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時期的衛生保健較前代有不少進步，隋代人們懂得蚊蠅接觸飲食物之後，容易使人得病，
並首次提出「飲食中毒」的概念，養生方法尤其是導引術廣泛地應用於醫療，並開始與老年醫學相結合。
一、衛生保健
隋代《諸病源候論》記載了當時人們對飲食衛生的認識。該書卷26列「諸飲食中毒侯」等十五候，多次強調「因疫病死者」、
「著疫死者」、「皆有毒，不可食之」。該書卷34所述蠅瘺候中認為飲食清潔、不被蚊蠅玷污是十分重要的。
《肘後方》中述有「治食中諸毒方」，明確提出「飲食中毒」概念。該書卷26對「飲食中毒」定義作了如下的論述，
指出：「凡人往往因飲食忽然困悶，少時致甚，乃致死者，名為飲食中毒」。這是關於飲食中毒的一次理論性總結，
該書還對動物傳染性疾病對人體的毒害作用進行了論述，這對於防止食源性疾病的發生是有重要意義的。
孫思邈對飲食宜忌問題作了多方面的科學論述，「常須少食肉多食飯」，「每學淡食」；又如「常食如飽中飢、飢中飽耳」
；「食當熟嚼」「久飲酒者，腐爛腸胃」，並強調食後漱口，摩腹與散步等衛生方法。
唐代長安是我國古代一座建築很壯麗的大都市，其衛生設施也很先進，例如在地下系統設置排除生活污水與雨水用的
地下水道（在東門外中興路出土）和鐵閘門（在北門外紅廟坡出土），其中鐵閘門安置在水道的入口，作過濾渣物之用，
在改善城市環境衛生方面與現代基本相似。唐代李肇《國史補》「鎖井而飲」的記載，
可見當時人們更重視用井口加蓋的方法來保護水源。唐人還在井水中加礦物藥改善水質，
如「唐李文勝家藥井，用硃砂、硫磺、金紀玉」（沈括《忘懷錄》），這類藥井所用藥物，
可能是受神仙方士的影響，但這類藥物確有殺菌、澄濾而不使井泥上泛的作用，無疑是有衛生意義的。
早在晉代《肘後備急方》就有「屍注」的記載，即「死後復傳之旁人」。
至隋代，《諸病源候論》卷24稱為「殃注」，並採取隔離措施。
關於預防疾病的優良傳統，在具體措施上也有發展。如《千金要方》「備急」卷中，介紹了應急藥物以備不測。
對於傳染病更有不少預防的方法，如該書卷9「避溫」節作了集中的論述，飲屠蘇酒；或將避瘟藥如雄黃、硃砂、菖蒲、
白芷等投入井中，消毒水源；或焚燒煙熏，消毒空氣；或佩帶身上、懸掛於門前室內；或用藥未塗體表局部和全身等等，
現代研究表明，這些方法對於防疫均有一定的效果。
此期，有益於健身的運動也得到發展，如：「角抵」、「球戲」與「拔河」等。角抵相傳起源於戰國。
至隋代，郡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戲。唐代規定農曆正月十五日和六月十五日為角抵之期。
唐皇如穆宗、敬宗、文宗、僖宗等都是角抵迷，如《角力記》載：「敬宗御三殿，觀角抵戲，一更三點罷。」
角抵相當於現在的「摔跤」，是增強體質的體育活動。唐代還有「打馬球」及「蹋球的運動，
如唐懿德太子墓出土的巨幅打馬球壁畫。拔河在先秦時期原是一種軍事體育運動，到了唐代流傳民間。
二、養生與防治老年病
隋唐時期，導引、按摩、吐納、調氣、眼食等養生方法部有新的發展，除了養生保健之外，
它門還用來治療某些疾病，尤其是與老年病防治相結合是其特點。
《諸病源侯論》雖不載方藥，但有45門、106侯病症附有「補養宣導」法，轉錄《養生方》、《養生方導引法》達270條。
治療範圍包括內科傷寒、溫病、雜病，外科、婦科、耳鼻喉口齒等，使以前零散的導引法得到初步的整理，
並作為一種治療手段第一次系統地介紹給醫學界，至今仍有相當影響。
隋唐時期是我國佛教與道教的全盛時期。宗教家都比較重視心性的修養，靜功煉養是其重要的宗教實踐方法。
較著名的有：智（538∼597）在其著作中，系統地討論了調身、調息、調心，對我國靜功的發展頗有影響。
唐代道士司馬承禎（647∼735）主張動靜兼練，對煉養理論頗多闡述。女道士胡愔於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寫成
《黃廷內景五臟六腑補瀉圖》，為後世所普遍遵循。
孫思邈則以吸取各家之說為特點，在他的著作《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就有精神調攝、飲食調養、導引按摩、
服食補益等各種養生的詳細而精闢的論述，如「古養性者，不但餌藥餐霞，其在兼於百行，百行周備，雖絕藥餌，
足以遐年」，所謂百行周備，是指諸種養生方法兼行。其中指出「小有不好，即按摩推捺。
令百節通利，泄其邪氣」（《千金要方.養性》），並介紹了「天竺國按摩法」、」老子按摩法」以及」黃帝內視法」
和「禪觀法」等保健功法。
孫思邈養生學說的第二個特點是把養生與老年病防治結合起來，他提出養老必須陶冶性情，勞逸適度，
住房宜緊固防風，在飲食方面要求預防便秘與腹瀉。
兩部《千金方》載有服食方59首，大多適合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點。如茯苓酥方、杏仁酥方等無病時能補養防病，
有病時能祛病延年。總之，「人凡常不飢不飽，不寒不熱，善行住坐臥，言談語笑、寢食造次之間，能行不妄失者，
則可延年益壽。（《千金翼方.養性.養老大例》）為我國老年醫學體系的形成創造了條件。
中醫的病因學說，自春秋以迄六朝，醫學的發展基本上已形成了「千般災難，不越三條」的概念，
奠定了「三因學說」基礎。即以六淫為內容的外因學說、以七情為內容的內因學說和以蟲獸、房室、刀刃傷
為內容的不內外因學說。隋唐時期醫家本著醫之作也，求百病之本而善則能全」
（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序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年）的精神，在醫療實踐中作了新的探索，
在病因學和症侯學方面均有顯著進步。其特點為：開展一個病一個證候的研究，注意客觀證狀的描述：
以證候分類，注意同類間的鑒別；證候與病因結合、證候與臟腑聯繫；並注意預後的分析。
一、逐個病研究，探索病因
對病因證候學的研究，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之成就最為卓越。該書分為67門，載述疾病病源證候共1739論，
是我國最早的病源證候學專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也多先論病因證候，後述治療醫方
，對臨床各科疾病廣收博採，對每一病證逐個深入研究，在病因方面多所發現，或則以其新的認識，
提出相當符合實際的推斷，是我國最早的病源證候學專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
也多先論病因證候，後述治療醫方者。
（一）乖戾之氣學說
《諸病源候論》在對傷寒、時行、溫病等的研究中，發現了這些病都由「乖戾之氣」引起，如，傷寒、時行、
溫度在隋唐以前也有論及，唯葛洪在《肘後備急方》，中提到了溫病是「其年歲中有病氣兼挾鬼毒相注」
而成，號曰癘氣，但挾鬼毒，尚未完全脫離鬼神為病之迷信觀點。而《諸病源候論》已不滿足以外感六淫說明
外感病之病將傷寒、溫病、時行均明確歸因於人感受「乖戾之氣」而致病，氣候之溫涼失節是一個誘因，
並認識到這些病之有傳染性。
（二）蟲致病學說
蟲，作為病因之一，前人多指肉眼可見之蟲類咬螫所引起者。如蜈蚣螫傷，蜂叮咬之類，隋唐醫家對諸如屍注、
鬼疰、麻風等病均認為是「蟲」引起之病，這就超越前人認識的廣度和深度，而賦於「蟲」說更深更新的意義。
對屍注、死注、飛屍、鬼疰等病（類似今之肺結核病），《諸病源候論》認為是因「人無問小大，腹內皆有屍蟲。
屍蟲為性忌惡，多接引外邪，共為患害」（同①卷47，P，250）而致。作者相信，屍注、鬼注等病都因有「屍蟲」
客觀存在而致。蟲之由來，則為「人有病注死者，人至其家，染病與死者相似，遂至於死，復易旁人，故謂之死注」，
很明顯，這是接觸傳染所致；「人死三年外，魂神因作風塵，著人成病，則名風注」，這已涉及空氣飛沫傳染：
「坐席欽啖，而有外邪惡毒之氣隨飲食入五臟。……故謂之食注」，此為經過飲食等消化道傳染，
《諸病源候論》作者通過長期觀察和臨床研究，對屍注等病的傳染途徑作了合乎邏輯的論斷。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對疥蟲的逼真描寫，對「寸白蟲候」「蟯蟲候」的科學論斷，都證明他們觀察研究之深入。
（三）體質差異學說
如則更認識到機體的特異性，
《諸病源候論》對於有的人暈車暈船，指出「持由質性自然，非關宿挾病也」
（巢元方《諸病濤候論》卷10，P217，P219，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年），
此外還有對漆瘡的敘述等都明確指出由於體質差異，所出現的不同情況。
二、注重客觀症状的觀察和描述
隋唐醫家對病症的認識顯示了很高的水平，在他們的著作中對疾病症狀作了客觀而細緻深入的描述，並且有所發現，
使本時期症状學和治療學的水平都達到新的高度。
「風為百病之長」，因而歷代醫京都對風病予以重視，隋唐醫家的研究尤為縝密。明顯較前代描述為詳的是風偏枯、
風痱、風懿(風癔)，特別是孫思邈將三者並列，反映了他對此病的認識，表明作者已意識到偏枯、風痱、風懿
這三種現今被認為是腦血管意外疾患，有其輕重不同的類型，同時，也存在著內在聯繫，這是隋唐以前醫籍所未認識的。
對虛勞病，《諸病源候論》以七十五論闡述，是歷代醫書述及虛勞最詳細者。所述內容除部分為病後體弱，
絕大多數證候均可與結核病的各期或各型相對應，如虛勞盜汗、虛勞骨蒸、虛勞寒熱、虛勞咳嗽、虛勞唾血、
嘔血、衄血以及不能食、不得眠等，在肺核初期、浸潤期都可發生；而虛勞兼痢、虛勞秘澀(便秘)、
虛勞心腹痛則發生在腸結核時；虛勞症瘕為腸系膜淋巴結核；虛勞小便難、或小便餘瀝、小便白濁、
虛勞尿血則為泌尿繫結核的常見症，虛勞無子候則為生殖系結核。虛勞導致無子，這在病因學上也是新發現。
而將盜汗、咳嗽、唾血、痢、尿血等均加以虛勞以區別於一般之盜汗、咳嗽諸症，也屬對虛勞認識之進步，
唐代醫家崔知悌《灸骨蒸法國》則曰「骨蒸病者，亦名傳屍，……其為狀也，發乾而聳，或聚或分，或腹中有塊，
或腦後近下兩邊有小結，多者乃至五六，或夜臥盜汗，夢與鬼交通，雖目視分明而四肢無力，或上氣食少，
漸就沉羸，縱延時日，終於溘盡」。（《外台秘要》卷B，P351∼352，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年），
崔氏之論客觀上反映了頸淋巴結核和部淋巴結核之症状。
唐代辦思邈對附骨疽的論述，從其描述的客觀症状看，「如瘡不差，差而複發，骨從孔中出者，名為骨疽」。
與現代醫學對好發部位，病程認識，臨床症状等基本一致，正因此隋唐醫家能將附骨疽與其他疽病如緩疽、
瘭疽及賊風等區別開來，體現了診斷水平的提高。
此外，對腳氣病，清渴有證狀亦有詳述。對癭病症状「癭上短氣」、「癭上氣胸滿」、「癭氣面腫」
（孫思邈《千金要方》卷21，P441，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年），是中醫文獻中的首載，對反花瘡的描述
（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35，P187，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年），則是對癌症的最早記載，藺道人的《理傷續斷方》中，
首先提出了「破傷風」之病名，使先秦以來諸多形容破傷風的名詞如「傷痙」、「發痙口噤」、「金瘡中風痙」、
「金瘡中風角弓反張」等得到了統一，並沿用至今。
三、證候分類與鑒別
隋唐醫家在描述證候時，都注意到證候的分類，而在合理的分類與同類間的鑒別過程中，認識得到了深化。
孫思邈的成就，就反映了這一特點。
首先，孫思邈在傷寒證候的整理方面，突出了「方證同條，比類相附」孫思邈又以臟腑辨證法，將證候按臟腑分類。
有意思的是孫氏僅取五臟、五腑，這與現比解剖概念相符合。如在肺臟證候中，除一般常見之喘、嗽、肺痿、肺癰、
吐膿血、胸背引痛等皆歸於肺臟中敘述外，還將飛屍鬼疰亦歸入肺臟中，飛屍鬼疰類之肺結核，而孫氏將之類證於肺臟，
似隱含著他已意識到此病與肺有關。
隋唐醫家在以證候分類的同時，也注意同類間的鑒別。如外科的瘭疽(類似今之比膿性指頭炎)和代指（甲溝炎)
就放在同一類證中敘述，但作者明確指出二者區別，鑒於當時醫者每多以瘭疽為代指，作者詳細描述其不同證侯，
並指出代指有緣爪甲邊結膿之特症，從而作出明確的鑒別診斷。（孫思邈《備急千金要》
卷22，P.106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年），又如賊風和附骨疽，孫思邈詳盡而生動地描述二者之異同，
指出賊風痛而無熱，久不化膿和附骨疽痛而壯熱，久則化膿這些特徵，
令人信服地將兩種性質不同的疾病明確地區別開來，而作出這些鑒別診斷正是隋唐醫家對證候深入研究之結果，
給掌握鑒別診斷方面以有益啟迪。
四、注意預後分析
隋唐醫家還很重觀研究疾病的預後和轉歸，這對於準確地遣方用藥是極有意義的。「治未病」的思想在《黃帝內經》早已提出。
而治未病的內涵意義之一，即預知疾病發展的各種可能情況，從而及早預防，促使其向好的方面轉化，
力爭阻斷其向不利方面的發展。隋唐醫家繼承了這一光輝思想，提出了種種告誡和防治措施。
病由於糖代謝失常，機體抵抗力減弱而易罹感染，並易導致敗血症之發生。一千四百多年前孫氏即敏銳地觀察
及此並提出預防之要，令人嘆服。
《諸病源候論》中，同樣也注意到了預後轉歸，如其曰「(黑疸候)黑疸之狀，苦小腹病，身體盡黃，額上反黑，足下熱，
大便黑。是夫黃疸、酒疸、女勞疸，久久多變為男疸」，即臨床上出現的諸多黃疸病、酒疸及女勞疸，日久不愈，
均可變為黑疸，乃久病及腎，肝腎虛衰，瘀濁內阻之故。此時治病就棘手了。
一、內科發展學
(一)傷寒
隋唐五代時期有關傷寒等外感疾病和傷寒學說的理論與實踐，與此時期中醫學整體發展相一致，具有總結、提高的特點。
病因、病證及治法、方藥，各方面的認識都較為廣泛而豐富，且有新的進展。
1、傷寒的概念、病因與預防
《諸病源候論》並列提出傷寒、時行、溫病、熱病、疫癘五類範疇，各自獨立成篇分別論述其病因和不同證候。
在此之前，《肘後救卒方》雖曾分述傷寒、時行、疫癘之治法，但在《諸病源候論》則明確地從篇目和概念上將溫病、
時氣、疫癘從傷寒中獨立出來。《外台秘要》中的分類則趨向簡潔，分為傷寒、天行、溫病三大類。病因方面，
隋唐醫家已不僅僅拘泥於四氣皆能為傷寒，而以傷寒最為殺烈之氣的傳統理論。同時，又進而提出了「乖戾之氣」的新觀點。
傷寒《諸病源候論》認為：「傷寒之病但有人自觸冒寒毒之氣生病者，此則染不著他人。若因歲時不和，溫涼失節，
人感乖戾之氣而發病者，此則多相染易，」這就突破了歷來以冬日寒冷作為傷寒病因的傳統，而指出有些傷寒病具有傳染性。
溫病、熱病病因有三，其一伏寒春發。其二「冬復有非節之暖，名為冬溫，毒與傷寒大異。」其三「人感乖戾之氣而生病，
則病氣轉相染易，乃至滅門，延及外人。」
時氣、疫癘以「乖戾之氣」為主要病因，並指出它有較強的傳染性，甚至「如有鬼厲之氣。」
隋唐醫學家都比較同意傷寒與溫病、時氣病因異氣，所宜不同。然就其病機、治療看來，尚無顯著差別。
可以說此時期的寒溫之分尚無明確的臨床指導意義，但對後世溫病學的發展無疑有所啟發。
《諸病源候論》強調傷寒、溫病、時氣、疫癘各病的傳染性，並且指出均可預服藥以防之。唐代醫家對此更為重視。
《千金要方》與《外台秘要》中都有避溫專篇，設方甚多。有些藥物如雄黃、菖蒲等，至今仍在民間沿用。
2、傷寒的辨證治療及方藥
傷寒病的治法方藥發展到了隋唐時期有了較大的進步。辨證體系力求簡明易行。如《千金要方》按其證情及病勢深淺，
依次辨為在皮、在肌、在胸、入胃。治法以膏摩、發汗，宜吐、宜下，汗吐下後調治及雜治法區分為六類。
此期治法豐富多彩。如《外台秘要》兼采各家之說，汗法有辛涼、辛濕之殊；吐法有苦寒、溫熱之異。
下法中有寒下、溫下、攻補兼施，以及峻下逐水；補法中有益氣、養陰、生津、溫陽等等。
尤以清法最為突出，如辛涼、辛寒解表，表裡雙解、清熱解毒、清熱涼血、增液通下以及清肺止咳、清肝退黃、
清腸止瀉、清心除煩、養陰退虛熱等，這些後世溫病學家常用的治法，雖乏理論總結，實際應用卻已很廣泛。
唐代傷寒治療的另一個特點是善用傷寒膏、發汗丸散等成藥。孫氏認為治傷寒「救速為貴」。醫生當預先調製成藥，
以備急用。《千金要方》與《外台秘要》都著錄有治療傷寒的膏、丸、散。多以溫熱藥組成，有內服，也有外用，
用於傷寒初發。今雖少用，但事實上，傷寒初起用膏藥按摩發汗，兼治一些空膚病，簡單易行，療效快，
副作用小，是一種很值得發掘的治法。
3、有關《傷寒論》的研究
孫思邈儘管感嘆「江南諸師秘仲景方不傳」，但《千金要方》中引用傷寒方仍以仲景方為最多。
《外台秘要》傷寒各論第一篇，唯選仲景方證條文緊接《諸病源候論》證候之後闡述。雖然其他各家不乏傷寒逐日治法，
但均不予收入此篇。可見王燾也視仲景所論乃傷寒病治法的正宗。孫思邈的《千金翼方》不僅為後世保留了一個較為可信的
《傷寒論》版本，且以其獨特的理解予以研究闡發，這不僅影響其本人對傷寒病的治法，也對後世《傷寒論》
學說的研究主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可知孫思邈研究《傷寒論》的主要方法是「方證同條，比類相附」，
（孫思邈《千金翼方》卷9，P.97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年），這在他對「太陽病」的研究中，尤為明顯。
他將四十七個子分為七大類，每類均以主方命名治法，如桂枝湯法五十七證，方五個。
後世用這種以方類證方法研究《傷寒論》者不乏其人，甚至基本繼承了類方的名稱。
孫氏進一步認為：「夫尋方之大意，不過三種，一則桂枝，二則麻黃，三則青龍。此之三方，凡療傷寒不出之也。
其柴胡等諸方，皆是吐下發汗後不解之事，非是正對之法，」（孫思邈《千金翼方》卷9，P.97，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
這種麻桂青龍三法之說對後世具有相當的影響。經宋金.成無己、明.方中行、清.喻嘉言等人繼承、發揮而成「三綱鼎立」之說。
4、對一些傳染性疾病的認識
(1)痢(痢疾)
古代中醫言「痢」，往往包括各種具有腹瀉症状的疾病。隋唐前醫書論及下利膿血者，症状描述常較簡單而籠統。
而隋唐醫著中，則有關於痢疾比較具體的記載。如《諸病源候論》、《千金要方》及《外台秘要》所載諸方中
均提到了下痢赤白，或如爛血盜汗，或如膿涕夾血，或白膿上帶血絲如魚腦狀，並可有發熱、腹痛口渴、
後部疼痛滯重等症。對慢性痢疾也有一定的認識，《千金要方》稱之為「冷痢」、「久痢」，
《諸病源候論》及《外台秘要》稱：「邪氣或動或靜，故其痢乍發乍止，謂之休息痢。」
（巢元方等《諸病源候論》卷17，P.683，四庫全書743冊，上海古藉出版社，1986），關於痢疾的病因，
仍以過食肥膩、飲食不節以及外感冷熱毒氣為說，比較重視患者本身的胃腸虛弱。
此時期治痢之法已甚豐富，《外台秘要》所載的治痢方在150首以上。清熱解毒除仍是治療菌痢的主要方法。
在仲景「白頭翁湯」的基礎上增加了苦參、地榆、牛黃等藥的使用。收斂固澀、溫陽助運、健脾益氣、
以及消導等法都有了進一步的發揮。
(2)黃疸（傳染性肝炎等病)
隋.《諸病源候論》提到「天行病變發黃」而將「黃病」另列一篇，分內28候。而《千金要方》將「黃疸」歸入「傷寒」，
《外台秘要》將「黃疸」歸入「溫病」加以論述。在其他病種分類趨於益細益專的情況下，反將「黃疸」隸列於傷寒、
溫病屬下，說明唐代醫家們已認識到了該病的傳染性、流行性。
此時期對黃疸症状的認識較前更為全面，《千金要方》「傷寒發黃」篇中提到黃疸病的臨床表現有：一身面目悉黃如橘，
小便如濃煮黃柏液，或赤少不利，振寒、發熱、渴、嘔、心中懊濃、自利或大便時閉、好臥不欲動，發黃已久變作桃皮色，
心下有堅、嘔逆、不下飲食，體盡黃，額上黑，腹滿而喘、大便黑、溏泄。其中包括開今傳染性肝炎、
肝硬化等多種疾病發展過程及其不同病期的症状體征。《諸病源候論》還提到了「急黃喉」「脾胃有熱，谷氣鬱蒸」，
因為熱毒所加，故卒然發黃，心滿氣喘，命在頃刻，故云急黃也。這是對急性黃色肝萎縮的正確描述。
此期黃疸的治療以清熱化濕、利膽退黃為主。在仲景茵陳蒿湯的基礎上加重清熱解毒藥的使用，
如黃柏、黃連、黃芩、石膏、知母、等等。
(3)蟲症(腸道寄生蟲病)
關於蟲症的記載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對蛔蟲病及絛蟲病的認識。蛔蟲在隋唐醫著中被稱作長蟲或蛔蟲。指出此蟲長五、
六寸或一尺左右，病發則腹痛，腹部可有團塊隆起，能上下移動，疼痛呈陣發性。也可能導致心窩部鑽刺痛，
伴有嘔吐清水，重則損傷心脈可致死亡。這就比較準確地描述了腸道蛔蟲症與膽道蛔蟲症的主要症状。
絛蟲稱作白蟲或寸白蟲，指出寸白蟲「長一寸而色白，形小扁」，實為絛蟲的體節，且以為是由「以桑樹枝貫串牛肉炙(未熟)，
並食生粟所作」，或「食生魚後……」發病。現代研究發現，纖蟲病與生食豬、牛、魚肉確有關係。
蟲症治療經驗及殺蟲藥的使用也頗具價值。今天中醫臨床常用的殺蟲藥大多可在《千金要方》及《外台秘要》諸殺蟲方中找到。
如檳榔、雷丸、鶴蝨、楝實、石榴根、萹蓄、牽牛子、香榧子、貫仲、狼牙等等。並且還強調殺蟲藥應空腹服用。
此外，膽道蛔蟲症用食醋安蛔，腸道蛔蟲團塊用麻油潤腸緩急，散解蟲體，至今仍為民間常用之法。
(二)內科雜病
隋唐五代時期，內科雜病得到迅速發展，這反映在對內科雜病病名與證候特點的描述更詳確，病因病機的認識更系統，
辨證更深入，治療更富有成效，並創製了許多方劑。
1、病名與證候的詳確描述
此期更重視每個具體病的描述和確診，從而對病名的確定日趨規範化。如消渴病，當時以病人的明顯消瘦、口渴、
尿多為症象而命名，這在《備急千金要方》中已有明確記載。《外台秘要.消渴消中門》引隋唐間醫學家甄立言
《古今錄驗方》所說：「渴而飲水多，小便數，無脂似麩片甜者，皆消渴病也。」是醫學文獻中消渴病尿甜的最早記載。
又如腳氣病，此期對其症状已有詳述。《諸病源候論》記述：初甚微，飲食嬉戲，氣力如故，當熟察之。
其狀自膝至腳有不仁，或若痹，或淫淫如蟲所緣，或腳指及膝脛洒洒爾；或腳屈弱不能行，或微腫，或酷冷，
或痛疼，或緩縱不遂，或攣急；若治之緩，便上入腹，入腹或腫、或不腫，胸脅滿，氣上便殺人。」
在這裡腳氣病症狀不僅記載詳細，且已發現了腫、或不腫及衝心之症，與今臨床上腳氣病之分干腳氣、
濕腳氣和腳氣衝心一致。
2、病機與辨證的深入認識
《諸病源候論》一書比較系統地論述了各種內科雜病的病因病機，在一些內科常見病的病機理論方面，
能突破前人的見解，提出不少新的觀點，現舉數例略述如下：
水腫。自《諸病源候論.水腫病諸候》始，首次把「水腫」作為各種水病的總稱。巢氏一方面認為」水病者，由腎脾俱虛故也」；
另一方面更重視脾胃虛弱在發病中的作用，他在書中多處強調了脾虛不能制水，是導致「水泛成腫」的關鍵所在，
作者把脾胃在水腫病機中的重要作用，提到與肺腎相等的重要位置上。淋證《諸病源候論.諸淋病候》
中明確地提出了淋證的病位在腎與膀胱，並論述了二者之間的關係，闡發了症状發生的機理。
他說：「諸淋者，由腎虛而膀胱熱故也。」「腎虛則小便數，膀胱熱則水下澀。數而且澀，則淋瀝不宣。故謂之為淋。」
巢氏以腎虛為本，膀胱熱為標的病機分析，為後世多數醫家所宗，成為臨床上診治淋證的主要病理基礎。
與此同時，還對諸淋各自不同的病機特性進行了探討，指出：「氣淋者，腎虛膀脹熱氣脹所為也」；
「熱淋者，三焦有熱，氣搏於腎，流入於胞而成淋也」；「石淋者，腎主水，水結則化為石，故腎客砂石，
腎虛為熱所乘」，「膏淋者……此腎虛不能制於肥液」；
「勞淋者，謂勞傷腎氣而生熱成淋也」，為臨床治療不同淋證提出了理論依據。
在辨證方面，《千金要方》還以臟腑為綱類列內科雜病，又以寒熱虛實為目，敘述內科雜病的各型證狀及治療，
與現代按系統分類相似，這在雜病的認識相歸納方面是一較大的進步。如《備急千金要方》第十一卷論「肝虛實」中，
指出有「肝實熱」，「肝膽俱實」，「肝虛寒」和「肝膽俱虛」四型，根據這一分型。在「堅癥積聚」一節里，
分別記述了「男子女人寒冷，腹內積聚」的寒性積聚和
「腹內積聚，大小便不通，氣上搶心，腹中脹滿，逆害飲食」的實熱積聚。
3、臨床治療的發揮
隋唐五代時期由於在內科雜病的病因病機與辨證的認識上有較大的發展，
促使了在治療上的全面發揮和更加富有成效，現舉數例略述如下：
消渴。《備急千金要方》在藥物治療方面，收載治療消渴方劑達52首，
其中以花粉、麥冬、地黃、黃連等清熱生津之品為多。《外台秘要》中根據消渴證候表現、併發症和預後的不同，
將消渴病分為十四種證候類型進行論治，載方177首，常用藥物有人蔘、花粉、黃連、甘草、麥冬、知母、地黃等。
孫思邈認為消渴病「小便多於所飲」的機理是內熱消谷，「食物消作小便」。
這一觀點為消渴病的飲食控制療法提供了理論依據。王燾對飲食控制療法的實施，提出了具體要求，
主張「先候腹空，積飢乃食」，反對患者無限制地進食，而是提倡「食慾得少而數。
不欲頓而多」的少食多留的合理進食方法，說明當時醫家對飲食控制療法的重要性已有一定的認識。
血證。孫思邈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分為吐血和尿血二門，孫氏在治法上博採眾長，
大量收集各種療法及民間單方驗方，針灸治療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孫思邈對衄血不止使用壓迫止血
與燒烙止血的方法治療，不僅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而且一直受到歷代醫家的推重，並沿用至今，
仍是治療衄血的很好方法。
水腫。《千金要方》在繼承《內經》「開鬼門、潔淨府、去菀陳莝」理論與仲景學說治療水腫病的經驗的基礎上，
有了新的發展。其中發汗法每以麻黃、防風、生薑、獨活之類發汗解表，並常與健脾補腎，益氣固表，淡滲利濕，
化痰理肺之類藥物配伍聯合應用，表裡同治或上下分消等方法消水退腫。利水法常結合辨證，配伍不同治法而用藥，
瀉下消腫的方劑有豬苓散、中軍候黑丸、麝香散、麻子煎及茯苓丸等，如麝香散中有芫花、甘遂逐水、
茯苓丸以芫花、甘遂、芒硝瀉水，皆能退水消腫。同時，孫氏還在書中記載有用外治法和飲食療法治療水腫的經驗。
外治法如用灸法、摩膏法、外洗法等，療效甚佳。食物療法有食物和藥者或制餅而食者，
有食物熟制如大豆煎與酒煎服。烏豆為末做粥等。亦有用血肉有情之品如鯉魚、羊肺、
豬腎熟制或加入藥物而食者，均在調治水腫病中起到重要作用。
營養缺乏性病證，此期對癭病、腳氣病一類病證的治療又積累了一些新的經驗，如治癭內服方劑，
宋齊以來常用之鹿靨外，又增用羊靨，羊靨較鹿靨更為易得，在具體運用時更與海藻、昆布同方並用，
更能提高療效；另外用龜甲治佝僂病，用楮樹皮(谷白皮)煎湯煮粥以防治腳氣病及用
麻黃、獨活、防風、防已、細辛、蜀椒、吳榮萸等治療腳氣病。
現代研究這些藥物都富含各該疾病所缺乏之相關之成分或維生素等。
二、外科
外科到隋唐五代時期得到很大發展，首先在國家的醫學管理體制中，已有外科之專門設置，外科與骨傷科已一分為二，
同時更有多種專門著作留傳於世，專科醫家的成長比前代也有所發展。外科醫療技術、手術水平以及理論探索等均有提高。
(一)外科專門機構的設置與作用在隋唐太醫署下，屬於外傷科範圍的骨傷科在此期被劃入按摩科，關於醫系下的瘡腫科，
即是以治療化膿性感染為重點內容的普通外科。在醫系下之角法，按其學習內容應屬外科的外治法。無論是按摩、瘡腫、
角法，既是骨傷科、外科、外治法人才的專門培養機構，同時也是這三個專科疾病的醫療規構。如遇戰傷、地震災傷等，
他們就必須立即奉命去急救和巡診。
(二)外科專著與專業外科醫家外科與相關之專科在隋唐時分別獨立成科或相對形成專科，與此相適應外科專著較前代明顯增多。
據史書記載的書目來看，總計隋唐五代時期外科瘡腫書籍有15種，近60卷。可惜這些外科書籍多已佚失，
部分內容尚可從其同代和後世大型綜合性方書中窺見一斑。
以外科為專業的醫家，除有一些專著之作者如甘浚之、甘伯齊、秦政應、喻義、沈泰之、藺道人等之外，《
諸病源候論》所記腸吻合術、大綱膜血管結紮切除等的術者，雖佚名，但其業績不可磨滅，又如為剖腹腸出被地，
眩而仆的安金藏，納腸入腹進行腹壁縫合手術的「高醫」（《新唐書.安金藏》第116卷，中華書局點校本，1973），
又如：有醫「以利刀開其腦縫」的外科醫家；為萇從簡「以刃鑿骨」，剔除箭鏃入骨不能撥出病症的「醫工」；
為方乾等十餘名兔缺患者成功進行唇裂修補術的「補唇先生」；為人割治背部瘤腫的楊玄亮；
以及為蒯亮割除額角瘤腫的醫家等等。雖然上述擅長外科的醫家，由於當時社會地位低下及史不詳載，
現已無法知其貫里和具體成就，但由他們的著作目錄和若干外科手術所達到的水平，也足以代表我國此期外科發展的一般情況。
(三)化膿性感染等疾病診療水平的提高在經驗積累基礎上，此期醫學家尤其是外科醫家在這個領域作出了令人注目的成就。
隨著認識水平的提高，診斷正確率和治療有效率也大大提高了，例如：
糖尿病並發化膿性感染：孫思邈對糖尿病並發化膿性感染的論述尤為確切，他在強調該病「常須思慮有大癰」和
「當預備癰藥以防之」的同時，他還進一步指出：「凡消渴病，經百日以上者，不得灸刺，
灸刺則於瘡上漏膿水不歇，遂致癰疽，羸瘦而死。亦忌有所誤傷。」他要求醫生「慎之慎之」。
骨關節結核之發病：在孫思邈著作的外科部分里，對類似於骨關節結核的附骨疽等骨病的好發部位與臨床症状作了
較前更正確的描述。他說凡附骨疽，喜著大關節；更具體提出丈夫產婦喜著髀(髖關節、股骨部位)中，
小兒亦著脊背(腰椎、胸椎)。大人急著者，先覺痛不得動搖……」，對下腿骨結核，也明確認為：
有久癰余瘡，敗為深疽者，在脛骨、腓骨間，喜生瘡中水惡露，寒凍不差，經年成骨疽……亦有碎辭骨出者。
孫氏還對其他部區之骨結核作了比較正確的描述，說明其認識水平的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孫氏對骨結核與淋巴結核(瘰癘)互為因果關係已有了正確6論述。
狂犬病的預防：孫思邈指出：「凡春末夏初，犬多發狂，必誡小溺，持杖以預防之」。如果被狂犬咬傷，
孫氏除強調「取狂犬腦傅上，後不複發」外，更告誡人們不可「若初見瘡愈，即言平復，此最可畏，大渦即至，
死在旦夕」。他強調「百日之中，一日不可闕(防治)者，方得免難。」這是孫氏對狂犬病潛伏期的正確認識。
王燾進一步發展了孫氏的經驗，要求「見狂犬咬，即急嗍去血，急吐之勿錯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