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原住民醫藥
早於漢人居住在台灣的南島民族一般分「平埔族」與「高山族」，後者又由九個民族組成，他們均有自己的生活習性與文化信仰。
悠久的原居民醫療活動，也頗具特色。台灣原住民憑長年積累的經驗使用青草藥治病也很常見，
他們用生活周圍可以得到的青草藥治病療傷，外敷或飲用。文獻記載原住民藥用植物有300種，
包括治療頭痛、眼病、牙痛、胸痛、腹痛、中毒、痢疾、驅蟲、感冒、喉嚨痛、氣喘、瘧疾、腫瘡、皮膚病、
毒蟲咬傷、梅毒、外傷、足痛、毒蛇咬傷、關節灸、生育及傳染病預防等。除了藉巫醫或青草治療一般疾病外，
台灣原住民對傳染病也有一定的認知，並持恐懼心理。對傳染病人採取隔離的辦法，不與之共水、共火或全家族遠避之。
遇有天花病人，更必予以隔離或舉家徒遷，甚至棄村舉社他遷以防止傳染。
二、台灣中醫藥學之發展
隨著閩粵等沿海省市之人民出於謀生、商貿、文化教育之需要，在明清時期更大批移居台灣。
他們需要醫藥保證其健康，特別是鄭氏父子出於經濟、政治、軍事之需要，多次組織數以萬計的民眾遷居台灣。
清王朝為了統一中國，以軍事手段大兵壓境，逼統治台灣的鄭成功孫鄭克垓降服。在消滅了鄭氏統治集團後，
為了穩定政局之需要，並駐大軍保衛台灣，期間由大陸移居台灣者，與日俱增。前後數百年間，
先後移居台灣的福建、廣東、浙江等地人氏至少已逾10萬。其中大部分長期居處台省，婚娶台省，
與台原住民通婚嫁娶，最初之不睦已逐漸為和睦大家庭所取代。在這千餘年間，特別明末清代中葉前，
數以百計的中醫、中藥人員赴台，中醫藥學也在台灣各民族醫療保健中逐漸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大陸中醫藥學者遷台與年俱增。台產中藥，或經台灣從東南亞轉手的中藥，不斷以貢、貿方式運往內地；
大陸名貴藥材也不時運往台灣以供中醫醫療用藥之需要。
清代，政府與民間設有不少「恤政」機構，其中包括診治與救濟病患者的養濟院，據地方志記載，
此期各地均有建立養濟院。如康熙二十三年(1584)台南、鳳山、諸羅各地均建立養濟院。
乾隆元年(1736)彰化建養濟院，收養麻瘋殘疾之人。此外，還有在嘉慶年間鳳山縣、光緒五年(1879)台北、
光緒六年(1880)新竹縣也均建立養濟院。除了養濟院以外，自乾隆後，台灣尚有普濟堂、養留局、棲留所等之建置，
目的也在於收養社會上無人照顧的孤老殘疾者。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談水廳治東門內(今新竹市)設有回生洞
(後改為回春院)，收留無親屬可依之四方行旅病人。除供養外，並加以醫治，死後則為之收埋，
中醫藥學在台灣取得了空前的發展，僅據日本佔據台灣後，公元1897年統計，台灣中醫藥人員共有1070人。
其中博通醫書、講究方脈，有良好的聲譽者29人，以儒學而兼施醫者91人，自稱祖傳世醫97人，
其他則為稍有文字素養的一般時醫，占絕大多數。四年後，日本當局於1901年舉辦了中醫考試，申請者更多達2126人，
經考試及格者有1097人；還有未經考試而有許可證者650人，以及考試雖不及格而給予同情許可者156人。
當時台灣共有行醫執照的中醫1903人，足可證明台灣中醫發展之一斑。
大陸中醫赴台與台灣中醫：由於歷史的原因，譬如最初赴台之中醫，多出於謀生，或尋求出路，其技術水平並不高明。雖能在台立腳，而學術未必能使社會注目，故文獻未見有記述者。因此，對早期赴台行醫者，已很難知其名氏。僅就有關文獻記述，赴台中醫之最早者可能是沈佺期與沈光文二人。他們於明末在台的醫療中雖不甚廣泛，但影響不小。
沈佺期(1608∼1682)，字雲佑，號鶴齋，福建南安人。崇幀十六年(1643)進士，授以吏部郎中，精醫藥。
明亡南下，經廈門抵台灣，「監軍曾公從龍，勸其挽成功而卒不見，及成功卒」，以醫術濟台人，對疾病者不分富貴貧窮，
治癒者頗眾，為民眾所敬重。
沈光文(1611∼1685?)，字文開，號斯庵，浙江鄞縣人。少時以明經貢太學，南明福王元年(1645)曾授太常博士。
次年閩師漬，聞桂王立粵中，乃走肇慶，累升太僕少卿。南明桂王永曆三年(1649)，由潮州航海至金門入泉州，
遇颶風飄至台灣。居台三十餘年間，初為鄭成功以客禮見，不署其官。鄭成功死後，子鄭經繼位，光文以賦寓諷，
幾遭不測，乃變服為僧而入山，寄寓於高山族人之目加溜灣社。以教讀為生，同時用自己的醫術為當地民眾診治疾病。
光文在與當地群眾之相處中，關係十分融洽。」與諸羅(今嘉義)令李麒光輩結社聯詩，著述甚多」，
季麒光撰有《台灣雜記》一書，由於沈光文為避鄭經之迫害，入山教讀，並為民眾醫治疾病，深得群眾的敬重。
如果台灣之中醫在明代，其知名者尚少，那麼到清代已大量增加，醫療水平也不斷提高，而且出現了醫方著作，考其原因，
除移居台灣之民眾大量增加(其中包括中醫)外，與明、清重視在台灣興辦教育，提高台灣民眾的文化知識，
鼓勵高山族上層子弟赴中央攻讀各種文化知識息息相關。所謂：「天子思磨鈍振聵，乃設歲科二試以鼓勵之」，
「漸有彬彬文學之風矣」，文化知識的提高，就為學習中醫創造了較好的基礎與客觀條件。同時，由於海峽交通的改善，
兩岸醫藥交流也日趨發展，也是台灣中醫大量增加，醫療水平不斷提高的重要因素。
據日本佔據台灣時1897年統計之1070名中醫藥人員分析，認為講究方脈有良好聲譽，或有儒學基礎之醫師，
或俱祖傳世醫資格者，共計217人，佔20%以上。又據台灣地方志等所收載之清代至民國初名醫也多達80餘人。
胡焯猷，字瑞銓。少時以家累，棄儒業醫，康熙(1662∼1722)間，渡台至台灣淡水，以醫為業，求者頗眾。
乾隆時於淡水創建「西雲崖」，後改名「明志書院」，廣施義學，開台北之文風。
吳沙(1731∼1798)，福建漳浦人，善醫擅長痘疹。中歲來台，寄居淡水，性俠，與高山族交往密切。
嘉慶二年(1797)，高山族三十六社天花流行，死亡甚眾，按其習俗，闔社遷徒。吳沙為其傳授方藥，病者疑而不敢服用，
有的病者服用後，痘病多愈，經他治療而痊癒者百數十人。由此，高山族人視之為神，納土謝之。
徐麟書（1781∼1849），原籍廣東蕉嶺。他出身於六世醫藥世家，從祖上起代代均以經營中藥材商為業，
同時以精通醫道為人治病為專長。麒書繼承祖上，對醫藥知識、技術之鑽研勤奮，造詣很深，獨具匠心，
對妙劑良方積累發明尤多，頗受世人好評。清道光年間曾被證為太醫院御醫。徐氏因親眼所見清廷腐敗，
不願立身其中，決意遠離京都而赴台。於台灣新屋後源柯懸壺行醫，以其高效而醫名漸盛。
一時以「和扁再世」之譽而聞名遐邇。他除了忙於診秀外，還將所用妙劑良方編撰成書，名《秘傳醫書》。
該書是為後代子孫繼承其醫業而撰，故多經驗心得以及臨證時諸種診療等要點，或可視之為傳世之作，
故其子孫世代均繼承其學，名於時。
范元成(1844∼1922)字瑞嘉，自幼隨父由泉州渡台，居基隆，潛心於醫術之學習，尤擅外科，名聞遐邇。
光緒十年(1884)，法國軍艦侵犯台灣，台胞被炮傷者甚眾，元成一一為之悉心救治，被治癒者不計其數，一時醫名鵲起。
基隆海防分府局知林源榮，聘元成為官醫；有海軍艦長頸部患奇疾，群醫束手，命在傾刻，經元成診治而愈，
船長譽「華佗再世」，欲以重金酬謝，元成拒收。且曰：「乘危取財，甚於盜賊，吾平日引以為戒，予救君豈為是哉」。
為此，艦長特聘元成為軍醫，隨艦遊歷各埠，及壯年而歸，隱居故鄉，求醫者益眾，名噪一時。
惜以「謀生多術，奚必歧黃，非有德者，不可為醫，吾所以不輕授人者，恐乘危取財也」之理論，
不原授生帶徒，使其醫術未能傳至後世。
防治霍亂、鼠疫等傳染病與黃玉階的貢獻：黃玉階(184∼1910)台灣台中人。先習漢學，年二十跟隨中醫師李清機學習醫學，
後即為人診治疾病，邊學習邊診治疾病，醫術進步很快，約於光緒八年(1882)由台中遷居台北懸壺，醫術精良，求診者日眾，
加之每多免費施捨，為民眾所敬重。公元1884年台北地區霍亂流行，死亡甚眾，黃氏精選良方，獨創合劑，診治施藥，
治癒者達七、八百人。公元1895年台北再次霍亂流行，黃氏除施濟合藥診治外，並印發《霍亂吊腳痧》醫書千冊分送全台。
據稱經他治癒者千餘人。其後，台灣鼠疫流行，蔓延數年，其間斑疹也流行很盛，黃氏更加繁忙於診治，均取得顯著成績。
特別鼠疫蔓延之勢甚猛，民眾缺乏防治知識，他請求當局准予成立「黑死病治療所」，自任該所主任，號召社會捐款，
他自己以身示範捐款500元，對防治工作進行全盤計劃，並編撰《黑死病疙瘩瘟治法新編》，印刷數千冊以遍贈全台各地，
為阻遏疫症之傳染流行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於他醫術高明，療效顯著，熱心防治等社會公益事業，
在民眾中與社會高層均有很高的知名度，為人們所崇敬和尊重，許多醫療機構聘請他作顧問、會長、主任等。
例如，台北縣黑死病治療所醫務囑託、仁濟醫院囑託、檢疫委員、傳染病預防委員、醫生會會長、
艋舺保安醫院傳染病隔離所醫務主任等等。他在如此繁忙的治療與社會兼職中，任勞任怨，勤懇奮進，作出了重大貢獻。
與此同時，他還很重視學生培養，跟從學習者甚眾，其中尤以葉煉金、尤子樵、王成渠、周儀塏等最為出色。
中醫界參與防治台北十九世紀鼠疫的醫師，還有黃守乾，台北人，本名鹿港，人稱鹿港乾，是當時台北又一名知名中醫師，
人們譽為台北中醫界之翹楚，門庭若市，療效卓著，處方用藥只是聊聊數味，且附有藥論，併兼用針灸。
日本侵佔之初，台灣地區鼠疫流行，死亡枕藉，他被聘為艋舺(今台北)傳染病院(今仁濟院)中醫部主任醫師,
被他治癒的鼠疫病人甚眾。鼠疫平息後，他仍回寓所行醫，求診者更多。於民國初卒，年近60歲。
關於醫學著作，此期尚少。《台灣雜記》載有：清.黃逢昶《醫方》一書，據稱「台灣橫山跨海，煙瘴迷漫，忽雨忽睛，
濕熱又相乘為患，內地人不合水土，致病亡，愛擬醫方。壬午三月稟請岑宮保刊行，醫人多資調治，
板藏台北府考棚內，後為滇軍取去」，未見。
台灣中醫藥學之發展與普及：明清時期台灣中醫學雖有顯著進步與發展，而且普及較快，
但因醫家忙於診務而很少著作留傳，對其實際狀況也難以得到確切的依據。黃叔璥(17世紀)，清大興人，康熙進士，
曾奉命以御使巡視台灣，撰《台灣使槎錄》八卷，詳述了他在任職時對台灣史、地、政治、經貿、民俗等等的調查情況。
該書有魯煜序曰：「煜聞先生之言曰：余之訂是編也，凡禽魚草木之細，必驗其形焉，別其色焉，辨其族焉，察其性焉，
詢之耆老，詰之醫師，毫釐之疑，靡所不耀，而後即安……先生必務詳審精密。」由此可見黃氏在其著作中關於藥物、
醫療病症的記述當是十分認真的，有著很高的可信性。現將其所述摘引如下，
從而可以了解當時台灣醫藥學發展水平的一個側面。黃叔璥述說：「志載藥材，有內地所不經見者：
如斑節草、柏菰、蒜茶菰、穿山龍草、土木瓜、風藤、水燭；亦有志所不載者：如金鎖匙治疳；鈴草、茶匙草、
虎咬黃、龍鱗草、四時春、馬蹄香(一名一枝香)、金劍草、龍舌黃、羊耳草、治黃姜、蔚子黃、金子龍、船花、
正埔姜、魚簽草、苦麻草、雞骨黃等去風解熱；烏甜葉(一名對面烏)止血；柏子草、半天飛涼血；雞卵藤、
宜梧草、萬年薯、撮鼻草治瘋，鴨嘴黃(一名定經草)調經；千里光治目……等。
所記述之中草藥共計133種，所治病證種類共計27種。分析27個病種，屬內科雜病者8種，屬外科(包括骨傷、腫瘤)者15種，
屬婦科者1種，屬兒科者2種，其他為眼科、喉科各1種。可知台灣當時依靠中醫藥治療的疾病群狀況，
醫師們醫療病種之特點與水平。所記述之藥物絕大多數有台灣特色或僅只產於台省者，而病種名目則與內地十分相似，
或完全一致（清，黃叔璥《台灣使槎錄》卷三，叢書集成本，商務印書館1936年），如果將黃氏所記述之藥物，
與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所收錄者作一比較研究，雖然還缺乏完全對應之依據，但也有脈絡可尋，因為，
趙氏自稱編撰中主要「參以舊存江閩秘書」。如斑節草，趙氏記述為斑節相思，
註明來自《諸羅(今台灣台南市之佳里鎮)志》藥用也相仿。又如：豬母菜，《台灣青草藥》指出即馬齒莧，
其藥用也與黃氏所述相同。考黃氏所述虎咬黃、茶匙黃，《台灣青草藥》認為兩者均是連錢草之別名，實為一物。
當是黃氏調查時所誤作兩藥，藥用相當。
台灣在清代已有藥物栽培。周煌《琉球國志略》卷15引蔡文溥《同樂苑八景》之一的「種藥堤」，
詩曰，「聞道仙家延壽草，移栽堤上自成叢，莫教劉阮（劉阮：相傳東漢時人，阮肇二人,同入天台山採藥遇仙人者）
長來采，留與君王佐藥籠」。《台灣青草藥》載：「延齡草，乃因傳說陷人延年益壽」故名。
「古時以地下莖煎汁，用以治療胃腸疾病」。
此外，黃氏在他的著作中還零星提到一些醫藥知識，例如：「夙山縣有姜，名三保姜，相傳明初三保太監所植，可療百病」，
「水沙連荼，在深山中……性極寒，療熱症最效，每年通事於各番議明，入山培制」，等等。
可見黃氏對醫療經驗調查之重視與態度之認真，他或許是一位精通醫藥的官員。
三、台灣與內陸的醫藥交流
隋代派員多次至台「求訪異俗」，如其「藥同於江表」，並詳記台民「婦人產乳，必食子衣，產後以火自灸(炙)，
令汗出，五日便平復」風俗習慣。此俗收入《隋書》、《杜祐通典》等，並由唐.陳藏器正式收入《本草拾遺》，
此後多為歷代本草學者所肯定，從而得到廣泛流傳與發展。
唐宋時期，有關醫藥交流疏於文獻記載，但官府的、民間的以及酋豪嘗串眾至福建沿海互市或殺掠者時時有之。
繼元之後，往來者日眾。公元1372年，明太祖命楊裁以即位建元詔告台之中山王，中山王派遣弟泰期等隨楊載入朝貢方物，
明太祖喜賜大統歷等。從此，中山王多次遣弟向明朝貢物，除馬匹外，多有硫黃、各種藥材等，逐漸擴大到南山王與北山王，
均與明朝建立了密切的關係，並各貢方物、藥材等，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其間除官府之藥物交流外，
1390年還曾發生翻譯屋之結等人私帶乳香十斤、胡椒二百斤被查獲之事，部門官要求「當入官」，明太組則「詔還之」，
而且「賜屋之結等六十人鈔各十錠」。可見明朝當局對與台交往之重視。
永樂間(1403∼1424)，大陸去台之百工技藝日新增多。其中自然包括醫師、藥工人員在內。
黃叔璥《台海使槎搓錄》記述此期「百工技藝，有挾一拉以往者，雖徒手無不得食，民爭趣之，永樂間，先後招來」。
可見大陸技術人員曾相繼往台以謀生計與出路。民間商貿也日漸頻繁，而且遠航山東、關東者。
例如：「海船多漳、泉商賈，……至山東販賣(台灣之)粗細碗碟、杉、糖、紙、胡椒、蘇木，回日則載白蠟、紫草、
藥材……，至關東販賣烏茶、黃茶……回日則載藥材……」等等。由此可見，兩岸之藥材已互通有無了。
鄭和出使西域，隨從費信，曾撰《星槎勝覽》(1436)，他們所記述之台灣「釀甘蔗為酒。煮海為鹽，能習讀中國書，
好古畫、銅器，作詩效唐體」。這是由於明代台灣之陪臣子弟與凡民之俊秀者，已習讀中國書以備他日長史、通事之用。
同時也說明台灣知識界、官方與大陸幾無差異，公元1591年，台灣禮官以日本方侵噬鄰境，台灣不可無王(尚永王卒)，
乞令世子速請襲封，於1595年尚寧請襲得皇上仁覆封王。鄭和船隊在台期間，還將姜移栽夙山(今高維)，
故有「夙山縣有姜，名三保姜，相傳明初三保太監所植，可療百病「之說，林謙光《台灣紀略》記述台灣當時居民
「疾病不足醫，輒浴於河，言大士置藥水中，濟度諸番，雲冬月亦入水澡浴以為快」。有傳大士為鄭和者。
陳侃，嘉靖進士，奉旨使台，由於台海風浪，隨從溺死者數而未果。嘉靖十一年（1532），封尚清為中山王，
特遣正使科左給中陳侃，陳侃居台多時，回來後於1534年撰《使琉球錄》，載乘之船長15丈，闊2.6丈，深1.3丈，
分為23艙。其駕舟民140餘人。護送軍百餘人，翻譯、禮儀、醫生及各色匠役百餘人，可見陣勢之壯觀，醫生人等之多，
必對台有較大影響。接待也以「洪武禮制……數代相承，不敢違制」。
清代與台地之文化交流，更加廣泛。特別在18世紀前後之百餘年間，禮尚往來、貢物遣使者年年不斷，
台灣已成為福建省的一個府。順治年間，張學禮曾使台灣，在其《使琉球紀》中說：「補差天文生李光宏、太醫吳燕時，
聘請從客陳翼等」、「船上下三層，闊2.2丈、長18丈……兵丁250餘名，長隨50餘名」，比之明代之乘船更加安全，
人員中已不是一般醫生，而是太醫，可見人員索質已有明顯提高。在藥材等交流方面更強調實際需要，
康熙五年(1666)，對並非台灣之土產者免其進貢。康熙二十五年(1686)，台地向中央貢物中有：丁香30擔，冰片32斤，
甜肉豆蔻四瓮。鑲金小箱內，裝有丁香油、薔薇油、桂花油備一罐，知其香料藥物之檔次也進一步提高了。
台地之醫療技術，如「台地村舍後每廣植(蕉)之」指出「性寒，婦人產後，每以蕉果少許，置兒口中，謂能清熱」，
「用火炙椰，其油自出，療齒痛凍瘡極放」，也相繼為大陸學者所沿用。如《本草綱目拾遺》引《台灣使槎錄》資料等，
以「椰油」入藥。又該書列香蕉為藥。稱《本草綱目》「於香蕉獨未明晰，今依《粵志》補之」。
雖然趙氏敘述香蕉條源於《粵志》，但所述內容與台地相似，亦可說明其源淵關係是密切的。
四、荷蘭據台時期的醫學
荷蘭人於1624年侵入台灣，為了馴服當地土著居民，協助其開發、掠奪島上資源，借傳教從事其撫化政策，
並以醫療作為傳教的先導。荷蘭人入台之後，修築熱蘭遮城為己用，城內設有總督官邸、士兵營房、教堂、
監獄、庫房和醫院。這個醫院主要從事駐台荷蘭人的保健醫療。翌年，荷蘭人又在赤嵌(今台南市一帶)建立市銜、
名普羅民遮，將中國人遷往該地，建民居住，並建立倉庫與醫院。
西班牙人竅據台灣僅16年(1626∼1642)，在此期間，天主教神父在傳教的同時，以醫學作為接近原居民的工具，
為當地人治療瘧疾與天花。這種以商業掠奪為根本目的的醫療事業，隨著荷蘭人及西班牙人撤出台灣而消失。
五、台灣早期的教會醫學（1865∼1895）
台灣如中國本土一樣，現代醫學的開端系來自西方基督教士的醫療。誠如上述，17世紀荷蘭人曾帶進了西方醫學，
但當鄭成功驅逐了荷蘭人。西方醫學也隨之消失，至1865年英國醫師馬雅各來台從事醫療傳教，才將西方醫學再次植入台灣。
19世紀最後的30年是台灣近代醫學史的關鍵時期。馬雅各、馬偕、蘭大衛是三位最重要的早期教會醫師，
他們的醫療活動不限於這時期內，與他門相關的三所醫院，至今仍在為台灣患者服務。
(一)馬雅各和新樓醫院
馬雅各醫師(Dr.James Laidlow Maxwell，?∼1921)是英國基督教長老會外國宣道會派駐台灣的第一位宣教士和醫師。
其畢業於英國蘇格蘭愛丁堡大學，獲文學士又醫學博士學位。1865年5月與另一牧師偕同中國助手吳水文、
黃嘉志等人抵達台南，在台南府城西門外設佈道所。於6月16日開始傳教及醫療工作。
後因故移至打狗旗，設立禮堂及醫館，繼續行醫，並擴充了病房，可容納10名左右住院病人，是為台灣設立醫院的濫觴。
1868年底，馬雅各醫師返回台南，租借二老街口許宅設立醫館，就是後來的舊樓醫院，此時，馬雅各醫師已諳台語，
並熱心醫療工作，深受患者信任，名聲遠揚，上門求治者很多。
(二)馬偕博士與馬偕紀念醫院
馬偕博士(Rcv.GcorgeLeslie Mackay，1844∼1901)是加拿大人，畢業於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
1873年作為加拿大長老教會第一位海外宣教師來到台灣，1872年挑選淡水作為傳教的根據地，先租用了一間民房，
醫療工作即在家裡進行。當時瘧疾在台灣肆虐，罹此病者死亡眾多。最為人所恐懼。
馬偕當時主要是免費為患者提供治療瘧疾的特效藥——奎寧，被當地人稱為「馬偕白藥水」。
各地民眾慕名前來求診者日眾。因房子狹小，不能變付，遂另設醫館。馬偕雖原來並非學醫，但深知醫療對於傳教的重要性。
他除了自修醫學以外，邀請淡水五洋行的駐診醫師來醫館協助診療，並傳授醫療技術，
在醫療實踐中逐漸積累豐富的醫藥知識和臨床經驗：
馬偕博士在醫學上的貢獻除了施療治病，為患者解除病痛之外，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林格醫師(Dr.B.S.Ringer)發現人的肺吸蟲後，推定了肺吸蟲的傳染途徑。
林格是淡水五大洋行的駐診醫師，也是對馬偕博士醫療工作幫助最大的醫師，曾在馬偕的醫館中服務了7年。
林格醫師於1879年在淡水解剖一因主動脈瘤破裂而死的葡萄牙人屍體時，在其肺臟組織中檢出一圓形「豌豆狀」的寄生蟲。
該葡人原為廈門曼松醫師(Dr.manson)的病人，遂將該蟲送去求證，曼松認為是吸蟲。
翌年，曼松在來自台灣之福建人患者咳出的紅色痰中檢出蟲卵，因此一併將成蟲與蟲卵送往倫敦之Cobbold請求鑒定，
Cobbold認為該蟲為未知之新蟲，在1880年命名為Distomaringeri即今之Paragonimuswestrmani。
林格醫師發現首例寄生於人體的肺吸蟲後，馬偕博士便開始尋求「肺吸蟲」侵入人體的原因。
發現台灣民眾嗜食淡水螃蟹而感染的事實。近代寄生蟲學研究證實馬偕博士當初的推斷是正確的。
(三)蘭大衛醫師和彰化基督教、醫院
蘭大衛醫師(Dr.David Lansborough，1870∼1957)是英國人，1890年于格拉斯哥大學畢業，獲文學碩士學位。
因立志從容醫療傳教，又送入愛丁堡大學學醫，
1895年畢業，獲醫學士學位，同年受英國基督教長老會海外傳道會派遣赴台灣從事醫療傳教。抵台之初，
蘭大衛在台南舊樓醫院協助安彼得院長看病，並施行大、小手術。1896年10月前住彰化，
會同梅甘霧牧師(Rev.Campbell N.Moody)等設醫館。11月29日即以教會作為診所開始醫療及傳道。
當時，醫院沒有固定名稱，彰化地區的人稱之謂「蘭醫館「，外縣市的人則稱它為彰化醫館。醫館的設備極為簡陋，
遇到需要開刀的病人，也僅能以竹床當做手術台，施外科手術。因為沒有護理人員，蘭醫師還要徹夜照顧病人，
又要看門診或騎自行車出診，工作非常辛勞。於蘭大衛醫師手術高明，病人愈來愈多，蘭醫師一人實難付，
遂聘請自大社前來協助，還收了五位學生幫助醫療護理工作。此後，每天晚上醫療工作結束後，
還要教導學生學習解剖生理等醫學知識。因為受當時社會觀念的限制，不可能解剖屍體，只能用猴子代替，
這是台灣現代醫學教育的開端，他的學生中不乏日後成為一代名醫者，如高在得、顏振聲、林進生、王光膽等人。
1912年，已在彰化渡過了17個寒暑的蘭大衛醫師與英籍女宣教師連瑪玉(Miss Majrie Learner)結成連理。
婚後，夫婦二人同心協力，不辭勞苦地服務於眾多中國患者。蘭夫人曾有為中國患兒捐獻皮膚的感人事迹。
1936年蘭大衛醫師年屆65歲，退休離開了他服務40年的彰化基督教醫院返回英國。
六、日本佔領時期的台灣醫學
(一)日本佔領時期之中醫藥學
日本漢方醫學源於中醫藥學，中醫藥學傳入日本已有干余年歷史，在日本曾有過巨大的發展，
為日本人民的保健醫療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公元1868年，天皇睦仁實行明治維新，在醫藥衛生方面，
祟尚追求西方醫學，輕視排斥漢方(即中醫)醫學，取締已有百年歷史的江戶醫學館，停辦漢醫學校、
醫學館與醫學所，用西醫課程考試漢方醫師之執業資格。漢方醫界雖儘力進行救亡抗爭，
但終因政府支持滅漢興洋而成效甚微。雖然漢方醫界前仆後繼，持續不斷鬥爭了半個多世紀，
也未能爭取一個合法的地位。
日本於1895年佔領我台灣之時，正是日本漢方醫學在政令和法律的強制下，已經失去了繼續公開抗爭的餘力。
從而步入日本漢方醫學發展史上最黑暗的歷史時期。台灣中醫界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雖然也多次請求，
但終難逃免被公然取締的命運。台灣之中醫藥學步入了醫師逐年減少，而藥店、藥業人員逐年增加的畸形發展。
本世紀二十年代台灣，可以執業的合格醫師數雖有上升，這與昭和年間日本漢醫團體之再度崛起，其活動也波及台灣，
有著比較密切的關係，然其最重要的因素還是中華民族對自己傳統醫學信賴的社會基礎。
現將日本統治台灣的三次有關中醫藥統計情況列下：
1897年日本佔領台省之統計：當時有中醫1070人，據當局分析，富有聲望者29人，通儒施醫者91人，自稱祖傳者97人，
其他均為一般時醫，佔80%左右。
1901年，日本佔領者對台灣中醫進行考試(按：日本明治維新對其本土之漢方醫生舉行考試，主要考西醫，其目的是將中醫改造成為西醫，為消滅取締中醫的一種手段)，然而申請報考者竟多達2l26人，經過考試及格者仍有1097人之多，可見我台省中醫界求生存競爭之烈。加上未經考試而有許可證者650人，以及考試不及格但給予同情許可證者156人，因此，台灣本世紀初，有合格中醫師1903人。此後，日本為了在台灣推行其消滅中醫的政策，不再舉辦中醫考試，從此，中醫絕了後來者，三十多年間，中醫師只能年年減少，乃至完全消滅。
1931年，日本昭和六年末，當局對台省各地之醫藥情況進行了比較系統的調查統計，有醫藥人員共3l61人，其中本島人之醫生325人，經營中藥者2519人，經營洋藥者112人；內地人之經營中藥者17人，經營洋藥者179人；外國人之經營中藥者9人，醫生共計325人，僅占藥物經營者2836人的11.5%，而且這些醫生均集中在台北、新竹、台中、台南，而澎湖、花蓮港與台東竟無醫生，這完全是日本佔領者在台推行其消滅中醫政策的典型惡果。到1945年台灣回歸時，台省持有許可證的中醫僅存10人，台灣中醫瀕臨被消滅的境地已可見一斑了。《台灣皇漢醫界》第51期編後記稱：「查去年台灣總督府所謂之全島漢藥業者，有2545人之多，而洋藥業者才有291人也。由是觀之，足悉我台民之信用漢藥者較之洋藥者尚眾，然與藥最有關聯之醫生，據同年所調僅殘325人而已。靈效之漢藥，鑒近雖有中興之勢，而漢醫竟歸於衰落之途，良可慨也」。
台灣中醫藥界之救亡鬥爭：如果說日本佔領台灣之初出於政治之考慮，在消滅中醫方面尚不如在其本土那麼明目張胆，台灣中醫所感受的壓力還不迫切。然而30年過去了，老年中醫相繼離世，而不能有任何後繼者補充，中醫界終於感受到形勢之嚴重，在昭和初日本漢醫學界又一次組織學會，與當局進行救亡鬥爭的影響下，也開始組織學會，創辦雜誌，動員社會力量，與當局進行說理鬥爭，爭取中醫後繼人才的培養與合法地位。
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約與日本「東洋醫道會」「皇漢醫道會」創立同年，台灣陳茂通氏等，聯絡東京之醫道會，在台創設支部，陳任支部長，由東洋醫道會台灣支部發行《台灣皇漢醫界》月刊，現僅摘其若干論文之要略，可知台灣中醫救亡鬥爭之狀況與結果，林彭輝以《論漢醫藥將來當有發展可觀》為題指出：漢醫被日本國法禁止，「然島民久信漢醫，慣用漢藥。……」並對當局請願運動，靡不竭力奮鬥，「廢餐忘寢，以期保存國粹」。「所最憾者，政府無設漢醫學校」，」切望當局諸公，早鑒現代之趨勢，俯察下情，急籌設法，俾國粹昌明，共登壽域」。然而終未能對日本當局消滅中醫之既定政策產生任何影響，我台省中醫因在日本近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下，已基本上破取締消滅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醫已日漸減少，西醫之培養由於受到當局的支持，畢業者漸多，加之日本學者到台，關注中藥研究者漸多，對於中醫或有倡導中西匯通之研究者，則續有發展。然亦議論多而甚少實際研究者。例如，陳寄生以《漢西醫藥均須研究說》為題，嘆「吾台精於漢醫者固多，然能取西法參而用之者，寥苦辰星」，他佩服陳好敕「先生不但漢醫精微，對西法之潛心研究，實有出人意外者」，他希望「人人能如好敕先生，則吾台皇漢醫道之發達，定能昌大其將來世」，在這一思潮影響下，一些中醫由於當局限制消滅中醫的政策所迫，由鑽研中醫學問轉而學習西醫，以謀出路。史實說明，由於當局並無支持之意，這種希望只能成為學者們不能實現的幻想。
日據時期台灣著名中醫師：台灣在日本侵佔之初，中醫隊伍還很壯大，且不乏醫術高明之士。據有關文獻收載綜合其知名者約60人，比明清之知名者高出倍余。現僅舉其代表人物簡介如下：
吳得福(?∼1895)，台北大安庄人，吳氏崇尚道教，兼通醫藥，治病多效，名聞鄉里。公元1895年日本派軍侵佔台灣時，他便參加了抗日運動，不幸於同年8月31日為日軍所俘，竟公然被判處死刑。吳得福不堪獄中虐待而自殺。
丁寶鋆(1874∼1911)，字錫奎，號士庄，賦性聰敏，為人厚道忠誠，勤於攻讀，博採群書，年21歲因反抗日軍佔領台灣，隨兄到泉州避難，適逢晉江科期，乃報名應試，及第庠生。不久，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回到台灣，此時台灣鼠疫流行，死者甚眾，他觸景傷情，發奮攻讀醫書，得張仲景《傷寒論》與《金匱要略》朝夕誦讀以求明醫之理，其後又鑽研《黃帝內經》與《難經》等經典醫籍，對醫理與臨床診治經驗的積累日豐，治療效果也不斷提高，人謂「手出藥方，多見奇效」。他醫德高尚，不收謝禮，惜年僅37歲而終。
黃瑤琨(1874∼1925?)，號青華，著名中醫黃玉階之介弟，少時學習岐黃之術，年長後醫術更精，1897年畢業於國語學校第三附屬速成科。後入「本省人醫師養成所」肆業，適逢該校改為醫學校，成為該校的第一屆畢業生，是為台省人最早的西醫師，任台北醫院醫務助手，工作三年後辭職，自己開設「日新醫館」。後又任台中廳員林公醫，於1914年返回台北，再次在大稻埕懸壺問世，並對地方公益事業多所貢獻。
楊棕(1881∼1932)，彰化街(今彰化市)人，字炳棕，其高祖於清代中期遷居台灣鹿港棋盤厝，1888年移居彰化街西門。祖父楊地富，父親楊安坐，均以醫為業。楊棕為安坐之長子，繼承父、祖之遺志，在彰化懸壺濟世，很受群眾敬重，1900年楊棕創辦「楊棕醫院」，求醫者日眾。楊氏醫德高尚，若有貧寒者就醫，不但不收藥費，有時還自備出診轎車往治，甚至遇有不治之病患，死後無力埋葬者，他還贈予棺木等費用。1930年為了滿足需要還擴建貧民病房10餘間，收治貧民患者住院治療，改「楊棕醫院」為「璜溪醫院」，擴大了診治範圍，由此名聞遐邇，北至新竹，南到嘉義，叩門求醫者絡繹不絕。
尤子樵，台北人，初學儒，後跟台灣著名中醫學家黃玉階攻讀岐黃之術，特別對慢性疑難病症頗多治驗，與當時名醫鹿港乾、葉煉金齊名。尤以婦科、傷寒之病症，每因中西醫診治罔效者，經他施治多轉危為安，被譽為台北首屈一指的中醫。
許一壺，原籍海南，移居嘉邑之竹林庄。名如棟，早年父母雙亡，稍長即外出遊浪，為人司會計事，其間多與方技家交往，虛心請教學習。凡葛洪《肘後方》之書，華佗五禽戲之術，都勤學博採，極意搜尋，務得其要領而後罷。多年的積累，使自己醫療技術日益豐富，求其診治者接踵而至，時人以董奉杏林謄之，醫名大振。由於台地山嵐瘴氣嚴重，謀財之奸商庸醫不少，劣藥充市，許氏對此十分憤慨。他常說：「人命非可草荐視者，……吾其為韓伯休乎」。對自己所用之藥「非地道者不採置」，更加勤奮情考《神農本草經》、《雷公》遺法，尊古炮製，作到藥精而價廉，頗為人們所崇敬，晚年入山林隱居不出，享年七十有四。
(二)日本據台時期的現代醫學(1895∼1945)
1894年日本發動對華侵略戰爭，即「甲午戰爭」，迫使清朝廷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從此台灣和澎湖列島不幸淪亡，被日本侵略者佔據。從1895年開始，台灣人民在日本殖民者統治下生活了半個世紀。日本統治者出於其殖民利益的需要，對台灣醫學顯示了一定的關注，形成此時期醫學發展的某些特定環境與狀況。
1、醫療衛生行政
日本佔據台灣後，設總督府於台北。在衛生行政方面，分設中央及地方衛生行政機關。初置衛生事務所於台總督府官房，主管台灣衛生事務，由民政局內務部警察課掌管保健衛生，由軍部辦理醫事衛生。因官制改訂，幾經變革後，設衛生課隸屬總督府警務局，為中央衛生行政機關，掌管島內一般衛生行政。其主管業務包括：傳染病及地方病、衛生保健、海港檢疫、上水(飲用水)及下水(水溝)和市區及港灣之衛生計劃、醫制及藥制、官公立醫院、取締鴉片及其代用品，有關濟生會及其他施藥事項。地方行政機關有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及高維五州及台東、花蓮港、澎湖三廳，各州警務部置衛生課、各廳警務課置衛生系，以分掌各地方之衛生行政事務。
2、醫學教育
日本據台後，總督府於1895年6月20日在台北大稻埕千秋街創立了台灣病院(後改稱台北病院，再改稱台北醫院)。兩年後，即1897年4月，台北醫皖院長山口秀高在院內設立醫學講習所，集台灣子弟約30名施以近代醫學教育，入學者多為日語傳習所畢業生、醫生(中醫師)，及藥店弟子，初期由台北醫院派醫師四名，藥局人員兩名擔任教學，教授一般課程(物理、化學、數學、地理、歷史、動植物學等)及醫學，此為日本據台後醫學教育之開始。此試辦之醫學講習所頗具成效，乃於1899年制定總督內醫學校官制，4月正式成立台灣總督府醫學校。1902年5月11日第一屆本科學生3名畢業。第二屆僅有畢業生1名。第三屆10名。第四屆9名。第五屆增加到23名。其後，年有所增，醫學教育逐漸步上軌道。早期的醫學校沒有屬於自己的醫院，而基於日本殖民主義者對台灣人的歧視，以日本病人為主體的台北醫院不開放給台灣學生做臨床學習，只能由日本教師率領台灣學生遠路到台北仁濟院或行旅病人收容所做臨床實習。
日本統治台灣時期所設之最高學府為台北帝國大學。該校開設之初，只設文政、理農兩學部，至l936年始設立醫學部，以台灣總督府台北醫學專門學校校舍改充醫學部之用。1936年1月7日，制定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規程，3月23日任命三田定則為該學部第一代部長。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教授多由日本本土各大學教授、副教授中選拔，一部分由台北醫學專門學校或台北醫院主任級醫師轉任。杜聰明為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中唯一的台灣人教授，1937年三田定則升任台北帝國大學總長，由東京帝國大學名謄教授永井潛接任醫學部長。台北醫院移管，成為台北帝國大學附屬醫院，小田俊郎任初代院長。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0月2日台灣終於光復。台北帝國大學由國民政府派員接收，改為「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部改為「醫學院」，由原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杜聰明任院長。附屬病院改為「附設醫院」，由大陸來台的陳禮節任院長。
3、有關疾病
日本佔據台灣後迄大正年代初期，台灣地區死亡率最高的疾病是瘧疾，每年因瘧疾死亡的人數高達1萬人。其後，逐漸減少。1907年前後，死於肺炎的比率逐漸升高，至1917年肺炎已佔台灣本島死亡原因的首位。其次是下痢腸炎和肺結核。
(1)急性傳染病
台灣的急性傳染病有鼠疫、腸傷寒、赤痢、霍亂、天花、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瘧疾、恙蟲病等。
①鼠疫：
日本佔據台灣初期，急性傳染病中以鼠疫最為猖厥，1896年台灣有鼠疫大流行，系由廈門進入安平之帆船帶來此病。安平發生病人40∼50名，台南也有救十名，稍後又經淡水侵入台北。最先發現此病者為日軍駐台南部隊二等軍醫村上彌若。他將從病人腺腫液培養出的檢體送往東京軍醫學校教官岡田國太郎請求判定，結果證實此乃Yersin鼠疫桿菌(Yersinia
Pestis)，這是首次給日本人檢出之Yersin桿菌。當時尚不明確鼠疫流行與鼠的關係，但鼠疫流行前後老鼠大量死亡這一事實已引起了台灣和香港的有關人士的注意。同年11月，鼠疫流行仍無止息跡象，也缺乏有效的預防辦法，遂邀請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緒方正規、山極勝三郎來台做細菌病理和臨床研究。在台北小南門外設立了鼠疫研究室，堀內次雄輔佐工作。他們證實了鼠和人類之鼠疫為同一病原體Yersinia
Pestis，而附著於老鼠的吸血昆蟲跳蚤為傳播媒介。於是，遂加強滅鼠以防止鼠疫蔓延。然而，貿易船隻的往來，使台灣的鼠疫一直繼續不斷，流行達22年之久，患者總數達301901人，死者達24104人。
②瘧疾：
自古以來，台灣被視為瘴疫之區，人臨其境，多罹病而死。這種情形即使到了19世紀末仍未有改善。其中威脅島民健康最為嚴重者就是瘧疾，當時尚不知瘧疾系由蚊蟲傳播，而相信是由地面升起的瘴氣所引起，故西人來台者常將睡床架高以防瘴氣。直至1898年，日本佔據台灣的三年後，才由Ronald Ross和Manson證實瘧疾由瘧蚊(Anopheles)蚊傳播。此後一時期內，對Anopheles蚊的研究很多。木下嘉士朗1901年最先報告台灣有瘧蚊存在。羽鳥重郎在台北搜集調查蚊蟲並羽化出新種，命名為台灣瘧蚊。1902年發現四日熱瘧疾原蟲。其後，經研究確定的蚊種類達14種之多。
1913年開始防瘧工作，制定了防瘧規則。在特定地點依據實驗資料檢出瘧原蟲保有者，對Anopheles蚊孽生之沼澤、水池、排水溝等撤藥滅蚊。並對全島采血驗出之原蟲保有者，予以奎寧內服治療，1919年在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設置了瘧疾治療實驗所。誠如前述，瘧疾曾經是台灣省死亡率最高的疾病，後因防疫奏效，死亡人數顯著降低，但仍未能根絕。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前，瘧疾仍高居台灣地方病之首。
③霍亂：
1895年日軍侵入台灣時，正值霍亂流行，當時澎湖諸島亦有流行。此後，於1902年、1919年及1920年均有大流行，尤以1920年之流行為烈，流行於台北、台南及澎湖諸島，病人3836名，死2693名。翌年疫情再燃，流行於台中以南之西部地區，其後迄1941年有6次局部流行。
④天然痘(天花)：
與霍亂同樣主要由境外傳入，1906年一月頒布台灣種痘法後，每年定期施行一次種痘。有發生天然痘的地區，則實施臨時種痘。後仿效日本本土，達十歲時第二次種痘，預防的效果較為顯著。超過500人的流行只有1920年1次而已。所使用的疫苗最初由日本輸入，大正時代由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衛生部製造，自給自足，熱帶醫學研究所成立後，使用台灣水牛製造痘苗以供島內需要。
⑤腸傷寒及副傷寒：
1905年堀內次雄首次在台灣本島檢出B型副傷寒桿菌，1907年黑川嘉雄檢出了A型副傷寒桿茵，台灣的腸傷寒流行迄1905年，每年發生數均在200名以下，但由1912年以後急劇增加，超過1000名。好發於都市、日本人之罹病率高是其特徵。總督府衛生課技師下條久馬一與曾田長宗分傷寒桿菌為12型，追究菌型以探討此病感染途徑，有助於防疫。
⑥痢疾：
台灣有阿米巴痢疾，稱台灣痢疾，常會引起肝腫瘍。1905年海軍軍區田代豐吉郎在澎湖島馬公首次檢出痢疾桿茵。總之，痢疾在台灣未見大流行。自1904年至1941年之間，細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合計每年有100∼600名病人，年間死亡人數最多不到200名，杜聰明及邱添賢研究中藥發現木瓜葉中富有對阿米巴有強烈毒殺作用的有效成分。
⑦流行性腦脊髓膜炎：
堀內次雄、蒲池佐太最先報告本病。1918年1月，在台北及各地發生流行，其後20多年間，發生若干散發病人。1923年間，有較大的流行。
⑧恙蟲病：
根據1911∼3943年間的報告，台灣的恙蟲病人共計3921人，分布於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南投、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台東、花蓮、宜蘭、澎湖等13個縣市、蘭嶼及澎佳嶼，1908年在花蓮港廳轄山地發生類似腸傷寒之熱性病人，俗稱木瓜熱。其後在各地發現此病。1914年太魯閣山地日軍討伐隊員多數發病，衛生班之羽鳥重郎進行本病之流行病學及臨床觀察，於1915年在台灣醫學會雜誌上發表文章，稱之為「發疹性腺腫熱」，酷似日本新瀉地方之恙蟲病。1920年新瀉醫科大學之川村麟也和山口正道來台確認新瀉系恙蟲病毒與台灣系恙蟲病毒之間成立交叉免疫。台灣恙蟲病之死亡率為10.7%，遠較日本本土之31.5%∼36.8%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