營治肝，以治療一般虛怯症和危急重症，費氏的治療思想主要體現在《醫醇剩義》
中的二十餘首處方和費氏醫案中。主要有疏肝解郁法、平肝熄風法、清肝瀉火法、溫肝散寒法、補肝養血法、
肝膽同治法、肝脾(胃)同治法、肝肺同治法等。既有針對肝臟本身的，也有結合其他臟腑的治法，
提綱挈領地反映了肝臟病變的臨床特點和傳變趨勢。費氏治肝方劑均來自醫療實踐，配伍嚴密，值得探討。
丁甘仁擅治雜病，對治肝素有研究。後人整理他的醫案，將其中涉及治肝法及其方藥歸納為十法。
計有養肝熄風、柔肝養血、涼肝滌痰、滋肝潛陽、清肝滋腎、泄肝和胃、疏肝理氣、疏風明目、清肝降火、清肝化濕等。
1931年趙樹屏撰《肝病論》，淺近易懂。
外科
一、外科名家與醫著
此期外科名家輩出，較著名的有馬培之、余景和、高思敬、張山雷等。
馬培之(1820∼l898)，字文植。江蘇武進孟河人，精於外科，對內科、喉科也有很深造詣。
光緒六年（1880年）進京為慈禧治病，由此醫名顯赫。他將自己平生常用驗方、外用藥，以及膏藥的配製法，
有關分科器械的使用等，總結寫成《外科傳薪集》(1892年)，內容簡明扼要，切合實用。
又撰《馬培之外科醫案》(1893年)，記載四十二種外科病症治法，介紹臨證經驗。
所著《醫略存真》(1896年)則「但取經言不詳，前哲不道，創為論說」。
全書一卷，首列其祖父馬省三外科專論十六則，繼為本人數十年臨證心得。書中所論以外科為主，兼融眾科，
並收裁了不少馬氏創製的效方。此外，又對當時廣為流行，且被瘍醫奉為枕秘的《外科證治全生集》作評註、
補充及修正，對後世影響較深。余景和(1847∼1907，字聽鴻)，內外科造詣精深。
他主張外科醫生要熟悉脈診和方藥，內科醫生也要學習刀針手法。這樣，當遇到內外兼證時，
醫生可以始終一貫地調治，不必更換其他科醫生，患者從而受益。著有《外證醫案彙編》（1891年），
合青浦陳學山等外證醫案七百二十六首，以及余氏自己的部分醫案。研輯方案以內外兩科兼症者居多。
治法精當，示人以法。高思敬，於內外兩科研究皆深，本內科之理，治外科之症。
光緒十三年(1887年)主持天津養病醫院外科醫事。將日常所治諸疹以及有效方藥別類分門，
著為《外科醫鏡》12卷(1900年)。
張山雷，嘉定(今屬上海市)人。初學內科二年，後從同邑黃牆朱閬仙氏學外科。朱氏五世業醫，頗負聲望，
山雷為其得意弟子。弦氏著述頗豐，其外科代表作《瘍科綱要》(19l7年)說理透徹，融會中西，
所述方藥皆切實可用，對後世影響頗深。《瘍科綱要》共二卷。分四章。
第一章總論，詳述外瘍的不同症状和膿血滋水形質的辨別。
第二章為脈狀，論述各種脈象與外瘍的關係，合理進行辨證論治。
第三章為治瘍藥劑，既論內服，又述外治，退消、行氣、治痰、清熱、理濕、溫養、補益、提托、養胃等法均有論述。
第四章膏丹丸散，介紹敷帖吹摻及內服方凡66則。
張氏在書中試以西醫理論闡釋病機。書中所裁「鋅氧油膏」、「樟丹油膏」，「水楊油膏」，既用西藥鋅氧粉、
水楊酸及軟膏基礎劑凡士林等，亦用中藥東丹。梅冰之屬。此外如碘酊、石炭酸等西藥均收載入書。
在「洗滌諸方」中對消毒滅菌亦頗重視。
梁希曾：治頸癘尤擅。著《癘科全書》（1909年)凡一卷。全書對癘證辨治系統全面內外結合，治法獨到。
尤其外治法中多為經驗秘方。是書為治專著，頗有影響。許半龍(1898∼1939）著《中國外科學大綱》（1926年），
分上下卷。此外，劉吉人著《外科學講義》，對一般外科病及梅毒加以論述，並對當時好用輕粉等劫藥治療梅毒的弊病給予有力批判。
皮膚病、性病著作，如惲鐵樵的《梅瘡見垣錄》，陸清潔的《皮膚科》，《性病科花柳科》，茹十眉的《皮膚病》、
《性病》，秦伯未《花柳科學》，朱振聲《淋濁自療法》，俞慎初的《中國麻風病學》等。
近代時期中醫痔瘺逐步發展晚為專科，如江蘇痔科專家丁澤民，從高祖丁錦楠，祖父三祝，父輔廷，幾代行醫。
（1914∼1974），丁擇民懸壺揚州、南京，秉承家技，治療痔瘺，療效顯著。後又對傳統的外用含砒枯痔激進行改進。
痔科名醫林墨園（1898∼1974）浙江平湖世醫，少隨父習痔科，先懸壺於鄉邑，後轉至滬上開業。
精於痔科，醫治痔瘺以傳統或線療當為主，早年即採用西藥局麻醉，改進手術方法，縮短療程，提高療效，名噪一時。
認為根治肛瘺，關鍵在於找到內口，並加以正確處理。以上諸家的研究，均為所論各病的進一步專科化，打下了一定基礎。
此外，鄒漢璜的《瘡瘍》，曾懿的《外科纂要》。顧鳴盛的《中西合纂外科大全》，鄒岳《外科真銓》，
凌曉五《外科方外奇方》。鄒存淦《外科壽世方》。余無言的《實用混合外科總論》及《實用混合外科學各論》等，均有一定影響。
二、外治法與外科手術法的豐富
這一時期外治法有重在發展，對內病外治作了大膽嘗試。吳師機《理瀹駢文》(1864年）對清以前處治法作了一次系統總結，
是中國醫學史上的第一部外治專著敷貼膏藥廣泛應用，使得膏藥研製更為精良，從而促進外科診療水平提高。
外科手術療法較前也有進步，從有關施行手術案例記述來看，近代中醫外科手術已經有了良好的開端。
余聽鴻氏《診余集·外科醫案》「截臂」節詳細記載了手術截肢一案。隨著手術進步，手術器械亦有發展。
在諸多醫家努力下，這一時期外科有長足進步。雖面臨醫外科挑戰，但其豐富的內外治法，顯示出頑強的生命力和競爭力。
骨傷科
近代骨傷學的發展，受近代西方醫學傳入的影響，除在其原有體系中不斷進步，產生一批著名醫家與醫著外，
同時開始吸收西方醫學長處，融於傳統骨傷科醫學體系之中。臨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一、傳統中醫骨傷科的進步
近代中醫骨傷科理論的發展，
以唐宗海倡導的治骨傷血證的止血補氣，祛瘀生血和消瘀定痛、通竅活血之法則，對後人影響最大。
在近代，中國人民飽受外國列強之欺侮。伴隨著反抗鬥爭和保存發揚光大國術的需要，習練武術成為時尚，
出現了一批武術大家，而武術與正骨手法之間又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傷科專家杜自明即自幼習武，
宗少林派武功，以猴拳見長，得家傳傷科秘方，二十六歲即懸壺濟世，所愈跌打損傷者難計其數，
尤以手法治療筋傷最為擅長，名震天府之國。武術大師王子平(1811∼l973）不僅堪稱武林泰斗，
亦為北方武林傷科流派之一支。
他6歲習武，精通各門拳術對傷科正骨也廣采博收。在手法治傷中熔擒拿手法和正骨手法於一爐，並將導引與武術相互滲透、
融會貫通，倡導手法與練功的有機結合，在學術界獨樹一幟。王氏正骨手法的特點是：重視經穴，注意點麵線相結合，
鄰近取穴和循經取穴相結合，突出體現了中醫整體觀的原則。在具體手法的施用上，王氏強調武術中的剛柔相濟、
以柔克剛，要求達到「機觸於外，巧生於內，手隨心轉，法從手出」的境界，主張用寸勁、巧勁，
反對用拙力和暴力，使力的應用如「似棉裹鐵」一般滲透到患部的深層。至於對關節的「拔伸」、「捺正」、
「項」的手法，王氏則擅長以拳諺中的「四兩撥千斤」的巧勁來施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中西醫學在骨傷科的融合
合信氏的《全體新論》就受到中醫骨傷科醫師的重視，尤其是其中關於肌肉、韌帶等知識，更直接為一些開明醫生所吸牧。
如王子平就很重視西醫的骨骼解剖及其肌肉、韌帶的有關知識，他所倡導的手法治療要重視點、面、線的結合，
就包括了肌肉群、肌肉起止點及韌帶的有關知識。他認為，只有廣泛吸取新的知識，才能發展中醫傷科學。
進入20世紀，諸如X線等物理診斷技術的傳入，引起醫學界的廣泛重視，當時在上海等大城市裡有條件的中醫骨傷醫生，
都儘可能的吸取X線診斷知識，利用X光拍片來診斷疾病，大大提高了骨傷病診斷的準確性。
同時傳統的診斷技術仍有著廣泛的實用性；正如20年代即懸壺上海的十五世傷科傳人魏指薪
（1894∼1984）所言「X線攝片是重要的，必須的，但不能完全依賴它。有的骨裂或骨錯縫，
在X線片上由於攝片時的體位關係或其他因素等，往往不能得到正確的反映。」
而魏指薪則能結合豐富的臨證經驗用觸摸的方法予以診斷。可見，中西醫在骨傷學內的碰撞是和緩的，
中醫既注意吸取西醫之長，同時也注重發揮中醫骨傷學幾千年豐富經驗之優勢，這樣和緩而理智的碰撞，
為以後骨傷料中西醫結合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三、傷科名醫與名著
近代是中醫骨傷科發展史上一個值得重視的時代，一方面是骨傷名醫輩出，一方面是骨傷專著增多。
如江考卿的《傷科方書》（1840），趙濂的《傷科大成》（1875)，趙廷海的《救傷秘旨》(1852)，
徐英的《接骨全書》（1883）黃虎臣傳述的《黃氏青曩全集秘旨》，劉澤一的《正骨秘法》(1922)，
季愛人的《中醫傷科病理學》（1922），董志仁的《國醫軍陣傷科學概要》（1935）等，有數十種之多，
其中既有對中醫骨傷理論的整理與發展，也有對世傳傷科治療經驗的繼承和宏揚，對中醫骨傷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趙廷海（1821∼1861），字蘭亭，浙江天台縣人。少好勇，薄游四方，遇技擊之良者，必上而請教焉，
同時注意收集關於治療跌打損傷的民間經驗秘方。《救傷秘旨》內容豐富，有拳擊傷、骨折的處理步驟和治療方劑，
包括各種傷損重症的鑒別診斷，以及開放性創傷的處理和近20個部位骨折的整復固定方法，
還有34個大穴傷損的治療方藥，治療創傷骨折的驗方14首，「十二對氣血流注歌」以及前人「王瑞伯損傷用藥論」等。
特別對整復後固定論述最詳，頗多新見，如：對於頸椎骨折脫位損傷者，用「絹兜牽引複位固定」治療；
在對足踝關節損傷整復後的固定中，趙氏使用了超關節固定法，所謂超關節固定法，其具體做法是；
「用布兜掌前，繫於膝下，令腳不直伸下，仍令腳掌時時伸屈。」趙氏還十分重視早期的功能活動鍛煉，指出：
骨傷後「要對常屈伸……漸漸習試，方是活動原歸」。就是重視早期功能煅煉的具體體現。
趙氏還討論了筋骨骨折是否需要複位的問題，他認為「兩助筋骨斷者，不必夾縛」，這是由於肋骨骨折即使有明顯移位，
但在複位後既無法獲得有效的外固定，又無必要採用內固定，因此肋骨骨折的複位在多數情況下則為多餘，
故趙氏不主張對肋骨骨折複位是符合實際的。
由此可見，《救傷秘旨》中論述的許多行之有效的骨折治療方法，不僅是對前人經驗的總結提高，
而且對於今天的骨傷科學也很有啟示意義。此外，對於骨傷的用藥，
趙氏主張：在整復固定前用麻醉鎮痛藥物，如消風散、住痛散，甚則可加痹藥（指貝烏、草烏等鎮痛麻醉藥）。
整復固定後用活血住通散等活血通絡，以促進骨傷的早日癒合。
石氏傷科是江南傷科的一大流派；肇始於石藍田(江蘇無錫人)，奠基於石榮宗（字曉山，1859∼1928）。
大約於1870年由無錫遷至上海，不久即聞名遐邇。作為石氏傷科的奠基人石曉山，自幼得父所傳，兼習針灸、外科，
19l2年內戰發生之時，這救護總隊長，治傷活人不計其數，還任中國紅十字總會特別委員。
曉山最服膺薛已「十三科一理貫之」之說，並進而從一般理論書籍及各科專著中，尋其一貫之理用之於傷科，
擅長於傷科內治，每起沉痾，形成了石氏傷科一大特色。石筱山（1902∼1964）秉承家學，侍診於父親石曉山先生案側。
l924年正式懸壺。筱山總結其治骨傷手法概為「十二字訣」；拔伸捺正，拽捏端提，按操搖轉。他主張「理傷僅用外治，
氣血難復，恢復不易；僅用內治，則筋骨不正。理應調氣血，壯筋骨，內服外敷，針刺手法，夾縛活動，相互參用，
使療效顯著，而少後遺、複發之虞」並強調理傷宜氣血兼顧，卻以氣為主的觀點。
其擅長治療腦震蕩，就是貫徹了這一觀點而取效。石筱山認為：腦震蕩乃頭部內傷為多，多以內治，筱山經驗，
早期以柴胡細辛湯升清降濁，化瘀寧神；中期用天麻鉤藤湯合川芎茶調散，平腫息風，活血養神；未期視體質強弱，
與補中益氣湯冀其恢復。筱山晚年，除診務外，潛心整理文獻，研究理論，並對傷科的史略、病因、證治等深加探討
，發表《從醫史中認識祖國傷科的成果》，《祖國傷科內傷的研究》、《腦震傷在理論探討》等論文10多篇，
不僅對石氏傷科流派的發展，亦為中醫傷科學的進步做出了很大貢獻。
婦產科
一、晚清醫家有關婦科病的論述
包岩(字蘅村)，浙江湖州人，於1903年著《婦科一百十七症發明》。
包氏對當時婦女所受形體之苦深表同情以經脈循行營運的原理說明纏足對女子的戕害，提倡天足，
並從強國強種的意義與高度呼籲對婦女進行保護。他所編撰的《女科一百十七症發明》
原書是竹林寺女科著作系統的一個刊本。竹林寺女科是浙江蕭山縣竹林寺僧撰寫的女科著作，自清初以來流傳甚廣，
形成近代一大女科著作系統，並和紹興錢氏女科、嘉興陳氏女科、寧波宋氏女科合稱「浙江女科四大家」。
包氏在本書中詳細闡明婦科辨證用藥的機理，凡有心得，則在症下列「發明」一節以作論述，多能曲暢旁通。
1909年陳蓮舫（秉鈞）纂《女科秘訣大全》，一名《女科實驗秘本》，共分經脈（包括經帶病）、
胎前、臨產、產後、雜證五卷。每病先引經典或前人論說，備述婦女病原，繼參按語，殿以方藥，次序井然，
理法方藥咸備。此書雖述而不作，但作即在述中。搜羅全面而又精萃，且貫穿著蓮舫本人的學術見解，有益於後學。
二、民國婦科醫家與著作
近代醫家顧鳴盛，字濱秋，江蘇無錫人。曾問業於丁福保，通中西醫學，
在發起組織醫學團體及主編醫學期刊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其《中西合纂婦科大全》
（1918年）一書，共七卷，分調經、雜證、胎前、產後四門，予目一百七十餘節。每節詳論病源，分列「中醫學說」、
「西醫學說」，二者比勘並觀，頗能互相啟發。嚴鴻志，輯著女科三種：《女科精華》、《女科證治約旨》、
《女科醫案選粹》、合《感證輯要》為《退思廬醫書四種》，刊刻於1921年。其《女科證治約旨》凡四卷，
在婦科診斷方面較他書為詳。作者認為婦女每多隱疾，羞愧諱言，非神乎四診，不能得到其病源。
因此在婦科問診方面，一問口渴，二問二便，三問經帶，四問胎孕，五問產後；此外，如按臍間動氣以診沖任脈等，
都體現了婦科特色。他主張「醫藥固須對證，而手術亦不可少。此產科學之所以宜兼講手術也」。
清末民初醫家陳稚泉(約1860∼l930)對於婦科疾病因根據不同性格、體格類型予以不同治療方面較前人更為重視。
如他在所著《婦科心得》(1924年)調經門「不及期而經先期」項下，將該證按「賦性溫和」、
「性急躁多怒多妒」等不同心理類型，「形瘦」、「形胖」等不同體格類型予以不同治療，
併兼顧既往近代西醫書刊的出版和醫藥學術團體病證用藥情況。
朱南山（1872∼1938）晚年致力於婦科，重視婦女婚孕育產和經帶腫瘤等方面的保健防治及有關的胸腹診斷。
曾手訂婦科要訣以為門人法式；
「一問年月二問經，及笄詳察婚與親；三審寒熱汗和便，四探胸腹要分明；頭痛腰酸多帶下，味嗅辨色更須清；
五重孕育胎產門，崩漏注意腫瘤症；六淫七情括三因，八綱九候祖先問；本病雜症弄清楚，十全診治方得准」。
他和嚴鴻志一樣，認為胸是「虛里」的所在，欲辨別宗氣的虛實，是必須診察的；腹是沖任所在地，
欲辨別孕育和瘕的病症，確定腹中胎兒生長的情況，也必須觸按。為了準確地了解病情，得其究竟，
他能突破封建禮教的束縛，必要時從事胸腹的切診。此外，在女子肝氣鬱結診治方面，重視以乳脹為主要徵象。
陳筱寶(1872∼1937)專長婦科，對宋代名醫陳素庵《婦科醫要》深有研究，診病亦注重根據婦女特點進行四診。
善於體念病者精神所苦，勸喻譬解，以精神勸慰與藥物治療兩者結合，多獲良效。其學術見解，強調病人以元氣為本，
元氣充沛，人體自能調節卻病。婦科以調治血分為主，雜病以調肝為中心環節。滋血宜取流暢，行瘀宜取和化，
順氣應取疏達。清不可寒涼。溫不宜辛燥。這些都是在前人論述基礎上結合臨床的經驗之談。
對於崩漏，主以塞流、澄源、復舊三法次第治之。張錫純一生治驗中有關婦科方面的案例頗多。
後人從其《醫學衷中參西錄》中輯出《女科要旨》三卷，涵括了女科醫論、醫話、醫方、醫案多方面內容。
張山雷《沈氏女科輯要箋正》，作為浙江蘭溪中醫專門學校婦科讀本，後經多次印行，並於1934年重加釐訂。
單以產科鳴世者以下幾家。
《宋氏家傳產科全書秘本》。據一九五一年《鄞縣通志·文獻志》甲上《人物》—《藝術紀略·宋氏女科》：
「宋氏本鄞世家，前清有北川者，始以女科為名，著書一，頗出入《濟陰綱目)。其後入曰紫清者，刪繁就簡，
別有《秘錄》，均未刊行」。《寧波府志》也說「宋北川，清代浙江寧波府人，精女科，有名於時」
(浙江方言，博、北同音)。民國慈溪名醫馮紹蘧於業師陳虯處得《宋氏博川產科全書》，而陳虯又得之甬江範文甫。
後經馮氏編纂重訂，共分四卷。卷一是宋氏產證論，卷二是宋氏方目，卷三是馮氏所著宋氏方評，
卷四乃馮氏增輯的摩勞及產後效方。馮氏病時入襲西醫之皮毛，昧中醫之神髓。
他雖然佩服西式產醫器械的精良和手術術敏捷，但又稱讚中醫產科祟尚自然，順應天地造化與人體天賦之本能。
認為宋氏產科對於難產及產後各病莫不條分縷述，靡然無遺。他說當時西醫產科分娩後，將產婦中惡露擠壓殆盡，
復以藥水滌之，繃帶扎之。產後雖無臍腹攻痛及惡露上沖之患，擔身體贏弱的產婦，
每因去血過多而難以康復或發生變證。不如中醫產後用生化湯祛瘀化新，並能順應血行之路以杜絕賊風細茵外侵產戶。
本書主要論述產後諸病，即以加減生化湯為主，因此方「視病加減，竭盡生化變化增損之能事，宜其收十全之效也」
（近代中醫珍本集·婦科分冊，浙江科技出版社，1989）。張曜孫著有《產孕集》二卷，共十三篇。
在具體孕期保健方面，既重視先天也重視後天因素，並指出孕期不可太逸，不可太勞，冬毋太溫，夏毋太涼，食毋過飽，
飲毋過多等原則（「孕忌第四」）。重視產後精神護理方面，重視產後調攝，提倡母乳餵養。
曜孫的這些論述對於優生優育、圍產期保健及減少難產等方面，有一定指導意義。包誠補遺，增加了治法方藥。
近代時期婦產科有名醫家及有影響的著作尚有寄湘漁父《達生保赤編》(1886年)、程門雪《婦科學講義》、
惲鐵樵《婦科大略》、秦伯未《婦科學》、時逸人《中國婦科病學》等。
兒科
一、嬰幼兒調護與疾病治療
關於斷臍，在古代醫家認識到斷臍不潔易致危害，因而主張燒斷、烙臍、鐵器水煮等基礎上，
近代醫家多提倡新法接生，用消毒利剪斷臍，不可過長過短，覆以紗布藥棉。
如吳克潛並主用枯礬末、松花等摻臍上包裹，中西結合，十分妥貼。對臍風原因，吳氏認識到是因斷臍不慎，
水濕寒氣入侵；或手術不潔，包紮不慎，微生物侵入。治法推崇燈火（火焦）法，
認為其原理「全在藉其暖氣以溫通殺菌」，頗為適用。
此外，張振鋆編撰的《鬻嬰提要說》(1889年)是論小兒調護的專著。
二、痧痘
痧痘即麻疹與天花，或作痘疹，對人體尤其是小兒危害甚大，自古有「走馬看傷寒，回頭看痘疹」之說，
形容其瞬息萬變。中醫對這兩種急性傳染病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近代尤其達到頂蜂。
其觀察之細緻，經驗之老到，洵屬千餘年乃至數千年功力的積聚，也是中醫對人類的巨大貢獻。
對此二病，近代除兒科著作中多有論述外，一般綜合性醫書也每涉及，此外，僅這方面的專著即有120餘種，
多數是痘疹合論，也有部分是專論痘瘡或專論麻疹的；可見醫家對此之重視。
麻疹
又稱痧疹，或名瘄子。關於本病的專著，有安徽太平沈望橋撰述的《經驗麻科》，
江蘇揚州葉霖撰寫的《痧疹輯要》等。沈望橋精兒科，對麻疹尤為擅長。此書內容豐富，雖然在理論上發揮不多，
但經驗確切，是一本臨床心得之作，如他將治療藥物分別為升降兩種趨勢，「麻疹未出，升發為先」，
「凡治瘄之法，三日宜升，四日宜降，倘誤降者，則不治也」，具一定指導意義。葉氏《痧症輯要》以「痧疹」為名，
為記述小兒麻疹的專著，但不少地方亦每痘疹並論，且引進西醫新知。這一時期對麻疹的病因、病機、
辨證論治、預防等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錢今陽對麻疹的病因作了分析。古人有將其分為胎毒蘊於肺脾，外感引發；肺胃蘊熱外發；
天行時毒等三種。錢氏在肯定本病均屬熱性傳染病的同時，
認為第一種為正痧；第二種為風疹，有別於麻疹；第三種屬疫痧，當指麻疹中發熱較重，傳染較烈的一種類型。
並將麻疹與傷寒、感冒、天痘、水痘、猩紅熱等病分別作了鑒別比較。吳克潛認為麻疹與痘疹的區別在於
「痧疹之伏毒較淺，痘疹之伏毒深藏骨髓而發動於腎」，「痧喜清涼、痘喜溫暖」在辨證論治方面，
錢今陽結合中西醫認識，將本病分為潛伏期、前驅期、發痧期、衰退期、恢復期五期。
對麻疹全病程中症状之描述，機理之闡發，治則方藥之運用，險逆並症之處置等一氣貫通，融合無間。
秦伯未則將此病分瘄前、瘄潮、瘄後三期，每期症治後附以總結性的「雜論」，為前人理論與經驗的積澱。
觀察細緻，應變多方，均反映了此期臨床的新水平。惲鐵樵《保赤新書》(1936年)主要敘述痧疹與驚風二病。
他認為痧子病狀初期以咳嗽、發熱、心裡難受為主要症状。其逆證有三：
一為氣急鼻扇，是氣管、支氣管等呼吸系統的炎症，治療當驅逐風寒。二為高熱無汗，鼻旁口唇發青，手足冷。
為表閉，正氣不能勝邪，病毒內攻。三為熱毒內陷，大便泄瀉。此時當區分寒熱予以不同治療。
惲氏因子女夭折而發憤學醫，他在研究兒科疾病時有很多切身體會，所論也較通俗易懂，在當時影響很大，但偶有以偏概全之處。
預防麻疹方面，在傳統的解胎毒等方法外，葉霖提倡用《泰西方鑒》介紹的種疹法。即用患者血液涕沼蘸棉插鼻，
或貼於皮膚；或以患者貼身衣物遍摩種者之身。謂可將命門伏毒由臟腑而引出肌肉，達到預防目的。
其法實際是從中國人痘術脫胎而來。
痘
關於痘瘡即天花的病因學，吳克潛不廢舊說，仍主以膝毒與時行結合。「考痘證之原，由於先天，蓋當成胎之時，
父母慾火之遺毒蘊藏於胎兒骨髓深處，觸於歲時流行之毒，即感之而外發」。
故母體胎教很重要，遵守與否可減輕或如重痘症發作時的病情。
錢今陽一方面吸取西醫知識，認為天花病因為一種病原體，並將天花傳播途徑歸於空氣、接觸、胎盤血行；
另一方面從中醫傳統認識出發，主張以先天病毒(胎毒)為主因，而以感風感寒為誘因。
此期關於痘證的診治充分體現了中醫辨證論治的高水平。秦伯未（1901∼1970）《幼科學講》
將痘瘡發熱期、放點期、起脹期、灌漿期、結痂期、對本病的進程、症状、治療、救逆等作了規律性探索。
吳克潛認識到痘證證情兇險，變化多端，治痘應根據不同時期，隨機應變。
並指出治痘有常有變，不可執一而論。總之不論痘證證情如何複雜曲折，變化如何迅捷多端，中醫都有成法可依，
為人類疾病治療積累了寶貴財富。中醫不但發明了人接種痘術，而且在牛痘的宣傳普及、傳播推廣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工作。
這些工作包括撰書介紹、理論研究、設局傳種以及親自施種等。總之，引毒外出，
是這一時期醫家對種痘以及牛痘機理的普遍認識。此外，對選苗、蓄苗、適種時間、種後調攝以及顧及餘毒等方面，
都通過親身實踐，提出自己的見解。
三、兒科特色醫著
何廉臣《小兒診法要義》是小兒病診斷學的專著。此書內容廣博，立論精要，對小兒疾病無論是臨床診斷，
還是理論研究，都具較高指導意義。
楊鶴齡《兒科經驗述要》
楊鶴齡(1875∼1954)，廣東省大埔縣人。其父楊繼香業醫，任職廣東省城各善堂及育嬰堂官醫生。
鶴齡自幼研讀醫書，17歲考取醫官，並於1907年其父歿後接任廣州東山育嬰堂內兒科醫生職。
民國後自設診所。日診幼兒二三百人，晚年整理臨床心得，寫成《兒科經驗述要》(1949年)一書。
其書繼承程康圃兒科八證說，並有所補充和發揮，共列證十八。辨證方面以精確為要，注重實效。
如咳嗽一證，指出風熱咳嗽與燥火咳嗽最為常見，治則強調理熱痰在肺，理寒痰食痰在胃。
在兒科證治中專辟小兒濕溫一類，既考慮濕溫特點，主張初起以滲濕清熱為主，
又顧及小兒肝常有餘，熱邪容易引動肝風，而主加入平肝退熱之品。
在具體治法方面，擅用封臍法、燈火療法等外治法，善用素馨花、南豆花、白蓮花、臘梅花諸花藥，取其芳香輕透，
協同諸藥使邪從內達外，又無苦寒攻伐之弊。還常用廣東土藥如禾秧芽、苦瓜干、野芋頭、蔗雞(甘蔗節生出的嫩芽)、
咸竹蜂、象牙絲等，既符合地方特點，又有簡便廉驗的效果。
楊氏在育嬰堂任職六年，其間留醫病嬰多屬危篤重證，對於嬰兒病期各種表現和藥效有深切體認，
如有急症，即行施治，等於在醫院搶救患兒。他重視醫案總結，雖存案不多，但彌足珍貴，
其實近代大量危重病人的搶救工件都是由中醫承擔的。楊氏在這方面的經驗，反映了中醫搶救治療危篤重證的成就。
針灸科
自1822年清太醫院取消針灸一科後，針灸的發展受到了很大阻礙，但由於針灸本身具有廉、簡、便、捷、驗等優點，
因此很受勞動人民的歡迎，不僅能保存於民間，同時能有所發展。如「太乙神針」法，
就是由明代的「雷火針法」發展而成，初現於康熙年間，有韓貽豐著《太乙神針心論》(17l7)，
惜書中未載組方和制針方法，故流傳不廣，至雍正年間(1723∼1735）經范培蘭努力推廣頗具療效，得以流傳。
咸豐年(1851)之後，不斷有新法創用，如面碗灸、銀盞灸，使藥力更集中、應用更安全、療效更可靠。
並對後世器皿灸的應用產生了重要影響。辛亥革命維翻了清朝統治，舊的禁令被解除，針灸學獲得較大發展，
出現了一拙著名針灸學家及百餘部針灸專著，創辦了針灸教育和針灸研究的學術團體，普及針灸知識，推廣針灸技術。
一、著名針灸學家
趙熙(1877∼1938)，字輯庵，山西代縣人。臨證治療針藥並用，被譽為「三晉名醫」。1923年刊行《針灸傳真》8卷，
成為辛亥革命後刊行的第一部針灸巨著。
朱璉(1909∼1978)，十七歲時學習西醫。抗戰中進入解放區從事醫療工作，1944年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號召，
在延安拜著名針灸醫師任作田為師學習針灸，並首先運用唯物辨證法，結合西醫理論加以整理研究，
於1948年著成《針灸學講義》，使用於華北衛校。此書後來被修訂為《新針灸學》刊行。
是運用最新科學觀點和方法，探索提高針灸技術與科學原理的重要著作，先後被譯為朝文和俄文，影響較大。
二、針灸著作
《針灸集成》作者廖潤鴻，撰於1874年。該書主要特點：作者以求實態度，引錄了《內經》、《甲乙經》、
《千金要方》、《資生經》等古代醫籍中關於針灸論述的精華，並在《銅人經》的基礎上，對穴位作了審慎的考證。
《刺療捷法》作者張鏡，撰於1876年。是書詳明經絡各穴，繪以總圖、治法，並編成歌訣。治療者，按經循絡，
取穴刺之，於臨證治療十分便利。是以針刺療法治外科疾病的一部專著。
《中國針灸治療學》作者承淡安，初版於1931年，該書分四篇，第一篇「總論」，討論了針灸術的沿革，
針灸在治療上的價值以及關於針灸的治療和奇經八脈的研究；第二篇「經穴之考證」，討論了人身度量標準，
穴位的解剖部位、主治、摘要等；第三篇「手術」，敘述了針具的製造及其施針的手法，
尤其強調了針刺並瀉手法的重要意義，並指出：針灸手術名稱雖多，除補瀉手法外，余不足取；
第四篇「治療」，分別介紹了傷寒、溫熱病、暑病、霍亂、中風、驚風、癲狂、瘧疾等42種病症的病因、
徵象、治療、助治及其預後。為精確指示穴位，不僅用西醫解剖部位予以解釋，還用點穴後的人體照片予以影印，
較之繪圖更富有真實感，並在每個穴位都編寫上號碼，使人一目了然，有利於初學者。
承氏以對學術極其負責的精神，不斷予以修訂，至1937年5月，短短六年中，該書連出八版，內容不斷豐富，
更名為《增訂中國針灸治療學》，成為近百年來影響最大的針灸專著。
《新著中國針灸外科學》作者羅兆琚，刊於1936年。
該書是補承氏《中因針灸治療學》所不及，將外科病證，分門別類，羅列靡遺，並註明其病因症状，繼則示以針灸療治之法，
《針灸秘籍綱要》作者趙爾康，撰於l937年。趙氏曾協助承淡安共同創辦中國針灸學研究杜、《針灸雜誌》等，
任代理總務、教授。學術上受承氏影響頗多。是書體例即仿《中國針灸治療學》，但在「治療篇」中，
將84種疾病按西醫系統劃分為急性傳染病、新陳代謝病、呼吸器病、消化器病、循環器病、血液及脾病、神經系統病、
泌尿生殖器病和運動器病等九類，列病比較合理，頗適合西醫學習針灸和臨證參考。
三、學術研究
自承淡安於I929年在江蘇望亭發起成立我國第一個針灸研究機構——中國針灸學研究社後，
就以函授通訊研究的形式在全國範圍發展社員，並創為《針灸雜誌》作為學術探討之園地。
為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提供針灸臨證研究的基地，該社在1936年創辦針灸療養院，設病房、門診接待需針灸治療的患者，
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此後南北各地針灸研究組織紛紛成立，相互呼應，相互切磋，
如：北京中國針灸學研究社、上海新中國針灸研究社、哈爾濱大成祥針灸學研究社、重慶科學針灸研究社、
瀋陽同善堂針灸社、宜昌國醫針灸學社等等。這些針灸研究組織雖均為民間學術團體，但其聲勢、其工作成績，
清末瀕於消沉的針灸學再次受到人們的注意，甚至包括西醫的重視，
加速了針灸知識的普及和針灸人才培養的步伐，有利於針灸學的研究。
民國時期，一些學者開始用近代醫學和科學技術來探討針灸的原理，並提出一些較新穎的見解。
在與近代科學技術結合方面，唐世丞首開先河。1934年以後，他先後發表了《電針手術及學理》、
《電針學之研究》等數篇有關電針學的論著，以實驗研究為依據，介紹了電針的發明及電流對人體皮膚、神經、
血管、感覺器官等不同組織的不同作用結果，探討了電針的治療原理在於：刺激作用、鎮靜作用、變質作用、
流集作用、分析作用。這雖然很不完備，但唐氏創造性的研究設計及其研究成果的發表，
對當時電針療法的傳播和發展，對電針原理的進一步探討，都有很好的推動作用。
眼科
清末民初間，中醫事業雖倍受挫折，但中醫眼科仍有持續的發展和進步。
這主要表現在對中醫眼科醫籍由博返約的整理和歸納以及中西醫眼科匯通的萌生與發展等方面。
一、中醫眼科的持續深入發展
近代眼科醫家多將重點放在對眼科醫理的整理和歸納上，以期達到提綱撮要，由博返約的目的。
如《眼科金鏡》卷首開篇即以簡潔的文字將五輪分屬五臟，八廓與臟腑經絡的關係及病因學說作了簡短、精闢的總結，
在各論中對每證的辨證論治則詳加介紹。《眼科菁華錄》在格局上已接近現代講義的形式。
內容較系統全面，條理清晰。眼科診斷也進行了類似的整理，如白內障病，古書有圓翳、橫翳、熱翳、水翳、淬翳、
沉翳。甚或順逆垂簾、偃月、聚星等多種病名。《眼科六要》則統一為「內障」一證，人們通過反覆的觀察實踐，
逐漸對疾病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刪繁就簡，去粗取精，眼科病種逐漸趨向縮減，至近代約簡為四、
五十種或十數門類。如《眼科切要》以歌賦形式撮簡為五十餘種常見病，《眼科六要》則概括合併為四十種眼病，
《眼科菁華錄》分作十七門類，《眼科金鏡》更分內、外障兩大門類再列病種，症状描述均較以往準確簡練，
辨證清晰明確。此外，黃岩所著《秘傳眼科纂要》記載了前代未見的新病種，如眼瘤、黑白混視、
白仁黃赤色外障等病名，對眼病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二、中西眼科匯通的萌生與發展
十九世紀初，隨著西洋醫學的滲透和傳入，中醫書籍中不斷出現有關西醫眼科知識的記載。
如早期中西匯通醫家陳定泰，在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他就曾在廣州傳教士診所親自目睹了西醫眼科手術，
他在《醫談傳真》中記載了一例青光眼減壓術，書中記述了作者觀察手術的整個過程。
近代眼科中西匯通醫家較突出者，當屬陳滋(1678∼1927)。陳滋出身今醫世家，曾留日學醫，
19l2年歸國，長期從事眼科醫療實踐。著有《中西眼科匯通》（1936年刊行），收載近百種眼科病，每病都冠以中西病名，
並列中西兩法治療。他採集整理了大量的中西眼科醫籍資料，並進行了比較研究，「竊謂我國醫術為五行所誤，
其理論不足取，推辨證授藥則已積四五千年之經驗，所得頗多……」（陳滋《中西眼科匯通》，
自序，1936年上海眼科醫院版），而西醫病已有特效藥者不及十之一，藥之奏效不確者，不知凡幾，有病無藥者，
更不知凡幾……。」陳氏在今醫跟科藥方整理上也做出一定貢獻，他披閱歷代眼科醫書，收集整理了眼科藥方一千多個，
為歷代眼科醫書載方最多者，藥方收集種類也很齊全，有外用藥、內服藥、外洗藥、外敷藥，丸散膏丹，劑型十分豐富。
與此同時，全國各地出現了一批中醫眼科診所或醫院，他們試圖在臨床實踐中摸索出一套中西兩法治療眼病的經驗。
如上海的陸南山、范新孚，四川的陳達夫，廣別的李藻雲，浙江的韋文貴、姚和清等。這些中醫眼科學家在三、
四十年代就開始進行中西兩法治療眼病的醫療實踐活動了。較為突出者當屬上海的陸南山。
總之，民國時期眼科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它依然遵循著自身發展的客觀規律，進而出現了由博返約的整理階段。
同時它又較明顯地受到了西方醫學的衝擊和影響，從而出現了中西眼科匯通派，儘管匯通並不成功，
但為現代眼科的中西醫結合提供了經驗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