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各個分會(專業委員會)的建立
由於病理生理學科的研究領域非常廣泛，且其發展迅速，參加全國一般性學術會議難以進行深入的技術對口交流，
故自1985年起在中國病理生理學會指導下籌組各個分會(現統稱專業委員會)為二級學會，到1990年10月時已成立的有11個。
(三)發行《中國病理生理雜誌》
1984年2月11日國家科委正式批准《病理生理學報》(季刊)出版，於1985年3月正式發行，
在1986年3月更名為《中國病理生理雜誌》，仍為季刊，1987年1月6日中國科協批准改為雙月刊。
(四)出版《病理生理學叢書》
《病理生理學進展》等專著為了滿足廣大病理生理學工作者和臨床醫師迫切希望有較詳細的參考書，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委託潘世成、朱益棟、趙修竹、吳中立教授負責組織編寫叢書，以病理生理學專題分冊形式陸續出版。
1983年中國病理生理學會決定恢復出版《病理生理學進展》，並於1987年4月出版第三冊(潘世成、羅正曜主編)
和1989年7月出版第四冊(程立主編)。此外，由畢涉任主編，馮新為、杜傳書為副主編的《中國醫學百科全書·病理生理學》，
在1985年9月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
(五)病理生理學教材建設
1979年後，病理生理學工作者對教材的建設和質量的提高作了很大的努力。
由衛生部醫學教材辦公室組織編寫的《病理生理學》教材已出版三次：
1979年5月第一版是以《病理學一一病理生理學分冊》形式出版的，全書共27.9萬字，主編單位為武漢醫學院(同濟醫科大學前身)。
這是十年內亂後第一本較為完整的教材。由於在實際教學過程中，病理生理學早已獨立進行教學和科研的學科，
故在1985年6月第二版時單獨以《病理生理學》教材出版，共36.5萬字，教時為72學時。
編審小組組長為馮新為(主編)，副組長為朱益棟。該版略去「遺傳與疾病」一章，增加「發熱」和「炎症介質」兩章。
1990年5月第三版《病理生理學》發行，全書為49.6萬字，教學時數為72∼90學時，馮新為任主編。
該版的內容與第二版大致相同，但有以下更動：略去「免疫病理」章；
為了教學和學習的方便，將水、電解質和酸鹼平衡的正常生理學基礎納入本書範圍內；
另外增加了腫瘤、應激、缺血與再灌流損傷和分子病概論四章，以及高血壓和成人呼吸窘迫症候群兩節。
除上述統編教材外，有些醫學院校還單獨或協作編寫了病理生理學參考書或教材。
(六)科學研究隊伍的形成和其主要成就
1955年時，中國病理生理學科的隊伍從數十人開始，不斷的發展壯大雖然經歷了「大躍進」時期和「文化大革命」
內亂的折騰，到1989年經登記統計的全國會員為1412人。1990年10月中國病理生理學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是，
已有不同科研專題組成11個專業委員會和3個聯絡組，全國會員已達2005人。
到1990年10月的不完全統計，病理生理學科研人員獲國家、部委、省、直轄市三等以上的為50項和其它表彰20項，
為我國的科學發展和經濟建設作出了貢獻。此外，各專業委員會在召開學術交流會時，還進行優秀青年論文的評選，
再經中國病理生理學會常委會審批後公布，這對發現和促進青年病理生理學工作者人才迅速成長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七)國際交往和參加國際病理生理學會
1986年6月蘇靜怡、羅正曜和陳華粹等參加在加拿大蒙特婁(Montreal)召開的首屆國際休克會議，
休克專業委員會被邀為國際休克聯合會(IUSS)成員、心血管、缺氧與呼吸和實驗血液專業委員也相應參加了國際學術組織、
1992年5月16∼17日，由國際心臟研究會中國分會(即心血管專業委員會)、
北京醫科大學和中國醫學科院心血管研究所聯合舉辦北京國際心臟研究學術會議(BICHR)，除中國來自各省市322位代表外，
尚有16個國家的51位心臟研究學者參加，進行了高水平的學術交流。
1989年9月中國病理生理學會理事長蘇靜怡應蘇聯病理生理學會邀請，赴莫斯科參加蘇聯第四屆病理生理學工作會議，
並參加其後將在1991年5月莫斯科召開的國際病理生理學術會議的籌備工作，為組織委員會委員，
1990年4月薛全福代表蘇靜怡參加第二次籌備工作，並補為該委員會委員。
1991年5月28日至6月1日國際病理生理學學會(InternationalSociety for pathophysiology，ISP)成立大會暨學術會議如期召開，
中國有14人參加會議。大會選舉產生35人的理事會，蘇靜怡和伍貽經當選為理事。
十、醫學遺傳學
醫學遺傳學是遺傳學的一個分支，是遺傳學與醫學相結合研究人類疾病發生的遺傳基礎及遺傳規律的一門學科。
近年來隨著分子生物學技術的發展及在醫學遺傳學研究中的應用，醫學遺傳學發展迅速，已成為現代醫學研究的前沿學科之一。
早期的醫學遺傳學研究主要是以孟德爾和摩爾根的經典遺傳學定律為主導思想，注重於遺傳病傳遞規律及系譜特徵的研究。
隨著染色體製備技術和觀察方法的建立，人類醫學細胞遺傳學迅速發展。
諸多染色體病的發現和七十年代顯帶技術及八十年代染色體高分辨技術的出現和在染色體病研究中的應用，
加速了細胞遺傳學的發展，並促使了細胞分子遺傳學這一學科的形成和臨床應用。
染色體原位雜交技術及間期細胞遺傳學的發展為人們研究染色體病提供了更為有效的手段。
生物化學理論和研究手段的不斷發展，使生化遺傳學得以迅速成長。
DNA雙螺旋結構和闡明和基因檢測手段的出現，奠定了現代醫學分子遺傳學的基礎。
七十年代開始出現和發展的分子生物學技術在醫學遺傳學研究中的應用，大大的加快了醫學遺傳學的發展步伐，
使醫學遺傳學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一大批遺傳病的發病本質從基因水平得以闡明，
基因診斷和產前基因診斷迅速發展並在臨床上廣泛推廣應用，並為基因治療奠定了基礎。
(一)中國醫學遺傳學發展歷程概述
六十年代初期，項維(1962)，吳(1962)等人首先報導了中國人的染色體組型，隨之哈醫大等單位也開展了染色體畸變的研究，
與此同時1962年初和1963年分別在中國醫學科學院實驗醫學研究所病理系和北京協和醫院內科成立了人體細胞遺傳學組和醫學遺傳室。
湖南醫學院盧惠霖建立了醫學遺傳研究組，衛生部在1963年初成立了醫學遺傳學專題委員會，制定了我國醫學遺傳學的十年規劃。
醫學遺傳學研究在全國許多城市開始啟動。
中國醫學科學院和中山醫大有GGPD缺乏的研究，上海第九人民醫院血紅蛋白病的研究，標誌著我國生化遺傳學研究的開始，
哈醫大有關PTC嘗味能力的調查體現了我國群體遺傳學研究的萌芽。
從1963年到1966年三年時期，我國在人類細胞遺傳、生化遺傳和群體遺傳學方面取得一些可喜的進展，
培養了一大批的醫學遺傳學工作者。從1966∼1976年這十年間，只有到了七十年代的初中期，才有數篇不關細胞遺傳學的研究報導。
七十年代末期，產前診斷、遺傳門診在全國各地紛紛建立。
尤其是1978年中國遺傳學會及人類和醫學遺傳學專業委員會的成立有力的推動了我國醫學遺傳學研究。
1979年底在長沙召開的第一次人類和醫學遺傳學論文報告會不但檢閱了我國醫學遺傳學的研究現狀，
而且為進一步開展人類醫學遺傳學研究進行了總動員，在這次大會上，成立了細胞遺傳學，血紅蛋白病，
群體遺傳學為八個協作組。尤為重要的是，吳教授在這次大會上提出的重視計劃生育，
加強優生學研究引起了全國的熱烈反響。
從1983年至1987年的這四年間，細胞遺傳學的研究更為深入，各種顯帶技術、高分辨技術更為成熟和普及，
有的單位還開展了順性位點，尤其是胞性X染色體症候群的研究，積累的核型分析病例更為增多，
首報的核型數量也不斷增加。血紅蛋白的研究在原有工作的基礎上更為深入，產前診斷在羊水細胞培養的同時，
絨毛細胞染色體直接製備技術在全國迅速興起和普及。在這四年間，發展尤為迅速和突出的有兩個領域，
第一是生化遺傳學和分子病在血紅蛋白病研究的同時，加強了先天性代謝缺陷的研究，不僅進行長久先天性代謝缺陷的群體普查，
而且在先天性代謝缺陷的診斷和產前診斷方面也取得了重大進展。第二是醫學分子遺傳學開始在我國興起，
血紅蛋白病的研究從蛋白質水平開始進入基因水平。苯丙酮尿病、血友病B的研究也開始進入DNA水平。
這些標誌著我國醫學遺傳學研究新階段的開始。
從1987年至1990年這四年是我國醫學遺傳學研究的一個新轉折點，在這一階段分子和生化遺傳學在我國迅速發展，
分子遺傳學迅速興起，探針技術，PCR技術在全國許多單位迅速開展用於遺傳病的研究，
開展的區域從早期的北京和上海迅速擴散至全國眾多單位。在細胞遺傳學方面分子細胞遺傳學在我國的興起引人注目，
染色體原位雜交技術更多的單位已掌握，並利用高分辨染色體進行產前診斷和基因定位。
另外細胞遺傳學更為普及，全國已有206個從事細胞遺傳學工作的實驗室。全國的首報核型也達到了700餘種。
(二)中國的醫學細胞遺傳學研究
六十年代初期，細胞遺傳學在我國的萌芽階段。項維，吳等人首先報導了中國人的染色體組型。
在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間，我國的細胞遺傳研究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但從七十年代初期開始，
盧惠霖教授領導的湖南醫學院醫學遺傳學研究室，他們自1972年開始細胞遺傳學的研究工作，
並最早引進了G顯帶技術，建立了C帶，Q帶及高分辨染色體G顯帶技術，結合臨床開展了細胞遺傳學的研究工作。
尤其是1979年成立了全國性的染色體研究協作組，並先後在長沙，南京，重慶等地舉辦了染色體研究講習班，
普及了染色體G帶，C帶、Q帶，SCE，高分辨等技術。許多單位建立了細胞遺傳學實驗(研究)室。
中國人的G帶染色體模式圖也於1979年正式發表。羊水細胞和絨毛組織細胞培養的染色體技術開始在全國推廣。
人類高分辨G顯帶技術開始在臨床應用。至1982年，是完成近萬例新生兒染色體病的普查，基本上摸清了我國新生兒染色體病的發病率。
並對一些常見染色體病作了深入研究，發現許多國外首次報告的染色體異常。
在這一階段，我國的G顯帶，C顯帶，SCE等技術在全國各個細胞遺傳實驗室普及，並成為染色體病研究的常規技術，
通過對不同人群的研究，發現了更多的異常核型及染色體畸變，至1990年，約有700餘種。除常規的染色體技術外，
八十年中期，染色體腹性位點的檢測開始興起，並趨於技術上的成熟。
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現了一組有關腹性X染色體症候群的研究報導。
高分辨技術亦趨於成熟，並於八十年代中期發表了中國人850∼1000條的高分辨染色體G顯帶模式圖。
至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期分子細胞遺傳學在我國興起。細胞遺傳學研究在全國更為普及，至1990年，
全國共有206個單位從事細胞遺傳學工作。
(三)中國的分子病和先天性代謝缺陷研究
簡史六十年代的初中期，中國醫科院和杜傳書直關GGPD缺乏症的研究，林修基等人有關異常血紅蛋白的研究，
體現了我國分子病和先天性代謝缺陷研究的萌芽。由於「文化大革命」，這方面的工作被迫中斷。
直到七十年代初中期，曾溢濤等人有關異常血紅蛋白的研究才使生化遺傳和分子病的研究工作重新恢復。
到了七十年代末期，我國的分子病和先天性代謝缺陷才開始了系統的研究工作。
這一階段及根據研究的主要內容劃分為兩個時期。
(1)1979∼1982，此階段生化遺傳以血紅蛋白異常研究為主要內容。
(2)自1985年開始，血紅蛋白的研究繼續深入外，其它的分子病和先天性代謝缺陷研究迅速崛起，
從1982至1984年，完成了GGPD，PKU，先天性甲減及DMD，成骨不全，肝豆狀核變性，血友病，
粘多糖沉積症等數十種疾病的我國群體發病情況普查。
七十年代崛起的分子遺傳學將醫學遺傳學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而我國的分子遺傳學起步較晚，
1984年，上海曾益濤等人首先利用基因探針技術對HbH和HbQ-H兩種異常血紅蛋白的X珠蛋白基因進行了分析。
開創了我國遺傳病基因診斷的歷史。醫科院基礎所還在我國自行克隆製備了相應的探針，並將其應用於臨床研究，
繼Hb異常之後，PKU基因診斷的成功，標誌著我國的生化遺傳學研究開始進入分子遺傳學階段。
八十年代的中後期至九十年代初為我國醫學分子遺傳學的蓬勃發展時期，全國許多單位紛紛建立了分子遺傳學實驗室，
積極引進基因診斷技術。繼地中海貧血、苯丙酮尿症後，DMD、血友病也開始應用基因診斷的方法，
至1990年第二次全國醫學遺傳學學術會議時，在我國利用分子遺傳學技術診斷和產前診斷的病種有地中海貧血、血友病、
苯丙酮尿症、DMD，W；lson病。強直性肌營養不良、Hiutington.S舞蹈症、21-羥化酶缺乏症等數十種病。
並開展APO基用，癌基因、人DMA指紋圖、性染色體基因階段的研究。
所採用的技術包括探針技術、RFLP、ASO及八十年代剛剛興起的聚合酶鏈反應技術。
(四)我國遺傳病產前診斷研究簡史
我國的產前診斷開始於六十年代初期。七十年代初中期，
我國開始了利用早孕絨毛進行性染色質檢查以預測胎兒性別的研究和臨床應用，1977年我國羊水細胞培養成功，
隨後許多單位開展羊水細胞培養及染色體製備的研究，並很快在臨床上推廣應用。
在八十年初期，湖南醫學院夏家輝等人成功的進行了絨毛細胞培養及製備了可供分析的核型。
絨毛細胞染色體標本直接製備技術的出現為染色體病的早期診斷提供了有效手段。我國於1983年開始引進該技術，
1984年已有關於絨毛細胞染色體直接製備的報導。1985年協和醫院發表了絨毛染色體產前診斷染色體病的臨床應用報導。
同年中國衛生協會在桂林召開絨毛早期產前診斷的學術討論會。隨著羊水細胞培養技術及絨毛染色體製備方法的日臻成熟，
在八十年代中期，北京、上海利用培養的羊水細胞進行酶體貯積症的產前診斷。
至1990年，共進行了近五十例高風險胎兒的產前診斷。
十一、神經生物學
(一)我國神經生物學發展的充實階段
新中國成立後到「文化大革命」前，是我國的神經生物學研究的發展的充實階段。
由我國著名神經生理學家馮德培、王應睞主持，在上海組建了中國科學院生理生化研究所。
後來，生化部分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所獨立出來，不久，生化所在胰島素的合成方面取得了成功。
從現在神經生物學定義上講，在某種意義上，這也屬於神經生物學的範疇。
由馮德培領導的生理所的幾個與神經科學研究有關的研究室，開展了神經肌肉生理、
中樞神經系統生理及感覺神經生理的研究。由於出色的研究工作，這個所很快成為了中國的神經生物學研究中心。
尤其是1956年，在中樞神經系統研究方面成績卓著的張香桐自美國回國，更加強了研究力量。
最值得稱讚的一件事是，1961年由馮德培、張香桐、劉育民等組織了一個面向全國的神經電生理訓練班，
這在當時對傳播神經電生理學的知識方法，推動神經生物學在我國的發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二)神經科學蓬勃發展階段
1980年底，在張香桐先生的領導下，又成立了中科院上海腦研究所。
該所主要從事中樞神經系統的結構的功能及導致神經和精神疾病的腦內基本過程的變化的基礎研究。
在八十年代後期在中國許多醫科大學也相繼成立了腦研究所、神經科學研究所或神經生物學專業實驗室：
如曹小定領導的上海第一醫科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韓濟生領導的北京醫科大學神經科學研究中心，
陳以慈領導的中山醫科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鞠躬領導的第四軍神經科學研究所，
陳宜張領導的第二軍神經科學研究所等。其實驗室規模、設備及研究人員的質量、數量均達到了空前的水平。
為了迅速提高整體研究水平和科研隊伍的技術水平，各個與神經生物學研究有關的專業學會組織的各種學習班、
講習班不斷舉辦，為我國神經科學事業培養了大批人才。以神經解剖學學會為例，
在中國解剖學會神經解剖學專業組長李繼碩教授的組織和領導下，
在1981年後十年間，先後舉辦了全國性的各種神經生物學技術講習班14次，參加人數超過500人次。
一些來自其他領域的科學家紛紛加入神經科學研究隊伍。這些領域包括生理學、生物化學、心理學、精神病學、細胞生物學、
分子生物學、解剖學、遺傳學、物理學、信息科學、計算科學、計算機科學等。
神經生物學研究隊伍不斷增大，於1995年成立神經科學會。
隨著改革開放的政策，神經生物學領域與國外學術交流迅速增加。在IBRO、WHO、美國NIH和中國科學院幫助下，
1980年10月在上海首次舉辦有關神經科學的國際講習會，與會有23名外國科學家，60名正式參加會議者。
如在鎮痛機制方面，中科院院士張香桐等通過實驗，提出了丘腦髓核心群，尤其是束旁核是痛覺整合的高級中樞，
受到國際學術界承認。因為他的一系列重要工作獲得1980年世界休爾獎，並被比利時醫學院授予名譽院士稱號。
前面已提到，神經科學包含了神經解剖、神經生理、神經生化、神經藥理等內容。這些學科分支，早就存在於其他科學當中。
1995年10月，中國第一屆神經科學學會代表大會和學術年會在上海第二軍醫大學正式召開。
從大量論文中篩選出725篇參加這次大會，內容包括從神經解剖、神經生理到經分子生物學的各個方面的內容。
與會者多達450人，盛況空前。代表大會確認了1994年在武漢成立的中國神經科學學會理事會。
(三)腦的十年
1989年6、7月，美國參眾兩院通過聯合決議，命名始於1990年1月1日後的10年為「腦的10年」，
並授權美國總統發表聲明，號召美國人民用相應的研究計劃和活動來支持腦研究。
此後，國際上許多國家及神經科學會加入到「腦的10年」中，腦研究呈現出一個蓬勃的確前所未有的發展階段。
十二、醫學分子生物學
(一)發展概況
1949∼1966年由於國際分子生物學處於初級研究階段，我國幾乎沒有分子生物學研究，僅在生物化學遺傳學等學科中有相關理論的介紹。
七十年代中期DNA重組技術創立後，醫學分子生物學日新月異，迅速發展，如在七十年代末期，
中國科學院病毒研究所利用分子生物學技術成功地提取了人干擾素的RNA。
八十年代，隨著世界範圍內醫學分子生物學的迅速發展，我國相繼建立了與醫學分子生物學相關的國家重點實驗室。
如：1985年建立癌基因與相關基因研究室，醫學分子病毒學實驗室。1986年建立分子腫瘤學實驗室。
1987年建立蛋白質工程及植物基因工程實驗室，病毒基因工程實驗室。
(二)分子生物學密切相關的主要學科研究成就
分子遺傳學
八十年代初，上海市兒童醫院醫學遺傳學研究所利用醫學分子生物學技術和分子遺傳學的理論，
創立了微量因相DNA分子雜交技術，並成功地應用於X地中海貧血的產前診斷。
1985年以來，該所與國外研究所合作應用RFLPC(限制性片段長度多態性)連鎖分析法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苯丙酮尿症的產前診斷。
隨後與中國醫學科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合作，系統地分析和鑒定了中國人以及東方人種中導致苯丙酮尿症的基因突變情況，
為苯丙酮尿症的基因診斷和產前診斷奠定了基礎。
1986∼1990年間，中國醫學科學院基礎所通過對「B地中海貧血基因的類型與相應寡核苷酸右B地貧產前基因診斷中應用的研究」，
設計了限制酶引子延伸法，獲得高比活寡核苷酸探針，建立了直接檢測B地貧突變的方法，
並在原有寡核苷酸直接檢測法的基礎上，建立了應用聚合酶鏈反應結合寡核苷酸探針進行斑點雜交(PCR-ASO)檢測B地貧突變類型的方法，
大大提高了檢測率。北京醫科大學和上海醫科大學在「七五」期間合作，分離製備結合國外引進特異性探針，
開展對高發遺傳病的基因診斷，應用人生長激素(hGH)基因探針，發現中國人種中第一例生長激素基因缺失家系。
腫瘤分子生物學
八十年代一開始，分子生物學技術立即為腫瘤研究所利用。從1983年起，我國開始腫瘤基因的研究工作，
經過2年多的時間，很快在國際或國內首次在肝癌，食管癌，鼻咽癌等多種腫瘤中找到癌基因。
1986年以來，活化癌基因譜及作用機制的分析研究工作有了新的突破。
如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研究所首次證明化學致癌物甲基苄基亞硝胺(NMBZA)在食管癌發生中作用，
它可以在癌變的啟動階段就能激活細胞原癌基因。認為癌基因的被激活可能是癌變的原因，而不是癌變的結果，
據此機製成功地誘發出人胚食管上皮鱗癌，為人食管癌亞硝胺病因提供了直接證據。
九十年代初，本所應用改良的基因組消減雜交策略，分離出數個食管癌缺失的DNA片段，
其中一些在現有GenBank中未查見同源序列。上海市腫瘤研究所在國家「七五」間首先發現人原發性肝癌至少有七種癌基因
和生長因子與受體基因的參與。北京市腫瘤研究所在1985年通過細胞轉染，基因克隆和序列分析，
在一個胃癌細胞株中發現並克隆出具有轉化活性的癌基因C-Hα-ras，證實該閱基因的點突變與病人預後有密切關係，
而且是胃癌發生髮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基因工程
早在1973年，中國預防醫學中心病毒所開始從事體外干擾素生產的研究。
1979年該所利用分子生物學技術成功提取了干擾素的RNA，為干擾素的基因調控研究奠定了基礎。
八十年代初期，在我國首次建立了人干擾素基因無性繁殖素，以後又使人干擾素在大腸桿菌中獲得高效表達，
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七五」期間，肝炎診斷試劑盒有重大突破，
利用DNA重組等手段獲得了基因工程高效表達HBeAg(e抗原)並成功地取代了血源HBeAg，達國際先進水平。
截止1993年底，我國正在研究開發的基因工程活性多肽和疫苗在30種以上，干擾素和B肝基因工程疫苗已經投產，並用於臨床和預防。
分子病毒學
病毒性疾病及病毒與腫瘤相關性的研究是分子病毒學的主要任務。
從八十年代開始，病毒與相應的人腫瘤(肝癌、鼻咽癌、宮頸癌)的關係及致癌機制的研究，是國家重點攻關課題。
在「六五」研究基礎上，「七五」期間取得了一系列重要進展。
如：上海市腫瘤研究所1988年首先報導了人肝癌中存在游離複製，但有缺陷的HBV病毒基因組。
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病毒學研究所在「七五」發現：EB病毒與鼻咽癌密切相關。
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研究所與基礎醫學研究所合作在1986年∼1990年研究了HPV(人乳頭瘤病毒)與宮頸癌的關係。
基因診斷
八十年代初期，DNA探針，核酸雜交技術等開始用於實驗室研究，因操作複雜，條件要求高，而未能廣泛應用於臨床。
1985年聚合酶鏈反應技術發明後，八十年代末期很快在我國傳開。同時，西安等地成功地研製出自己DNA合成儀。
九十年代初，北京、上海等地研製成功肝炎病毒、結核等診斷試劑盒。1993年底用聚合酶鏈反應技術診斷疾疾病已普及全國。
目前，基因診斷作為國家「863」高科技項目，已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建立一整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基因診斷技術。
基因治療
基因治療是八十年代末期在國外興旺起來，這一結果是醫學分子生物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
我國九十年代初開始基因研究工作，1994年8月衛生部藥品評審中心在北京召開了「人體細胞治療和基因治療」的審評及研討會。
1995年國家衛生部已經通過血友病B基因治療的首例藥審，並批准其進一步擴大臨床研究病例。
城市醫療衛生事業
1949年以來，我國醫療衛生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1949年，我國共有醫院2600個，床位8.46萬張。
到1994年，我國醫院總數已達67857所，其中縣及縣以上醫院有14763所，鄉衛生院51929所，城鄉其他醫院1166所，
全國病床達到了3133617張，衛生技術人員4199217人。一些大中型綜合醫院科室較齊全，設備較好，技術力量較強，
具備解決疑難重症，培養專業人才，開展科學研究的能力，是人民醫療事業和骨幹力量。
此外，1994年底我國有療養院、所578個，床位117893張，這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
隨著醫學科學的飛速發展疾病模式的轉變，各地建立了各種專科醫院。到1994年底，全國專科醫院有1645所，專科防治所、
站1905處，病房床位29769張。隨著中醫事業的發展，全國中醫醫院已達到2494所，病房床位230004張，
各高等醫學院校及其附屬醫院207所，病床114136張。各企業實行「勞動保險醫療」制度，分別建立了自己的醫療保健系統。
到1994年底，我國工業及其他部門的醫院有6971所，療養院200餘所，專科防治所、站1872個，設床位有816204張。
到1994年底，全國私人開業的醫療機構共143個，其中醫院74個，門診部、所69個。私人開業人員176864人。
此外，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到1994年底，衛生部已批准48家啊、中外合資醫療機構。
當前，我國已形成一個結構比較健全，布局比較合理，門類比較齊全，設備比較配套，技術隊伍素質較好的龐大醫院網路。
據1994年統計，各級醫院全年完成了22.42億人次的門、急診醫療任務，收治住院病人4992萬人次。
城市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的建設
為了解決城市人口醫療保健問題，1949年以來，國家除接管了舊政權的官辦醫院和教會醫院加以改造、擴建外，
又新建和改建了一大批大、中、小型醫院，並將眾多的個體開業醫院和聯合診所組成街道衛生院。
城市各級各類醫療機構逐步建立、健全起來，形成了城市醫療預防保健網。
本網路分為三級：
一是街道醫院(衛生院)和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內部的保健機構為初級。它承擔著地段內居民群眾的初級保健任務；
二是區級綜合醫院、部企事業單位的醫院為二級。該級醫療機構主要協助基層醫療單位解決醫療預防中的一些難題；
遇有解決不了的疑難問題，再轉請上一級醫院協助解決。
三是省市級綜合醫院為三級。醫院主要面向本省或所在市的患者，
其主要任務是處理本省市內的疑難重症病人，全面做好醫療、教學、科研工作。
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的核心是健全與完善劃區分工醫療制度，建立雙向轉診關係，強化上下級醫院之間的業務技術推導關係，
更好地發揮基層醫療機構的作用。在城市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中，醫院每天要完成大約100∼500多萬人次的門、
急診醫療任務；負擔分管區域居民的健康普查、預防接種、家庭訪視、流行病調查、傳染病報告、疫情統計、
疫區處理等工作，還承擔計劃生育宣傳，婦幼保健衛生宣傳與技術指導，職業病與多發病的防治，
學校青少年兒童保健，群眾衛生隊伍培訓，指導群眾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和指導飲食服務行業的衛生管理等各項工作。
八十年代末，上海共有107個地段醫院完成了全市45%的門、急診任務。天津市根據不同社會環境和人群特徵，
在10個區(縣)的12個街(鄉)40萬人口中建立了長期開展以心臟病、腦血管病、惡性腫瘤、腦卒中的人群監測活動和干預實驗。
1990年以來，天津市在監測人群中檢出14535例高血壓病人，有11742例納入計劃管理範疇，已有5030人血壓得到控制。
該市在戒煙、防病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績。
實施醫院分級管理
從1989年建立的中國醫院分級管理和評審制度，在我國在劃區分工醫療和創建文明醫院經驗的基礎上，
吸收了一些已開發國家的區域衛生發展規劃和醫院評審制度的作法所設計的醫院宏觀管理的新體制。
按照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的概念和現代科學管理的原則，依照醫院的功能、任務、水平，把我國的醫院大致分為三級，
對不同層次醫院制定不同的標準。衛生部對如何實施醫院分級管理，進行了部署，制定了「積極穩妥、因地制宜、
循序漸進、由點到面」的工作方針，規定了醫院評審的重點是醫療質量、醫德醫療和科學管理，
強調醫院要在「軟體」和內函建設上下功夫。
衛生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的改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衛生系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全社會改革開放形勢下，
積極探索和推進醫療衛生領域的改革，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辦醫的形式上，以公有製為主體，實行多渠道形式辦醫。
在城市，鼓勵企業醫院、部隊醫院向社會開放，同時挖掘地方醫院的潛力，以緩解社會上「看病難、住院難、手術難」
的矛盾；還採取了大、小醫院技術掛鉤、橫向聯合，結成醫療服務聯合體。同時，允許個體行醫，作為公有制辦醫的補充。
在衛生機構機制方面，逐步改革醫療服務價格體系，建立合理的補償機制。在醫療服務領域，開展醫療服務成本核算，
合理確定作為複雜勞動的醫療技術勞動成本。部分省、市分步驟調整醫療服務收費標準，
從而使長期陷於經濟困難的醫療衛生機構增加活力，逐步建立起宏觀調控有力，微觀運行富有生機的新機制。
在醫療衛生機構內部管理方面，實行了綜合目標管理責任制，體現了責、權、利相結合；
對醫療衛生技術人員實行聘任制或勞動合同制；在分配上體現按勞分配原則，並向技術性複雜勞動傾斜等。
為了滿足社會多層次醫療服務需要，實行分層次服務，在保證社會大多數群眾基本醫療服務的前提下，
開展了適應不同層次需求的特殊醫療服務，由患者自主選擇。
當前，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由於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而導致了地區間的發展不平衡。
一部分城市衛生資源的人均佔有水平較高，疾病流行和死亡模式已經轉變到以慢性病為主導原因的模式，
面臨的社會衛生問題是：不良生活方式導致的疾病不斷地增加，人口老化引起的疾病，以及環境污染對健康的危害等，
而在部分地區衛生資源的人均水平還十分低，傳染病和感染性疾病還是主要的社會衛生問題。
其次，衛生投入不足，資金短缺，衛生資源的利用率還有待於提高。各級政府財政預算對其投入水平還需要進一步明確，
從而使醫療衛生機構的補償機制和運行機制不健全，形成入不敷出，舉步艱難。
在深化醫療衛生事業改革中，為了遏制醫療費用增長過快的勢頭，
上海市從1994年7月1日起，出台了一項重大改革措施：「總量控制，結構調整」。
其方法是，由政府制定一個醫療費用增長率控制指標，不許超過，同時改變醫院的收費結構，提高技術勞務費用。
這項改革措施實施一年多以來，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總結經驗，堅持醫療衛生工作的正確方向綜上所述，
我國城市醫療衛生事業通過40年的發展建設和近十多年來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
醫療衛生服務總體能力有了明顯的提高，在保障人民群眾的基本醫療服務，不斷提高其健康水平的實踐中，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
幾十年來，我國城市醫療事業，儘管也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干擾破壞，但是，經過多方面的努力，
仍然取得世人矚目的成就，並在實踐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主要是：
第一，衛生部門必須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鄧小平同志曾明確指出：
「思想文化教育衛生部門，都要以社會效益為一切活動的唯一準則，他們所屬的企業也要以社會效益為最高準則。」
衛生醫療部門在工作中，要正確處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關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
防止片面追求經濟效益而忽視社會效益的傾向。我國衛生事業是政府實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會公益事業，
各級政府有責任按照衛生事業的性質和衛生工作方針來領導，管理衛生工作，給予必要的投入和各方面的支持。
即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也不能要求公共衛生機構象工商企業單位那樣自負盈虧，謀求利潤，
到市場上去「自謀生路」。
第二，加強衛生系統的精神文明建設，深入開展職業道德教育。救死扶傷，實行革命人道主義，是古今中外為醫之本。
要教育廣大醫務人員堅持發揚優良的醫德傳統，弘揚白求恩精神，樹立救死扶傷，忠於職守，愛崗敬業，滿腔熱忱，
開拓進取，精益求精，樂於奉獻，文明行醫的行業風尚，自覺抵制拜金主義，個人主義及一切有損於群眾利益的行為。
堅決貫徹執行《醫務人員醫德規範和實施辦法》。要以病人為中心，創優秀服務，樹行業新風。
要以良好的醫德醫風，維護醫務工作的形象和榮譽，也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添彩增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