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醫學Basic Medical Sciences亦稱臨床(醫學)前期學科Preclinical Sciences是醫學教育中介於醫預(學)科
Premedical Sciences(包括數學、物理、化學和生物學等)和臨床醫學Clinical Sciences(包括內、外、婦、兒等各科)
之間的各學科，包括人體解剖學、組織學、胚胎學、生理學、生物化學、微生物學、寄生蟲學、病理學和藥理學等。
一、醫學生物學
生物學是我國近代科學中發展較早的學科之一，但在解放前基礎薄弱，專業研究機構很少，學科分支殘缺不全，
全國從事生物學研究和教學的人員不超過400人。其中只有吳憲及其少數合作者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對蛋白質變性，
免疫化學，血液分析和營養方面做了一些出色的工作，新中國成立後，生物學有了很大發展。
目前已形成一支有一定規模和學科比較齊全的研究機構，在專業設置上，新建了生物化學，細胞生物學，分子遺傳學，
遺傳工程讚美批新學科，形成了生物研究中心。在醫學生物學方面，40年來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
首先是生物化學方面的研究，使臨床診斷的各種物理化學方法得以建立和不斷改進，對正常與病理狀態下各種常數進行了測定，
開展血漿代用品、疫苗等多方面的研究和應用。六十年代以來，對癌症和心血管病的致病病因，發病機制，藥物治療
與預防等方面也從生化角度積極開展了研究，在肝癌的早期診斷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績，通過對高發區幾十萬人的普查，
肯定了甲胎蛋白作為早期診斷指標的應用價值。同時在甲胎蛋白的提純，理化性質測定和生理的功能，
正常肝臟信息RNA對離體肝癌細胞的逆轉分化作用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結果。
中國醫學科學院日壇醫院，江蘇啟東肝癌研究所以及江蘇南通地區醫院，
關於早期肝癌及癌前期甲胎蛋白血清學規律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
此後，中國還首次篩選出了選擇性較高的肝癌單株抗體，並將它製成生物飛彈，用於殺傷肝癌細胞。
在胃癌的相關抗原研究中，雜交瘤細胞株的建立是一項重要成果。
在分子生物學研究方面：自本世紀四十年代以來，生物學研究已發展到亞細胞結構和分子水平，通過對生物體的主要物質基礎，
蛋白質、酶和核酸等生物大分子結構和運動規律的研究，來揭示生命現象的本質，
我國在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各個領域也積極開展研究，其中一些成果已接近或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但無論從事研究的人數和每年發表的文章的數量和質量，都不及美國一個中等水平的州。
比先進國家落後5∼10年，也落後於南美，印度等第三世界國家。
生物大分子特別是蛋白質，酶和核酸的結構和功能的研究是分子生物學研究的基礎。
我國六十年代開展了對生物高分子空間結構的研究，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獲得人工全合成的結晶牛胰島素，
經鑒定表明其結構，生物活性，物理化學性質，結晶形狀都和天然牛胰島素完全一樣。
七十年代蛋白質研究被相對冷落達一段時間，但隨核酸分子生物學研究進一步發展，
到八十年代蛋白質的研究又活躍起來，1971∼1979年，我國先後兩次用X射線衍射方法完成了豬胰島素晶體2.5埃
［2a］和1.8埃〔2b〕解析度的結構測定。使我國生物高分子的X光晶體分析進入了先進行列。
在上述工作的基礎上開展的胰島素及其衍生物的結構，功能和作用原理的研究，從局部切斷β鏈或置換胺基酸觀察功能變化，
到比較不同種屬胰島素活力，都有不少進展。此外，還從腦脊髓垂體和人胎盤中分離出一系列活性多肽，
其中以肌球蛋白的研究較為系統和深入，提出了原肌球蛋白的生理功能可能與肌肉的支持和緊張收縮有關，
對不同類源的原肌球蛋白和副肌球蛋白進行了純化結晶，發現了原肌球蛋白的類晶體。
此後，1981年人工合成了酵母丙氨酸轉移核糖核酸，在分子水平弄清了生物控制和調節的主要問題。
1985年測定第一個膜蛋白結構(紫菌光合作用中心)，並首次報導了一個人感冒病毒(HRV)的高解析度結構。
二、組織胚胎學
我國組織胚胎學的發展與中國解剖學會的關係十分密切。
1920年在北平協和醫學院解剖實驗室建立「中國解剖學會及人類學會」，會員49人，12為中外學者任理事，
美籍組織學家E.V.Cowdry任理事長，但會後學術活動很少，處於停頓狀態。
由我國學者組建的中國解剖學會於1947年6月在上海籌備，當年8月在上海醫學院召開大會，當時全國會員73人，
以通信的形式推選出理事7人，盧於道任理事長，王有琪任秘書。出席會議的15位代表通過第一個會章，
規定解剖學會包括比較解剖學、組織學、胚胎學、實驗形式學及體質人類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解剖學會由上海遷至北京，於1952年9月在北京召開首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當時全國會員195人，
出席會議代表30餘人，通過了會章，選馬文昭為第二屆理事長。1962年中國解剖學會第三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時已有全國會員逾千人，
組織學和胚胎學工作者約1/3以上。六十年代起初幾年，我國組織學和胚胎學事業有所進步，教學和科研水平有明顯的提高，
並開始跟蹤已開發國家的發展趨勢。如專業隊伍擴大，師資培養工作十分活躍，重點院校都年年舉辦師資培訓班或技術培訓班，
鮑鑒清、王有琪、童第周、李肇特等開始招收培養研究生。
引進多種國外重要期刊、專著和教科書，我國學者也編著一些專著和教科書，如王有琪主編［組織學］，張作干譯著［組織學］，
李肇特譯著［組織學］，薛社普等編著［細胞學進展］等。組織化學、組織培養、顯微放射自顯影、電鏡技術逐漸推廣應用，
科學研究和學術活動相當活躍，中國解剖協會1953年創辦的［解剖學通報］(現稱［解剖學雜誌］)稿源豐富，生動活潑，
1964年全國解剖學學術年會收集的論文達644篇，其中組織學和胚胎學論文約佔一半。
不幸的是1966年開始的10年「文化大革命」，使我國醫學教育和科研事業遭到嚴重破壞，教學混亂，科研幾乎停頓，
解剖學會活動完全中斷，組織學和胚胎學幾乎毫無進展，某些方面甚至呈倒退狀態。
1978年科學春天來臨，至今17年來我國科技教育事業蓬勃發展，進展迅速，組織學和胚胎學事業也繁榮昌盛，
是歷史上發展最快的時期。專業隊伍逐年擴大，目前在醫學院從事組織學和胚胎學工作的估計有2500人以上，
1994年中國解剖學會全國代表大會時的會員數已逾5000人，其中從事組織學和胚胎學的會員約佔1/3以上。
1978年恢復碩士研究生招收培養，規模逐年擴大，至今導師約百人，已培養碩士生近千人。
1981年開始博士生培養，王有琪、李肇特、陸振山、許天祿、薜社普等為首批導師並開始招生培養，此後逐批擴大，
目前醫學院校組織學和胚胎學博士點約10個，導師20餘人，已培養博士生數十名。大批學科中青年高級人才茁壯成長，
其中不少出國深造後回國奉獻，國內外培養的許多碩士和博士已成為學科帶頭人並作出突出成績，
大部分科技成果都是以他們為主力完成的。組織學和胚胎學教學面目一新，生動活潑。
1978年以來在衛生部領導下，編著並由人民衛生出版社正式出版全國統編教材《組織學與胚胎學》，
部分醫學院校還合作編著多種協編教材《組織學和胚胎學》。眾多醫學院校還合作編著大型高級教學參考書，
如《組織學》，《組織學與胚胎學進展續集》(1989，成令忠主編)。
我國學者還首次與國外學者合作編寫並任主編的英文教本《Textbook ofHistology》。17年來組織學和胚胎學科研成果豐碩，
有的成果具有開創性並已接近或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如棉酚抗男性生殖作用研究，男性生殖生物學及不育和抗生育研究，
女性長效避孕藥應用的遠期安全性問題，男子生殖細胞CDNA之庫的構建，腫瘤細胞生物學研究，
紅細胞去核因子的發現及其意義，淋巴細胞、巨噬細胞及其他各種免疫細胞的微細結構和功能，
胸腺等淋巴器官的微細結構和細胞生物學，神經元的分離培養及移植應用，
神經內分泌細胞的多科神經肽的表達和意義，肽類神經末梢的分布和意義，
腺垂體內肽類神經末梢的發現，針刺與脊髓的再生，肝再生及其調節因子，
人卵細胞的形態結構，人工授精與胚胎移植，1988年首批"試管嬰兒"在北京、長沙誕生，
300餘位胚胎學工作者歷經8年測量國人胚胎標本近萬例獲得30萬個數據並總結編著《中國人胚胎髮育時序和畸胎預防》。
三、生理學
生理學的科研工作除了在研究所進行外，醫學院校的生理教研室也進行科研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生理學科研工作有較大的發展。
神經肌肉生理學在我國發展較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已有一定基礎。新中國成立後該領域的研究工作獲得了繼續的發展，
主要的工作有：有路及無路神經對鉀的彌散率不同，提出神經鞘是有效的彌散障礙物的觀點；
用環形切割或剝去蛙坐骨神經的外鞘，證明電緊張快速成分主要是神經外鞘的作用。
六十年代開始，該領域有一個迅速的發展，並取得了一些有意義的結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肌纖維收縮和肌原纖維結構方面的工作。
2.首先報導了對蝦內側巨大神經纖維的傳導速度為80∼200米/秒，並研究了其精細結構。
3.肉毒桿菌毒素阻斷神經肌接頭傳遞的研究。
4.運動神經元與骨骼肌細胞間營養性關係的研究。
十年動亂期間，基礎理論研究被迫停頓，但結合針刺鎮痛仍有一些神經肌肉生理學的工作在進行，
1978年後，該領域的研究得到迅速的恢復和發展，神經對骨骼肌的營養性作用機制研究進一步深入，
神經毒素的工作有了較多的發展。
近年來，單離子通道的研究工作和採用片膜鉗技術觀察乙酸膽鹼受體通道的開放時間的研究工作也已開展，某些方面已達到國際水平。
我國特殊感覺器官生理學的研究起步較晚，在五十年代還是一個空白，到1960年後，感官研究才開始發展，
主要從事視網膜電圖分析、人光譜敏感度曲線測定、視覺通路電生理等研究。1974∼1979年，視覺研究轉人應用方面，
完成了中國人標準眼有關研究、鐵路信號定標、閃光盲、臨床視網膜電圖等工作，取得了一些有實用價值的資料。
八十年代後，視覺研究開展了不少新的工作，如外膝體單細胞放電特性的定量分析和視網膜生理研究等；
其中關於視網膜水平細胞的輸入和迴路分析、光感受器信號向雙極細胞和水平細胞傳遞的化學基礎等工作，
得到國際的重視，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
在五十年代初，血液生理的研究工作有藥物及自然睡眠對血液濃度的影響等。
在六十年代初，開展了植物性神經活動對外周血白細胞與血量的影響等研究工作。
十年動亂，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中斷。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後，開始了造血幹細胞的研究，
這一研究工作與急性放射病的治療結合起來具有重要實用價值。近年來，進一步開展的血液生理研究工作有：
生物活性物質對造血干細胞分化作用的研究、纖溶系統的研究、免疫血液學的研究等，
其中維甲酸對早幼粒白血病細胞分化機制的研究具有獨創性。
我國從事心血管生理研究的隊伍比較龐大。
從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期，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幾個方面：
1.注意觀察了各種心血管和呼吸反射之間的相互作用；
2.對祖國醫學中針灸療法機制進行探索，認為針刺或其他非特異性刺激在不同的機能狀態下，
通過影響邊緣系統的活動可使異常的血壓向正常的方向變動；
3.對交感神經中樞機能分化進行了研究，觀察到在給予不同刺激時各器官血流改變的程度是有差別的；
4.對心血管中樞的定位及其下行通路開展了研究。
十年動亂後，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發展很快，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心肌電生理的研究，開展了電壓鉗、單細胞電壓鉗、片膜鉗的研究；
2.心肌力學和心肌功能調控的研究，在整體、離體心臟和心肌三個層次採用新技術開展工作；
3.心血管活動的神經調節的研究，開展了延髓頭端腹外測區和其他心血管調節有關核團的作用分析，並結合針刺機制進行研究；
4.心血管活性物質的研究，觀察了腎素一血管緊張素系統、心鈉素、前列腺素等對心血管系統的作用，
特別在心鈉素的生物合成、人工會成、受體分布和鑒定、代謝和臨床應用等方面的工作比較系統深入；
5.血管活動的研究，主要應用片膜鉗和膜生化技術對血管平滑肌離子單通道、細胞鈣的轉運和代謝、
內皮細胞舒張因子的性質和作用等開展研究。
6.心血管的病理生理，主要研究高血壓病的血管機制、緊張應激導致的高血壓模型的神經機制、
心肌缺血及冠脈再造時引起的心肌損傷等。
在呼吸生理領域內，我國的研究開展比較薄弱。五十年代內，主要進行一些呼吸反射性調節的工作。
五十年代後期，研究聯繫氣功機制進行，提出吸氣中樞活動時可引起體內廣泛的交感興奮，
而呼氣中樞興奮時則可導致交感活動的抑制和副交感活動的加強，並認為氣功的機制可能與這一假說有關。
1978年後，呼吸生理的研究工作得到迅速發展，主要的方面有如下幾個：
1.對隔神經放電的研究；
2.與呼吸活動有關中樞核團的研究；
3.不同傳入衝動對呼吸中樞活動調節的研究；
4.中樞遞質對呼吸的調製作用；5.藥物的呼吸作用機制的研究。這些研究工作集中在呼吸的神經調節機制方面。
在消化生理研究方面，我國有較好的基礎。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研究工作主要是論證神經系統在消化活動調節中的主導作用，
明確地證實了胃泌素也參與神經反射期的調節機制，還觀察了進食活動對代謝的影響等。
十年動亂期間，研究工作基本停頓。1978年後，為趕上國際消化生理的發展，開展了如下幾方面的工作：
1.胃腸激素的研究，自行製備了十幾種胃腸激素的抗體，建立新的研究方法，
在激素的生理功能和作用機制，激素分泌的調節等方面進行了大量工作。
2.腦一腸肽的細胞保護作用研究，對保護作用的機制進行了細胞和分子水平的探討。
3.消化腺分泌和消化道運動調控的研究，主要觀察不同腦一腸肽作用於腦內不同部位時的活動變化。
消化生理的研究成果，在不少方面處於國際前列。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我國內分泌和生殖生理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是激素在排卵中的作用和機制分析，
這些研究成果對動物繁殖有實用價值。六十年代中期，我國成功地從胰島素A與B鏈合成有全部生命活力的胰島素分子，
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生命物質的創舉，贏得了全世界學術界的稱讚。
十年動亂後，內分泌和生殖生理研究發展較快，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1.生殖內分泌的研究，例如：著床訊息和細胞識別在著床過程中的作用、胺基酸對下丘腦一垂體一性腺軸活動的影響、
激素對著床的作用、胚泡在輸卵管中運行的神經和激素調控等。
2.激素調節的研究，例如腎上腺皮質激素對胰島素分泌的作用、神經與內分泌對實驗性肥胖的調控機制、垂體激素分泌的調控機制等。
四、生物化學
近年來，生物化學又與分子生物學融為一體，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物體，改造生物體，研究內容蓬勃發展，
產生了一些邊緣性學科如分子藥理學，分子病理學、分子免疫學及分子遺傳等等。
1949年前，我國不少醫學院校的生化教師在極不完善的條件下，已進行了研究工作，
但是限於條件早期從事的大多為維生素和內分泌這些與營養學及生理學交叉的研究。
其中較有成績的是協和醫學院吳憲領導下進行的有關蛋白質的提取，純化及物理化學性質的研究，
在四十年代由他們所提出的蛋白質的變性學說，至今仍認為是正確的。
此外在吳憲的博士論文中創建的血液樣品製備法，為近代臨床備樣分析開闢了途徑。
在1947年林可勝籌建了醫學研究所，1948年王應睞離開中央大學醫學院調到這個研究所。
1949年後改為中國科學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由王應睞主持生化方面的研究工作，他考慮到要迅速發展我國的生化研究，
一是要緊緊圍繞國際上的研究生長點，二是要有一批學科帶頭人。建所以來，為我國生化研究及人才的培養所作的貢獻是顯著的。
以生化所為首，在1965年成功地完成了結晶牛胰島素的全合成。
1981年與細胞所，有機所等單位合成了具有天然生物活力的酵母丙氨酸轉移核糖核酸(tRNAAla)，
這些工作都列入世界生化科研工作的前列。1975年生化所在國內首先開始了基因工程研究，
帶動了國內分子生物學研究。目前有些基因工程產品如重組B型肝炎疫苗，
α-干擾素及白細胞介素-2等已經進入到臨床試用階段。
應該提及的是在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紊亂階段，我國腫瘤生化工作者，在極困難的條件下，
下到江蘇啟東等肝癌高發地區，進行了大面積的肝癌早期普查及防治，普查達百萬人次之多，結合及時治療，
從而延長了肝癌患者的壽命。大多數量的早期肝癌診斷，被世界上列為肝癌研究上的重大成果。
另外在北方以醫學科學院為首的腫瘤工作者，深入到食道癌高發的河南林縣，創造了食道拉網法進行普查，
結合患者的食物儲存習慣，提出了有關該地區食道癌高發的理論機制。
五、生物物理學
我國生物物理學在其發展的整個過程中，在高度重視基礎理論研究的同時，
也十分注意將基礎理論研究所獲得的成果及時應用於醫學，開展對疾病的診斷、防治以及病因研究，並取得了許多優異成果。
首先，圍繞細胞的多種結構成分，如粒線體、心肌細胞膜、肺和腎細胞膜、精子膜等，對克山病、心肌梗塞、急性白血病、
慢性肺心病、腎病、心肌缺血再灌注、急性缺氧和類風濕性關節炎等進行了較多的研究，也取得了較好的成果，
尤其是其中在克山病與心肌細胞粒線體的關係研究上，提出了「克山病是一種心肌細胞粒線體病」的新觀點，
從而發展了克山病發病機理的研究。
再次，圍繞紅細胞的膜結構和骨架以及血液流變學所重點研究的紅細胞的聚集性和變形能力這兩大生理功能，
對血栓性疾病、高血壓、糖尿病、肝硬化、尿毒症、燒傷和惡性腫瘤以及中醫的血瘀症和活血化瘀等也進行了許多研究，
結果表明各種血栓病(包括心腦血管疾病和糖尿病在內)是由於紅細胞的聚集性過強而造成的疾病，而高血壓，
尤其是其中的原發性高血壓是由於紅細胞的變形能力低下和剛性過強所引起的疾病。
另外，人工膜的研究，特別是利用蛋白質對非雙層脂的作用可以有針對性地在體內尋找疾病細胞(例如癌細胞)、
致病因素(例如血栓)或病變部位(例如動脈狹窄、硬化或擴張)，這不僅可以減少藥量、降低毒性，
而且尚可以進一步提高療效，從而可使醫學在疾病的診斷和治療上進入所謂「飛彈療法和飛彈診斷」的新時期。
在自由基，特別是內源性自由基的研究方面，
由於內源性自由基的產生和清除之間的失衡已成為需氧生物維持生命健康成長以及疾病的發生和防治中的關鍵問題，
與醫學有著更為密切的關係，也是研究最多的一個領域。對微量元素與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關係，活性氧自由基、
超氧陰離子自由基和羥基自由基，特別是各種脂質自由基對細胞膜的攻擊和損害作用，心肌、腦、腎等缺血
再灌注損傷與自由基的關係，腫瘤與自由基的關係以及天然抗氧化劑對自由基的清除作用等也進行了大量研究工作。
這些研究使醫學對疾病的病因認識和防治進入了分子機理的更深結構層次和水平。
六、微生物學
1952年12月，成立中國微生物學會，設有獸醫微生物，人畜共患疾病病原學、病毒學、醫學微生物學等專業，
1953年《微生物學報》創刊。當時的《微生物學報》不僅包括細菌學、免疫學內容，
而且還登載病理學和寄生蟲專業的論文。至此，中國的微生物學工作者有了自己的組織和刊物。
新五十年代初期，人間鼠疫、天花、霍亂、斑疹傷寒、回歸熱、脊髓灰質炎、麻疹等急性傳染病在城市和廣大農村猖獗流行。
黨和政府對控制和消滅傳染病十分重視，1949年10月27日政務院召開防疫會議，決定採取緊急措施，撲滅察哈爾省北部的鼠疫。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將防治鼠疫、天花、霍亂、傷寒、斑疹傷寒及回歸熱、黑熱病、流行性腦炎、
預防結核等傳染病列入工作計劃大綱。
1949年10月察省發生鼠疫流行時，需要緊急趕製大批的鼠疫疫苗。當時儲備的鼠疫桿菌原苗數量有限。
為解決問題湯飛凡等採用無毒性的鼠疫桿菌Otten菌株製備活菌菌苗以滿足需要。
大量的活菌苗製備不僅手續簡單，而且注射用量比較少。為減少雜菌的生長，用肚肝湯瓊脂培養基替代常規的羊血培養基。
第一批活菌苗還經過了工作人員的自身試驗後方始發出。當時世界各國尚未普遍採用這種疫苗，
在我國大批的製造和應用也還是第一次。
自從1952年美軍在朝鮮和我國東北地區進行了細菌戰。散布的病菌有鼠疫、霍亂、炭疽等。微生物學工作者
又積極投身於粉碎敵人細菌戰中，湯飛凡專門撰寫了《對細菌戰的認識》講座文稿宣傳反細菌戰的知識。
細菌專家提供的科學證據，從各個方面證實了美軍使用細菌戰的罪行。
流行性乙型腦炎病毒曾經是威脅我國青少年的一種季節性流行病。流行性乙型腦炎成為新中國第一代微生物學者們
研究所關注的重要對象。對其生物學特性、免疫性、流行規律等的研究有重要成果。分離了我國各流行區的毒株，
確定了乙腦的主要傳播媒介為三帶喙庫蚊，豬是本病的擴散宿主。五十年代初期，吳皎如在開展"乙腦"病原學、
流行因素及臨床診斷的研究中，發現台灣蠛蠓等也是乙腦的傳播媒介，打破了醫學歷史上一直認為"乙腦為單媒介(蚊)傳染的論斷。
沙眼的病原問題，經世界許多學者幾十年的研究，一直懸而未決。
當時任中國衛生部生物製品研究所所長的湯飛凡教授，在北京同仁醫院眼科主任張曉樓協作下
自1955年6月至1956年7月經過多次試驗，採用立克次氏體的研究技術，用雞胚卵黃囊接種和抗生素抑菌的方法
分離培養沙眼衣原體成功。在世界上首次分離培養出沙眼衣原體，1958年元旦他又把所分離的衣原體種進自己的眼睛，
造成人工感染並且堅持40天才接受治療，以便觀察典型沙眼的病理過程，並又把衣原體從自己的眼睛分離出來，
從而無可質疑地證明了這株衣原體對人類的致病性。
沙眼衣原體的分離培養成功震動了世界微生物界，稱沙眼衣原體為「湯氏病毒」。
沙眼衣原體的分離培養成功及對其生物學性質的研究成果，證實了爭論了半個世紀的關於沙眼衣原體假說，
促進了對沙眼衣原體乃至衣原體的研究。
當時我國發表的培養方法紛紛為世界各國所仿效，我國提供的沙眼衣原體TE55株，被用作國際標準參考株。
引起世界大流行的流行性感冒的三個新亞型，即1957年的甲2型、1968年的甲3型和1977年的新甲1型，
都是首先從我國或我國附近發現的。該株抗原性與以往的豬型、原甲型、亞甲型完全不同。
對甲型流感的變異規律的認識我國學者提出了獨到的見解，認為流感病毒抗原性變異是連續性的，變異是不定向的。
變異過程可看作是：變異→選擇→傳播→再變異的過程。
這些見解對於選擇製造疫苗的毒種，預測流感趨向和識別新變異株等，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脊髓灰質炎曾在國內傳播很廣，我國科學工作者在1958年開始引進Sobin病毒後，又成功地用自己分離的病毒株製成活疫苗。
同時用人胎肺二倍體細胞代替原代猴腎細胞製備活疫苗應用證明免疫原性和安全性好。基本上控制了脊髓灰質炎的流行。
在麻疹疫苗問世以前，我國兒童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都高。
1959年國內分離出麻疹病毒，1962年成功地製成減毒活疫苗。有效地控制了麻疹的流行。
乙腦疫苗的研究始於五十年代初期。通過對乙腦病毒的變異規律的研究，篩選出有效的減毒株，
製備出滅活疫苗在人群中廣泛應用，保護率為80%，用於預防孕豬流產，保護率82∼92%。
1966年以後，遭到了十年動亂的嚴重破壞。
研究機構無法進行正常的科研工作，專業雜誌被迫停刊。「文革」後期各項工作才有了轉機。
七十年代初在全國範圍內組織開展了感冒和氣管炎病原病因的研究工作，促進了國內呼吸道病原的分離工作。
從感冒患者鼻咽分泌物中分離出多株鼻病毒、副流感1、2型、流感甲、乙型等多種呼吸道病毒。
並在國內首次分離出冠狀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
1971年流行性出血性結膜炎在上海發生流行，有8個單位參加的協作組對病原進行研究。
分離出了流行性出血性結膜炎的病原體，並證明是一種新的微小RNA病毒，屬腸道病毒70型。
微生物和免疫學會於1978年12月在天津正式成立。1981年2月將《生物製品通訊》改為《中華微生物和免疫學雜誌》。
至八十年代免疫學又逐步從微生物學科中獨立出來成為一門古老而又新型的獨立學科。
1984年在我國病毒學創始人黃禎祥教授的積極倡導下創建了中華醫學會醫學病毒學會，
並創辦了我國第一個醫學病毒學刊物《中華實驗和臨床病毒學雜誌》。
許1979年2月至3月中央衛生部派人對雲南、西藏地區進行了天花既往流行病學的調查結果證實中國最後1例天花，
是1960年3月在雲南孟連縣發生。於是中國正式向全世界宣布自1960年起中國已徹底消滅了天花。
我國對流行性出血熱病原學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1981年宋乾等在國內用黑線姬鼠和細胞培養分離培養出流行性出血熱病毒後，不久又證明我國另有一類輕型出血熱的存在。
從褐家鼠中分離到相應的病原，褐家鼠是該病原的貯存宿主。1982年洪濤在電子顯微鏡下觀察到出血熱病毒在細胞內的形態。
我國自1982年以來，不斷發生全國性的成人流行性腹泄，
1983年我國學者在這種傳染性腹泄病人的糞便中發現了一種不具有通常輪狀病毒共同抗原的新輪狀病毒
即成人腹泄輪狀病毒(ADRV)，確立了病因學關係。
1983年初上海市衛生防疫站，在國內首次分離到三株A肝病毒。
1984年8月14日，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征醫院皮膚科主治醫師廖萬清，發現了一種能導致腦膜炎的新型隱球菌變異菌種，在我國尚屬首次。
改革開放以來作為微生物學中的組成部分免疫學有了飛速的發展。在開展淋巴細胞轉化、E花環形成試驗、免疫球蛋白的製備、
純化和鑒定的研究基礎上，1979年舉辦了全國酶聯免疫吸附試驗學習班，推動了這一技術的廣泛應用。
1979年下半年，我國開始進行了淋巴細胞雜交瘤工作。
1981年10月，報導獲得了抗脊髓灰質炎病毒單株抗體對實驗動物進行了系統的治療研究，取得較好的效果。
酶聯免疫吸附試驗、單株抗體等新型免疫技術在我國的應用，對我國微生物學的發展起了積極的帶動作用。
1980年中國微生物學會被國際微生物學會聯盟正式接納為成員學會。不少單位相繼成為WHO的合作中心，
國際性的學術交流日趨擴大。中國醫學微生物學事業已經走出中國，走向世界。
七、免疫學
1949年以後，針對五十年代以後面臨的鼠疫、天花、霍亂、脊髓灰質炎等烈性傳染病嚴重危害人民群眾健康的局面，
免疫學工作者們迅速行動起來，投入到傳染病的預防、診斷及治療研究工作中去，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矚目的成就。
1961年消滅了天花，1958年以後基本控制了鼠疫。我國學者於1959年分離出麻疹病毒，成功地製成了麻疹減毒活疫苗。
1962年我國第一批脊髓灰質炎減毒活疫苗研製成功。這些疫苗以及免疫學工作者們研製出的各種類毒素、抗毒素、
菌苗等等對於控制白喉、麻疹、脊髓灰質炎、破傷風等疾病，增強我國人民的身體健康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除了上述抗感染免疫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外，我國的免疫學工作者在五、六十年代還及時了解國際免疫學研究的最新動向，
在免疫化學、腫瘤免疫學、移植免疫學、神經內分泌系統對免疫功能的影響等方面做了一些較出色的工作。
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十年使我國的免疫學事業受到了嚴重的破壞，基本上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
我國的免疫學水平與世界先進國家相比明顯地落後了。
1976年以後，我國的免疫學事業重新迎來了發展的春天。
1978年中華微生物學與免疫學會成立，1989年中國免疫學會正式成立。兩個學會的會刊《中華微生物學與免疫學雜誌》
及《中國免疫學雜誌》也相繼創刊。目前我國的免疫學已經發展成為包括細胞免疫學、分子免疫學、免疫病理學、
免疫藥理學、腫瘤免疫學、移植免疫學、中醫免疫學等免疫學分支的一個門類齊全的獨立的學科體系。
單株抗體技術、分子克隆技術、酶聯免疫、放射免疫、流式細胞術等先進技術在各研究單位得到了普遍的應用。
這一階段取得的成果很多，如基因工程干擾素的研究，我國雖起步較晚，但進展迅速，現已能生產全部亞型的基因工程干擾素，
並對其理化性質、生物學活性做了深入的探討，取得了世界先進水平的成就，
所生產的干擾素不僅用於國內的基礎研究及臨床應用，還出口到國際市場；
B型肝炎及其相關疾病長期以來一直嚴重危害我國人民生命健康，B肝血源疫苗及基因工程疫苗的研製成功及推廣應用，
將在不久的將來使我們能初步控制這種疾病；
A肝疫苗的研製成功則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能生產此疫苗的國家，對於控制A肝的大規模暴發流行具有重要意義；
測定EB病毒免疫球蛋白抗體方法的建立對於鼻咽癌的早期診斷、及時治療具有重要的作用；國人HLA及補體多態性的研究成果，
無論對於免疫遺傳學還是人類學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在HLA的研究中，我國學者還發現了一種新的白細胞抗原。
HLA配型在器官移植中已得了普遍的應用；胸腺細胞的發育過程是免疫學領域中的一個重要課題，
無論是對基礎免疫學還是對臨床免疫學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國學者在此領域的研究中，工作有自己的特色，
得到了國際免疫學界的公認；細胞因子、細胞因子受體、細胞因子拮抗劑、粘連分子及其受體、白細胞分化抗原的研究
是當前國際免疫學研究中的熱點，我國的免疫學工作者緊跟國際研究的最新動向，在這些分子的克隆、表達、性質、結構、
功能等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出色的成果；腫瘤是一種危害我國人民生命健康的常見病，
我國的免疫學工作者在腫瘤免疫學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並在國際上較早開展了包括LAK、
TIL回輸等在內的腫瘤免疫治療，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八、病理學
五十∼六十年代，我國病理學主要是病理學人才的培養，全國組織機構的建設。
病理學研究主要是結合國內常見病和多發病的形態病理學研究，包括臨床病理研究分析和實驗病理研究。
如傳染病方面關於肺吸蟲、日本血吸蟲、鉤端螺旋體病、病毒性肺炎、病毒性傳染性肝炎、流行性出血熱、結核病等；
腫瘤如全國及各地腫瘤發病率的統計，食管癌、胃癌、宮頸癌、鼻咽癌、肝癌、絨毛膜上皮癌、乳腺癌、肺癌、淋巴瘤等
我國高發腫瘤的病理學研究；地方病如克山病、大骨節病、地方性甲狀腺腫大、克汀病等；心血管病如動脈粥樣硬化、高血壓病等。
1954年12月，中華醫學會總會病理學會成立。推選中國協和醫學院(現為中國醫學科學院)病理系胡正詳教授為總會病理學
全國委員會主任委員。會議決定編輯出版中華病理學雜誌，以胡正詳教授為總編輯。1955年4月，《中華病理學雜誌》創辦發行。
八十年代，是我國病理學快速發展的年代。
免疫熒光、免疫酶以及各種電鏡技術已較廣泛地應用於疑難病理診斷和科研、教學工作。
兩次召開了有關免疫病理和超微結構病理的專題學術會議。國內的一些院校和研究所的病理科室已製備了一些有關的多克隆、
單株抗體和酶抗體等，一些生物製品研究單位開始小批量供應常用的有關抗體，用以鑒定某些病變的性質。
同位素或膠體金顆粒標記技術也在科研中推廣，標記的中間絲抗體(角質蛋白、波形蛋白等)，微絲或微管抗體被作為探針
已用於鑒別疑難病例的診斷或明確某些腫瘤細胞的分化階段及來源。一些單位還開展了有關植物凝血素及纖維粘連蛋白的研究。
細胞培養技術較廣泛地應用於病理學研究並和動物實驗互為補充，器官培養已用於研究腫瘤的發生、侵襲和轉移。
免疫缺陷動物(主要為裸小鼠)用於研究腫瘤的發生、發展、轉移等生物學特性。
少數單位已成功地應用同位素及生物素標記的DNA探針，在切片上或塗片上進行分子原位雜交，以明確腫瘤診斷，
開展有關腫瘤基因或一些遺傳病的研究。引進的細胞顯微分光光度計和流式細胞計，用於檢測細胞DNA含量。
不少單位應用電子計算機進行病理形態學方面的定量測量，明顯地提高了效率，也大大地提高了表達病變，形態變化的精確度。
二十多年來，病毒性肝炎是我國臨床和病理工作的重要科研碩目，
八十年代初在鄭州、南寧等地幾次會議訂出病毒性肝炎的病理組織學分型和診斷標準，結合對B肝表面抗原標記的檢測、
免疫組織化學、電鏡及隨訪觀察總結肝穿刺活檢病理診斷與臨床診斷符合率已達67.01%。
還重點研究了重型肝炎肝穿刺活檢和隨訪觀察。國內對紅面猴、樹鼩及恆河猴感染A型肝炎病毒獲得成功。
九、病理生理學的發展
在1949年以前，中國的醫學基礎教學中沒有病理生理學這門學科，一些有關的內容往往由內科學或生理學中講授，
僅有少數學者在實驗醫學範圍內做了一些先驅性研究工作。
1949年後，我國病理生理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有較快的發展。1953年哈爾濱醫科大學，正式成立了病理生理學教研室，
並於1955年翻譯出版了蘇聯阿里丕林著的病理生理學教材。
長春第三軍醫大學(白求恩醫科大學前身)是在1952年建立病理生理學教研室，編寫了教材，1953年開始醫本科系統的教學，
部隊的其它軍醫大學相繼開設立病理生理學課程並成立了教研室。
1954年中央衛生部決定在醫學院校內建立病理生理學教研室，並聘請一批蘇聯學者以北京醫學院(北京醫科大學前身)為基地，
舉辦全國性師資進修班。蘇聯日沃夫(ЛъЪоЪ)市日沃夫醫學院病理生理學教研室主任費奧德洛夫(федояов)教授
於1954年12月抵華，組成以李秀琴為主任的北京醫學院病理生理學教研室，並即籌備「中國首屆病理生理學師資進修班」。
衛生部從全國省級以上三十一所醫學院校調集學員50人，從1955年2月至1956年初經過一年學習後結業，全部返回原來單位工作。
1955起，全國各高等醫學院校先後普遍建立了病理生理學教研室，開設了這門新的課程。
1957年9月3日∼11月23日第二軍醫大學聘請蘇聯軍事醫學科學院馬依斯特拉赫副博士來華講學，並舉辦了師資學習班，
有全國醫學院校的教師參加，共60人。上述兩期培訓的師資已成為中國病理生理學科教學和科研工作上的骨幹力量。
中國生理科學會於1961年9月4日至10日在上海市組織召開了中國第一次病理生理學術座談會，討論了教學和科研問題，
但著重於魏爾哨細胞病理學說和疾病病因學說的探討和爭鳴。在這次會議上成立了「中國生理科學會病理生理專業委員會籌委會」
這是中國生理科學會下屬的一個組成部門(二級學會)。
1963年10月21日至27日在北京召開中國生理科學會第二次全國病理生理學術討論會。
1962年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了大連醫學院編寫的供高等醫學院校內部使用的病理生理學講義。
在本階段，雖然在師資培養，教研室建立和病理生理專業委員會成立等方面得到了發展，但是在1958∼1960年的
「大躍進」運動期間，在批判資產階級學術觀點和打破舊的學科界限的方針的引導下，對病理生理學科進行了不公正的批判。
在1966年以前，病理生理學科還處於奠基時期，學科剛剛成立，有了自己的學術組織，並有一批骨幹力量，
使這學科得到在新中國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也正因為它還處於初創階段，還沒有牢固的基礎，人們對它還比較陌生，
不免會受到社會動蕩的影響。
歷時10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內亂，給黨和各族人民帶來了嚴重的災難，對整個國家造成了難以估計的損失。
對文化教育界的損害特別深重，因為「文化大革命就從他們開刀」的。從總體上說，在這個特定歷史條件下的階段內，
病理生理學科是處在停滯時期，基本上沒有什麼新的成就或發展可言。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幫」，特別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
(一)全國一級學會的建立和其活動
1976年後，中國生理科學會逐步開始恢復學會工作。
1978年10月病理生理專業委員會參加在青島市舉行的中國生理科學會第十五屆代表大會暨學術會議。
1980年12月在廣州召開全國第三屆病理生理學術討論會。
1985年5月23日中國科協批准中國病理生理學會為中國科協團體會員(即一級學會)。
1985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在成都市召開了獨立後的第一次全國性會議，即中國病理生理學會第四屆代表大會暨學術會議。
1990年10月29∼30日在上海市召開全國第五屆代表大會暨學術會議，並慶祝中國病理生理學會成立三十周年。
共430人參加大會，其中正式代表250人。蘇聯病理生理學會會長。國際首屆病理生理籌委會主席，莫期科普通病理
和病理生理研究所所長克魯沙諾夫斯基教授和蘇聯病理生理學會秘書長，國際首屆病理生理籌委會秘書長、
莫斯科普通病理和病理生理研究所辛卡林可博士出席了會議。大會選舉產生63位理事組成的第五屆理事會，
並推選伍貽經為理事長、李楚傑、薛全福(兼秘書長)和金惠銘為副理事長。
大會對曾經為學科和學會創建發展作出貢獻已告別人世的華光(1927∼1968)，劉永(1912∼1986.6)和朱益棟(1911.1∼1986.12)教授
表示深深敬意和緬懷，並對退下上屆常務理事趙修竹、徐也魯、程立、嚴儀昭、畢涉、陸鋼、吳炳庸等教授頒發了榮譽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