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教育
雪域的醫學教育事業，一向以曼巴札倉的形式進行。西藏和平解放後，除原有的形式外，
新的教育形式已經引入藏醫教育領域，如先是在拉薩由一些名醫任教、創辦一個藏醫中等專業學校，
為藥王山及「門（曼）孜康」培養了15名藏醫，可以說是第一批現代化的藏醫學生，於1962年畢業。
次年，藏醫院又招收了一個藏醫班，其收學員45名，男女生都有，都是高中畢業生，這批學員後來都成了藏醫的骨幹。
1972年，又在拉薩市衛生學校中增設了藏醫班，擴大招收學員達181名。這些學員畢業後分配全藏各地，
他們象種子一樣，在各地生根、開花、為進一步發展藏醫作出了貢獻。
此後，從1981年至1986年，每年都在自治區藏醫院舉辦一期藏醫進修班。學員不僅來自本區，而且有鄰近省區的，
包括青海、甘肅、四川、雲南、新疆等地。儘管學習期限只有一年，但由於教學質量較高，
多數教員來自該院之主任級和主治醫師。這些學員畢業後，都回到原地行醫，在各地成為骨幹分子。
1984年，經有關部門調研結果認為，創辦一所藏醫高等教育學府的條件業已成熟。
次年，計劃先在西藏大學校內，設立一個藏醫系，招收高中畢業生入學，逐漸過渡到獨立的藏醫學院，首批學員先收27名。
這是有史以來藏醫第一批高級人員。1980年9月，西藏藏醫學院正式成立。學院里設有大學部、中專部、共有學生、包括進修生348人。
（二）藏區以外的藏醫學發展
藏族同胞在我國分布較廣，除西藏地區外，青海、四川、雲南、甘肅等地也都有藏胞聚居。
這些地區的藏族人民也應用藏醫藥防治疾病，有其自身的藏醫藥發展歷史。
甘南地區
前面已經談到拉卜楞寺中的曼巴札倉，即醫方明學校和印經院的情況，
也提到古代藏醫醫聖宇陀·元丹貢布曾到過內地遊學等事迹。事實上，被譽為第二個藥王菩薩的宇陀·薩瑪元丹貢布在十二世紀時，
就到過內地安多一帶，其中也包括甘南地區，這從《四部醫典》中便可知道。
歷史上甘南地區也是名醫輩出的地區，如十三世紀的碌曲幾倉的吉格，他與當年被元王朝為國師的八思巴在安多時，
曾討論過密宗教義，其中當然也涉及醫方明。同一地區還出現過另一名醫年倉·卡龍曼加，
他當年曾隨同五世達賴喇嘛阿旺·洛桑嘉措朝見順治皇帝，由於他的高明醫術，曾以藏醫療法治癒順治帝的病，並受到重賞。
這些事實既說明當時清統治者對藏醫學的信任，也顯示出甘南地區的確出現過出類拔萃的藏醫學家。
甘南人民至今仍以此為榮。
甘南地區的寺廟很多，其中當以拉卜楞寺最為有名，具有代表性的是於1784年建成的一所曼巴札倉，
還有卓尼本巴溝貢巴寺的曼巴札倉，以及碌曲郎木寺的藥師佛殿等。其中以拉卜楞寺最具代表性，
至今仍有大量醫方明刻版藏書，其中不乏珍本、孤本等善本書。
正是在近代這些傳統醫學教育的基礎上，甘南地區在新中國發展成藏醫教育基地，這不是偶然的，
原有的曼巴札倉仍以固有的形式，培養一些藏醫人才。
1979年，在甘南地區成立了一年衛生學校，內設有藏醫專業，開始時學員較少，如首屆只收10名。
以後逐漸增多，平均每一期只要招30名上下。到1990年年底，總共已培養出150名左右的學生。
從1989年起，甘肅省中醫學院建立了藏醫系，這種高級藏醫學校在全國也算是較早的一所。藏醫系設在甘南，
而不設在蘭州校本部，就是考慮到甘南地區雄厚的藏醫力量之緣故。
第一期共招收學員28名。曾先後派30多名有培養前途的學員，前往西藏、青海、四川及內地的有關醫藥院校進修深造。
不僅在教育方面取得成績，在藏醫藥科研工作中，還有不少成就，這在舊社會是根本沒有的。
如1980年在甘南就成立了一所藏醫藥研究所，它在全國也屬比較早的。
在這裡既開展文獻整理繼承和臨床治療研究，同時也做一些基礎理論，包括藏藥的生產和研究。
對現代醫家的研究心得和經驗，也出版了著名藏醫學家旦巴所著的《醫學錦集》一書。
另外供秋仁青所著的《藏族醫學發展史》，也於1992年出版了。
甘南地區的藏醫，除平時的醫療任務外，還積極參與防治流行病、傳染病的任務。
比如解放初期，甘南地區有麻疹、鼠疫流行，當時的防疫力量比較薄弱，對當地自然環境、流行病史也不夠了解。
拉卜楞寺的曼巴札倉配合政府大力防治流行病。如寺內名藏醫扎西嘉措，就曾查閱大量的材料、檔案，
向領導提供了甘南地區在解放前將近200年期間該地區鼠疫流行的情況，特別是藏醫治療這種病的一些寶貴資料，
從而為五十年代防治鼠疫的流行提供了十分寶貴的資料。為了撲滅麻疹的大流行，
拉卜楞寺的曼巴札倉於1955年派了8名藏醫協助政府在夏河、卓尼等縣開展工作，有效地防止了麻疹的蔓延。
就醫療機構而言，原有的曼巴札倉規模過小，顯然不能為廣大人民服務。
於是，現代形式的藏醫院也開始建設起來了。如1970年，夏河縣藏醫院正式開診，隨後，其他縣也都陸續建立藏醫院，
其中包括碌曲縣的郎木寺藏醫門診部、卓尼縣的麻路藏醫門診部、碌曲縣藏醫院、瑪曲縣藏醫院、卓尼縣中藏醫醫院；
這樣，到80年代，一個藏醫診療衛生網已經在甘南地區形成。它為甘南地區的人民衛生保健故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青海省地區
青海省是除雪域以外藏族最集中的聚居地區。省內的塔爾寺是藏傳佛教有名的大寺院，在這裡建立有曼巴札倉，
它是舊中國藏醫醫方明發展的中心之一，具有悠久的歷史。從醫療到教育，都在這裡進行，
其中當然也包括繼承整理古典文獻、刻印醫書等內容。可是到近代，藏醫藥事業在這裡發展遲緩，這是與全國的政治形勢分不開的。
1949年，新中國創建以後，青海省的藏醫藥事業開始進入一個新的時期。
首先，醫療工作在原有曼札倉的基礎上不斷發展，開始具有零散的門診診療，沒有正規的醫院。
到1978年以前，首先出現了藏醫科，設在一些綜合性醫院裡，另外還有些門診部。
次年，在海西蒙古族自治州最早建立了一所蒙藏醫院。此後，各地也相繼設立藏醫院，
到1990年，全省已有這類醫院達23所，其中包括青海省、海南地區、海西地區、玉樹地區、黃南地區幾所，
其餘則屬縣級醫院，鄉則設藏醫門診部。統計表明，縣以上藏醫院的建築總面積達33000多平方米以上，絕大多數是藏式的現代化樓房。
醫院的制度都較完善，對診病都有詳盡記錄，以便統計、比較、研究。
據縣以上之藏醫院統計表明，藏醫治療以常見病為主，其中對B型肝炎、慢性萎縮性胃炎、骨髓炎、皮膚病、風濕病、
療效甚佳，門診的治癒率一般在80.7%，住院的治癒率則可達85.2%。藏醫的藥浴最具特色，對如風濕性、
類風濕性關節炎的療效均甚滿意，深受患者的歡迎。
其次是教育。原來，全省有塔爾寺、廣惠寺、夏瓊寺、拉加寺等寺廟設有曼巴札倉。
儘管從這些札倉培養出來的人才不多，卻有較高的水平，都成為著名專家，如尕布藏、尼瑪、優寧等，
都是藏醫事業的重要骨幹，但曼巴札倉的規模都很小，只能培養一、二個骨幹。
新中國建立後，醫學教育採用不同類型的進修班及培訓班，尤其是短期掊訓班，能解決燃眉之急。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初級形式已顯然不能滿足要求了。於是，層次較高的藏醫學校也逐漸出現。
如先是在衛生學校內設藏醫班（如黃南自治州），由西藏藏醫學校代培。這樣，在青海省到1990年左右，
總共培養出來的藏醫藥人才已將近千人。至1987年，青海藏醫學院也已建成。
再次是藏醫科學研究的開展。科研在藏醫藥學中是一項新工作，起步較晚，
而且主要也多限於對臨床治療的總結和對比等。
最早成立的藏醫科研機構是青海省藏醫藥研究所，成立於1983年。隨後，州一級和縣級的科研機構也陸續建立。
這些都大大活躍了青海省藏醫藥學的學術交流和學術水平。1986年，成立了藏醫學會，促進了這種學術交流。
過去，由於青海是個內陸省，與外界幾乎隔絕。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
青海也對外開放了，開始與外國學者有了接觸。
如1988年，在湟中縣的藏醫院舉行了一次省藏醫專家與外國學者關於藏醫藥的學術交流會。
參加會議的是以尕布藏為首的省藏醫講學團與來自澳大利亞、聯邦德國、荷蘭的11名醫生，
他們交流的內容包括藏醫的歷史、脈學診斷、藏藥學等方面。
其他地區
除以上所提到的一些地區所取得的成就外，新中國成立後的藏醫藥學還取得了不少成就和發展，
從另一個側面也反映出我國藏醫藥學的蓬勃發展。
在出版業方面，除雪域、拉卜楞寺、德格等舊有印經院所出版的古典醫經外，
還有青海、四川、甘肅等省的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不少藏醫藥學著作。
北京的民族出版社是一個綜合性民族出版社，其中包括不少重要的藏文醫藥著作，這裡包括旺堆的《藏醫詞典》、
古代的《月王藥診》、強巴赤列等的《四部醫典形象論集》、強巴赤列的《藏族歷史名醫傳略》，
而古代的藏文《大藏經·醫藥學選編》、蔡景峰的《西藏傳統醫學概述》，則都系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的。
北京的人民衛生出版社還第一次出版了一本《四部醫典》的漢文譯本，系由藏學專家李永年以偈頌體的形式譯出的。
這可以說是除去18世紀的蒙文版以外的首次全譯本，在國內外引起較大的反響，其內容在青海省已全部輸入電腦檢索程序。
藏醫學出版物在其他省、市也時有問世。如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先後出版了另一種漢譯本《四部醫典》，
此譯本由青海的馬世林等人譯出，系以白話文形式譯出的，與北京的偈頌體譯文可互相對照。
上海還出版了另一部古代藏藥學著作《晶珠本草》的漢譯本，這是我國第一部漢譯的古代藏藥著作。
還應該提及雲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迪慶藏藥》一書，全書涉及藏藥598種，
並對澄清藏藥的品種、名稱混亂，均有精闢的見解，是不可多得的藏藥學佳作。
北京的人民衛生出版社還出版了《中國民族藥志》，該書是新中國第一部有關民族藥的大型著作，其中包括較多的藏藥。
在西藏山南藏醫院的協助下，在北京設立了藏醫醫院。院內有著名藏醫應診，
全國各地的患者及國外患者如要求以藏醫藥治療，就用不著遠涉青藏高原，而只在北京就可以接受藏醫的治療了。
二、蒙醫學發展概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蒙醫學在原有的基礎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發展迅速，成績可喜。
與其他民族醫藥不同的是蒙醫的現代史比其他醫藥要早一些，這是因為內蒙古自治區比全國大部分地區的解放時間要早近兩年，
即1947年，在這一地區已經成立人民政權。也是在這個時候，第一個蒙醫機構蒙醫學校就在烏蘭浩特成立，
它的前身是醫務養成所。學校的成立，開始了蒙醫人才的現代教育，培養了一批專業蒙醫，
為牧區廣大牧民的醫療事業做出貢獻。與此同時，自治區還在1948年對中蒙醫進行考試，保證蒙醫的技術質量。
第一屆少數民族衛生工作會議於1951年召開後，蒙醫形勢有新的發展。如在全區5000多名中蒙醫中，
到1953年止，就有4千多人被吸收參加工作，蒙醫的社會地位在逐步提高。雖然如此，從總的方面看，
蒙醫的發展在五十年代初期仍不夠理想，進步不大。
這也與當時全國中醫（廣義中醫包括少數民族醫學在內）總的形勢處在低潮有關。
只有到了1953年中共中央發出了糾正在中醫工作中的偏差和錯誤的指示之後，
蒙醫的情況也隨著全國中醫大形勢的好轉而逐漸走上軌道。
如在1955年，在呼市就曾召開全自治區的中蒙醫代表會議，其中有49名代表是蒙醫。
次年，中央衛生部先後發布通令，廢除了有關限制中蒙醫的規定，吸收蒙醫藥人員參加國家醫療機構，
極大地調動了蒙醫人員的積極性。1956年，在呼市成立了內蒙古中蒙醫研究所，把區內各地學術水平較高、
具有豐富臨床經驗的老懞醫藥人員調來舉辦蒙醫研究班、進修班，同時組織老懞醫對蒙醫藥古籍進行翻譯、整理。
1958年，又在呼市成立內蒙古中蒙醫院，各級醫院根據實際需要出發，相繼成立蒙醫科，
農牧區旗縣增設蒙醫醫院和中蒙醫院，在邊境地區成立以蒙醫為主的邊特區蘇木衛生院。
同年，在哲盟庫倫旗建立蒙藥廠，蒙醫藥機構日臻完善。
為了培養蒙醫人才，使蒙醫學術後繼有人，五十年代初中期，普遍為老懞醫配備助手，招收徒弟。
正規的學校教育，也開展起來了。1956年在呼市開辦蒙醫進修學院蒙醫系，通過正規院校來培養人才。
五、六十年代，對蒙醫古籍開展整理和翻譯工作，僅中蒙醫研究所一家整理的蒙藏經典就有十多部。
還新編了一些新的蒙醫著作，如《蒙醫藥學概要》、《中蒙醫驗方集》及其他一些臨床疾病的診治專著。
蒙醫的醫療事業也有很大發展，常用的一些蒙醫獨特療法如酸馬奶發揮了很好的治療作用，並獲得自治區獎勵。
近二十年來，蒙醫藥的各個方面都有飛速的進步。到1995年統計，全區有蒙醫醫療機構47所，也是1995年的統計，
目前全區共有蒙醫藥人員3972人，其中蒙醫人員3214人，蒙藥人員758人，其中高級職稱人員共64人。
蒙醫藥人員佔全區衛生技術人員的3.88%。
1977年恢復高考招生制度，並在通遼新建一所蒙醫學院，設蒙醫、蒙藥專業，成為培養蒙醫藥高級專門人才的基地。
同時，盟級5年中等專業衛生學校增設蒙醫專業班。此外，還通過舉辦為期二年的蒙醫研究班來提高蒙醫的科研水平，培養科研人才。
在蒙醫藥科學研究方面，也獲得可喜的成績。如1986年獲國家衛生部科技重大成果獎；
蒙藥通拉嗄601治療原發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及再生障礙性貧血的研究，1991年獲內蒙古科委科技進步二等獎。
改革開放以來，在整理蒙藏醫學古籍、翻譯註釋、發掘研究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在原有蒙譯《醫藥月帝》（藏醫稱《月王藥診》）、《四部醫典》、《晶珠本草》等經典著作外，
蒙著古代著作如《觀者之喜》、《方海》、《珊瑚驗方》、《蒙藥正典》（出版時改名為《無誤蒙藥鑒》等，
也都重新整理排印出版。此外，現代新的蒙醫著作也不斷出現。
這值得提出的有，集全蒙醫界精英著成的《中國醫學百科全書·蒙醫分卷》，已於1986年正式出版，
其漢譯本也在1992年問世，獲得好評。還有吉格木德的《蒙醫簡史》，此書於1985年出版。
1991年補譯成日文，並獲第二十九屆日本翻譯文化獎；包金山的《祖傳正骨》，介紹了蒙醫正骨歷史，
蒙醫正骨特點以及整骨方法和技巧、專論（或各論）部分介紹了人體骨酷解剖、骨酷和關節構造、
形狀、作用、連接大致情況，並論述了骨折脫臼的原因、分類和分析、正骨原則、正骨和按摩醫術。
三、朝鮮醫學發展概況
1945年，在延邊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人民政權——吉林省延邊專員公署。
在專署民政科內設保健股，主管衛生行政，各縣（市）也在民政科內指定一人兼做衛生工作。
1946年6月，延邊專署頒布「重新認可漢醫暫行條例」，重新登記了日偽時期從事漢醫業（包括朝鮮民族醫）的漢醫師，
批准了420名漢醫（包括朝鮮民族醫），允許他們開辦漢醫診療所，
為發展壯大中國朝鮮民族醫隊伍，振興朝鮮民族醫學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自1921年至1945年近二十五年間的朝鮮民族醫隊伍的發展時期。這個時期，朝鮮族人口繼續增加，1843年已增至60多萬人，
1920年以後，延邊各地陸續出現了醫學研究會，該會大量吸收民族民間醫及有志於學醫者為會員，
組織他們學習民族醫學理論，把他們培養成為朝鮮民族醫。這樣，到了1928年朝鮮民族醫人數增加至319名。
1938年以後,延邊各地成立漢醫會,該會舉辦兩期漢醫講習班，培訓了民族醫567人次。
因而這個時期取得許可的朝鮮民族醫數量又增加了一些。據1945年的統計，延邊境內的朝鮮民族醫人數達到460名，
藥業人員數為270名。當時朝鮮民族醫隊伍數量並不多，但已經出現了不同學術觀點的四大學派：
一是主張以《東醫寶鑒》為軸心注重臨床實踐發展民族醫學的經典學派；
二是主長以《醫方活套》為軸心、注重臨床實踐發展民間醫學的民間醫學派；
三是主張以《東醫壽世保元》為軸心發展四象醫學的四象醫學派；
四是主張以《東西醫學要義》為軸心發展民族醫學的「西診東治」學派。
自1945年經1953年建國初期至今在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和衛生工作三大方針
（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的指引下，朝鮮民族醫藥隊伍得到迅速發展。
據1953年的統計，朝鮮民族醫人數達到了750多人，進入了中國朝鮮民族醫隊伍最興旺發達的鼎盛時期。
後來，由於「左」的思想干擾，未能實事求是地處理朝鮮民族醫隊伍里的「活套醫生」
（即：以《醫方活套》為教材自習並注重臨床實踐的民族醫），沒有正確地區分朝鮮民族醫與中醫的界線，
一律用中醫教師施以考試，對不合格者剝奪行醫與帶學徒權，使朝鮮民族醫隊伍驟減，很多寶貴的民族醫學遺產失傳，
朝鮮民族醫學瀕臨絕代。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黨的民族政策的正確貫徹，中國朝鮮民族醫學得以復生。
1984年在全國少數民族醫藥工作會議上制定的《全國少數民族醫藥「七五」規劃》
把中國朝鮮民族醫藥列為重點加強項目之一：同年10月，成立了延邊朝鮮民族醫藥研究會；
同年11年，建立了延邊朝鮮民族醫藥研究所；1986年7月，《朝鮮民族醫學》正式納入《中國醫學百科全書》分卷編寫計劃，
1993年國家正式出版發行；培訓了百餘名朝鮮民族醫；延邊民族醫藥研究所培養了20名大專朝鮮民族醫；
1991年，延邊醫學院內設置朝鮮民族醫系，已招生兩屆本科學生，正在培養之中，使瀕臨絕代的朝鮮民族醫隊伍的重建大有希望。
四、北方少數民族醫學的發展
（一）維吾爾族醫學的新起點
新疆解放後，維吾爾醫重見光明，獲得新生。
1956年自治區衛生廳專門組織考察小組分赴南疆地區、市、縣、鄉村調查研究維吾爾醫，
並寫了「這是一支潛在的有生力量，她在維吾爾聚居區擔負著醫治疾病的重任」的報告。
同年，在和田縣成立了各族衛生工作者協會和維醫第一聯合診所。
繼之，在喀什、伊寧、哈密、庫車、烏魯木齊成立了維吾爾醫診所和醫院。
1959年，國家把喀什民族醫診所轉為全民所有制的喀什民族醫醫院，設病床40張。許多富有經驗的老一輩維醫，
一方面精心培養新人，同時著手翻譯整理古醫籍，並結合自己的實踐經驗編寫整理了一批醫學著述。
如《卡農且（小醫典）》、《維吾爾醫療手冊》等。這些醫著的出版，極大地豐富了維吾爾醫藥學的內容。
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維吾爾民族醫藥事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截止1989年底，醫療機構發展至88所（區級1所、地市級5所、縣級26所、鄉級56所）。專科學校1所，
此外，成立了維吾爾醫研究室，後改為研究所。維吾爾醫藥人員由五十年代初期200多人增加至2127人。
畢業於維醫專科學校學生423人。從1979∼1990年，先後收集整理古醫籍36種，其中維醫醫籍8種。
維吾爾醫在其發展過程中，兼收並蓄鄰近國家和兄弟民族醫學之精華，形成一整套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醫療體系。
於白癜風、糖尿病、肝炎、冠心病、胃潰瘍、風濕病等頗有研究，有一定療效。維醫工作者在疾病的防治中，
發揮著重要作用，正在不斷地為我國的醫學衛生事業作出貢獻。
由名老維吾爾醫編纂的《中國醫學百科全書·維吾爾醫分卷》，已出版維、漢兩種文版。
它與藏醫、蒙醫、朝醫一樣，在《中國醫學百科全書》中佔有一席之地，表明維醫已經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受到普遍重視。
（二）鄂倫春族醫藥史料
鄂倫春族是居住在我國東北部的一個人數較少的少數民族，其歷史也較短。鄂倫春又作俄爾吞、鄂爾吞、俄倫春等，
是通古斯語的音譯，意為山嶺上的人或使用馴鹿的人。現主要聚居在鄂倫春自治旗，屬內蒙古呼倫貝爾盟。
鄂倫春人的醫療經驗，還處於比較原始的巫、醫混雜階段，其治病方式主要是薩滿巫術。
一般說，巫術師多兼用藥物治病，而鄂倫春薩滿並不用藥，其薩滿有莫昆薩滿及多尼薩滿兩種。
前者的治病能力比後者大，是屬於正神，只有一個人擔任，後者則可有多人。
奇怪的是薩滿只給別人治病，卻治不了自己的病。做為溝通人間與神的世界的橋樑，本人也參加生產勞動，
社會地位較高，受到人們的尊敬，一般治病不收報酬，有時由病家給一些實物如毛巾、皮毛或布等。
薩滿在治病時，邊跳邊唱，並裝做會求神託夢，按夢境分析病情，以確定患者之病系觸犯何神，當即畫出神的像，
供患者供奉。一般不用藥物，但對嚴重的病人，有時就讓其裸臥，再向其身上噴洒水。
據查，凡患有天花、麻疹者，薩滿即不給他治病，而由其他同樣也患過天花或麻疹的人來治療，這種人稱「屋托欽」。
薩滿儘管不用藥物治療，但它具有一定的精神治療作用，對疾病的復原是有其積極作用的。
心理治療作用可能是鄂倫春人還信任薩滿巫師的主要原因。
這並不是說鄂倫春人不會用藥。在生活過程中，他們認識並學會了用藥。
調查結果表明，對包括外傷、瘡瘍、關節疼痛等病的將近20種疾病，他們會用草藥治病。
常用的藥物都是自然界的賜予，即植物和動物。
（三）回族醫藥
回族是我國55個少數民族中人數較多，分布頗廣的一個少數民族。
比較集中聚居於寧夏回族自治區，其他如甘肅、河南、新疆、青海、雲南、山東、河北、遼寧、安徽等省區也有較多分布，
散居者遍及全國各地，與漢民雜居，但也相對集中。如福建泉州晉江有一陳埭鎮，全村均為丁氏回族，
有如漢族汪洋大海中之一小島，一直保留著回民的風俗習慣。
最能集中反映回族醫藥的，目前尚存世的僅有《回回藥方》的殘卷。
這既可以說是回回醫藥的結晶，也可以說是迄今可見到的僅存的回醫專門著作。
此書題名《回回藥方》，其著作時代尚有爭論，但基本上均以為是元、明之作品。
有作者認為，其中有言「北平」之內容，故應為明代之作品。此語雖有理，但似不夠全面，因其中之「北平」，
乃系書中之注文而非原文，系抄寫者對原著之註疏。由是觀之，《回回藥方》之原文當為元代之著作，
似較合理，也適合於元代回回醫藥鼎盛之形勢。
關於此書之作者，原書未具名，但從全書內容看，亦很可能是多人之合著。
從此書殘卷，亦不難看出當時之回族醫藥業已涉及一些理論內容。如有關於病因學方面的一些內容：
時氣、熱、寒、風、濕、干（氣候外因）、喜、怒、驚、恐、愁、思（情緒內因）等。
元代形成了回回醫學的高潮，以回回藥物院的建立以及《回回藥方》之著成為其主要標誌。
認真核對《回回藥方》中的內容，我們將會發現其中有比較大的比例與中世紀的阿拉伯醫學的相似之處。
五、南方少數民族醫學的發展
（一）傣醫學的形成與發展
傣醫在歷史上，為人類的健康作出了很大貢獻。但由於長期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發展一度較緩慢。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傣醫藥越來越受到重視，為搶救傣醫傣藥，採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先後在西雙版納成立了州民族醫研究所，景洪縣傣醫傣藥研究所，德宏、思茅也相繼成立了民族醫藥研究機構。
1984年在內蒙古開的全國少數民族醫藥工作會議上，正式把傣醫列入全國「五大民族醫」（藏、蒙、維、朝、傣）之內。
傣醫藥的研究工作被提到議事日程。
1988年建成了規模為100張床位的西雙版納州民族醫藥研究所附屬傣醫醫院。
形成了科研、臨床、教學為一體的新格局。1986年招收43名傣醫中專醫士，擴大了傣醫藥的隊伍，提高了隊伍的素質，
緩解了傣醫後繼乏人的局面。
近十年來，傣醫藥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尤其是對古傣醫藥文獻的發掘、研究整理工作，
先後出版了《西雙版納古傣醫驗方注釋》、《檔哈雅》、《西雙版納家庭衛生常識》、《傣族藥物故事》、《嗄牙山哈雅》、
《西雙版納醫藥》、《西雙版納傣藥志》、《傣醫傳統方藥志》等。
西雙版納自治州民族醫藥研究所還編寫了《傣醫中專班臨床課試用教材》。
傣醫藥書籍的出版發行，擴大了傣醫的影響，為更多的人學習傣醫，了解傣醫藥打開了方便之門。
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深入，傣醫學也逐步走向世界。
1990年和1991年傣醫曾派出學者參加國際第二屆民族生物學大會、北京國際傳統醫藥大會，並在會上作了交流。
（二）彝醫藥的發展概況
隨著黨民族政策的進一步落實，民族醫藥事業也得到了迅速發展。
自八十年代初以來，彝醫藥史及文獻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的成績。
一大批有志之士正在致力於彝醫藥的研究工作。他們兢兢業業、忘我工作。
從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短短十年中，發掘整理、翻譯註釋出版的彝醫古文獻數十種。
如：《明代彝醫書》、《醫病好藥書》、《醫病書》、《看人醫書》、《藥名書》、《啟谷署》等。
大量古彝醫藥文獻的整理出版，對某些人持「彝族俗尚鬼巫」、「彝族無醫藥」的錯誤觀點是有力的批判。
一個民族要和存繁衍，醫藥是保證其生存的條件之一，不可忽略。
近年來，編寫出版了《彝醫志》、《彝族植物藥》、《彝族動物藥》等彝藥著作。
值得提出的是李耕冬、賀廷超合作編寫的《彝族醫藥史》全書例舉大量事實，追根溯源，旁徵博引，
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充分再現彝族先民自古以來與大自然和疾病作鬥爭所積累的豐富的醫療經驗。
1990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新近還有彝族學者郝應芬也出版了另一部《彝族醫學史》。
（三）苗族醫藥概況
由於苗族沒有本民族的文字，因而也沒有自己的文獻材料或記錄。其有關古代的醫藥資料，只能散見於其他漢文資料中。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民族醫藥開始受到重視。在民族政策、中醫政策的正確指引下，
苗醫改變以往那種自生自滅，無人過問的狀態。苗族醫藥同樣納入各地各級有關部門的發展計劃中。
各地老苗醫有計劃培養接班人，五十年代也開始搜集苗醫單驗方，編成《貴州民簡方藥集》，
主要以苗醫經驗為徵集對象。八十年代編集的《中國民族藥志》，苗醫藥也佔有一席之地，共有40多種苗藥編入其中。
1984年，苗族較集中的地區貴州、湘西、及鄂西都派代表參加在內蒙召開的首屆民族醫藥會議；
1992年，在首屆民族民間醫藥學術交流會議上，苗族醫藥的學術論文佔有一定比例。
1986年7月，首屆苗族醫藥學術研究會與黔湘鄂苗族醫藥研究協作組片區會議聯合召開，地點在貴陽市，
這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它象徵著苗族醫藥已經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四）壯族醫藥的發展
過去由於種種原因，對壯醫藥的研究不夠重視，起步較晚。
50年代末期，廣西柳州地區人民醫院覃保霖曾對壯醫陶針療法進行發掘整理，
並在1958年《中醫雜誌》第三期發表了《壯醫陶針考》一文。隨後，在1959年出版了《陶針療法》專著。
書中繪製了常用的陶針穴位圖譜，並詳細列出各科疾病的治療方法。
1981年發表了《壯醫源流綜論》一文，對壯醫的內涵及常用的傳統醫療技術作了詳細介紹。
廣西桂林鐵路醫院蘇漢良醫師曾對流傳於柳州、河池地區的壯醫脈診法進行了初步整理，
發表了《壯醫民間脈診的探討》的學術論文。
這些只是出於個人對壯醫的熱愛，在長期從事壯醫工作中，取得的成績。
真正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開展壯醫及壯醫史的研究，是80年代中期開始的。
1984年6月，廣西中醫學院成立了壯族醫藥研究室。1983年5月，國家科委批准建立廣西民族醫藥研究所。
1986年6月，區黨委、區人民政府決定將南寧地區人民醫院改建為廣西民族醫院。
壯醫機構的建立與完善，為壯醫藥的發掘、整理與進一步提高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1985年，廣西中醫學院壯醫研究室主任班秀文教授，招收了我國醫史上第一批壯醫研究生。
1983年，廣西壯族自治區衛生廳把壯醫研究列為重點課題，組織有關科研人員，從文獻搜集、文物考察和實地調查等方面，
對壯醫的歷史和現狀進行研究。對壯醫驗方、秘方、單方及歷史文物進行搜集整理。
據不完全統計，自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的10年中，發表有關壯醫及壯醫史的研究論文近百篇，
整理出版了具有壯醫特色的《壯醫藥線點灸療法》及《壯醫針挑療法》，並創辦了《民族醫藥報》，在全國發行。
壯醫及壯醫史的研究取得了可喜可賀的成績，前景令人鼓舞。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已將發展傳統醫學作為今後世界衛生保健事業的目標之一。
有理由認為，在不久的將來，古老的壯醫必將自立於世界傳統醫學之林。
（五）高山族醫藥
高山族，是我國少數民族中的一員，人口在1986年調查為32萬餘人（此為台灣當地調查數字，大陸1982年人口普查時，
大陸高山族人口為1,549人）。分布在台灣及福建省，以台灣為主，福建只有少數散居。無本民族文字，故亦未見醫藥文獻流傳。
據調查，台灣之高山族因接受漢文化之影響，逐漸漢化。部分漢化程度高之「平埔族」，其本民族特色業已消失無遺。
目前在台灣之高山族分布在台灣島之山區，族內又分成九個亞族，稱為泰雅（Atayal）、賽夏(Saisiat)、布農（Bunnun）、
鄒(Tsou)、魯凱（Rukai）、排灣（Paiwan）、卑南（Puyuma）、阿美（Ami）及雅美（Yami）。
這些台灣島土生土長的少數民族因缺少文獻記載，故其醫藥之歷史僅能依靠實地調查，從口口相傳中的資料加以了解。
現時在該民族中遺留下來的醫療衛生習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早期醫藥歷史的側面。
根據台灣省台中市中國醫藥學院哈鴻潛等人調查的資料表明，現時台灣島高山族居民的醫療，仍然處在醫巫合一的狀態。
有病多請求巫師相助。他們調查的排灣族、布家族及卑南族之巫師治病，多需先求病因、或直接由病人陳述或問神，
或圓夢，也有占卜者。占卜多於其他方法失敗之後使用，其法系所謂葫蘆卜或瓢卜。
即以一種珠子在葫蘆之圓端輕輕滾動，並數問各種病因，當珠子停留不動時，口中所數及者即為致病之病因。
蔡景峰1985年在美國東西方中心任客座研究員時，與該中心原籍台灣之吳燕和研究員進行學術交流，吳氏亦曾以此法相告。
巫師還用一些祭鬼神的工具，如盛器、樹葉、肉等，進行各種祭神鬼活動；
其治病之工具則以巫石、法石、茅草類植物等充任。如以茅草在病人面前揮動或鞭打，
或用口吸出病人體內之「法石」等等，以達到驅除疾病之目的。
除巫術外，高山族中還用青草藥治病。台灣所產植物甚多，供藥用者不下數百種，其常用者有紅藤草、檳榔等，
都是日常的果品。所治療疾病多為常見病、多發病。
台灣省考古學者雖然在島上進行了發掘，有不少發現，包括一萬年至三四百年前的歷史時期，但目前尚未見與醫藥學有關之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