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地方病學
(一)克山病
1949年前國內外醫學界對該病進行過多次調查研究。
1911年吉林省東南路觀察使署轄下的延吉官醫院曾對當地急型克山病暴發調查後定為「時疫」。
1935年秋，黑龍江省克山縣該病暴發流行，偽滿民生部衛生司、日本當局、省公署、滿鐵總局共同調查後不知為何病，
稱其為「北滿之奇病」，因多次考察不能確定病因，故1937年元月以地名命名為克山病，沿用至今，
調查研究和報導作為本病的首次發現時間(1995年，克山縣控制該病後，已建議將克山病改為地方性心肌病)。
現已確定病區有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河北、山西、山東、河南、湖北、陝西、甘肅、雲南、貴州、四川、
西藏等15個省區的309個縣旗，病區人口約7600多萬。
1949年12月，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就派出調查組赴克山縣作專門調查，發現該地人口組成呈衰退型，在當地人群死亡原因中，
克山病占首位達46.6%；當時即指令東北各級衛生部門加強對本病的防治。
1958∼1960年，西北地區和東北地區又暴發流行該病，中央衛生部立即指派西安醫科大學、哈爾濱醫科大學，吉林醫科大學、
中國醫科大學和北京醫科大學等單位從事流行病學、公共衛生學、微生物學、寄生蟲學、生物化學、
病理學和臨床醫學的國內一流專家，深入到病情最嚴重的黃龍、克山、北安、德都、撫松、靖宇等縣開展防治研究，
取得了大量現場第一手資料，提出了以「三防四改」
(防寒、防煙、防潮、改良水質、改善飲食營養、改變衛生面貌、改良居住條件)為主的結合預防措施，
以及「三早一就地」(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和就地搶救)的治療原則，收到了明顯效果，病死率控制在45%以下。
1960年黨中央成立中共中央北方防治地方病領導小組，並設立了常設辦事機構，把克山病列為重點防治的地方病之一，
將病死率從80%以上控制到20%以下，大部分病區穩定在12∼14%，保持在歷史最低水平。
1984年國家又把克山病的科研工作列入國家「七五」和「八五」科技攻關項目。主要成就有以下方面：
(1)病理解剖學方面，在對近2000例克山病屍體系統解剖的基礎上，業已證實，無論是東北、華北、西北還是西南病區，
各型克山病的病變特徵都是基本一致的；它是一種以心肌變性、壞死和修復過程為主的地方性心肌病，
在發病上具有一定的地方性，時間性和人群多發的特點；
它不同於一般的病毒性心肌炎或其它各種心肌病，是我國特有的一種呈慢性病程、獨立的心肌疾患。
(2)在生物化學方面，對病人生化代謝規律的觀察已經進入到分子水平，
證明克山病是一種以心肌粒線體損害為主要特徵的原發性代謝性心肌病(心肌粒線體病)。
(3)在病因學研究上，早已衝破解放前的一氧化碳中毒等說。大家的意見基本統一：即病區人群內外環境缺硒與本病有關，
但缺硒不是始動病因。大家對柯薩奇病毒與本病的關係比較關注並逐步深入研究，並已注意到多種致病因素可能存在著複合作用。
(二)大骨節病
五十∼六十年代：受蘇聯糧食中毒學說的啟發，1954年吉林省撫松縣西川村首先採用了換糧防治。
1957年陝西省乾縣吳店，1958年黑龍江省尚志縣石頭河子也相繼用了換糧措施。
此期間河南，山西、陝西、甘肅、吉林、黑龍江等省就應用草藥、針灸、拔火罐等多種藥物和理療方法，
對近50萬現症病人進行了治療。1959年開始一些地方應用硫酸鎂、海帶丸等做過實驗性治療。
六十∼七十年代：廣泛開展了以改水為主的防治工作；打深井、拉好水、引泉水、濾過水、向飲水中加入硫磺、
石膏等多種改水方法遍及全國各病區。1979年12月中地辦在山西省臨汾市召開了「全國改水防治大骨節病專題座談會」，
對各地防病改水的經驗做出了陛殿性總結。
隨著我國政治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開放、搞活不斷發展，針對穀物的防治措施，
改良飲水，補硒、「吃雜、改水、講衛生」等措施，以及繁榮經濟，改善病區人民生活的綜合治理，
在全國各病區遍地開花，結出了豐碩果實。據1995年統計，全國接受換糧措施的人數100多萬，
接受補硒防治人數達2000萬，接受改水防治人數2000多萬，80%以上的病區施行了治窮治病一起抓的綜合治理。
積極防治的結果，截至1995年，使吉林，山東兩省及34個縣、698個鄉鎮病情得到了基本控制，
除陝西、黑龍江、甘肅、青海、四川等少數遍遠病區病情仍較活躍外，80%以上的病區病情已經穩定。
大骨節病的病情及其危害程度降到歷史最低水平。
1988年，衛生部地方病防治司已組織有關專家討論制訂了「大骨節病基本控制標準及考核辦法」，
並決定在全國14個省區建立若干病情監測點，嚴密監視病情，搞好防治科研工作。迄今已進行了7年病情監測，
為國家全面掌握病情，指導防治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
(三)碘缺乏病
流行病學研究，除搞清碘缺乏病情、流行範圍、地理分布、流行原因、土壤和水對地甲病、地克病流行的影響，
病區劃分標準、地甲病分型、分度等標準外，發現低碘、中碘到高碘人群地甲病患病率呈現出一個寬闊的「U」字型曲線，
從而體現了水碘、尿碘和患病率之間的劑量效應關係，並得到了動物實驗的證實。這一規律對指導臨床防治有一定意義。
在缺碘對人類損害方面，發現除了典型的地甲病、地克病外，尚存在有相當數量的亞臨床型克汀病以及單純聾啞、
胎兒早產、死胎等，深化了缺碘給人類造成各種損傷的認識。
在廣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我國在世界上首次提出《亞臨床型克汀病的診斷標準》草案，
使得我國在這個重點的研究領域裡走在世界前列。我國這項研究支持了國際上提出的重要的流行病概念——碘缺乏病(IDD)的概念。
防治措施研究：對碘鹽的適宜濃度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我國幅員廣闊，病區廣，各地缺碘程度不盡相同，
病情輕重也不一樣，南北方飲食習慣差異很大，食鹽用量也不相同，以及考慮到有無致甲狀腺腫物質的作用等，
各省、區、市進行了適合自己省的適宜碘鹽濃度的研究。
貴州省在河壩鄉系統地觀察了1/5萬碘鹽的防治效果。用食鹽加碘5年前後人工流產胎兒的大腦皮質細胞發育、
骨骼發育的形態學改變、碘代謝和激素水平的變化和兒童群體智力水平的差異等確鑿的事實，令人信服地揭示出，
缺碘會降低胎兒、兒童的身體素質和智力水平，補碘能夠提高胎兒、兒童的身體素質和智力水平。
這就使人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食鹽加碘防治碘缺乏病的根本意義在於提高病區人民的身體素質。
碘油的研究：早在四十∼五十年代，我國就有人研究過碘油，做過動物實驗和人群防治效果觀察。
到七十年代，改國外製碘油用罌粟油為核心桃油，用其製成口服或肌肉注射的碘油。
河南還研製成功了原料廣、價格低，易於推廣的碘化豆油。
到八十年代，我國對口服碘油的吸收、儲存、排泄和有效期、劑量、劑型等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基礎理論研究工作獲得了可喜的成果。在建立了地甲病動物模型的基礎上，又成功地建立了藥物性、
手術性和缺碘性克汀病動物模型，採用分子生物學、現代免疫學、酶學等新理論和新技術，深入地研究了碘與腦發育的關係。
對缺碘動物的聽力、腦幹聽覺誘發電位及耳蝸病理學研究等均獲得了有價值的資料，填補了國內空白。
(四)地方性氟中毒
七十年代，由於該病嚴重流行引起黨中央重視，
1977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北方防治地方病領導小組決定把地氟病列入重點防治地方病之內，從而使該病防治工作出現了新局面。
我國的病區類型主要是兩種：飲水型和生活燃煤污染型。飲水型病區還按其水源種類的不同又分為高氟淺層地下水、
高氟深層地下水及高氟泉水致病區三種。我國已有氟斑牙患者4021.03萬，氟骨症患者173.07萬，受威脅人口2.6億多，
可見其流行之廣，危害之大。
所以防治工作重點抓了預防這一環。1985年前，主要是以改水為重點，以後則是以改良爐灶降氟為重點。
改水降氟工作大體上分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64年吉林省在乾安縣打成第一眼改水防氟井到1977年為試點階段；
第二階段是1978年底，改水防氟工作在全國逐步鋪開，發展迅速。
據1984年北方16個省、市、區的不完全統計，各地建成各種類型的改水防氟工程10606項，受益的病區10329個自然村屯，
有889萬多病區人口解除了高氟飲水的危害，改水防氟受益的病區佔北方病區自然村屯總數的15%，
佔北方中等以上病區自然村屯總數的40%。
煤煙污染型病區出現與肯定雖然是在七十年代，
但明確採取改灶以減少室內空氣和烘糧的污染的預防措施主要是在進入八十年代以後。
如湖北，四川等的部種改良灶，降低了室內空氣的氟濃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特別是1987年以後，衛生部地病局組織國內有關科研單位，大專院校及各級衛生防疫站在三峽地區以改灶為中心，
進行了大規模的防治科研工作，研製了一批適合該地區不同條件下使用的各種新型爐灶，
目前已造出30多種爐型灶型在試驗點推廣。僅黔江、巫山、秭歸、巴東等四個試驗點於1988年就完成了3.6萬戶，
1989年又完成了6.4萬戶的改灶防氟任務，獲得了良好的效果，
室內空氣中氟化物的濃度下降到接近國家大氣衛生標準的規定值，這一結果充分證明，
改良爐灶是降低室內煤煙氟的有效方法。而且還具有節約燃料，改善環境衛生的作用。
六、外科學
(一)顯微外科的進展
自從JacobsonJ.H和SuarezE.L在1960年成功的開創小血管吻合技術後，
關於小血管吻合的研究與臨床應用就迅速地在我國開展起來。
1963年，北京積水潭醫院和上海瑞金醫院行兔耳血管吻合成功。1964年催之義、湯釗猷等較系統地開展
1.54mm∼1.1mm小血管吻合的實驗研究。
1966年1月上海第六人民醫院和第九人民醫院合作在6倍手術放大鏡下進行了第一例斷指再植。
同年，上海第一醫學院楊東嶽等，創用第二足趾自體移植再造拇指成功。
1973年，楊東嶽等用下腹部游皮瓣移植修補面部術後缺損。
1975年，陳中偉等用胸大肌游離移植治療前臂缺血性缺攣縮。
兩年後又以顯微血管吻合游離移植腓骨，修復對側下肢的脛骨巨大缺損。
1977年，上海第九人民醫院張滌生報導了腸段移植的臨床應用；新疆醫學院臧人和報導採用顱內、外動脈吻合術治療缺血性腦病；
北就宣武醫院完成了枕動脈與小腦下動脈的吻合術；北京積水潭醫院程緒西等開展了游離大網膜移植修復頭皮巨大缺損。
1978年，廣州中山醫學院朱家愷報導神經束間移植術修復周圍神經損傷；
次年報導採用淋巴靜脈吻合治療肢體阻塞性淋巴水腫獲良好效果；以及報導了人異體卵巢移植治療內分泌紊亂成功。
1979年沈祖堯等改進大網膜的移植應用，介紹了大網膜軸形皮瓣技術；
第一軍醫大學張兆武採用患者自體蘭尾游離移植修補尿道缺損，獲良好效果。
1980年上海華山醫院顧玉東等採用移植吻合血管的橈神經修復對側的神經缺損；
中山醫學院於國中在手術顯微鏡下再植完全斷離的陰莖成功；蚌埠醫學院黃恭康吻合旋髂深動脈移植髂骨；
陳國銳等在我國首先採用帶血管的甲狀旁腺移植成功。顯微外科在我國現代醫學的顯微血管、顯微淋巴管、顯微神經、
顯微小管道和顯微小器管等「五小」手術範疇中廣泛地開展起來。並出現了一些由我國首創或進展較大的專題。
1979年，《顯微外科雜誌》創刊。
1980年以後是我國顯微外科大發展的階段。全國各地大、中城市醫院、廠礦醫院及部隊醫院等，廣泛地開展了顯微手術，
並通過辦短期培訓班等形式，培養了大量的技術骨幹，在醫學院校的教學中，顯微外科也納入外科總論課程。
在廣泛地普及和大發展的過程中，一些地方也曾出現堅持手術指征不夠嚴謹，有濫用傾向等。
1985年全國顯微外科討論會及1986年中華醫學會第一屆全國顯微外科學術會後，由於認真總結經驗，規範了手術指征，
使我國顯微外科進入到鞏固提高、進步發展的階段。1986年，《中華顯微外科雜誌》創刊。
1989年5月全國顯微外科學會成立，
我國的顯微外科在優異的發展成就於1989年9月迎接了第十屆國際顯微外科學術會議，在我國上海召開。
(二)普通外科
外科治療技術從五十年代至今經歷了切開、切除外科到修復、移植外科的發展。許多傳統觀念隨之更新。
許多疾病的治療更趨合理。普外科再不是「一把刀」的一統天下，雷射刀、微波刀、電刀、水切刀、冷凍、高溫
以及通過介入放射學的血管拴塞、化療、無水灑精和白介素Ⅱ等腫瘤內注射、吻合器、鏡器、粘合劑促生長劑等
綜合措施的應用提高了治癒率。手術的規範性也在發生改變。
脾外傷由原來的脾切除變為儘可能保脾及脾薄片移植以保留脾的免疫功能，防止危險性感染的發生。
乳腺癌五、六十年代從Halstea根治術發展到擴大根治術，八十年代以來改良根治及其它限制性切除術漸被提倡，
加入化療、放療、內分泌等治療的綜合應用不僅提高了療效且改善了患者術後的生活質量。
肝門及二、三級肝管解剖的新認識推進了肝膽管手術的進步。膽囊結石除一百多年來的膽囊切除術仍被推崇外，溶石、碎石、
排石的藥物和技術不斷有新的進展。八十年代以來的腹腔技術使膽囊手術達到了創傷小、恢復快的新境界。
電視腹腔下闌尾切除、疝修補、胃腸穿孔修補、胃切除、直腸癌切除等都不斷有成功的報導。
處科感染、休克、腹部創傷、外科營養等基本問題從基礎到臨床研究都不斷取得新的成果和進展。
(三)胸心外科
新中國成立後，胸心外科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先後在北京、上海、天津、重慶等市組建了胸科醫院。
各大城市的醫院也相繼成立了胸外科專業。1954年2月，蘭錫純首先成功地施行了二類瓣分離術，揭開了心內手術發展的一頁。
1957年1月，梁其琛首先在低溫麻醉下切開肺動脈主幹，在直視下剪開狹窄的瓣膜，獲得成功；
為我國開展心內直視手術打開了門戶。
1958年4月，石美鑫首先在低溫麻醉下開展了房間隔缺損直視縫合術，獲得成功。
1958年6月，蘇鴻熙首先應用體外循環進行室間隔缺損直視修補術，獲得成功。
1965年6月，蔡用之首先應用人造籠球型瓣膜，進行二尖瓣置換術，獲得成功。
1974年11月，郭加強首先開展冠狀動脈旁路術，獲得成功。
1978年4月，張世澤首先成功地施行了原位心臟移值術。
1979年辛育齡首先施行了人體肺移值，雖然存活時間不長，但為我國的肺移植打開了新的一頁。
目前，胸外手術已普及到較大的縣一級醫院。心胸直視手術已普及到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醫療中心；
不少縣醫院亦開展了心臟直視手術。現有胸心外科專業人員2000多人，且有自己本專業的《中華胸心血管外科雜誌》。
食管癌手術後的5年生存率已上升到25∼30%，早期病例已達到90%；手術死亡率已下降到2∼3%；
吻合口瘺的發生率已下降到1∼2%。肺癌術後5年生存率在40%左右，支氣管胸膜瘺的發生率已不及1%。
心臟直視手術的死亡率也有了明顯下降，先天性心臟病手術死亡率在4%左右，瓣膜替換術死亡率在8%左右。
近年來，我國的氣管外科，冠狀動脈外科，心臟移植及肺臟移等都有了較快的發展，並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四)神經外科
五十年代初期神經外科趙以成教授受衛生部委託在天津辦起了神經外科進修班，培訓了第一批神經外科專業人員。
隨後這些專業人員於五十年代初期先後在北京、上海、天津、瀋陽和西安等地，建立了神經外科。
六十年代初期，北京、西安、天津等地一些學者在限苦的條件下開展腦幹腫物手術數例，取得了良好結果，
此後相繼有三腦室及深層次腫瘤手術的報導。顱內腫瘤和顱腦外傷的手術例數大為增加，成功率愈來愈高。
六十年代中期，國內神經外科的發展暫時轉入低谷，有的科室解散，人員下放，甚至改行，部分地區的專業受到了影響。
七十年代後期，一批原有的科室得到恢復，重建，而且新的專業科室相繼建立。
全國獨立的神經外科專業科室從1966年前的20個左右猛增到1989年的400個左右(據全國神經外科名錄登記)。
一些市縣醫院除建立了神經外科專業外，基本上都有受過專門培訓過的神經外科專職或兼職醫生。
據統計，至1990年前全國各級神經外科醫師已近3000人(據全國神經外科名錄統計)。
一些條件較好的醫院都基本上配備CT、部分大中城市醫院還配備了MRI、DSA等先進設備，常規器械也大為改善。
過去的腦室造影、氣腦造影已逐漸被CT、MRI所代替，既減輕了病人的痛苦和醫生的勞動強度。
也為明確診斷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
在腦血管病的外科治療方面，從五十年代史玉泉教授開展臨床研究開始，到八十年代也有很大發展。
王忠誠教授顯微手術治療520多例顱內動脈瘤和800多例AVM的成功經驗縮短了我國和一些神經外科技術先進國家的距離。
(五)麻醉學
五十年代後期至六十年代初，相繼開展了支氣管內麻醉，控制性降壓，全身低溫和體外循環等工作，
心肺復甦也取得較好臨床效果，為現代麻醉學涉及重症監測治療、疼痛治療和急救復甦等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964年中華醫學會委託中華醫學會江蘇省分會在南京召開了第一次全國麻醉學術會議，
集中地檢閱了解放以來全國麻醉學在醫療和科研上的成就。
1988年，我國已有具大專以上水平的麻醉工作人員5萬人，中級專業人員40萬人。經國家教委批准，
先後有徐州醫學院，湖南醫科大學，同濟醫科大學等多所院校開辦麻醉學系或麻醉學專業班。
全國性麻醉學術會議每3年開一次，各省市學術會議每年一次，專題性學術會議一年可達2∼3次之多。
1981年出版了《中華麻醉學雜誌》，1982年《國外醫學麻醉學與復甦分冊》正式創刊，《臨床麻醉學雜誌》
和《實用麻醉雜誌》也相繼出版。國際交流逐漸開展，1987年我國麻醉學會被正式接納為世界麻醉學會會員，
同年在北京召開了國際麻醉學術會議。1988年我國與日本麻醉學會建立了長期協議，每2年在我國和日本進行學術交流。
(六)器管移植史
1959年11月19日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行狗頭移植實驗成功，成活5天半，曾引起國內外很大反響。
1960年北京醫科大學施行人同種異體腎臟移植2例，首例獲得成功(生存一年以上的為成功)，開創我國人體器管移植之先河。
由於其他原因的影響我國器管移植曾一度停頓。直至1972年廣州中山醫科大學、北京友誼醫院才又開始腎臟移植。
到1994年底，我國大陸共開展：腎、肺、心、肝、骨髓、腎上腺、胰島、胰腺、睾丸、甲狀旁腺、胚胎胰腺、
胚胎腎、胚胎甲狀腺、關節、脾臟、肝細胞、脾細胞、神經組織、胚胎組織、胰腎聯合、
小腸移植等25種同種異體器管、組織和細胞移植。
1978年4月，上海第二醫科大學端金醫院張世澤等施行了我國大陸首例心臟移植手術，
術後受術者存活109天，死於第四次急性排斥反應。
帶血管的脾移植在全球的19例中我國佔11例，國外脾移植功能最長者44天，我國功能最長者到1995年6月，
已超過4年半，仍功能良好。
胚胎胰島治療Ⅰ型糖尿病854例，已有48例於移植後一定時期或長期停用胰島素，在數量與療效方面均居全球各國之首，
已為國際公認。整塊帶血管人胰腺同種異體移植，1982年由同濟醫科大學在我國首例施行成功，
截至1994年度，我國共施行胰腺移植10餘例。還施行胰、腎聯合移植治療Ⅰ型糖尿病3例，
其中浙江醫科大學所行胰十二指腸、腎移植1例到1995年6月已存活一年余。
肝臟移植，我國起始於1977年，到八十年代末共累計施行57例，以同濟醫科大學組為多，共10例。
由於我國所行的肝移植手術者，絕大多數為晚期肝癌患者，而且我國患肝癌的惡性程度遠較歐美地區為高，
行術時多已進入晚期階段，存活半年以上者57例中僅有6例(佔10.5%)，存活最長者也僅264天，亦死於癌複發。
九十年代以來，主要施術適應證將向終末期肝病轉軌可望有新的成就出現。
1993年5月湘雅醫院施行首例異位肝移植，形成亞洲第一雙肝人。
1995年元月南京醫科大學為一晚期肝癌患者行國內首例、世界第二例非親屬的異體肝移植成功。
北京醫科大學自1963年施行同基因骨髓移植治療再生障礙性貧血以後，骨髓移植遂於上海、天津及全國其他地區展開，
受術者絕大部分轉向白血病患者。近年來，由於慢性髓性白血病的比例有不斷增高趨勢，
北京醫科大學血液病研究所已將寡核苷酸探針反向雜交技術用於異基因骨髓移植的配型上，
既提高了配型標準，亦簡化了正向雜交的發驟。
首都醫科大學及其宣武醫院1986年7月29日施行我國首例腎上腺髓質腦內移植，治療重症巴金森氏病，
後又開創異體腎上腺腦內移植，術後多數患者症状改善，生活能得自理。
南京軍區總醫院1994年3月12日為慢性迴腸炎返複發生梗阻的女患者，施行我國首例小腸移植成功，植入同種異體腸管250cm。
免疫抑制劑的應用，我國與國際相似，並已有了國產的環素。1988年以來我國開始應用雷公藤製劑，
抑制器管移植的排斥反應並取得成功，具有療效好，毒副作用小的優點。
北京友誼醫院，也將冬蟲夏草用於搶救器管移植後嚴重排斥反應與嚴重併發症患者。
(七)燒傷
上海瑞金醫院在EVANS公式基礎上，總結大量臨床資料，於八十年代提出了適合我國的補液公式，即傷後第一個24小時，
每1%燒傷面積(Ⅱ、Ⅲ度)，每公斤體重補液量，成人、兒童、嬰兒分別是：1.5m1、1.8m1、2.0m1。
膠體與電解質液之比大致為1：1，其中半量在傷後6∼8小量內輸入。第二個24小時為第一個24小時輸入量之半，
另加每日生理需要量和額外喪失量。此外，部分學者也提出了簡易的「南京公式」：
第一個24小時補液量為：燒傷面積×100±1000(ml)，它適用於戰時或成批燒傷成人患者。
早期消滅創面是防治感染的關鍵，六十年代中期，我國對深度燒傷(深Ⅱ度、Ⅲ度)創面的處理由原來自然脫痂後植皮，
改為局部應用以磺胺嘧啶銀為代表的抗菌藥物，儘早分期切(削)痂植皮為主的綜合防治方法，使感染死亡率明顯下降。
七十年代中期，北京積水潭醫院提出了對電接觸燒傷採取了早期清創，應用血管移植或皮瓣、肌皮瓣移植，
以重建受損肢體遠端血液循環，及時覆蓋創面，使多數肢體免於截肢並保留一定功能。
此方法是電接觸燒傷治療的一大進展，目前已被全國廣泛應用。
近十幾年來，真菌性、厭氧菌性感染髮生率增加；醫院內耐藥菌株比例上升。治療上除堅持及時液體復甦、
早期正確處理創面、全身支持抗感染的綜合療法外，八十年代起，又開展了高價免疫血漿、細菌菌體蛋白、
類毒素混合疫菌、免疫核糖核酸等的研究和應用，並取得可喜成績。
(八)骨科
目前除各個省市設有骨科醫院外，個別縣級單位還成立創傷骨科醫院。
骨科著作和刊物，五十年代初期翻譯國外書刊到自己編寫骨科學一系列叢書，中醫正骨學等，由外科學報到中華外科雜誌，
骨科附刊發展成中華骨科雜誌，並創刊出版骨科亞專業雜誌，表明我國骨科進入到成熟階段。
1980年中華醫學會骨科分會成立以來，相繼建立脊柱、手、骨腫瘤、骨折內固定及基礎研究六大學組。
使骨科領域的研究更為深入。全國已召開四屆骨科學術交流大會，各種專業的學術交流，也同步進行。
從而推動我國骨科專業的全面發展。
骨關節結核的病灶清除手術，首先由方先之指導在抗癆藥物保障下施行，取得世界一流水平。
尚天裕等北京、上海、武漢的骨科專家們，運用中西醫結合方法治療骨折，使骨折癒合加快，功能恢復時間縮短，
骨折的不癒合率降低。北京積水潭醫院創立我國第一個手外科。
1963年陳中偉、錢允慶成功地進行世界上第一例斷肢再植手術，以後在海撥4700米高寒世界屋脊西藏高原，斷肢再植手術成功。
雙手中指斷離再植成功已有多例報導，利用拇甲瓣再造手指及皮辨移植的廣泛應用，
都充分證明我國在斷肢再植和顯微外科工作開展，居世界領先地位。馮傳漢、宋獻文、過邦輔、陸裕撲等
對骨腫瘤的研究作了大量工作，我國有26個省市自治區參加骨腫瘤登記統計。骨巨細胞瘤體外培養已經成功。
對骨肉瘤人工假體置換或保肢的化療及放療等綜合治療，延長了生存率。
人工關節在我國自1957年應用臨床，對其應用範圍不斷擴大，可作全髖、肩、肘、脖、腕及指關節置換，並對其材料進行研製，
還召開全國性人工關節併發症專題研討會。自1985年脊柱外科學組成立以後，不論在脊柱損傷方面，
還是在脊柱畸形方面都有迅速躍進，AO技術廣泛應用，使其治療更符合臨床需要，又不影響脊柱的穩定性。
對脊髓灰質炎後遺症的手術治療，在全國範圍內普遍開展，使不少的患兒恢復功能。
在地方性骨病，如大骨節病及氟骨病等的防治上都取得十分可喜的成果。
七、婦產科學
(一)婦女保健工作
在五十年代初期，我國各醫藥院校的衛生系，都設有婦幼保健學教研組織，
五十年代中期，學習蘇聯教學經難驗時，取消了這個組織，但婦幼保健教學歸屬並未落實，
從五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30多年來，我國婦幼保健機構和保健工作雖有很大發展。
自六十年代以來，農村也建立了縣、鄉和村三級的婦幼保健網，承擔了農村的婦女保健工作。
1980年，衛生部婦幼司委派北京醫科大學第一醫院婦產科保健組(現為北京醫科大學婦兒保健培訓中心)，
將世界衛生組織推廣的高危管理辦法，在北京市順義縣進行試點研究，經過近十年的試驗，高危管理辦法適合在中國，
尤其在農村實行，並由衛生部組織學習班，向全國推廣。 1982年，江西省婦產醫院在江西省10個縣，
進行了4年的簡易農村孕婦系統管理試點研究，1985年又在上高縣進行農村圍產保健規範化的研究，
經過五年，創立了3個「十」的措施，即防治十種病：胎位不正、骨盆狹窄、早產、過期妊娠、妊高征、多胎妊娠、
產前出血、異常產、畸胎、內科合併症；運用十種監測項目：身高、血壓、尿蛋白、出生體重、妊娠中期平均血壓、
宮高曲線圖、骨盆臨床測量、胎動自我計數、農村單線分區簡易產程圖、羊水肉眼監測；建立了十項管理制度：
縣、鄉兩級協作組及搶救小組制度、婦女保健人員職責制度、村級產前檢查制度、村級產後訪視制度、村級孕期、
產後衛生指導制度、高危管理程序制度、接生人員例會制度、轉院轉診制度、孕產婦死亡報告制度、資料表格及信息管理制度。
在婦女一生各個時期的保健方面，解放後即開展了「婦女四期保護」的工作，即月經期、妊娠期、生產期和哺乳期的保健工作。
以後，又在四期保健的基礎上，增加了更年期保健的內容。五十年代初期，在女工較多的工廠建立了沖洗室和月經卡片，
使婦女了解月經常識，減少婦科疾患，並注意加強對孕產婦的照顧。
不少工廠通過定期的孕產婦檢查和管理，產前和產後訪視，使孕產婦安全地渡過孕產期和產褥期。
在勞動安排上，於1958年推行了「五調五不調」，後又簡化為「三調三不調」，即經期調干不調濕，孕期調輕不調重，
哺乳期調近不調遠。1959年3月中央衛生部在北京召開了婦幼衛生工作座談會，強調進一步加強婦女勞動保護工作，
衽婦女保健登記，繼續推行「五調五不調」，防治流產、早產及子宮脫垂等。
1978∼1980年全面開展了婦女月經生理常數的調查，
1989年由南京醫院牽頭，組織了由全國23個單位參加的圍絕經期婦女健康情況調查，共調查了40∼60歲婦女6174例，
結果表明多數婦女在圍絕經期有程度不等的更年期症状，同時還易伴有全身性疾病。
自1976年開始，應用我國自行研製成功的尼爾雌醇治療更年期症候群，效果較好。北京醫科大學婦兒保健中心提出，
更年期症候群不僅需要雌激素治療，還應加強心理治療和全社會對更年期婦女的關注和理解。
從八十年代起，解放軍總醫院開始對絕經後骨質疏鬆的婦女，進行預防和治療的探索。更年期和青春期保健，受到人們的日益重視。
(二)產科學
在產科生理及理論研究方面，柯應夔教授於1958年4月出版了《中國女性生理骨盆》一書。
他指出，1927年Whitmore氏和1930年李士偉氏，曾對中國女性骨盆進行過測量，但都不夠全面，
他用X線測量方法測量了1000例，獲得了大量數據。以後，上海、廣東、廣西、南京4個地區又對15192例女性
正常骨盆進行了測量，1978年11月由青島醫學院附屬醫院婦產科進行了整理。
以後，全國組織協作，擬共測定10萬以上生育婦女，測定我國婦女骨盆的生理學數及地區差異。
此外，還對正常新生兒的身長、體重及兒頭徑線進行了測量。
在妊高征治療方面，七十年代以後，也在原來鎮靜、降壓、利尿、引產等傳統方法的基礎上有所改進。
我國自1984年4月至1986年3月全國妊高征防治科研協作組進行調查結果，妊高征的發生率為10.32%，較國外統計資料為低。
八十年代以來，子癇的發生率也有進一步降低。
產後出血是產科嚴重的併發症，五十年代，國內多以胎兒娩出至產後24小時內出血總量達500ml為出血標準。
六十年代起，改為400ml。引起出血的原因很多，1978年哈爾濱醫科大學綜合全國13個單位資料，發病率為3.1%，
出血原因以子宮乏力為主，佔78.5%，其它原因有胎盤、軟產道損傷、凝血功能障礙等。
另外有些產科併發症如羊水栓塞、胎死宮內、胎盤早剝、妊高征、妊期肝炎等，常引起瀰漫性血管內凝血(DIC)，
也已引起產科的重視。異位妊娠屬於產科急腹症，1949年前，也是引起產婦死亡的重要死因之一。
至五十年代，由於診斷準確，手術技術提高及輸血技術的改善，由此引起的死亡已基本消滅。
在妊娠合併內外科疾病的診治方面，四十多年的變化是十分顯著的。
妊娠合併心臟病是造成產婦死亡的原因之一。1949年以後，加強了產前的監護，成為降低死亡率的重要措施之一。
七十年代以來，認為有些心臟病孕婦更宜於做選擇性剖腹產。指導心臟病患者不宜妊娠者勸說他們避孕，已懷孕者，
根據其心臟代償情況，決定是否終止妊娠，對繼續妊娠者加強監護，都對改善心臟病合併妊娠的預後，起了重要作用。
由於預防醫療工作的改善，八十年代統計，各類心臟病構成比有了明顯改變，死亡率也接近於0。
病毒肝炎合併妊娠自七十∼八十年代，已引起產科工作者的重視，孕婦肝炎的發病率約為非孕婦的5倍，
暴發性肝炎為非孕婦的66倍。八十年代以來，有不少研究妊娠合併肝病的論文發表，
提出對HBSAg陽性孕婦及嬰兒的管理、疫苗接種及防治措施等。
標誌現代科技水平的試管嬰兒和配子輸卵管內移植，先後在北京、長沙等地獲得成功。
世界第一例試管嬰兒是於1978年7月在英國誕生的，北京醫科大學生殖工程組於1984年末開始了此項研究，
1988年3月18日首例試管嬰兒在我國大陸誕生。此前，1985年4月在台灣，
1986年12月在香港各有1例試管嬰兒成功的報導。截止1992年，我國大陸已有試管嬰兒49例成功。
(三)婦科學
婦科腫瘤
(1)子宮頸癌
1958年，全國各地相繼開始普查普治，共普查400多萬人，子宮頸癌被確認為我國發病率最高的婦科腫瘤，
平均患病率為0.18%。1972∼1973年20個省、市普查的結果，患病率為0.11%。
在診斷方面，50年代即開始用陰道細胞學檢查方法，並很快在全國得到普及。
上海市宮頸癌協作組於1976年報導了他們五年來用紫外熒光檢查的情況，並於1975年普查時加用了熒光檢查法，
提高了對子宮頸間變的檢出率。八十年代，北京報導了用流式細胞光度術測定子宮頸癌細胞DNA含量的方法，
內蒙古採用特異紅細胞粘附試驗及免疫過氧化酶標記法測定組積中的ABO(H)杭原，指出免疫學的改變可先於形態學的改變。
在治療方面，自五十年代起，即採用了手術治療與放射治療相結合的方法。
六十年代中期，全國各省、市、地區較普遍地開展了子宮頸癌根治術，
八十年代，一些條件較好的縣醫院也能獨立開展，手術治療效果也有顯著提高。
早期放療使用鐳和深部X線，自五十年代末，又增添了60鈷。七十年代末以來，放射治療有了新的進展，鐳療已基本被淘汰，
代之以60鈷、137銫、192銥為放射源的後裝治療，高劑量腔內後裝治療在國內受到普遍重視。
在病因學及流行病學研究方面，1960年，中國醫學科學院實驗研究所用包皮垢及慢性刺激等方法，
在小鼠內誘發子宮頸癌成功。湖北醫學院病毒研究室於1978年進行了皰疹病毒Ⅱ型與子宮頸癌關係的研究，
1991年的全國婦產科第五屆學術會議上，協和醫科大學指出人乳頭狀瘤病毒HPV-16的E6、E7基因可能是宮頸癌的致癌基因。
八十年代江西在子宮頸癌患者與對照人群配對調查中提出：性生活紊亂、配偶包皮垢及宮頸糜爛是子宮頸癌發病的高危因素。
(2)滋養細胞腫瘤
六十年代以來即處於世界領先的地位。自1958年至1978年，以宋鴻釗教授為首的北京協和醫院研究小組，
經過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在治療方法上應用6-MP有了創造性的成果，二十多年來，又陸續找到了5氟脲嘧啶(5-FU)、
更生黴素(KSM)、溶癌呤(AT1438)、抗瘤新芥(AT581)、消瘤芥(AT1258)。
自1978年開始，全國絨癌協作組對葡萄胎的患病率及惡變率進行了普查，對23個省、市、自治區共調查了202萬婦女，
葡萄胎的發病率為0.29%，以千次妊娠計為0.78‰，提出我國葡萄胎髮生率至少比國外高一倍的觀點。
1982年成立了國際滋養細胞腫瘤研究會，並在肯亞召開了第一屆國際會議，以後每兩年召開一次，
1988年第四屆學術會議在北京召開。對滋養細胞腫瘤自七十年代末即開始了基礎理論方面的研究，
包括遺傳學和hcG分子結構及功能的研究。在遺傳學方面有關於染色體和DNA多態性、流式細胞計數分析、
癌基因表達、多聚酶鏈反應等方面的研究。在惡性滋養細胞輔助檢查方面，
我國70年代即應用B超作為輔助檢查手段，以後又使用了彩色都卜勒超聲檢查，
hcG的測定方法也與激素檢查方法的改進同步進行，CT及MRI出現後，也迅速引入作為對滋養細胞腫瘤的輔助檢查手段。
(3)卵巢惡性腫瘤
從五十年代起，我國即注意了對卵巢惡性腫瘤的流行病學以及診斷治療的研究。七十年代的資料表明，
它的五年存活率始終停留在25∼30%，發病率卻逐年上升，近四十年增加了三倍。
八十年代，廣州採用外周血作染色體分析，認為可作為一種預測卵巢惡性腫瘤的方法；
武漢提出以淋巴轉化率、氚胸腺嘧啶核苷滲入、免疫複合物及血細胞粘附抑制試驗四項免疫學指標，作為進行診斷的參數。
八十年代後期，北京協和醫院開展了腫瘤放射免疫顯象診斷，湖南和北京應用單株抗體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法，
提高對癌細胞的檢出率等，都作了有益的嘗試。自八十年代以來，各種內窺鏡、B型超聲、CT、MRT等高科技醫療設備的
引進與應用，發展很快，對卵巢和其他女性生殖道腫瘤的早期診斷，有著很大的幫助。
以放射性同位素標記特異性單株抗體，對原發瘤及轉移瘤進行定性、定位診斷，對卵巢癌的診斷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但絕大多數特異性不顯著，尚需進一步研究。
在卵巢癌的治療方面，五十年代主要是手術治療，以後逐漸形成了以廣泛徹底的手術再輔以術後化療或放療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