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標誌著封建制終於代替了奴隸制。
漢、唐兩代都曾出現過封建經濟高度繁榮的景象，開闢了絲綢之路，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
對醫學及養生的發展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這一時期內，出現了不少著名醫家和養生家，以及養生專論、專著。
對養生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秦漢之際，特別是秦代「焚書坑儒」的高壓政策被解除以後，道家、儒家思想有了新的發展。
佛教的傳入，也逐漸影響了我國意識形態及醫學的發展。
自隋代王通提出儒、佛、道「三教歸一」的綱領後，三家說便成為官方的正統思想推行於世，
並且互相滲透、融合。其中，有關養生方面的內容，便被當時的醫家、方士所繼承，
從而進一步充實和發展了中醫養生學的內容。
一、
養生理論和實踐的發展
二、
漢唐時期的養生學思想發展，大致有如下幾個特點：
①對養生理論的闡述往往是融醫、儒、道、佛諸家養生思想於一體，各取其長。
②漢唐時期的養生家，往往也是著名的醫學家。其具有豐富的醫學理論及臨床實踐經驗。
因而，對養生方法的論述，多具體、實際而有效。
③這一時期的養生專論、專著，在理論上有了較為系統的論述，既承襲了先秦的學術思想，又有所創新和發展。
並作為中醫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予以專門闡述。對後世產生了重大影響。
茲將江唐時期有關養生理論和實踐發展的主要內容概括介紹如下。
（一）張仲景的養生思想
東漢醫家張仲景，繼承了先秦時期的醫學理論，博採眾長，著成《傷寒雜病論》，
奠定了中醫辨證論治的理論基礎。其中，也從病因學角度提出了自己的養生觀點。
1、養慎
養慎即調護機體以順應四時變，
仲景認為：「若人能養慎，不令邪風干忤經絡，……病則無由入其腠理」（《金匱要略.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並治》）。
明確指出，注意四時變化，外避虛邪賊風，是防病保健的一個重要方面。
2、調和五味
仲景特彆強調飲食與養生的關係，
「凡飲食滋味以養於身，食之有妨，反能為害，……若得宜則益體，害則成疾，以此致危」，
因而「服食節其冷熱、苦酸辛甘（《金匱要略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並治》）。
明確指出，飲食之冷熱、五味之調和，以適宜為度，方可起到養生作用。反之，於身體有害。
3、提倡導引
仲景對導引吐納也十分重視，他主張用動形方法防病治病，
如《金匱要略》中云：「四肢才覺重滯，即導引吐納……勿令九竅閉塞」。
仲景的上述養生思想，具體體現了中醫防治結合、預防為主的原則。
（二）華佗的養生思想
華佗是與張仲景同時的醫家，他繼承了先秦《呂氏春秋》中的動則不衰之說，
從理論上進一步闡述了動形養生的道理，如《三國志華化傳》中載其論云：
「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爾，動搖則谷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
華佗對導引健身術十分重視，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總結歸納為模仿虎、鷹、熊、狼、鳥五種動物
動作的導引法，稱之為」五禽戲」。方法簡便，行之有效，大大促進了導引健身的發展。
（三）王充的先天稟賦說
東漢時期的王充，在養生方面，提出了稟氣的厚薄決定壽命長短的觀點，
在他所著的《論衡》中強調指出：「若夫強弱夭壽，以百為數，不至百者，氣自不足也。
夫稟氣渥則其體強，體強則其壽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命短，命短則多病壽短」。
王充還認為，生育過多，往往影響下一代健康，他指出：
「婦人疏字者子活，數乳者死。……字乳亟數，氣薄不能成也」。
所謂「疏字」是指生育較少，少生少育則稟受父母之精氣強，故子女健壯而壽命亦長；
反之，「數乳」者，則稟受父母之精氣薄弱，故子女體衰而壽命短，因而提倡少生少育。
王充的這一思想，將優生與長壽聯繫起來探討，是很有見地的，大大豐富了養生學的內容。
（四）《神農本草經》重藥補
成書於東漢時代的《神農本草經》，共載中藥365種，分為上、中、下三品。
其中，上品藥物為補養之品，計120種，多具有補益強身、抗老防衰之功效，提倡以藥物增強身體健康，
如人蔘、黃芪、茯苓、地黃、杜仲、枸杞等，均為強身益壽之品。
後世醫家據此而創製了不少抗老防衰的方藥。
（五）方士之術的利弊
秦漢時期的統治者，如秦始皇、漢武帝等都追求長生不老，想方設法尋求長生不老方藥。
因而，社會上方士盛行，煉丹術、服石法、神仙術以至房中術等，曾風行於世。
鼓吹和信奉煉丹、服石可使人不老不死者，此不但無益，反而有害，誤服者多中毒暴死。
故自漢以後，許多醫家都指出亂取丹石之害。
但也應看到，當時統治者的謀求長生，客觀上促進了方士對煉丹、服石、導引等養生方法的探索。
東漢時期的魏伯陽，即總結了前人經驗，著成《周易參同契》三卷，闡述了煉丹的理論和氣功的理論和方法。
同時，亦如實地指出了金石對人的危害。書中有關氣功的論述，至今仍有研究和參考價值。
而其所述煉丹之術，在化學史上亦有重要貢獻。
二、道家學說與道教養生術
西漢初期，統治階級很重視清靜無為的黃老哲學，即指託名黃帝，淵源於老子的新道家學派，
這時的道家思想，已經將陰陽、儒、墨、法等各家思想批判地吸收進來。
如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論六一要旨」云：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
「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可以看出，這是承襲了先秦道家貴生、養神的思想。
同時，也是對漢武帝追求長生不死、得道成仙思想的有力批判。
漢武帝既崇尚儒術，又祟信神仙，然當時黃老之學聲望甚高。
於是，方士們逐漸將黃老之學與神仙術結合，形成為具有宗教色彩的黃老道。
宣稱他們的那套「養神保真」之法，可以長生不死，得道成仙。
然而人不能永遠活下去，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養生學應摒棄其荒謬的成仙思想，而取其養生之術。
事實上歷代道家養生名家幾乎都是以其養生術而傳世的。
道教所行養生之術很多，如外丹、內丹、服氣、胎息、吐納、服餌、辟穀、存思、導引、行蹻、動功等等，
這是將古代所流行的養生之術，皆吸取進來，加以發揮。
由於道教注重養生，崇信神仙，故而將諸子之說，兵、農諸家之書及占星、陰陽、五行醫經醫方等
數術方技諸家之書廣為收集而為道教經籍。因而，道教經書之中，內容廣泛而豐富，有關養生的書籍多收其內。
東晉醫家葛洪，精研道教理論，在養生方面做出很大貢獻。
他從預防為主的思想出發，首先提出「養生以不傷為本」，認為良好的生活習慣有利於長壽。
葛洪對於導引、吐納等養生術也十分重視。在他所著的《抱朴子釋滯》中指出：
「行氣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首次提出了「胎息」功法，並詳述其要領。
葛洪對煉丹之術也進行了研究，他在《仙藥》中論及的植物的
如靈芝、茯苓、地黃、麥冬、巨勝子、楮實子、黃精、槐實、菊花等，經現代研究分析證實，
確有抗衰防老、益壽延年的作用。當然，他的金丹長生之論在養生方面並不足取，但在化學上卻是一大貢獻。
南朝的著名養生家陶弘景，精於醫學，通曉佛、道，「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精研，便有養生之志」
（《梁書.處士傳》）。他輯錄了「上自農黃以來，下及魏晉之際」的許多養生文獻，而成《養性延命原》一書，
為現存最早的一部養生學專著。全書共二卷分為：
教誡、食誡、雜誡、服氣療病、導引按摩、御女損益等六篇。
書中論述的養生法則和方術甚多，概括起來，大���有：
顧四時、調情志、節飲食、宜小勞、慎房事、行氣吐納等幾個方面。
《養性延命錄》收集了先秦及兩漢時期的養生文獻，也反映了陶弘景的養生學思想，
這本養生專集對於推動養生學發展，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
三、佛家養生思想的傳入
佛教傳入中國的具體時間很難考定，但一般都以漢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
印度僧人迦葉摩騰和竺法蘭入中國，明帶始建白馬寺為據。
隨著佛教的傳入，大量經論被翻譯過來，當時傳譯的僧侶學者大都利用老、庄之學的概念來譯解佛經，
由文字「格義」到思想會通，經過長時間的消化和吸收，佛學理論在我國得到了很大發展。
公元六世紀末至九世紀中葉的隋唐時期，是中國佛教的極盛時期。
佛學的傳入，對我國醫藥學的發展也有一定促進作用，僅據隋唐史書記載，
傳來的醫書和方藥書就有十餘種。佛學本身所追求的最終目標是「徹悟成佛」，
然而沒有健康的身體就不能進行修鍊，所以佛學中也含有與佛教教義結合在一起的有關養生健身的思想、
觀點和方法，漢唐時期的養生家們既取其養生作用之長，納入中醫養生思想之中。
例如：
參禪 禪是禪那（dhyana）的簡稱，漢譯為靜慮，是靜中思慮的意思，一般叫做禪定。
此法是將心專注在一法境上，一心參究，故稱參禪。
在修習禪定的過程中，有調身、調氣、息心靜坐的方法，靜坐氣功，只是修禪的形式或基礎，
並非修禪目的，但初學靜坐的人必須懂得這些調身調氣的方法，使身心保持健康狀態，以保證修禪的順利進行。
這種方法是有強健身體，卻病延年作用的。
養生家則將此融入吐納導引健身功之內，成為以靜坐為特點的健身功法。
又如達摩《易筋經》原為佛門養生健身功法。
達摩又稱菩提達摩，是中國佛教禪宗的創始者，相傳《易筋經》是他譯寫的，故稱《達摩易筋經》後傳於世。
成為中醫養生學中的健身術之一。
唐代《千金要方》中記載的天竺國按摩法，也是由當時印度傳入的佛教徒常作的一種體操式的按摩法。
佛學認為人體也是由自然界構成物質的四大元素——地、水、火、風和合而成。
地為骨肉，水為血液，火為人之體溫、熱量，風為呼吸。
一般說來，「四大調和」，人方可使田，一大不和，生一百病，四大不調，生四百病。
所以，佛家也強調身體的和諧統一，這一思想與中醫理論近似。
孫思邈將其收入《千金要方》之中。
佛學講求調理人與自然、社會的「互存關係」，因而十分重視環境調養，植樹造林，行醫施藥等公益事業。
特別是植樹造林，猶為突出。而寺院地址的選擇，也是十分講究的，
多為環山傍水，山清水秀之處，環境清幽，景色宜人，既是佛教修行之處，
又是養性怡人之環境，以寧靜、空氣清新、環境幽美為特點，為養生調攝增添了不少內容。
佛家有很多戒律，如五戒、十戒、普薩戒等。
這些戒律多是對佛教信徒修行時的紀律約束，具體地說是對酒、色、食、財等諸方面慾念的節制和約束，
以使人專心修禪，提高道德品質的修養。這種思想被吸收而融入養生學中，
實了養生學中「養神」、「固精、「節慾」等方面內容。
佛家的經典著作十分浩瀚，一部大藏經即有1076部5048卷之多，後世又續有增加。
其中，有關養生的論述十分豐富。此外，隋代智（豈頁）法師著的《六妙門》（即《小止觀》）、
《摩訶止觀》（即《大止觀》），以及闡述心理修養的《百法明門論》、《妙雲集》等等，
均是論述養生的佛教典籍。不僅對佛學發展產生很大影響，而且對於養生學的發展也產生了很大影響。
值得進一步發掘、整理，以使其為社會、為人類做出更大貢獻。
四、道、儒、佛、醫思想的匯通
漢唐時期，道、儒、佛思想盛行，三家說影響著當時整個社會。
並且互相滲透、融合。當時的道家思想——黃老哲學，已經融進了儒、墨、法、陰陽等諸家之說。
而佛教的傳入，也並非全部照搬，而多利用老、庄學說來譯解佛經。
實際上，被翻譯過來的佛學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融合了中國的哲理。
這種融合、滲透，自然也影響到中國醫學。
這一時期的著名醫家之所以在學術上有所創新、發展，也往往是受其影響。
不少醫家於道、儒、佛之說有精深的研究，他們據自己的理解和認識，從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吸收、
融合、匯通了道、儒、佛的理論觀點，使之成為醫學理論的組成部分之一，
充實、豐富和發展了養生學內容。在這一方面，只有代表性的醫家，即是唐代的孫思邈。
孫思邈精通道，佛之學，廣集醫、道、儒、佛諸家養牛之說，給合自己多年豐富的實踐經驗，著成養生專論。
不僅在《千金要方》中有大量養生論述，還著有《攝養枕中方》，內容豐富，功法眾多，
在我國養生髮展史上，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其在養生學方面的貢獻，
大要有五：
第一，繼承和發展了《黃帝內經》「治未病」的思想，
以此為養生原則，提出了「養性」之說，在《千金要方養性序》中反覆強調「善養性者，則治未病之病，是其義也」，
「是以聖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醫之於無事之前，不追於既逝之後」。
第二，奠定了我國食養學的基礎。
他說；「安身之本，必資於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
孫氏認為飲食是養生防病的重要手段，他在《千金要方》中，列食養、食療食物154種，
分穀米、蔬菜、果實、鳥獸四類，多為日常食品，並論述其性味、功效，以供人們酌情選用。
此外，他還提出了老人飲食的具體要求。孫思邈的食養、食療學術思想，對後世產生了重大影響。
第三，強調房中補益。
在《千金要方.房中補益》中指出：「凡覺陽事輒盛，必謹而抑之，不可縱心竭意，以自賊也」，強調不可縱慾。
為防止性生活不當而誘發某些疾病，在《千金要方養性禁忌》中指出：「男女熱病未差，女子月血，新產者，皆不可合陰陽」。
這些觀點，都是很科學的性保健內容。
第四，重視婦幼保健。在《千金要方》一書中，他破歷代醫書之慣例，首例婦科三卷，次列兒科二卷，
除疾病治療外，對婦幼保健的論述甚詳。算得上是世界上從社會角度強調婦幼保陸的第一人。
第五，融道、佛、儒、醫於一體，收集、整理、推廣養生功法。
由於孫思邈用於道、佛之學，對其養生之理論及養生之術皆有精研，故在他的《千金要方》中，
既有「道林養性」、「房中補益」、「食養」等道家養生之說，
也有「天竺國按摩法」等佛家養生功法。不僅豐富了養生內容，
也使得諸家傳統養生法得以流傳於世，是我國養生髮展史上有價值的醫學文獻。
兩宋、金元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中期。
在思想上倡導融道、儒、佛三教於一爐的所謂「理學」，又出現「新學」哲學流派，
他們既有爭論，又互有滲透，互有吸收和發揚，這對醫療保健有一定影響。
在醫藥衛生保健方面，改進醫事管理，發展醫藥教育，促進醫藥保健的發展。
此外，科學技術的蓬勃發展，為醫療保健取得成就提供了有利條件。
活字印刷術的使用和發展，對醫學的著述和傳播也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因此、古代的養生學說，得到了較好的結承，並且有了進一步發展。
金元時期，許多著名的養生家和醫家，總結新經驗，提出新見解，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養生方法上，
都有了新的進展，充實和完善了中醫養生學的內容。
一、養生保健方法的日臻完備
宋元時期，養生理論和養生方法也日益豐富發展。
北宋末年，官方出版的《聖濟總錄》，共二百卷，二百多萬字，包括內、外、婦、兒、五官、針灸及養生、
雜治等分66門，內容十分豐富。該書前數卷大量論述了當時流行的「運氣」學說，
而且對養生保健的一些方法做了相當詳盡的介紹。
可見，當時十分肯定這些方法的效果，並倡導這些保健方法的適用。
宋代宮廷編著的方劑專書《太平聖惠方》，不僅是一部具有理、法、方、藥完整體系的醫書，
而且載有許多攝生保健的內容，尤其注意藥物與食物相結合的方法，
如記述了各種藥粥、藥酒等。這些方法符合醫療保健的需要，對後世有一定影響。
宋元時期，全面整理了前代本草文獻，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在同時期世界藥物學領域佔領先地位，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金元醫家和養生家根據陰陽五行等理論對於藥物的性味功用等多有發明，
使其既適用於疾病辨治，又有利於防病保健。
例如寇宗（大+皕=爽字形）編撰的《本草衍義》中，根據體質和疾病，選擇相應性味的藥物。
指出只有明了藥性，有的放矢，方可收到治病保健的目的。
此外，張元素的《珍珠囊》，李杲的《用藥法象》、朱震亨的《本草衍義補遺》等，
對此多有發揮，更切適用。
針灸學在宋元時期有了很大的發展，出現了聞名國內外的「針灸銅人」以及新的針灸專著，
如《新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針灸資生經》、《十四經發揮》等，
同時，又出現了子午流注針法，主張依據不同時間，選擇不同穴位，達到治療保健的目的。
宋代整理的《正統道藏》及其輯要本《雲笈七籤》，雖屬道家書籍，
但書中記述很多導引、氣功、按摩等有關方法，對於防病保健具有重大的價值。
二、老年醫學的充實和發展
在唐代孫思邈重視老年保健的基礎上，宋元醫家、養生家尋求新的老年保健方法，
全面認識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點，豐富老年人的治療保健原則和方法，促進了老年醫學的發展。
宋代陳直撰《養老奉親書》，元代鄒鉉在此書的基礎上繼增三卷，更名為《壽親養老新書》，
內容頗為詳盡，是老年醫學專書。金元時期學術爭鳴，對老年保健的理論和方法的認識更趨完善。
（一）強調精神攝養
根據老年人的精神情志特點，陳直指出：
「凡喪藏凶禍不可令吊，疾病危困不可令驚，悲哀憂愁不可令人預報……暗昧之室不可令孤。
凶禍遠報不可令知，輕薄婢使不可令親」。說明保持老年人情緒穩定，維持心理健康是非常必要的。
鄒鉉還指出了心病心醫的情志保健的原則。《壽親養老新書》中載有一首詩：
「自身有病自身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
說明了只有進行自身心理保健，才可杜絕情志疾病。
（二）主張飲食調養
對於老年人，合理調節飲食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高年之人，真氣耗竭，五臟衰弱，全仰飲食，以資氣血；若生冷不節，飢飽失宜，調停無度，動則疾患」。
因此，提出「老人之食，大抵宜溫熱、熟軟、忌其粗硬生冷」，及「善治病者，不如善慎疾；
善治藥者，不如善治食」（《壽親養老新書》）的主張；這是符合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點的。
朱丹溪對於老年人的飲食提出「尤當謹節」、「茹淡」，強調節制飲食，
又要避免攝入燥熱厚膩之物，以保養精氣。忽思慧的《飲膳正要》、賈銘著《飲食須知》等，
又都豐富了飲食調養的內容。
（三）提倡順時奉養
《內經》提出四時養生法則，到宋元時期不僅尊崇其說，而且增廣其法，從而豐富了順時養老的內容。
對於老年人，順應四時的陰陽消長來保養身體，更為重要。
故陳直指出，老年人要「依四時養之方，順五行休王之氣，恭怡奉親，慎無懈怠」
（《壽親養老新書》）。朱丹溪亦指出：「善攝養者……各自珍攝，以保天和」
（《格致餘論》）。故養老大法，必然要依據天和的性質，順四時變化而攝養，才能老當益壯。
此外，邱處機著《攝生消息論》亦從不同角度對四時的精神調養，起居調攝、飲食保健等，都有所闡發和發揮。
（四）重視起居護養
老年之人，體力衰弱，動作多有不便，故對其起居作息，行動坐臥，都須合理安排，
「竭力將護，以免非橫之虞」（《壽親養老新書》）。
護養方法是：「凡行住坐臥，宴處起居，皆須巧立制度」。
例如，老年之居室宜潔雅，夏則虛敝，冬則溫密。床榻不宜太高，應坐可垂足履地，起臥方便。
被褥務在鬆軟，枕頭宜低長，可用藥枕保健。衣服不可寬長，宜全體貼身，以利氣血流暢。
藥物調治，汗、吐、下等攻伐之劑，切宜詳審，防止不良後果。
總之，處處為老人提供便利條件，細心護養。
（五）注意藥物扶持
老年人氣色已衰，精神減耗，所以不能象對待年青人那樣，施用峻猛方藥，欲速則不達，反而危及生命。
《壽親養老新書》提出：老年人醫藥調治應採取「扶持」之法，即用溫平、順氣、補虛和中、
促進食慾之方來調治，切不可竣補猛瀉，這些原則是符合老年人的生理特點的。
三、食養方法的豐富
歷代醫家和養生家都非常重視飲食保健，因為這是防病治病、健體延年的基礎。
在宋元時期，由於實踐經驗的不斷積累，食養食療不僅在理論上還是方法上都有了新的進展，取得顯著的成就。
（一）四時味養臟法
在宋元時期，對食養理論的認識更加深化。
蒲虔賈根據五味入五臟，五臟分別旺於四時以及五行生剋理論，提出了四時的飲食五味要求：
「四時無多食所旺並所制之味，皆能傷所旺之勝也。宜食相生之味助其旺氣」。
認為「旺盛不傷，旺氣增益，飲食合度、寒溫得益，則諸疾不生，遐齡自永矣」（《保生要錄.飲食門》），
這在食膳發展史上有著一定的意義。
陳直對先秦時期「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的原則進行了一定的修正。
在具體運用上明確提出了：「當春之時，其飲食之味宜減酸增甘，以養脾氣」；
「當夏之時，宜減苦增辛以養肺氣」；「當秋之時，其飲食之味宜減辛增酸，以養肝氣」；
「當冬之時，其飲食之味宜減咸而增苦，以養心氣」（《壽親養老新書.卷一》）的觀點，
這種飲食原則的好處在於既不使當旺之臟氣過於亢盛，又不使所克之辨氣有所傷代。
劉完素提出以臊焦香腥腐五氣助所克之氣。他說；
「是以聖人春木旺以膏香助脾；夏火旺以膏腥助肺；金用事，膳膏臊以助肝；水用事，膳膏膻以助心；
所謂因其不勝而助之也」（《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攝生論》）。
這可與陳直以五味平調五臟之氣的見解互為發明、相得益彰。
（二）食養食療的新進展
隨著對營養保健理論認識的深化，食養和食療方法更加豐富多彩。
元代飲膳太醫忽思慧撰《飲膳正要》一書，是一部古代營養學專著。
它從健康人的實際飲食需要出發，以正常人膳食標準立論，制定了一套飲食衛生法則。
書中還具體闡發了飲食衛生，營養療法，乃至食物中毒的防治等。
附錄版畫二十餘幅，文圖並茂，為我國現存第一部完整的飲食衛生和食療專書，
也是一部頗有價值的古代食譜。
另外，李東垣、朱丹溪等對飲食保健的有關原則和諸般宜忌也有很多精闢論述，
也是他們身體力行的經驗總結，更加豐富了食養的內容。
四、「金元四民」對養生學的主要貢獻
（一）劉完素主張養生重在養氣
劉完素在王充提出人之壽夭在於「先天稟賦」說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主性命者在乎人」，
「修短壽夭，皆人自為」的思想。這種「人主性命「說，說明只要發揮攝養的主觀能動性，
就能達到延年益壽的境界。
他重視氣、神、精、形的調養，但尤其強調氣的保養。
對於養氣方法，他認為當從調氣、守氣、交氣三方面著手。
他以：「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導引按蹺，所以調氣也；
平氣定息，握固凝神，神宮內視，五臟昭徹，所以守其氣也；
法則天地，順理陰陽，交媾坎離，濟用水火，所以交其氣也」（《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原道論》）。
這種調養之法可起到舒暢陰陽，灌溉五臟，調暢氣血的作用。
（二）張子和提倡祛邪扶正
張氏主張用攻法防病治病，認為祛邪即所以扶正，邪去則正氣自安，
反對唯人蔘、黃芪「為補」的狹隘觀點，他還提出「養生當用食補，治病當用藥攻」
（《儒門事親》）的主張。他的養生保健的思想核心是「君子貴流不貴滯」的觀點，
並指出調飲食、施藥物、戒房勞、練氣功等方法。在防病保健中，
還特別重視人與社會環境的整體觀和機體與情志的整體觀，
從而豐富了中醫學中有關心身醫學、醫學社會學的內容。
（三）李東垣注重調理脾胃
李氏認為促成人之早夭的根本原因在於元氣耗損，他說；「人壽應百歲，……其元氣消耗不得終其天年」
（《蘭室秘藏.脾胃虛損論》，而「元氣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氣無所傷，而後能滋養元氣」
（《脾胃論.脾胃虛實傳變論》）。
這說明調養脾胃之氣，維護後天之本，是防病抗衰，延年益壽的一條重要原則。
調養脾胃的方法主要概括為三個面：
一是調節飲食護養脾胃。他認為「飲食不節」是釀成內傷的一個重要原因，「飲食自倍，則脾胃之氣即傷，
而元氣亦不能充，則諸病之所由生也」。故合理飲食是防病保健的一個重要環節；
二是調攝情志保護脾胃。李氏指出：「凡憤怒、悲思、恐懼，皆傷元氣」。說明精神情志密切關係著生理變化，
尤其易傷脾胃功能，因此，須從積極方面調攝，靜心寡慾、不妄作勞，以養元氣；
三是防病治病顧護脾胃。東垣防治疾病之立法遣藥，處處考慮到脾胃之升降生化機能，
用升發陽氣之法，注重調補脾胃。
東坦以顧護脾胃而益壽延年的精闢理論為養生別樹一幟，另闢一途，為後世實踐所肯定。
（四）朱丹溪強調陰氣保養
丹溪力倡「相火論」基礎上的「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的學說，並一再強調陰氣「難成易虧」，
因而在治療與養生上，都主張以滋陰為主。
圍繞保陰精，強調順四時以調養神氣，飲食清淡沖和以免升火助濕，節慾保精以息相火妄動，
並為此而著《色慾箴》以戒眾人。在老年病方面，認為老年陰氣暗耗，相火易亢炎為害，
故養老大法，總要在於承製相火的亢極。
此外，朱氏對防病於未然的養生理論和方法也有所論述。
綜上所述，金元四家的學術觀點雖異，然崇尚養生則一。儘管他們所研究的專題各有側重。
所得成果也不盡相同，但等到合流之後，終於彙集成比較完整的養生理論和方法的體系。
此外，宋元時期還有不少養生專著，如周守忠的《養生類纂》及《養生月覽》、錢稱《攝生月令》、
劉詞《混俗頤生錄》、愚谷老人《延壽第一伸言》、姜悅《養生月錄》、韋行規《保生月錄》、
李鵬飛《三元參贊延壽書》、王珪《泰定養生主論》、瞿祐《居家宜忌》和《四時宜忌》等，
均為養生學的發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
總之，在這一個時期，湧現出了不少養生學家及養生專著，尤其是金元的學術爭鳴，更促進了養生學的發展。
宋元時期不僅充實和發展了前人的養生理論、原則和方法，而且對老年病學的防治和攝生保健
有了突出的發展，形年了比較完備的體系。中醫養生學發展至此，其理論漸趨完備，其方法更加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