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地方病、寄生蟲病與毒蛇咬傷
①甲狀腺腫：此為台灣廣泛分布的地方病之一，其病因與飲水中鈣含量過高和碘含量過低有關，
甲狀腺腫在台北州濁水溪上游、新竹州大溪一帶、台中州埔里地方、高雄州、台東及花蓮港山地均有分布，
山地人發生率最高，台灣本島人次之。
②寄生蟲：在台灣最早發現報導的寄生蟲病為肺吸蟲。英國醫師林格於1879年在淡水發現首例人體肺吸蟲患者，
1915年中川幸庵在台灣新竹發現竹東郡山地部落溪流中的赤蟹及毛蟹為傳染肺吸蟲的第二中間宿主，
1917年橫川定證實了淡水螺為肺吸蟲的第一中間宿主。
其他一般腸寄生蟲病之感染率很高，蛔蟲、鉤蟲、鞭蟲及蟯蟲最為普遍。
③毒蛇咬傷：台灣島跨熱帶及亞熱帶，四時氣溫高，雨量豐富，草木郁蔥，適合蛇類棲息生長。
迄1941年台灣已發現蛇類51種，其中有15種為毒蛇。島民被毒蛇咬傷，屢見不鮮，因而致死者亦為數不少。
根據總督府的調查，1897年至1903年間，全島遭毒蛇咬傷人數為1853人，
1901年至1938年間，毒蛇咬傷人數為12645人，死亡者為839人。
在台灣最早開始從事毒蛇之研究者為羽鳥重郎(1904)和山口謹爾(1921)，
後來台北帝國大學藥理學教研室以杜聰明教授為主所展開的蛇毒之藥理學及毒物學的研究為蛇毒之研究開創了新的領域。
他和門生的實驗歸結出蛇毒可分為出血性蛇毒與神經性蛇毒。
4、醫學人物
這一期間，台灣醫界最傑出的人物是杜聰明博士，杜聰明(1893∼1986)，號思牧，生於台北談水三芝鄉北新莊子，
祖籍福建泉州，17歲考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1914年以首席畢業，1916年東渡日本，入京都帝國大學藥物學教室，
接受森島庫太教授的指導。於1922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為台灣有史以來獲得博士學位的第一人。
1925年12月以台灣總督府在外研究員身份派赴美、加、英、德、法、意六國進修。
1937年任台北帝國大學教授，擔任藥理學講座。
杜聰明教授一生以「樂學至上，研究第一」的精神，專心致力於台灣的醫學研究，在台灣產毒蛇及蛇毒之藥理學、
鴉片煙及嗎啡類慢性中毒及中藥藥理學的研究等方面，成績卓著，獲得國際聲譽。
1939年第13回日本藥理學會在台灣舉行，由杜聰明任會長。在杜先生領導的台北醫學專門學校
及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藥理學教室里培養出很多傑出的藥理學家。1945年日本投降，結束了對台灣的統治，
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改稱台灣大學醫學院，杜聰明出任首任院長，並一手創立了高雄醫學院，
為台灣培養了無數醫學人才，譽為台灣醫學之父。
西醫的傳入
近代西方醫學發展概述
文藝復興以後，西方醫學開始了由經驗醫學向實驗醫學的轉變。1543年，維薩里發表《人體構造論》，
建立了人體解剖學。這既表明一門古老的學科在新的水平上復活，又標誌著醫學新征途的開始。
17世紀實驗、量度的應用，使生命科學開始步入科學軌道，其標誌是哈維發現血液循環。
隨著實驗的興起，出現了許多科學儀器，顯微鏡就是其中之一，顯微鏡把人們帶到一個新的認識水平。
18世紀莫干尼把對疾病的認識由症状推到了器官，建立了病理解剖學，為研究疾病的生物學原因開闢了道路，
此外，牛痘接種的發明，公共衛生和社會醫學的一些問題引起人們的重視。
到了19世紀中葉，德國病理學家微爾嘯（Virchow）倡導細胞病理學，將疾病的原因解釋為細胞形式和構造的改變。
細胞病理學確認了疾病的微細物質基礎，充實和發展了形態病理學，開闢了病理學的新階段。
19世紀下半葉巴斯德證明發酵及傳染病都是微生物引起的，德國人科赫(KochR．)發現霍亂弧菌、結核桿菌及炭疽桿菌等，
並改進了培養細菌的方法和細菌染色方法，大多數主要致病菌在此時期內先後發現。
巴斯德還用減弱微生物毒力的方法首先進行疫苗的研究，從而創立經典免疫學，以後，
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俄國人梅契尼科夫（MechnikovlI．）系統闡述了吞筮現象及某些傳染病的免疫現象。
在臨床醫學上，19世紀診斷學有了很大的進步，叩診法在臨床上推廣應用；雷奈克(LaennecR．)發明聽診器；
許多臨床診斷輔助手段，如血壓測量、體溫測量、體腔鏡檢查都是在19世紀開始應用的。19世紀中葉以後，
解剖學的發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無菌法的應用，對外科學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從此外科學開始迅速發展。
19世紀末期，體腔外科普遍發達，這樣許多臨床專業(如婦科、泌尿科、眼科等)中除進行內科處置外，
外科方法也獲得重要地位。藥物學方面，19世紀初期，一些植物藥的有效成分先後被提取出來。
到19世紀末合成阿斯匹林，其後各種藥物的合成精製不斷得到發展。
19世紀，預防醫學和保障健康的醫學對策已逐漸成為立法和行政的問題。勞動衛生學、營養和食品衛生學、
學校衛生學相繼產生。19世紀末葉和20世紀初，衛生學中又劃分出社會衛生學，它的目的是研究人民的健康情況，
患病率和死亡率的原因以及與它們鬥爭的方法。此外，英國南丁格爾(NightingaleF．)1860年創立護士學校，
傳播其護理學思想，提高護理地位，使護理學成為一門科學。
西方醫學的再次傳入
明末清初，來華的傳教士把基督教帶到中國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近代科學和醫藥學。
由於當時主要傳人的只是淺顯的解剖生理知識，而且西醫在臨床治療技術上並不優於中醫，故影響不大。
西醫開始對中國醫學發生影響是在19世紀初，牛痘接種法以及西醫外科和眼科治療技術的傳入，
隨著西醫傳入的擴大，近代西醫學的成就相繼引入中國，從而為西醫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鴉片戰爭改變了中國原有的歷史進程和社會性質。鴉片戰爭後，教會醫院由沿海進入整個內地，
幾十年間教會醫院在各地比比皆是，成為和教堂一樣引人注目的教會標誌。
廣州是近代中國最早與西方世界接觸的前沿，也是西方醫學最早輸入和最先繁榮的城市。
早在1835年廣州就有了傳教士建立的第一所眼科醫院，1838年「中國醫學傳教協會」在廣州組成。鴉片戰爭後，
1842年11月伯駕從美國回到廣州於舊址重開醫院，在1845年以前，教會醫院的外科切割手術都是在無麻醉下進行。
1846年伯駕引入乙醚麻醉法在他的醫院第一次試用，使醫院在實施外科手術上有重大進步。
同年10月，伯駕又從波士頓買到傑克遜(JacksonCT．)醫師研製的麻醉儀和一批乙醚，
隨同附來的一封信介紹有使用這種儀器和藥物的方法。這種儀器的安全性顯然更好。
時隔兩年伯駕很快又引進氯仿麻藥，1849年11月24日，他首次對一例膀胱結石病人用氯仿麻醉，結果十分成功。
麻醉藥引入教會醫院，使教會醫生外科手術的選擇範圍大大擴展。以伯駕為代表的教會醫生在引進麻醉劑方面是迅速的。
1846年美國醫生摩頓(MortonWTG．)首先使用乙醚拔牙。在英國1846年12月，倫敦外科醫生也開始應用乙醚於外科手術，
1847年11月15日辛普森醫生在愛丁堡皇家醫院首先用氯仿於外科手術。
這兩種麻醉藥為西醫外科發生根本性變化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於教會醫生和他們本國教會組織保持著密切聯繫，
使他們能即時地輸入一些新技術，為教會醫院在中國的發展保持技術優勢。1842年後廣州教會醫院的治療範圍逐漸擴大，
眼病雖然是醫院的治療重點，但是疾病的種類已涉及到內外科、骨科、皮科和牙科方面，手術包括腫瘤、膀胱結石、
乳腺疾病、壞死性骨骼切除等。
廣州眼科醫局是當時規模最大、影響也最大的教會醫院，除此之外還有幾個小診所。
例如，1848年美國公理會鮑爾(BallD．)醫生在城內公理會教堂里開有一個診所，1851年美國長老會醫生哈珀(HapperAP．)
在廣州開辦惠濟診所。
五個口岸的教會醫院的根本宗旨當然是為了傳教，但同時它還發揮著另外一個作用，即給口岸上的外國商人、
僑民和駐軍服務。譬如寧波舟山教會診所為駐紮舟山的英軍提供大量藥品。
上海倫敦會醫院開創之初的主要經費都是向上海的英國僑民募捐的。
英國傳教士洛克哈特開創了在上海建立教會醫院的歷史。他看到了上海作為華東沿海一個商業中心的重要性，
於是停止舟山診所工作轉到上海。洛克哈特在1845年的醫院報告中說，他的醫院一年時間治療的病人達一萬餘人次，
不僅有上海的居民，還有蘇州、松江等附近城鎮的患者。鑒於這種有利的形勢，
1846年起他又計劃建立更大的醫院和購買更多的設備。1849年上海醫院開始用氯仿進行外科手術。
在上海從事醫藥事業的教會仍然是英美的基督教差會和法國天主教會。
1847年美國浸信會曾派遣詹姆斯(JamesJS．)來上海開診所。
1848年美國美以美會傳教士泰勒(TaylorG．)到上海辦診所持續了5年，1854年由凱利醫生接替直到1856年。
美國聖公會的菲什(FishMW．)醫師1856年到上海，在城裡聖公會教堂附近設有一個診所直到1858年。
法國天主教會於1849年在上海建天主教堂，教堂里兼開診所，
神父勒麥特里(lemaitre)和法國兩名外科醫生法勒(Fallier)和休巴克(Hubac)在這個天主教診所負責醫務工作，診所維持到1867年。
寧波、廈門、福州三個同時新辟的口岸,傳教士當然不會放棄。這三個口岸醫藥傳教的情形與上海、廣州沒有根本區別，
不過規模較小。1843年11月浸禮會的麥高恩(MacgowanDJ．)就在寧波城內商業區利用一個中國商人提供的房屋辦起診所，
主要收治眼病患者。次年，美國長老會的麥卡特夫婦(McCarteeDB．)到寧波傳教，在住宅里看病，
他們在這裡收養中國女孩金韻梅並給予教育，然後送到美國紐約學習醫學，學成回國後一直為教會作醫療工作，
是中國第一個在國外留學醫科的女醫生。1841年廈門被英軍佔領。1842年6月，英國傳教士卡明(CummingWH．)
醫生在靠近廈門的鼓浪嶼開辦診所，1843年11月，美國長老會赫伯恩（HepburnJC．)也來到鼓浪嶼在卡明的診所工作。
但是，根據教會的指示，他們很快從鼓浪嶼轉到廈門市區內。
1848年倫敦會醫生希斯洛普(HyslopJ．)到廈門開始醫藥傳教工作。1850年美國長老會揚(YoungJH.)醫生到廈門開辦診所。
1853年赫希伯爾格(HirschbergHJ．)從香港來到廈門接替揚，直到1858年。
福州教會更晚，1848年秋季，美以美會懷特(WhiteMC．)首先到福州開診所，1851年威爾納（Wiley）
來繼續這裡的工作直到1854年回國。1850年英國聖公會的韋爾頓到福州，在一個佛教廟宇辦診所到1856年。
1842年後香港變成英國殖民地香港有大量英國駐軍和外國商人，當內地發生戰爭時大部分傳教士和僑民便選擇香港作暫棲地，
這個狹小的港島成為出入中國的重要門戶。港島因此變得擁擠，加之氣候炎熱和潮濕，經常流行瘧疾、痢疾和黃疸病。
病人不僅有原島上的中國居民，還有英軍士兵。英軍艦船上的軍醫院無法適應病人大量增加的治療需要，
軍醫院從船上搬到島上。1843年軍醫院全部遷入港島上一幢新建的樓房裡，同年，香港成立公共衛生和清潔委員會，
1844年3月，香港頒布「維持香港殖民地秩序和清潔」的公告，1845年香港成立「中國內外科學會」，
由英國海軍醫生塔克(TockerA．)任會長，合信(Hobsen B．)任秘書，成員共7人。學會下面設一所圖書館，
他們和內地教會醫生有密切的關係，定期召開醫學討論會，與內地醫生共同研究中國常見的流行病和中國植物藥物等問題。
由塔克代表該醫學會提議在香港建立一所教會醫院和醫學校，教會醫院計劃很快得到實現，
但關於香港醫學校的計劃後來因為經費來源出現了困難和香港內外科醫學會的悄灰解體沒有得到實施。
在學會直接組織下，1843年6月，香港第一個教會醫院落成。醫院的主要工作除門診部外還有可以容納40多人的病房。
實際醫療工作是合信和另一個醫生承擔，同時經常有一些在港的外國醫生幫助，
1848年初，倫敦會派赫希伯格來香港負責醫院工作，並於1848年3月20日在中國九龍增加一個診所。
赫希伯格在香港工作到1853年後轉到廈門。合信培養的兩名中國青年參與眼科病的治療和手術工作。
合信對醫學教育抱有濃厚的興趣，1844年他向香港內外科學會建議儘快發展香港醫學教育。
他認為，可以首先組成一個6到10人的醫學班，前期講授物理、化學、生物學等課程，然後在醫院實習臨床科目和解剖示範。
醫學會雖然批准了他的計劃，但在三年後，1847年當合信再次從英國回到香港時，他帶來的在國內籌集的經費
遠遠不夠用於建立一個學校，加之香港醫學會的解散，合信設想建立香港醫學校的願望最終沒有實現。
(後來香港出現的醫學校與合信無關)但是，1850年，合信卻在廣州發表出版中文書籍《全體新論》，
合信希望這本醫學著作成為向中國人講授西方醫學有益的教材。
《全體新論》有過幾次再版重印，一度成為為數不多的幾本中文標準醫學著作。
教會醫學在中國的發展
一、教會醫藥事業的擴大(1861—1899)
鞏固主要城市的工作
(1)廣州：
早先由伯駕醫生開創的廣州眼科醫局,在戰爭中被夷為平地。1858年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硝煙尚未散盡，
美國傳教醫生嘉約翰便再度踏進廣州城，開始他在中國長達40餘年的行醫生涯。嘉約翰抵廣州後，
即在南郊增沙街租下一間店鋪，加以改造和裝修，粉刷一新，使之適和於醫療。
1859年1月中旬醫院開業，正式命名為博濟醫院。在這所中國早期著名的教會醫院裡，嘉約翰自任院長長達44年。
中國醫生黃寬，在英國留學獲醫學博士於1858年回到廣州，在金利埠仁濟醫局(屬倫敦會)任醫生。
博濟醫局開張後，應嘉約翰之邀，黃寬常到醫院給病人施行外科手術和會診。
博濟醫院的業務發展甚速，漸漸增多的病人使原有病房的容量已經不能適應。嘉約翰為此在廣州轂埠又尋覓得一塊地皮，
當作擴大醫院規模的新址。博濟醫院新址自1863年開始基建，到1866年完成，10月開診收治病人。
博濟醫院儘管規模迅速擴大，但其病房設施非常普通，當醫院仍然難以滿足病人需要時，
附近的民房和禮拜堂就被當作臨時住院處。
若沒有象黃寬這樣的中國醫生鼎力相助，博濟醫院恐怕難以維持下去。
因為嘉約翰由於自身的健康和在美國家屬的病人等原因，需要不定期回國。
此時醫院的管理和醫務責任就落到中國醫生的身上，中國醫生和助手也因此有獨立作主的工作機會而進步長足。
當嘉約翰1867年因上述原因回國休假時，全部醫療工作和管理由黃寬及其學生掌管。
黃寬主持施行了包括17例膀胱結石在內的多種相當困難的外科手術，他的助手則承擔所有的小型手術和大部分眼科手術。
對病人索要費用的問題漸漸引起各方的注意。教會醫學雜誌發表了各方教會醫生的討論，分歧者各執所見。
少數醫生反對收費，根據是他們的病人大多是窮困潦倒的平民，而且現在仍應遵循早期傳教先鋒開創的慈善治療的原則；
主張收費者也有他們看似正確的理由，首先免費治療不能招來有錢人和有勢力的人；
其次，即使免費藥物也未必完全得到病人的信任。後者擁有更多的贊同者，收費看來已成趨勢。
對窮人一如往常免費診病，但醫院的牧費普遍很低，由此得到的收入納入機構的日常開支。
嘉約翰使博濟醫院獲得極大的發展。醫院在廣州一帶業已產生相當大的影響，醫務工作格外繁重，除此之外，
還要研究教學、編寫教科書、設計和籌劃醫院將來的發展等等。嘉約翰欲使他這所廣州最早的西醫院，
在廣州乃至中國成為教會醫院之模範,為此他殫思竭慮，醫院的宗旨在他心目中是清楚的，如1838年2月21日，
在廣州成立中國醫學傳教會時，由郭雷樞、伯駕和裨治文聯名簽署的宣言所宣稱的那樣，是要「鼓勵在中國人當中行醫，
並將我們的科學、病例研究和科學發明等有用的知識，拿出一部分與他們分享。……希望我們的努力將有助於消除偏見
和長期以來民族情緒所導致的隔閡，以此教育中國人。被他們歧視的人們，是有能力和願意成為他們的恩人的。
……我們稱我們是一個傳教會，因為我們確信它一定會促進傳教事業。……利用這樣的代理機構，
可以鋪平通往更高處的道路，贏得中國人的信任和尊重，這有助於把我們同中國的貿易和一切往來，
達到所期望的更高地位，還可以為輸入科學和宗教打開通道。我們可以表明的第一個利益是，將醫學科學移植中國，
可能會產生積極的效果。……第二個利益是，以此收集情報，對傳教士和商人均有較高的價值。
……因為只有這樣的場合，可與中國人民交往，可以聽到大部分真實情況，回答我們許多問題。
……因為一個病人在醫生面前，往往是坦城相見的。」由此可見傳教醫生在中國並非限於醫學慈善活動，
還有著宗教、政治、經濟等目的。
(2)上海：
上海由於它所具有的優越地理位置和日漸顯現的在政治經濟上的重要地位，
吸引了西方各國傳教團源源不斷地向人口迅速膨脹的上海城派遣教士和醫生。
1844年，英國倫敦會的洛克哈特，關閉了舟山診所後，轉移到上海，在南門人口稠密的居民區開設診所。
1846年在中國醫學傳教會香港分會資助下，診所遷到上海北門剛剛落成的樓房裡，定名仁濟醫院。
據仁濟醫院名譽外科顧問賈米森醫師的報告說：在1876年。醫院「所有嚴重的外科手術均在無菌情況下進行。
仁濟醫院開創了外科消毒法在中國的最先應用。仁濟醫院是上海第一個教會醫院，隨著仁濟醫院的成功創立，
其它教會紛紛進入上海辦診所、醫院。1866年湯姆森牧師(ThomsonEH．)和美國聖公會共同出資，
在虹口文監師路與百老匯交匯處租賃中國民房作診所，起名同仁醫院。
法國天主教傳教士看到上海僅有兩家外國醫院，且遠遠不能應付日趨增多的病人，遂於1864年在上海租界外灘街辦法國醫院。
1877年遷至蘇州河北岸，改稱公濟醫院。1880年，美國聖公會建上海虹口醫院(後稱聖路加醫院)，文恆里醫師在此任職。
不久，醫院接受了郭實臘醫院董事會提出與聖路加醫院合併的建議，創建郭實臘醫院。醫院合併後實力大增，
業務範圍也漸漸擴大。1888年，又購買醫院前面的空地，增設婦孺醫院，分別由哈斯列(HaslepM．)
和蓋茨(Gates
MJ．)醫師主管。除極貧窮者外，其他病人一律收費。
在1885年6月左右，在上海從事醫療工作的還有兩名女醫務人員。最初，美國聖公會傳教士萊芙斯納德(ReifsnyderE.)醫師，
於1883年抵達上海，第二年春天，在舊城開一小診所，兩個月後關閉。
旋即她又與第一個來華的美國護士麥基奇尼(MckechnieE．)合作重開診所，對需要入院者轉聖路加醫院。
後來她倆募集得一筆總數達12000元的捐款,用於在上海城西門外徐家匯建起一個有20張病床的醫院
——威廉森醫院(WilliamsonM．曾為該醫院捐款，為紀念她，稱威廉森醫院，中國名為：西門婦孺醫院)，1885年開診。
公共衛生的進步體現在兩方面，第一是1880年租界成立衛生處，第二是由傳教士提出用自來水作為飲用水的建議。
此前上海人慣用的水源取自於黃浦江和蘇州河，取來河水後，放入缸內用明礬沉澱，煮沸後飲用。
(3)北京：
1861年，洛克哈特以英國公使的私人醫生的身份進駐北京。1857年底，這位上海仁濟醫院的創建者辭去職務，回國休假，
由合信醫生接替仁濟醫院。此時正值英、美、法、俄四國向清廷施壓，要求「修約」，遭到拒絕後，
發兵北上引起發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清廷無奈，被迫訂立天津條約。洛克哈特在英國聞訊後，
極力要求英國派遣更多的傳教士到中國去，擴張傳教勢力，此建議深得英國政府的賞識。
1860年，中英訂立北京條約，任命洛克洽特為英國駐華使館的高級醫生，立即赴命。
1861年洛克哈特終於來到北京。他一方面為英國使館人員治病，監護英國公使的身體健康；
另一方面又與倫敦會總部聯繫，表示願意幫助教會傳教團在北京開設一所醫院，為中國人施醫給藥和傳教。
經過積極的策劃和籌備，北京施醫院終於開門施醫，由洛克哈特兼管，成為近代北京第一個西醫醫院。
1864年，由於健康的原因，洛克哈特不得不再度回國，北京的工作交卸給倫敦會另一個傳教士德貞醫生。
德貞掌管施醫院後，門診人數未減。1865年，英國使館收回屬於使館的施醫院用房，
德貞的醫院遷至東城米市大街一座佛教寺院。新址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院落大門直通大街，
對傳教和招攬病人極為有利。原有房屋經過修繕和粉刷，面目一新。新院有病床30張，
醫院正門旁樹立了兩桿70英尺高的旗杆，因此得俗名「雙旗杆醫院」。院內原有一塊重要的石碑，
上刻施醫院奠基的日期以及基督教新教進入北京傳教的情形。石碑後來移至文海大樓後院(這裡曾是新協和醫院學生宿舍)。
由於醫院條件改善，加之倫敦會重視這個開局頗好的醫院，給予資助，使醫院在北京頗有影響。
美國衛理公會1875年派遣醫生來北京。畢業於美國費城女子醫學院的庫姆斯(CombsL．)到北京後自辦診所，
後來，與戴維斯(DavisG．作庫姆斯的助手)辦了一所35張床位的婦嬰醫院。1877年工作交移霍華德(HowardLA．)醫生。
在1900年以前有多名外國醫生到此工作。醫院雖然建在普通民房裡，但手術室的房間頗為講究，
地板是透水性能良好的上等磚塊，四壁光潔白淨，手術台是木製的，但燈光設備欠佳，若晚間有緊急手術，
只好使用自製的簡易燈照明。
1879年，美國長老會在北京開診所，1886年辦安定醫院。1889年，英國聖公會到北京也開有一間診所。
鑒於條約中傳教條文的有關規定，傳教士可隨意到中國的各省市建教堂和傳教。
所到之處，均有教堂和醫院作為教士在此駐紮的標誌。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宗或不同宗的傳教會，
有時幾乎同時進人中國的同一個省市和地區，各派傳教士競相擴展傳教地盤。
1866年倫敦會醫生到達漢口設診所，1868年倫敦會建天津診所，1869年天主教在杭州設聖文森特(St．Vencent)醫院，
1869年愛爾蘭長老會醫師在東北營口從事醫療活動，1870年聖芳濟會在宜昌設有診所，
1871年美國長老會醫生進入山東登州，同年，英國浸禮會、蘇格蘭聯合長老會的醫生開始在煙台活動。
1874年美國美以美會在九江創辦醫院，同年，美國聖公會醫生進入武昌。1883年重慶有了美國聖公會的診所，
而同年美國公理會醫生在山西太谷縣開創醫療工作。1885年美國長老會建山東濟南診所。
同年，美國基督教紐約長老會在海南海口建福音醫院。1890年以前，北京通州、張家口、太原、南京、濰坊、成都、
福州、北海、常德、長沙、汕頭、溫州、揚州、蘇州、石家莊、保定、青島、南昌、無錫、蕪湖、開封、吉林、
瀋陽、西安、蘭州、雲南、貴陽均有教會醫生涉足其間；總之，教會醫藥事業遍布中國南北大地。
這些醫院雖然數量不少但規模一般不大，即使是正式醫院，其收容能力也極為有限。
二、教會醫藥事業的趨於繁榮
概況
義和團運動使傳教士深感單純傳教和辦醫院，並不能改變中國人民，唯有教育才是至高無上，因而改變在華策略，
視大學教育為首要目標。如果說1900年以前的50餘年是教會醫藥事業的開拓階段，那麼1900年以後的頭20年，
教會醫學事業的發展卻日如中天，迅猛異常，其重要特徵是教會大學蓬勃興起，教會醫學校在各地出現。
如廣東女子醫學校、北京協和醫學堂、漢口協和醫學校、濟南共和醫學校、上海震旦大學醫學院；
福州協和醫校、瀋陽教會醫學院、上海聖約翰大學醫學院、成都華西協和大學醫學院系、湘雅醫學校。
除上述重要醫學校外，尚有山西川至醫學校、北京中法大學醫學院、女基督教徒醫學院(上海)等數所。
據1913年的統計，教會醫學校學生500人。1915年統計，在華教會學校23所，各類護士學校、藥學校、
助產學校36所(參見醫學教育章)。
教會醫院的增長雖不及醫學教育顯著，但是，1900年後的頭10年，一些原著名的教會醫院業已全部重建，
而且利用部分庚子賠款，原有的醫院幾乎均建在現代化的建築里。1900年以後，在華有傳教事業的外國差會達130多個，
其中半數以上是在1900年後才進入中國的。這些新到的傳教團也進行醫學活動，所以教會醫院診所星羅棋布，
數目大大增加。據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的統計，教會醫院業已遍及全國20多個省區達166所，診所241個，
教會醫生301(男207女94)。到1915年，醫生數量達383人(男277女106)。
1921年的統計表明，主要省區均有教會醫院，具體是：河北：醫院24所，獨立藥房(即不在醫院內)7個；
安徽：醫院8所；浙江：醫院19所，藥房9個；福建：醫院41所；河南：醫院16所，獨立藥房11個；湖南醫院18所；
湖北：醫院27所，獨立藥房8個；甘肅：醫院2所，獨立藥房12個；江西：醫院12所，獨立藥房19個；江蘇：醫院34所，
藥房6個；廣東：醫院39所；廣西：醫院4所；山西：醫院11所，藥房12個：貴州：醫院3所，獨立藥房6個；
東北三省：醫院25所等。1936年《中華年鑒》統計，全國20個省有教會醫院426所。
主要城市的教會醫學活動
(1)廣州：1898年，嘉約翰在廣州花地建起精神病院，這是中國第一所用西式療法的精神病院。
1920年以後，廣州的公共衛生和預防疾病運動全面發展。1921年，奧爾特(OldtF．)醫師在博濟醫院內設公共衛生科，
主要意圖是：第一，推動沙眼病的普查和治療，第二，為根治鉤蟲病開展治療學方面的研究。
1926年，因為時局變化醫院關閉。1929年時局穩定，奧爾特再度返回重新工作，並對鉤蟲病繼續研究。
1921年，廣州基督教會組織了一次針對性病的普查和治療的運動，奧爾特是這次運動的負責人之一。
(2)上海：1908年，上海成立聖瑪麗醫院，創辦者為巴黎天主教慈善姐妹會和主教帕里斯(ParisP．)。
初期僅有四個中等大小的房屋和少量病床，1935年醫院建築擴大，擁有70張病床，屬於上海震且大學醫學院的臨床醫院，
並在姐妹會的協助下，增設了一個護士學校。
(3)北京：天主教於1900年設立天主教醫院，由數名修女和法國醫生主管，為傳教士、天主教神學校等學生治病，
兼治一些窮人。1902年東交民巷西口的法國醫院建立，床位34張，有一個門診部，放射科，電療室和藥房。
1902年，美國長老會於安定門內二條胡同重開道濟醫院，1903年，美以美會於哈德門和東交民巷拐角處，
開霍普金斯紀念醫院，由美國的麻薩諸塞州霍普金斯捐款修建。後來，此院增建結核病療養院。
1904年，天主教再開東單病院，床位60張，收容對象是貧窮的老年男女病人。
1906年，英國聖公會也於北京開聖盧克醫院及診所。
1921年夏，北京開始在高等院校中開展衛生教育運動，由北京教會醫學會指導，設在北京大學中的執委會直接負責。
在舉辦的暑期學校里，由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學生作關於公共衛生的演講。在這個活動影響下，北京於東城設衛生中心，
一方面推動首都公共衛生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是協和醫院學生的訓練基地。
此外，1921年由倫諾克斯(LannoxWMC．)醫生編纂了一本龐大的著作，書名為《在中國的教會家庭的健康》，
是作者在對1300個教會傳教士和教徒家庭的調查後寫成。
三、教會醫學事業地位的改變
教會醫學教育的變化
1925年發起全國範圍的收回教育主權運動，反對「外國文化侵略」的呼聲日漸高漲。1925—1928年間，
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多次發布命令，要求教會學校向中國政府註冊，然後方可給予承認。
1925年，政府對宗教教育頒布法規，法規的核心內容包括：學校校長必須是中國人，
學校董事會應有超過半數以上的中國人，學校必須承認教學的目的是為教育，不得以傳播宗教為宗旨，
不得將宗教科目列入必修課，取消強制性宗教教育。
20年代後，教會不斷地改變政策和策略。在華教會普遍推行普及和集中雙管齊下的方針。
在醫藥和教育上則實行集中政策，即集中使用人力、物力和財力，辦好幾所大學和醫院，使之成為在中國可資稱頌的典範。
30年代以後，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加重了教會在華事業的困難。事實上，30年代後，
歐美教會總部對中國教會的經濟負擔和其他責任正在逐年減少，來華傳教士也越來越少。
1920年，在華傳教士8000人；1932年，是6150人；1936年減至4250人，近乎1920年的半數。
據中國基督教協進會1936年的報告，中國教會所得到的經濟援助，普遍減少1/3，個別教會甚至只有原先的1/2。
這是形勢的改變，迫使歐美差會改變政策的結果。
教會醫院地位的變化
受上述因素的影響，中國教會也要求教會醫院迅速本土化、中國化，移交醫院管理責權。
30年代前後，這種要求變得更為強烈，在教會醫院內部逐漸形成醫院自給自立運動，醫院領導權的交接勢在必行。
教會醫院的地位，不論是醫療還是傳教的作用均在悄然變化。
另一方面，就外國差會自身而言，在華傳教事業不僅受中國時局變化的影響，同時還受到差會本國形勢的左右。
1914年，歐洲戰爭爆發，各方交戰持續4年，在華西醫士和護士大多回國述職。世界性經濟危機，
迫使差會減少在華的傳教津貼，招聘醫生在華服務更感困難。由於差會減少了醫院的經費和津貼，
來華西醫士逐年減少。與此同時，政府醫院以及各種公立私立醫院的出現，對教會醫院形成競爭的局面。
為了適應形勢的變化，教會為醫院未來10年作了規劃：第一，縮減醫藥事業計劃；
第二，集中精力於幾個重要的大城市建設醫藥事業。惟有高標推的大醫院，方可接受外國津貼；
有能力辦醫學教育的醫院可單獨募集基金。至於單純治療的醫院，不妨聯合共辦。對於無法維持者，應從速關閉。
醫院內部的傳教工作，在醫院各項業務中佔據何種地位，已成為教會必須正視的問題。基督教入華初期，
醫藥事業堪稱首要工作，是傳教的先鋒。但是進入20世紀30年代以後，中國形勢與基督教來華初期已大不相同。
支持醫藥為傳教工具這一看法的醫生認為，有病之人最需精神上的慰籍，因此樂於接受福音。
與之相對，有醫生認為，醫生的職責當在於醫療和救護，醫院的工作已經使醫生無法分身，負擔沉重，
無理顧及佈道工作。倘若分心兼顧傳教，勢必影響醫療業務。所以醫院佈道工作當有專門的傳教士擔當，
不能否認的事實是，在許多教會醫院裡，西醫士正在逐漸改變從前以醫院為傳教工具的態度和作法，
而把醫療工作的質量和效果放在諸項工作之首位。教會醫院的世俗化已成為了一種必然趨勢。
解剖學和組織胚胎學
中國醫生對人體解剖知識的了解已有悠久的歷史，然而隨著中醫學體系的成熟，醫生仍更注重辨證施治、
取類比象的方法，加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思想的影響，解剖實證被忽視了。
中國的解剖學是在鴉片戰爭後，隨著西方醫學的大量傳入而逐漸建立起來的。
一、教會醫院的解剖教學
鴉片戰爭以後，隨著教會醫院的發展，各地教會醫院陸續開辦了醫學班，講授解剖、生理等西醫課程。
1845年，美國浸禮會傳教士醫生麥高恩(MaegowanDJ.)在他寧波的一所醫院開辦了一個醫學班。
招收了幾位學生和當地開業醫生教授解剖、生理學等課程。他還借用月湖學院(MoonLake College)的講堂，
舉辦過一次「解剖學和治療藝術的科學」的講座，但聽眾卻多為湊趣者，影響不大。
1866年，博濟醫院附設醫學校，由嘉約翰和黃寬主持。學校開設了解剖學課程，由黃寬執教。
當時解剖工作困難重重，主要原因是受中國傳統觀念的影響，死亡病人的家屬不願意讓死者被解剖。
因此，屍體解剖的機會很少，解剖教學主要利用動物標本和解剖模型。1867年，博濟醫院進行了首例屍體解剖，
由黃寬執刀剖驗，是近代中國最早的解剖記載。
19世紀中葉以後，上海、蘇州、北京、天津、廈門、奉天(今瀋陽)、登州、高雄等地的教會醫院部辦有
各種形式的醫學校或醫學班，開設了解剖學課程，由於當時條件所限，教學者多為傳教醫師兼任，
也無完整的教材、教具，其教學質量和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屍體解剖的開展更是寥寥無幾。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教會醫院附設的醫學校和醫學班已不能適應醫院發展的需要。
於是各教會團體出資興辦獨立的醫學院校。如上海聖約翰大學醫學院、杭州廣濟醫學專門學校、廣州夏葛女子醫學院、
北京協和醫學校等20餘所。這些醫學院校的建立使零散、不系統的解剖教學活動轉變為系統、正規的解剖教學，
無疑對解剖學的教學給予了很大的促進。
二、解剖教科書的編譯
1850年，英國傳教士醫生合信編譯出版了《全體新論》。該書出版後影響頗大，曾數度再版。
1875年，同文館教習德貞出版了一本《解剖學圖譜》。1886年，他又出版了一本系統的解剖書《全體通考》。
1878年，柯為良(OsgoodD．)翻譯了《格雷氏系統解剖學》，
曾多次再版，是我國早期影響很大的解剖學教科書，為多數醫學校所採用。
我國學者丁福保編譯的《新撰人體解剖學》、《組織學總論》和《胎生學》，徐雲、萬鈞和孫祖烈翻譯的
《人體解剖學實習法》也是國人較早編譯的解剖學教材。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頒發了醫學專門學校規程，
將解剖學、組織學列為必修課程。然而由於教材的質量不一，缺少必要的圖譜，難以滿足解剖教學的需要。
因此，一些學校直接採用歐美和日本的原版教材和參考書。
解剖學和組織學的形象教材是教學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在我國早期的解剖學和組織學的教學中，形象教材十分缺乏。
一些條件較好的醫學院校使用的解剖學挂圖、模型等，主要由國外進口。20∼30年代後國內一些私營廠商，
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也出過仿製品，但未經過解剖學專家的檢查，真正能合乎教學需要的不多，
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解剖學和組織學的教學質量。
30年代以後，中國解剖學工作者自己編著的中文解剖學教材逐漸增多，盧於道的《神經解剖學》、鮑鑒清的《組織學綱要》、
魯德馨譯的《孔氏實地解剖學》、張岩的《人體系統解剖學》、賈蘭坡的《骨骼人類學綱要》、湯肇虞、李定的
《局部解剖學》以及王志清的《脊椎動物比較解剖學實驗圖譜》等。這些教材的作者在參考國外教材的基礎上，
結合國人情況和自己工作的經驗編撰成書，使解剖學教科書在內容上更豐富，質量也有了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