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外科手術與醫療技術中國外科手術發展到隋唐，已達到頗高的技術水平，
《諸病源候論》較真實的保留了隋代腸吻合術、大綱膜血管結紮術、大綱膜壞死切除術等手術方法和步驟等。
腸吻合手術：
《諸病源候論》指出：「金瘡腸斷者……腸兩頭見者，可速續之。先以針縷如法，連續斷腸，便取雞血，塗其際，
勿令氣泄，即推內之」，並強調腸吻合術後「當作研米粥飲之，二十餘日後稍作強糜食之，百日後乃可進(普)食耳」
（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21，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年），在敘述何為「針縷如法」時，
較詳細的講了方法和步驟：「凡始縫其創，各有縱橫，難舌隔角，橫不相當，縫亦有法，當次陰陽，上下逆順，
急緩相望，陽者附陰，陰者附陽，腠理皮脈，復令復常，但亦不曉，略作一行」
（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36，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年）。
從上述腸吻合以及其他手術的方法、層次、步驟、縫合針法等等來看，確已有了規範的連續縫合法、
比較科學的護理和正確的飲食管理。
大綱膜血管結紮術與壞死大綱膜切除：
在巢元方的著作里，敘述了外傷性大綱膜部分壞死的手術治療。指出：「……，安定不煩，喘息如故，但瘡痛者，
當以生絲縷系，絕其血脈，當今一宿，乃可截之，勿閉其口，膏稍導之」。從這一段文字所描述的內容與要求看，
首先強調了大綱膜部分切除的手術適應症；在手術療法與步驟上則要求先用生絲線結紮大綱膜外傷壞死部位的血管
「絕其血脈」，然後觀察24小時，「乃可截之」。
外傷傷口內異物剔除原則：
《諸病源候論》的金瘡傷筋斷骨候，箭鏃金刃入肉及骨不出候以及金瘡久不瘥等篇，均明確強調：
「碎骨不去，令人膿血不絕」「須令箭鏃出，乃應除碎骨盡，不爾永不合」；「缺刃竹刺久而不出，令瘡不愈」。
對種種創傷內異物不但認識其為創傷久不癒合或膿血不絕的根源，還確立了「當破出之」的手術剔除治療原則，
並指出只有如此，才能達到「瘡則愈」的目的。
急救術與醫療技術：
外科急救術和醫療技術在隋唐時期仍較進步，比前代也有一定的發展。例如：孫思邈在處理外傷性陰囊撕裂時強調：
睾丸脫出「推內之，以桑皮細作線縫之」。又如急救小兒誤吞針或骨刺哽喉，創造性提出「取鹿筋漬之令軟，
合而縈之大如彈丸，以線系之，持筋端吞之入喉，推至哽處，徐徐引之，刺著筋中出」。又如灌腸與導尿，
孫氏也頗多心得。他強調煮好藥湯「適寒溫，用竹簡縮（吸)取汁，令病人側臥，手擘大孔(肛門)射灌之」，
少時當出惡物。此外，孫氏還在其著作中記述了保留灌腸，用以治療垂危之疳濕痢，
一用竹管將藥物吹入肛門內約10公分處；一用竹簡吹藥入肛門內疳瘡上敷之；又如尿閉的急救處理，
孫氏不但總結了前人許多用尿道刺激的方法促進排尿，而且創造發明了蔥管導尿的醫療技術。
他提出，凡尿不在胞中，為胞屈僻，津液不通，以蔥葉除尖頭，內陰莖孔中，深三寸，微用口吹之，胞脹，浸液大通，便愈」，
(五)麻醉術與鼻端瘤腫摘除術
麻醉是否有效對外科手術之成功與否關係密切。唐文學家薛用弱在其《集異記》中，敘述了狄梁公性好醫藥，
尤妙針術，……有富室兒年十四五，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觸之酸痛刻骨……公因令扶起，
即於隨後下針寸許，乃詢病者曰：針氣已至病處乎?病人頷之，公出針，而疣贅應手而落。時人對此雖以為異，
覺其奇，然分析其所敘述之內容，釋之針灸麻醉和外科手術之成功例，基本上是可信的。
(六)皮膚病的重要進展
隋唐五代時期，防治皮膚病的理論和實踐水平大有提高，其主要特點是：認識的疾病增多，對證候及發病機理作了闡釋，
還提出了相當詳細的分類；治療方法愈益豐富，護膚悅面防治藥物大為擴展，皮膚病的防治水平明顯提高。
1、皮膚病首次分類和新出現的病名
《諸病源候論》中有15卷、15門309候涉及皮膚疾患，分門別類闡述證候和病機。
其所論述者，相當於130餘種現代醫學皮膚疾患，廣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幾乎包含了常見皮膚病的大多數，
還記載了一些罕見疾患。首次見載的病名有：白癜風、乾癬(類似於慢性濕疹或銀屑病)、腦濕(似於「皮角」)、
鬼舔頭(斑禿)、禿頂(早禿)、蛇身(魚鱗病)、牛癬(類似於限局性神經性皮炎)、攝領瘡(頸部神經性皮炎）、
……等數十種。首次專題論述了婦女、小兒常見皮膚病，還專題列述若干全身疾患的皮膚表現，
如傷寒斑疹、時氣皰瘡、熱病斑疹、熱病皰瘡、溫病下部瘡等。
《備急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論述皮膚病，病因多取《諸病源候論》之說，主要是豐富了治法。
孫思邈論列皮膚病有140餘鍾，其首次列述的疾病有妬精瘡和老人常見之皮膚瘙癢症、陰下濕、毛髮早枯和皮膚角化等等。
2、病因初診治之進步疥瘡 「疥」
原來是人體患皮膚病的象形字，先秦古籍即有記載。但只認為是一種淺表的瘙癢性皮膚病而已，
《肘後救卒方》首先出現「疥蟲」之說。《諸病源候論》則將「疥蟲」和「疥瘡」聯繫起來，
指出病因為「並皆有蟲」，對其症状體征，給予真實扼要的記述。在專述小兒疥瘡時更指出，
「小兒多因乳養之人病疥，而染著小兒也。」表明對疥的傳染性已有明確認識。
漆瘡（漆性皮炎)：
《諸病源候論》首先指出漆瘡的不同類型，病狀描寫逼真，首次指出：「人有秉性畏漆，但見漆便中其毒」
和「亦有性自耐者，終日燒，竟不為害」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況。說明此病和各人「秉性」不同有關。
這是對各人機體免疫狀況不同的樸素認識。
癩、惡疾、大風(麻風)：
這一時期本病名稱雖然仍未統一，分類亦較繁複，但對比早期或晚期症状之不同。
已認識到有「通體無異而眉須已落」和「遍體已壞而眉須儼然」的區別，對「四肢腹背有頑處」、
「頑鈍不知痛癢「(麻木斑)、身體枯槁，「津液常不出」(不出汗)、「重者手足十指已有墜落」
和鼻柱崩倒等器官殘損以及各種皮損表現均有描述（孫思邈《備急千要方》卷23，卷5，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年）。
隋唐醫家為防治本病進行了不懈努力。孫思邈「嘗手療六百餘人，差者十分有一，莫不一一親自撫養。」
德高術精，成為中國古今醫家的楷模。
3、隋唐時防治皮膚病的方法豐富並多有創新。
其特點是十分注意內治外治結合，藥、針、灸療法結合。藥治食治結合，並吸收國外醫學成果。
這種通權達變的思想，是孕育創力的強有力催化劑。孫思邈即為其卓越代表。孫氏論述的140餘種皮膚病中，
治法約有復方、單驗方234首，涉及藥物230種，常用針灸穴位20多個，灸法多種，
所用療法劑型湯、散、丸、膏、糊、汁、酒、煎、熨、坐導、浴、沐、乳、煙熏、煮散、澡豆、蒸熏、枕、粥、泥等22種。
4、護膚悅面藥《五十二病方》、《肘後方》有少數載述，隋唐時有顯著發展，尤以孫氏論說最為透徹而詳備。
孫氏不能容忍護膚防病的美容面藥及衣香澡豆只私於少數貴勝有，應使之為全社會服務，
以後這類藥物的普及推廣起了極大作用。《千金方》兩書中，僅面藥即列有百餘首，分外用熱熨、
冷凍熨療法及內服法等。所用方藥之中預防性護膚及美容悅面藥有43首，其他為治療性藥劑。
此外還有生髮護髮劑及唇膏。近年有人進行實驗研究，證明孫氏立方遣藥的科學性。
現在許多中藥美容劑也吸取了他的這些優良成果。
(八)外治法的發展
隋唐時期外治法得到了迅速發展，唐政府重視外治法，在太醫署醫學教育的分科中，將角法（拔火罐療法）
為代表的外治法納入獨立之學科以培養專科醫生。《外台秘要》記載了兩種新的針角法，即「水蒸氣拔罐法
和「針刺拔罐法」，孫思邈在其《千金要方》中還首先記載了磁石外用治療耳聾的方法，
即將完整的磁石放入病者患處，藉助天燃磁石的微弱磁場來治病，這對後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唐代還有將磁石製成盆、枕一類的保健器具長期使用的記載。除此之外，《千金翼方》和
《本草拾遺》中均有砂浴療的描述，記載的方法和適應症和今天理療學中聽說的砂治療法基本相同，
值得一提的是隋唐時期的礦泉療法，我國古代礦泉療養開始很早，但隋唐以前在範圍和規模上還是很有限的。
隋唐時期，情況已大不相同，統治階級耗資修建臨潼礦泉，唐政府還專門設置了管理皇家礦泉的官吏，
其影響大大擴大，礦泉療法在普通百姓中亦有一定程度的普及。唐陳藏器在《本草拾遺》中記載了礦泉療法，
對其成因和適應症給以了描述。
三、骨傷科
(一)創傷的病因病機理論的發展
關於失血、瘀血病機：創傷可致失血和瘀血。《諸病源候論》認為外傷失血可致經脈空虛、心血虧損，
嚴重者可引起死亡。同時，指出創傷導致瘀血的機制；「若因墜落損傷，即血行失度，隨傷損之處，即停積；
若流入腹內，亦積聚不散，皆成瘀血」，《理傷續斷方》，指出「凡腫是血作」，即外傷引起的局部腫痛，
是瘀血所致。由此可引起局部乃至全身的一系列血瘀為患的症侯。隋唐醫家對「瘀」病機的論述，
成為中醫骨傷科病因病機學說的核心理論。
關於創口化膿的病機：《諸病源候論》對開放創口、開放性骨折化膿感染以至不癒合的病因病機所作分析相當透徹，
認為污染、或再污染、包紮不當或縫合不當、清創不徹底、異物等因素至今仍有實際意義，
藺道人《理傷續斷方》進一步論述骨折後因移位或畸形癒合導致肢體功能障礙或廢用。
(二)骨傷科疾病診斷與治療的發展
關於內傷的診療：《諸病源候論》載有「金瘡病諸候」凡23論。討論了創傷外觀，從傷口的性狀、分泌物及受傷部位，
推測戰傷的預後，指出如傷在顱腦及重要臟器則不易痊癒。對創傷出血，提出了從脈象來觀察預後。
指出胸腹腔內出血的見證，主要是胸脅和腹部脹滿，還描述了創傷出血過多所出現的心跳加快、情緒不安、疼痛、
煩躁、口渴等證狀。《理傷續斷方》強調對危重內傷先調氣後補血，首創「四物湯」治傷損證。
而且，該書對跌損內傷特彆強調辨證論治，提出了根據傷情輕重緩急以第一至第七次序治傷損的步驟與法則。
開創了攻下逐瘀、行氣活血、養血活血、活血壯筋、補腎健骨的治療法則和方藥。其七步冶傷法則和方藥，至今用於臨床。
關於開放性創傷、開放性骨折的治療：《諸病源候論》記載了開放性創傷和各種嚴重複合傷，如內臟破裂、膀胱尿道損傷等，
特別是首次描述了開放損傷癒合繼發動脈出血，稱為「盜血」，指出不能破，破則死(《金瘡驚痙候》)。
對開放性骨折分別為早期併發症、化膿感染期和現代稱之為慢性骨髓炎期分期診斷。這些診斷分型的方法，
是開放性骨折診斷的重大進步。《諸病源候論》首次詳細介紹了清創縫合的手術和筋縫合手術。
對施行清創手術提出了要在創傷的早期，並強調清創和擴創，《理傷續斷方》則主張對開放性骨折擴創複位可縫合，
也可不縫合，外用夾板固定，還具體提出了十四步治療方法，十四法主要是清創、復垃、外固定和外敷藥物，
它成為後世治療開放性骨折的主要方法。
(三)關於骨折脫位診斷與治療
藺道人把骨、關節損傷分為骨折和脫位：骨折又分開放性骨折和閉合性骨折兩大類，
並且首次把骨折分為可用手法整復者和不能用手法整復者。
藺道人首次描寫了肩關節脫位和髖關節脫位；並首次描寫了髖關節脫位有前後兩大類型；記載了顱骨骨折、肋骨骨折、
股骨骨折、脛腓雙骨折、前臂骨折、指(趾)骨折(見《理傷續斷方》口訣)。
對於骨折脫位的診斷，藺道人總結了手摸心會的檢查法，強調「忖度」即檢查後要思考骨折移位程度、方向、力量等，
在治療上，運用了麻醉、清創、複位、固定、練功和內外用藥等六大步驟與方法，認為凡整骨都要先服麻醉藥，
其麻醉藥叫「常用整骨藥」，由大烏頭等能導致睡眠，或用草烏、木鱉子等能使之暈昏，從而起麻醉作用的藥物組成。
藺道人創用閉合手法複位六法，即「相度損處」、「拔伸」、「或用力收入骨」、「捺正」四大整骨手法和」按摩法」、
「導引練功法」。首創肩關節脫位的複位——靠背椅式複位法，髖關節脫位複位法——手牽足蹬法。
藺道人還運用了切開複位等外科手術步驟與方法技術等。
葛洪竹片固定骨折的方法，在隋唐時期得到迅速推廣。藺道人總結並發展這些經驗，改為杉木皮夾板的製造、
包紮技術和具體運用以及不同部位固定的方法，特彆強調不包括關節的，夾板固定法和可以使關節作屈伸活動的絹布
包紮關節固定法，充分體現了骨折固定技術從一開始，就貫串著「動靜結合」的觀點。
此外，藺氏主張對骨折複位固定後的按摩和功能鍛煉療法。
隋唐時期對骨折內外用藥，顯著特點就是銅類、蟲類藥物的運用和重視辨證論治。藺道人的整復、固定、活動三大骨折治法
及七步內治傷損法，重視保護軟組織的動靜結合的骨折療法及其內外用藥的經驗，至今還為骨科醫學家所遵循。
四、婦產科
隋唐時代，婦產科迅速發展，取得了顯著成就。其特點是：開始從內科範圍分化，日益趨向專科化。
隋唐間，出現了許多婦產科著作。據《新唐書》和《舊唐書》記載，有6種、凡26卷可惜均已散佚。
昝殷著《經效產寶》(847)3卷，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產科專書。書中論述了妊娠、難產、產後等20餘種產科常見病證，
收載方劑260餘首。有些論點具有一定的水平，方藥大多簡易實用。如四物湯通用於婦產科已千餘年，至今仍為婦科聖藥。
另外，在一些綜合性醫書中，都收集保存了極其豐富的婦產科資料。
孫思邈以重視婦產科而聞名。他深感有設婦產科的必要，在《千金要方》中，明確指出：「婦人之病，比之男子十倍難療。」
專設「婦人方」3卷，列於各科疾病之首，促進了婦產科向專科化深入發展。
(一)關於接生的處理
1、幫助產婦安定情緒。
唐代醫家已注意到產婦的心理精神因素對分娩的影響，為了解除其臨產時的恐懼緊張情緒，減緩分勉疼痛和防止難產，
明確要求接生者態度應嚴肅謹慎，語言動作輕柔。
2、忌多人瞻視
《千金要方.產難》說：「凡欲產時，特忌多人瞻視。惟得二、三人在傍，臨產時，只許接生人員守護在旁,以保持產房內安靜，
鎮定產婦情緒，並防止環境污染，減少新生兒感染。這一規定，也是現代化產房所必須做到的。
3、對胎兒娩出後的護理。
巢元方強調：破傷風,是因新生兒斷臍洗浴不即……通風入傷則變為癇」的關係。孫思邈也有許多獨到見解，
如臍帶處理，要求斷臍長度應適中，以六寸為宜，因為「長則傷肌，短則傷臟。」「乃先浴之，然後斷臍，
不得以刀子割之，須令人隔單衣物咬斷」。並主張先以豬膽汁洗浴後斷之，毫無疑義，這將會減少臍帶感染的機會。
(二)月經常見病的證治
1、月經不調和閉經痛經
《外台秘要》則更進一步提出了風冷、寒濕、外傷，癥瘕及情志不遂等多種因素均可引起月經不調；
而且又認為月經不調，久之，則可導致癥瘕、不孕等症。
閉經痛經的病因病機，《諸病源候論》仍以因風冷使氣血閉澀立論，治療方面，《千金要方》大致仍遵循《金匱要略》
通經活血的原則，但積有比較豐富的用藥經驗。
2、崩漏
《諸病源候論》專列「崩中漏下候」，認為其病機和主症是：「沖任之脈虛損，不能約制其經血，故血非時而下。」
並根據陰道不規則出血的情況，將其分為漏下和崩中,如「非時而下,淋漓不斷,謂之漏下，」「忽然暴下，謂之崩中。」
而且，《千金翼方》對崩漏症候又進一步描述：「婦人崩中漏下赤青黑，腐臭不可近，令人面黑無顏色，皮骨相連。」
這與宮頸癌晚期的臨床表現極為相似。至於藥物治療的經驗，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更為豐富。
用方多達40餘首，方中應用了溫補、收澀、化瘀、涼血、止血等多種治法。
(三)關於帶下病的認識
帶下病是指婦女陰道分泌物過多，色質異常的病證。這一概念,直至唐代王燾的《外台秘要》才被認定。
秦漢兩晉時期，帶下病是指婦女腰部以下的病症，涉及的疾病範圍較廣，包括了多種婦科疾病。至唐代，
王燾《外台秘要》，設有「婦人帶下門」。其中收錄了專治婦人「下赤白、漏五色」的帶下方11首；
並認為帶下病的病因病機是由於風冷乘虛入於胞，損傷經血，使血與穢液相兼而成。而且王氏將古代帶下36疾病方，
分別列於有關婦科疾病之下。從此，婦女帶下病的概念，即由隋代以前統稱的下腹部位的病變，
轉變為專指陰道分泌物異常的病症，從而使帶下病，從廣義的婦科疾病中分化出來，王氏關於帶下病的概念，
為後來多數醫家所接受，一直沿用至今。
(四)妊娠常見病的證治
1、妊娠惡阻和妊娠水腫
《諸病源候論》將重度的早孕反應首次命名為惡阻，列有「惡阻候「專論。《千金要方》進而對惡阻的臨床表現作了
扼要描述：「阻病者，患心中憒憒，頭重眼眩，四肢沉重，懈墮不欲執作，惡聞食氣，欲噉咸酸果實，多臥少起，世謂惡食，
其至三、四月日已上，皆大劇吐逆，不能自勝舉也。」並認為其發生機理是「由經血既閉，水漬於藏，藏氣不宣通，
故心煩憒悶，氣逆而嘔吐也，血脈不通，絡脈痞澀，則四肢沉重，挾風則頭目眩也。」並創用了多種治療方藥，
如治療妊娠惡阻嘔吐不下食方，方中應用的藥物有青竹茹、橘皮、茯苓、生薑、半夏等，簡明而有效。
《經效產寶》專列有治妊娠水氣身腫腹脹方論。論中認為妊娠水腫是由脾氣虛弱所致，因而應用健脾利水、
調和氣血的治法。收載的千金鯉魚湯，至今仍是治療妊娠水腫的代表方劑。
2、漏胎和胎動不安
《諸病源候論》在「妊娠漏胎候」和「妊娠胎動候」中對漏胎、胎動不安的發病機理作了簡要論述，
指出：「漏胎者，……沖任氣虛，則胎內泄漏」。「胎動不安者，多因勞役氣力或觸冒冷熱，或飲食不適，或居處失宜。」
《經效產寶》則從母子兩方面分析了胎動不安的發生原因。它說：「因母病以動胎，但療母疾，其胎動自安；
又稱胎有不堅，致動以病母，但療胎則母瘥。」已認識到先兆流產的發生，或因孕婦有病，或因胎兒發育不良。
這對後來胎動不安處理原則的形成具有理論指導意義。這一時期還應用了一些有效的安胎新藥，
如《外台秘要》的阿膠、艾葉、續斷、桑寄生，《經效產寶》的杜仲等。
(五)產後常見疾病
1、產後血暈
《經效產寶》提出了產後血暈虛證和實證的辨證要點在於：「常問其產婦，血下多少即知」。治療上《外台秘要》
則先用醋塗口鼻，或以醋噴面等法急救，使其蘇醒；再根據辨證求因、審因論治的原則，
用補養氣血、安神定驚、活血行瘀、祛風豁痰諸法調治。
2、產後乳病
產後乳癰多見於產後未滿月哺乳的婦女。《外台秘要》已認識到乳汁積滯分泌不暢是產後乳癰的主要發病機理，
指出：產後「不宜令汁畜積不去」，否則將會出現壯熱、大渴引飲、乳結堅急痛、手不得近等乳腺化膿的徵象。
在治療上，除內服藥物外，並應用了吸出或擠出乳汁、濕熱敷、灸療等外治法，這些療法至今仍在沿用。
產後缺乳的發生，《經效產寶》認為是由於「氣血虛弱，經絡不調」所致，《千金要方》在治療上用豬蹄補虛，
通草、漏蘆、瓜簍等通絡下乳。《千金翼方》治婦人無乳汁針少澤、液門、天井等穴位。
(六)婦科雜病
1、不孕症其病因
《諸病源候論》認為是由於經閉、崩帶、癥瘕等常見的婦科病所引起，《千金要方》有進一步的闡發，指出：
「凡人無子，當為夫妻懼有五勞七傷虛羸百病所致。」表明已衝破了只責怪婦女一方的影響，
認識到男女雙方有病都可引起不孕症，顯然是一大進步；它將女子不孕症概括為兩大類，
即將婚後終身不孕的稱全不孕(原發性不孕)，因病而久不復受孕的稱斷緒(繼發性不孕)。
2、子宮脫垂及前陰疾患
《諸病源候論》將子宮脫垂稱為陰挺或陰脫，並提出了其發病原因是由於平時體質虛弱和分娩用力過度所致，
《千金要方》更提出了「禁舉重」、「禁房勞」等預防措施。另外還記有陰癢、陰腫、陰瘡等前陰疾患。
《千金要方》除沿用洗法、陰道坐藥外，並創用了洗榻法(罨包)、膏藥、敷藥等多種外治法。
五、兒科
隋唐五代時期，中醫兒科學有了迅速的發展，其主要特點是：兒科專業初步形成，對兒科經驗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總結和整理。
據《唐六典》、《新唐書.百官志》等記載，唐太醫署所沒醫科系下之「少小」，即為兒科，可見，早在公元七世紀初，
我國醫學分科上即把兒科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並開始由國家培養專門的兒科醫生。隨著醫學的發展，
隋唐醫家對兒科診療經驗進行了一系列整理研究工作，出現了許多兒科專著或專論。據史書記載的書目有11種67卷，
可惜均已散佚，現存最早的兒科專著《顱囟經》。一般認為是唐末的作品。所論「脈法」和「病證」，有不少可取之處。
在隋唐醫學巨著中，均有一定篇幅的兒科專論。如《病源》卷45∼50，集中論述小兒護養、雜病諸候，共255論，
是最早小兒病源症侯學的專題論述。唐代孫思邈非常重視小兒，認為「夫生民之道，莫不以養小為大。」
在他撰著的《備急千金要方》中，繼婦人之後，列「少小嬰孺方」1卷，晚年又撰《千金翼方》，
其中補充了大量的兒科資料，寫成「養小兒第一」、「小兒雜病第二」：《外台秘要》是一部文獻整理性醫著，
書中也比較系統地整理了唐代及唐以前的兒科學成就，匯成「小兒諸疾」兩卷，頗能反映中醫兒科在唐代的發展水平。
一、小兒護養
小兒初生，孫思邈提出減少感染破傷風的斷臍之法和預防新生兒吸入性肺炎的方法，「小兒初生，先以綿裹指，
拭兒口中及舌上青泥惡血，……若不急拭，啼聲一發，即入腹成百病矣。」如果小兒初生不啼，
則要用「蔥白徐徐鞭」小兒背部，幫助小兒建立自主呼吸。
隋庸醫家認為，小兒皮膚嬌嫩，應多進行空氣浴、日光浴鍛煉，提高對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
《諸病源候論》卷四十五「養小兒候」說：「小兒始生，肌膚未成，……宜時見風日」。
同時，還認為小兒「不可暖衣，暖衣則令筋骨緩弱」，主張「薄衣」，並介紹了「薄衣之法」，
即從秋天開始少穿衣，按小兒逐漸適應習慣，也是增強小兒體質的一種好辦法。
新生兒的餵養也很重要，主張人乳餵養，《千金要方》還專門列有「擇乳母法」。在「初生出腹」節中指出，
乳母如果有發熱、新吐下、酒醉、怒、新房過勞等，皆不可哺乳，否則，容易引起小兒疾病。
還對哺乳的次數、姿勢、宿乳的處理、防止噎乳等作了細緻而具體的規定。
二、小兒生長發育規律的探討
隋唐醫家對新生兒的生長發育規律進行了細緻的觀察和研究，概括為：「凡生後六十日，瞳子成，能咳笑，應和人；
百日任脈成，能自反覆；百八十日尻骨成，能獨坐；二百一十日掌骨成，能鋪匐；三百日髕骨成，能獨立；
三百六十日膝骨成，能行。」（《千金要方》卷五)孫氏認為一般小兒均有這一正常發育過程，
如果反常即是有病，須進行診治。
小兒為「純陽」之體的提出，始於唐末。《顱囟經》開篇即說：「凡孩子三歲已下，呼為純陽，元氣未散」。
當時所謂純陽，系指元氣聚集未散而言。後來經宋代錢乙、清代徐大椿、王盂英等人闡發。「純陽」說有所發展，
且作為指導臨床用藥的一種兒科理論。
三、小兒診法小兒脈診，晉代王叔和《脈經》已有論列，唐末《顱囟經》則更明確指出小兒脈候至數之法與大人不同。
「若有脈候，即須一寸取之，不得同大人分寸」，認為小兒「呼之脈來三至，吸之脈來三至，呼吸定息一至，此為無患。」
小兒指紋診法，最早在唐代醫家王超（生活於貞觀年間）在《仙人水鏡圖訣》中提出，
此書已佚，但後世兒科著作則有所轉載。
四、小兒常見病證的認識和治療隋唐醫家對天花、猩紅熱、結核等小兒常見傳染病的病機證候都有較為明確的認識。
《諸病源候論》卷七描述「傷寒.登豆瘡」說：「傷寒熱毒氣盛，多發皰瘡，其瘡色白或赤，發於皮膚，頭作瘭漿。
戴白膿者，其毒則輕，有紫黑色作根，隱隱在肌肉里，其毒則重」，其「瘡痂雖落。其瘢猶黶，或凹凸肉起」，
類似天花一類的傳染病。
驚癇是兒科「四大症」之一。《諸病源候論》分列驚候、癇候等進行論述，大體包括各種原因所致的抽搐、
驚厥一類疾病。《千金要方》歸納「候癇法」20條，從症状、體征諸方面進行鑒別診斷，使醫者容易掌握。
並提出驚癇重症的診斷標準，執簡馭繁，方便臨證，對於認識驚厥作出了有益探索。孫氏還主張用清熱、
鎮靜、息風、安神方法治療驚厥，如龍膽湯等。《外台秘要》卷35則詳列各種灸法，並提出「若風病大動，
手足掣縱者，盡灸手足十指端，又灸本節後。」他們提出的治療驚癇的原則和措施，至今仍有參考價值。
隋唐時期，兒科治療方法豐富多彩，主要有內服、外治、針灸三類，內服藥物的劑型有湯、膏、丹、丸、散等；
外治法有洗浴、塗囟、敷臍、膏摩、滴鼻、掐(以訊代針）法，如孫思邈曾用十二味寒石散為末，粉撲小兒皮膚，
治療壯熱不能服藥的病症；針灸有針、灸兩法，尤其是灸法在隋唐醫家中用的較多，
如孫思邈灸法40種，分治小兒多種病症，用途甚為廣泛。
六、五官科
隋唐時期，太醫署設耳目口齒科，標誌五官科已從內外科分化出來，正式獨立存在，對五官科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備急千金要方》首次把眼耳鼻咽喉口齒疾病總稱為「七竅病」，使五官科病症有了更為緊密的歸類形式。
眼科史上早期重要專著《龍樹眼論》的問世和裝配義眼等，更反映了唐代多方面的眼科成就。
(一)五官科病症的早期總結
隋唐時，《諸病源候論》、《千金方》、《外台秘要》等書，對前代零散的五官科病症進行了系統總結，
所論及的五官科病症已達百餘種，針眼、雀目、睢目(上險下垂)、鼻衄、鼻生瘡、耳瘡、耵耳、風冷失聲、
中冷聲嘶等病均為首載。
從局部證候表現認識五官科病症，是這一時期的重要特點。如《諸病源候論》「人有晝而睛明，至瞑則不見物，
世謂之雀目。」（巢無方等：《諸病源候論》，卷28，P119，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1955年），
對夜盲症視力隨白晝和夜晚的不同，出現的規律性變化觀察得十分清楚。《外台秘要》所載「腦流青盲眼」，
指出「其障作青白色」(晶狀體混濁)是我國正確描述白內障之最早者。
(二)五官秒疾病注重外治法
《千金方》、《外台秘要》共收載五官科方劑約600首，針灸處方40餘個，外治法佔著絕對的優勢，
而內服藥療法相對較少，其原因當與五官科疾病之特點有關。
眼科治療方法中，以敷法最為常用，薰洗、滴眼、鉤割等多種外治法與外科手術都有運用，洗眼時採用仰臥法、
並以綿注洗目，鹽湯洗目，以棉沾藥液滴眼，或以新毛筆將藥粉撒入眼內，表明多種局部給藥方法的運用。
《外台秘要》在「腦流青盲眼」(白內障)中提出「……此宜用金蓖決……一針之後，豁然開雲而見白日」。
這是我國醫學著作中關於金針撥障術的最早記載。」杜牧(803∼852)《樊川文集》亦記有擅長金針撥障術的兩位眼科醫生，
他們對白內陋的病變位置、顏色、手術適應症、手術時間、手術併發症等已積有較豐富的經驗。
從當時多位著名詩人的詩歌中也可看出唐代的金針撥白內障手術相當普通。應當指出：內服方藥中的「神曲丸」
(即後世有名的磁朱丸)，對早期白內隨是有效的。此外，唐代醫學家們對運用多種動物肝臟治療目病以明目十分重視。
鼻病治療以塞鼻為主,間有吹鼻、灌鼻、外敷等法。耳病治療以塞耳為主。亦有少量點耳、吹耳、灌耳之方，
喉病的治療以含咽含漱法為主，並有熱灼、含漱及刺手大指出血等。
此期所載五官科藥方，多有詳細的藥物加工炮製相製作方法。眼科藥已強調先搗後研再篩，或以綿濾之等，
反映了五官科待殊用藥要求已積有一定的經驗。
(三)義眼的裝配
唐代，我國已能裝配義眼。如《吳越備史》記載：「唐制武選，以馬上擊球較其能否，有置鐵鉤於球杖以相擊，
(周)寶嘗遇此選。為鐵鉤所摘一目，睛迭……敕賜木睛以代之，木睛不知何木，視之亦明」，據考。
周寶是唐武宗(840∼846)時人。可知我國遠在公元九世紀就能裝配義眼。且形象逼真。視之如真睛。
(四)《龍樹眼論》
眼科專著始於南北朝，我國最早見於目錄文獻記載的眼科書，惜已佚失。《龍樹眼論》為眼科名著，
系歷史上有影響的第一部眼科專著，亦佚。曾載於鄭樵《通志.藝文略》，白居易的病眼詩「案上漫鋪龍樹論，
盒中空貯決明丸」中亦曾提到，可見當時流傳較廣。有人推測為隋唐間人託名印度佛學家兼醫學家「龍樹」
(一說為菩薩名)所撰，並認為《醫方類聚》所載之《龍樹菩薩眼論》即為其書，待詳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