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解剖學科的建立
1871年，清政府聘請德貞為教授在北京同文館特設的科學系中開設解剖、生理講座。
1881年，清政府在天津北洋施醫局的基礎上開設醫學館，學校有很好的骨骼標本和法國製造的解剖模型，
並還做過幾例屍體解剖。1903年，清政府在京師大學堂增設醫學館，然而「欽定學校章程」
則規定解剖學課的實習「只許模型觀察，不許屍體解剖」，使解剖教學難以開展。
辛亥革命以後，新式學校逐漸增多，新建的醫學院校中，教學中的屍體解剖問題日顯突出，
1912年北京醫學專門學校成立之後，校長湯爾和兩次向政府提出應開展解剖實習。在醫學界的積極努力下，
北洋政府於1913年11月公布了一份關於准許屍體解剖法規的總統文告，隨後又頒發了詳細規則：內務部命令(第51號)。
這是中國首次官方准許屍體解剖的法律性文件。然而，尚有施行不便之處。湯爾和又上書詳述理由，請其修改。
1914年4月，內務部發布了一份補充命令(第85號)，授權醫學院及醫院解劇屍體和在必要時保留屍體某部位供醫學示範用。
在北洋政府命令末發布之前，屍體解剖已在某些地區開展起來了，但都尚未完全公開，
如1910∼1911年東北肺鼠疫流行期間，伍連德等做過多例屍體解剖，1912年廣州地方政府也同意進行屍體解剖。
1913年11月13日，江蘇醫學校進行了一次公開的屍體解剖，特邀政府官員、法官及中外醫生參加，
並攝影、出版紀念專輯。中國解剖學揭開了新的一頁。
四、近代中國解剖學研究的主要成就
（1）大體解剖學：
本世紀初，大體解剖在西方已相當完備，而在我國才處於起步階段，尤其是對國人的解剖研究還很缺乏。
1910年，Merrins首先發表了武昌學生各年齡的身高體重的報告，是研究國人的人類測量學的最早的工作。
此後，國內體質人類學的研究逐步開展，但大多為外籍學者所做。1925年以後，我國學者的工作陸續增多，
為中國解剖學和體質人類學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依據。近代解剖學家工作的另一個重點是研究中國人的解剖結構
和變異情況。由於我國人體解剖開展時間不長，資料缺乏，故解剖學家十分注重收集個體差異的材料，供醫學教學使用。
（2）神經解剖學：
神經解剖學是在19世紀中期逐漸形成的解剖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我國的神經形態學研究是在本世紀20年代開展起來的，
雖然起步稍晚，研究歷史不長，但研究領域卻頗為廣泛，並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對神經系統的大體解剖研究，
早期主要集中在人腦的溝型與測量方面。當時有些西方學者在種族主義思想的影響下，根據其獲得的不完全的標本，
武斷提出中國人腦不如白種人腦的觀點。如1926年，香港大學的ShellshearJL.在英國解剖學雜誌上撰文說
中國人腦的枕月溝常處於原始狀態，比埃及人腦更接近於類人猿的型式。
1934年他又在第二屆國際人類學會上宣讀了一篇題為「中國人腦與澳洲人腦的比較」的論文，
再次聲稱中國人腦和猿腦相近，不如白種人。
當時出席這次會議的中國學者歐陽翥、吳定良依據研究的大量資料，對Sheallshear的謬說予以有力的駁斥。
此後，許多中國學者又進行了廣泛的研究，獲得了大量資料，著文批駁那些對中國人抱有偏見的報告。
此外，我國學者在神經組織學、神經核和其纖維的聯繫、
神經組織化學以及神經系統發育研究等方面也做過較廣泛、深入的觀察和研究。
（3）組織學和胎胚學：
我國組織學研究工作是在20年代開展起來的。1915年，馬文昭到協和醫學院解剖學科進修，師從Cowdry學習組織學。
翌年赴美國芝加哥大學，從事粒線體和高爾基體的研究工作。1921年回國後，在協和醫學院積極開展了粒線體的研究工作。
30年代中期，我國學者還利用偏振光顯微鏡觀察了肌肉原纖維的構造；研究過白鼠胃的表皮細胞在飢餓時形態上的變化；
並將顯微鏡攝影術應用於組織學研究。
我國近代胎胚學的研究也是在本世紀20年代以後才逐漸開展起來的。1928年北京協和醫學院聞亦傳曾赴美國進修胚胎學，
回國後在協和醫學院從事胚胎學教學工作，並繼續研究了中國人胎兒腦上半月溝的發育情況。
此外，我國學者還研究過中國胎兒身體各部分生長的比例；觀察了早期人胎和人胎器官的正常發育和畸形發生的情況；
大腦皮質在出生後的生長情況以及中國人的上眼瞼的發育。
（4）解剖學會的建立：
為了推動中國解剖學的發展，1920年11月在北京的中外解剖學家及有關學科專家成立了「中國解剖學和人類學會」，
但這個學會範圍很小，會員僅10餘人，學會成立後不久就中止了活動，故沒有起到預想的作用。
1947年7月，中國解剖學會在上海重新成立，共有會員80人。有些地區也相應成立了分會，雖然雛形已俱，
但也未廣泛展開學術活動，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解剖學工作者在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的領導下，
改組擴大了原來的學會，於1952年9月在北京舉行「中國解剖學會」成立大會。
從此我國的解剖學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生理學
一、西方生理學的傳入
19世紀中葉，西方生理學隨著醫學被再度傳人中國。
最早的是1866年廣州博濟醫局附設的南華醫學校開設生理學等課程。同文館於1872年春也開設了生理醫學講座。
李鴻章於1881年設立的北洋施醫局也教授解剖生理課。
最早的解剖生理學專著當推英國的合信與中國人陳修堂合譯，1851年出版的《全體新論》，
這部書在國內產生了很大影響，但就內容看，仍然以解剖學為主，但書中也涉及到的生理功能的簡要介紹。
目前可見的最早專門介紹西方近代生理學的著作當推由艾約瑟(EdkinsJ.)所譯的《身理啟蒙》，
該書系《格致啟蒙十六種》之一，初刊於1886年，與其他同時期有關書不同的是，
書中介紹了有關器官是如何行使其功能的，即生理功能的機制及調控機制，並介紹了不少有關生理實驗。
該書雖印數不少，但在當時並未引起國人的重視，影響不大。
目前所見的最早國內學校所用普通生理學教材可能是1902年由包爾培、廖世襄等譯，
經總理學務大臣審定的《動植物生理學》，書中內容通俗簡單，程度很淺，此外還有丁福保編寫的《生理》
和譯補的《生理衛生》，以及謝洪爽編寫的《生理學》等。清末在醫學校中影響最大的一部中文生理學教科書
可能要數《哈氏生理學》(W．D．Hamilton Handbook of Phyicology)，該書最初由傳教士醫生高似蘭等譯為《體功學》，
於1906年出版，後又有據不同版本多次翻譯再版的版本。
二、中國近代生理學的建立
1913年，教育部在癸卯學制的基礎上公布了新大學規程，其中規定，大學醫科中設有「生理學」和「生理學實習」；
農科中設有「動物生理」和「植物生理」；理科中的動物學門和植物學門中設有「生理學」。
到了20年代中期，有些普通理科大學也開設了水平較高的生理課。隨著在國外學有所成的學者陸續歸國，
生理學師資不斷得到充實，不少優秀者被條件好的學校包括教會學校聘用，以取代外籍教師，
在國內生理學教學中發揮出重大作用。在20年代中期以前，國內各學校的生理學課堂上只有講授而無實驗。
直到1925年，林可勝自美國回國後，國內才率先在北京協和醫學院開設了實驗課。
早期在國內從事生理學研究者大多是醫院醫生及在華外籍人，國人最早從事生理學方面研究大約是在1914年前後。
如陳永漢分別於1915年和1917年先後發表了關於正常華人和腳氣病患者白細胞分類計數的研究。
在20年代以前，對生理學的研究基本上處於初級階段，主要是關於中國人各種生理常數的測定，
在用實驗手段探討生理學機制方面則幾乎是空白。20年代以後，在一些條件較好的學校，
如北京協和醫學院、湖南湘雅醫學院、南滿醫科大學、北平大學醫學院、上海醫學院以及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等處
逐步開展了一些程度不同的實驗研究。
1922年，協和醫學院的外籍教員發起成立了「中國實驗生物醫學會北平分會」
(The Society ofExperimentfal Biology and Medicine，PeipingBranch)，在該校任職的部分中國教員也參加了該會組織的學術活動。
以後，一些留學回國的學者認為，應當成立自己的學會，把中國生理學事業發展起來。
於是，於1926年2月27日，由林可勝提議，吳憲附議，中國生理學會在北京協和醫學院生理系宣告成立，
林可勝被選為第一屆會長。該會還決定創辦學術季創《中國生理學雜誌》(ChinaseJournal of Physiology)。
至此，中國不但有了生理學教學、研究，而且還有了學術團體和刊物。
中國學者的出色工作漸漸取代了在華的外籍學者，在中國生理學領域佔據了主導地位，並使中國生理學較快地發展起來。
三、中國生理學的發展
（1）基本情況：
1926∼1937年的十餘年中，中國生理學的發展是迅速穩固的，主要表現在：
首先，生理學研究成果明顯增多，而且質量頗高，其中消化生理和神經生理的某些課題研究在國際上也是先進的。
其次，國內生理學教學中已基本普及了實驗課，並在條件好的學校建立了教學科研體系。
再次，當時學術交流頻繁活躍，除了通過雜誌外，生理學會通過組織舉辦年會、夏季會、
選派代表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等方式與國內外同行進行學術交流。
此外，在協和醫學院等處邀請外國著名專家學者來華講學或做短期工作，並選派不少青年生理學工作者出國深造或進修考察。
1937∼1945年間的抗日戰爭，使國內生理學的發展與其他學科一樣受到很大影響，但並沒有中止。
這主要有兩方面原因：生理學研究水平較高的北京協和醫院和上海雷氏德醫學研究院因屬外國人在華設立的機構，
在1941年以前沒有受到太大的直接影響。另一方面，通過華西協大醫學院有關學者的幫助，
遷到成都華西壩的中央大學醫學院生理系在蔡翅等學者的努力下在後方崛起，
使成都成為戰時中國生理學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在那裡，不但很快恢復了教學、成立了生理學研究所，
並且還於1938年秋成立了中國生理學會成都分會，以開展學術交流活動。分會於1941年6月起，
出版了簡報(Proceedingsof
chinese Physiology Society，Chengto
Branch)，由蔡翹主編，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前不久才停刊。
抗日戰爭結束至1949年間，中國生理學的發展基本處於停頓狀態。儘管如此，中國生理學者們在艱難環境下，
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堅持工作。
（2）研究狀況及主要成就
1949年以前中國生理學的重要成果主要見於《中國生理學雜誌》和《中國生理學會成都分會簡報》，
此外，還可見於《中華醫學雜誌》(中、英文版)《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叢刊》及有關學校的校刊。
由於當時生理學的含義較廣，包括了生理學、生物化學、營養學、藥理學等方面。當時生理學(狹義)研究以消化系統
和神經系統的研究最為出色，如林可勝等人對胃的運動和分泌，特別是胃液分泌機制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研究，
作出了許多重要發現。他們還於1932年在世界上首先發現並提取一種可以抑制胃液分泌的物質腸抑胃素(enterogastrone，
不是一個單獨的激素，而是具有共同作用的幾種腸道激素的總稱)。「這項發現被公認為是具有重要生理意義的經典性」作品。
國內最早從事中樞神經系統研究的可能是汪敬熙，
他帶領同事們所做的對皮膚電反射的研究使他成為國際該領域的先驅之一。
協和生理系在神經系統方面的工作最為引入注目，有林可勝等人關於延髓交感中樞的系列研究，
張錫鈞等對神經遞質的系統研究，馮德培等關於神經肌肉接頭的系列研究等，這些研究在當時國際上都居領先地位，
有的屬於開創性研究。肌肉、循環、代謝以及內分沁方面也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有細胞、呼吸、
感官和生殖方面也有涉獵，但多零散無系統。中國近代生理學經歷了一個艱難、曲折的發展過程，
儘管至1949年，中國的生學基礎仍很薄弱，但中國學者的早期工作為後來的發展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生物化學
一、早期的生物化學教學和研究活動
1915年前後，有些教會醫學校開始在有關課程中粗略地兼授一些生化知識，尚無單獨的生化課程。
1917年，湖南湘雅醫學院出現正式教授的生化課。1919年協和醫學院將生理學、生理化學和藥理學組合成為一個系，
由伊博恩負責，開始給本科生講授生化課。1921年，吳憲由美回國到協和工作，與Embrey和汪善英一起擔任生理化學的教學工作。
1923年，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成立生理－生理化學科，當時同濟大學醫學院生理生化內容仍是合在一起講授的。
在此前後華西大學醫牙學院也在生理學中介紹有關生化知識，同時還講授生化臨床檢驗。
齊魯大學醫學院在相關課程中也講授一些生化知識。總之，在1924年之前。
我國的生化科學剛剛傳入，生化教學處於探索、準備階段。
在這段時間內，國內也開展零星、初步的生化研究工作，主要限於食品的分析方面，如對皮蛋、荔枝、
牛奶產品、大豆營養價值的研究等。
二、生物化學學科的形成與發展
1924年，北京協和醫學院成立生物化學系，吳憲任系主任。吳憲為發展我國的生物化學事業，一方面廣為網羅人才，
吸收了從美國留學歸來的生化專家林國鎬、周田、張昌穎等參加他主持的生化系，
另一方面努力培養國內的年輕生物化學工作者。協和生化系成為當時國內生化教學和研究的中心，
對我國醫學院校生物化學教學內容的改進、生化研究的深入和擴展以及生化人才的培養都起了帶頭作用，
也標誌著我國生物化學學科的形成。
1925年以後，隨著國內醫學教育事業和生物科學研究機構的逐漸發展和國外留學專家的歸來，
我國生物化學事業有了較快的發展。首先，國內許多醫學院校相繼成立了生物化學系(科)；其次，
各醫學院校的生化教學水平有了普遍提高，理論課與實驗課的內容基本上已接近當時美國的水平；
再次，許多生物科學和醫學研究機構開始了多方面的生化研究工作，發表了許多研究論文和報告，取得了一些成就。
1931年，吳憲等在進行了一系列有關蛋白質變性研究的基礎上，
較為全面地研究了影響蛋白質變性的因素及蛋白質變性的生化特性，提出了蛋白質變性學說。
吳憲的學說至今仍為生化教科書所採用。吳憲是我國生物化學的奠人之一，也是國際生化某些領域的開創者，
他與Folin建立的血液系統分析法為臨床診斷提供了重要手段，在國際上被廣泛採用，為現代臨床化學奠定了基礎。
本世紀前40年是維生素研究的高潮時代，我國許多生化工作者對維生素的研究也很活躍，
主要集中在分析各種食物和藥物中維生素的分布和含量上，王應睞、侯祥川、張昌穎等
對維生素測定分析的方法也有研究和改進。這段時間裡，國內生化研究的另一個重點是食物化學和營養化學，
我國學者在這一領城裡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大量研究成果和論文發表。
進入二十世紀以來，蛋白質在營養上的重要地位被認識的更加清楚，我國學者非常重視這方面的成就，
並結合我國國情，對食物構成和膳食習慣等開展了許多研究工作。萬昕、吳憲等對素膳的營養價值
進行了較系統的研究，他們觀察了純素膳與葷索雜膳對大鼠生長、生殖、基礎代謝、抗病力及壽命的影響，
證明素膳的營養價值略遜於葷素雜膳，對我國人民傳統的飲食習慣提供了科學的指導。
營養缺乏性疾病是本世紀初醫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我國學者在這一領域也開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侯祥川對維生素A、D缺乏與疾病的關係(1929∼1930)，吳鼎與諸福棠研究了兒童和成人維生素A含量與疾病的關係(1940），
還有蘇祖斐、楊愛德及侯祥川、楊恩孚等對維生素B缺乏病的研究，張昌穎、陳同度等對維生素D缺乏的研究等。
三、抗日戰爭時期及抗戰以後的生物化學
1937年蘆溝橋事變之後，接近戰區的政府所屬教育和科研機構紛紛內遷。暫時留在原址的英美資助的教育、
科研單位也隨著戰爭的發展相繼被迫停辦。珍珠港事件之前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吳憲、周田等對抗體的分離、提取、
抗體的化學本質、分布及補體各方面都開展了一些研究，為我國免疫化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上海雷氏德醫學研究所的侯祥川、倪章琪等繼續進行維生素與疾病的研究。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
協和醫學院與燕京大學被日軍封閉，隨之雷氏德研究所等機構也被日軍佔領，至此淪陷區的生物化學和研究工作被迫中斷。
遷至後方的國立大學及醫學研究機構和當地的教學科研單位，在非常艱苦的條件下，仍克服重重困難，
維持著一般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成都華西大學醫學院成為當時後方生化教學研究中心之一。
1943年，中大醫學院生化系遷至成都，重新建立了實驗室，創辦了第一個培養碩士研究生的生化研究所，
還協助和接受培訓了其它學校的一些學生。
在重慶的上海醫學院、江蘇醫學院、復旦大學生物系、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等教學研究機構也堅持了生化教學和研究工作。
昆明市也是當時生化活動的中心之一，西南聯大清華生理實驗室繼續生化教學和研究工作，並創辦了英文生化簡報
《Biochmical Bulletin》用土紙油印發行，共出刊63期，為促進生化研究，交流信息做出了貢獻。
1938年，由中大醫學院鄭集發起生物化學報告會，促進了成都地區生化學術交流，後來在此基礎上成立了
「成都生化學會」(1943)是我國第一個地區性生化專業學術團體。在紙張十分困難的情況下，
仍有一些刊載生化論文的期刊發行，如《中國化學會會志》、《實驗衛生》、《營養專報》等，
有助於科學知識和研究成果的交流。
中央衛生實驗院是抗戰期後方推動戰時營養研究的中心。1941年中央衛生實驗院在重慶召開第一次全國營養會議，
著重討論了戰時國人的營養問題和決策。會上一致同意成立中國營養學會，推定鄭集為籌備會負責人。
1945年召開了第二次全國營養會議，會上正式成立了中國營養學會，萬昕任第一屆理事長，並出版《中國營養學雜誌》。
1945年抗戰結束後，內遷各院校，科研機構相繼回遷原址，生物化學的教學和研究逐漸得以恢復。
北京、上海先後成立了地區性的生化學會，上海生化學會出版了《生物化學》的刊物。隨著生化事業的恢復和發展，
一些學者認為有必要組織全國性的組織，以協同發展，於是倡議成立中國生物化學學會，學會於1947年正式成立。
我國近代生物化學的發展歷經坎坷，但經過生化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我國的生化學事業終於從無到有，
逐漸發展壯大起來，為我國現代生物化學的發展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病理學
一、近代病理學科的奠基
據記載，自1901年到1916年間，我國醫學院校，先後開設了病理學課程。1912年1月中華民國教育部在部令第25號中
公布了「醫學專門學校規程令」十條，規定醫學專門學校的課程為48門，其中包括有病理學及病理解剖學。
最先設立病理學教學組織的應推北京協和醫學院，其於1920年即已建立了病理學系，美籍教授米爾斯(MillsRG．)
為第一任病理系主任。病理系下設病理學、微生物學及寄生物學三科。不久協和醫學院建立了病理學博物館，
胡正祥為該科第一任中國籍主任。全科不僅擔負協和醫院的屍體解剖［屍檢］，也擔負其他科送檢的病理標本檢查［外檢］，
同時進行科研與教學工作。據報導自1917年7月∼1942年1月病理科共收外檢60535例；
1916年3月∼1942年1月共做3673例屍檢；1919年∼1942年在國內外發表的科研論文共104篇；
病理科還定期組織全院規模的病理討論會，以推動病理科的工作。在上述醫學院校中，培養出了我國最早的一代病理學家，
其中著名的有胡正祥、侯寶璋、谷鏡汧、梁伯強、林振綱等。此外，還有李佩琳、秦光煜、吳在東、楊簡等。
他們經在我國工作的一些西方醫學家的推薦或資助，先後去國外學習和深造，學成回國後，
成為我國病理學科的骨幹力量，為發展我國的病理學教學和研究出作了貢獻。
二、近代病理學研究概況
早期的病理學研究大多是一些傳教士醫生對當時中國猖獗流行、能大批致人於死地的傳染病和寄生蟲病的病例報告。
這些報告主要發表在博醫會報上，其中報導最多的是霍亂、天花、傷寒、菌痢、血吸蟲病、結核病、傳染性肝炎等，
真正涉及病理學的文章則甚少。即使是到了20世紀30年代，在當時的中華醫學雜誌也僅偶然刊登關於病理學的有關文章。
1922年朱恆壁在該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解剖屍體之商榷」的文章，不僅強調了屍體乃「為醫學謀進步，
為人命謀保障」之舉，而且還詳細地介紹了瓦心(Warthin)解剖屍體記錄法，
這一記錄法與目前在各醫學院校所填寫的屍檢記錄相差無幾。
1925年，在同濟大學醫學院工作的Oppenheim首次報告了11例日本血吸蟲病的屍檢材料。1926年李賦京寫了一篇題為
「病理學的進化史」的譯文，首次在國內介紹了西方器官病理學和細胞病理學的一些代表人物。
1927年陳方之根據自己留日期間的工作經驗，發表了題為「血蛭病全部之略說」、「血蛭病之脾腫」等文章，
用肉眼及鏡檢詳細觀察了家兔感染日本血吸蟲之後的病理變化。
1929年，我國病理學者胡正祥和谷鏡汧在中華醫學會第七次大會上分別作了「心的先天性畸形一例」和
「中國人動脈硬化之病理的研究」的論文報告。胡正祥在30年代從事黑熱病病理形態學和實驗研究，
證實了白蛉子傳染利杜氏體的途徑，並發現嚴重貧血可在顱骨內板形成局灶性的髓外骨髓增生。
他還觀察了朗罕氏巨細胞和異物巨細胞的表現，提出並證明確實存在一種主要是由大單核細胞形成的單核細胞腫瘤，
並利用超活體染色法鑒別大單核細胞和吞噬細胞。
隨著我國各醫學院校病理學科逐漸地獨立和從事病理學研究人數的有所增加，
病理學診斷報告和研究的論文也逐漸見之於中華醫學會的學術會議和中華醫學雜誌上。
在1930年中華醫學會第八次大會上，侯寶璋報告了「齊大學院130例病理解剖之研究」和「山東尿石病之研究」兩篇論文；
谷鏡汧作了「因梅毒而起之腹部主動脈瘤」和「先天性腸梅毒4例」的論文報告。
1931年諸葆真在中華醫學雜誌上發表了由德國醫學博士HirschfeldM.所作的「兩性病理學之現在」的學術演講。
1932年侯寶璋編著《實用病理組織學》，他還翻譯了兩篇國外學者發表的論文，
其題目分別為「胃腸癌腫之早期診斷及試驗診斷」、「活組織檢查對於腫瘤之診斷」以及Hoeppli的
「實驗性日本血吸蟲病的組織學觀察」的論文均發表於同年的中華醫學雜誌上。
1932年10月於上海舉行的中華醫學會與博醫會合併後的第一次會議上，首次出現病理學分組會議。
在這一分組會議上，由胡正祥、秦光煜所寫的「北平協和醫學院病理解剖實驗室中4200例腫瘤之分析」，
侯寶璋所寫的「在滲透膜內培養結核桿菌」、「濟南牛奶之細菌檢驗」、「胸部肉瘤之示例」的論文均作了交流。
1933年由黃曼歐主編《病理學總論》由浙江青白印刷局正式出版，此為我國第一部出版的病理學參考書。
1933年10月30日在上海雷氏德研究所召集了23位病理工作者，商討成立「中國病理學會」事宜，並推舉勞卜生、
湯飛凡和谷鏡汧為執行委員，並制定了「中國病理學會」章程，但其以後的詳細活動卻未找到記載。
1934年，由侯寶鏡編寫、慕如賓繪圖正式出版了《實用病理組織學》。在1935年紀念中華醫學會成立的20周年的專刊上，
林振綱寫的「心冠動脈之硬變及梅毒之病理」及「中樞動脈系統硬變性疾患之病理、谷鏡汧寫的「細菌病性腎動脈瘤」、
谷鏡汧和吳在東合寫的「兩例疑屬僂麻質斯性先天性心內膜炎」、吳在東和任庭桂合寫的「乳房癌肉瘤」的論文均作了刊登。
1936年，楊簡在《醫育》雜誌上發表了題為「203例屍體解剖的死亡原因與氣候的關係」的論文。
次年，梁伯強和楊筒又在《中華醫學雜誌》上發表了題為「廣東中國瓜仁蟲症(clonorchiasissinensis)的病理解剖研究」，
並報導在該院的250例屍檢中，中國瓜仁蟲病(即肝吸蟲病)就佔了50%，可見肝吸蟲病在我國南方一帶流行之嚴重。
1939年谷鏡汧隨上海醫學院遷校至昆明，他對地方性甲狀腺腫及克汀病做了許多研究。
1942∼1944年研究川南地區「痹病」是食鹽中硫酸鋇中毒所致。
20世紀40的年代，國內戰爭不斷，社會動蕩不安，各醫學院校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活環境受到嚴重影響，
醫學科學研究也處在蕭條時期，根據1940年到1950年中華醫學雜誌的記載，有關病理學研究的論文發表甚少，
其中最重要的是谷鏡汧參考1943年美國出版的「病理學最新進展」(Recent Advance in Pathology)一文
分別在1946∼1949年的中華醫學雜誌上以「近十年來病理學之進步」為題，就「炎症」、「網內皮系」、
「人工癌研究』、「僂麻質斯(或風濕病)之病原」、「高血壓症」、
「流行性肝炎」等內容詳細介紹了國外的最新研究成果，頗為病理學界所注目。
此外，許邦憲和吳光於1942年發表了題為「吾國血吸蟲之大概」(病理)的論文，
1950年楊簡在上述雜誌上也發表了題為「癌瘤的脫落細胞學診斷法的檢討」、「腺癌鹼性磷酸酶和酸性磷酸酶的研究」等論文。
我國近代病理學自學科的確立至發展，無論在教學或研究方面均較落後，發展速度緩慢，
但經過近半個世紀在老一輩的病理學家的努力下，為新中國建國後的病理學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微生物學
我國古代人民在生活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對微生物的感性認識，從經驗上認識到微生物與疾病的關係，
但把認識微生物作為一門學科進行教學，開展研究與應用是在西方醫學傳入後，大約在20世紀初才逐漸發展起來。
一、微生物學的傳入
19世紀末歐洲建立的一些細菌培養技術、簡單的免疫學試驗方法被教會醫院不斷的引入應用，增強了臨床診斷水平。
儘管還沒有系統的微生物學(當時僅僅是細菌學)概念，但所學到的一些技術如細菌形態的觀察、細菌的分離培養、
顯微鏡的使用、培養基的配製等，可算是微生物學引入中國。
此後不久，我國的醫科學校都陸續開設了細菌學課程，有的還成立了細菌學研究部，所用教材多為英、美的外文資料。
為了適應當時的國情及教學需要，國人也自編或翻譯了一些微生物學書籍。如1930年余賀、李濤、湯飛凡
譯的「秦氏細菌學」；姜白民編的「實用細菌學」；丁福保譯的「病原細菌學」；
湯爾和譯的「近世病原微生物學及免疫學」；鮑監衡譯的「細菌診斷法」；孟合理譯的「施氏細菌學診斷」；
林宗揚編的「細菌學檢查法」等。這些書籍都是當時重要的微生物學教材或參考資料，
對推動我國微生物學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二、微生物學研究和基地的建立
1910年我國東北地區暴發空前的肺鼠疫大流行，死亡六萬多人。清朝政府派伍連德前往組織防治。
伍連德在防治工作中首先對該病的臨床症状、細菌學檢查、病理解剖、流行特徵等作了全面調查分析，
結合他的基礎醫學知識得出正確結論，制訂了嚴格隔離，焚燒屍體等措施。為了防止患者吐出飛沫中所含鼠疫苗的感染，
他創造了在普通紗布口罩中加一層薄絲綢，效果很好，被譽為「伍氏口罩」。大約經過四個月的時間撲滅了這場鼠疫的流行。
1917∼1918年東北鼠疫大流行蔓延到內蒙、山西、河北一帶，1918年北洋政府內務部決定籌建專職的防疫部門．
1919年3月中央防疫處在北京天壇宣告成立。防疫處的任務是：制定防疫計劃與研製疫苗、血清供應需要。
從此，天壇中央疫防處(衛生部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的前身)成為我國微生物學的研究與應用基地。
中央防疫處成立後，我國很多著名的微生物學家都在這裡工作過，如林宗揚，陳宗賢、齊長慶、謝少文、湯飛凡、
余（氵賀）、黃有為、沈鼎鴻、郭可、朱既明、方綱等。當時開展的研究工作有傷寒、霍亂、痢疾、肺炎、腦膜炎、
猩紅熱、淋病等細菌學方面的研究，供應預防傳染病的疫苗和治療用抗血清。
1926年齊長慶從一位天花患者的痂皮分離了一株天花病毒。這株病毒經猴-兔-牛等動物交替傳代減毒成為可用於
製造牛痘疫苗的毒種，沿用至今，後稱該株病毒為「天壇株牛痘病毒」。
1931年春袁浚昌從北平衛生事務所捕殺的一隻瘋狗腦中分離出狂犬病毒，經家免腦內連續傳代20代以上演變為固定毒。
1933年開始用作製造狂犬疫苗的毒種，這株毒種亦沿用至今，定名為「北京株」狂犬病毒。
為適應全國防疫的需要，1935年前後，在綏遠、蘭州等地設立防疫分處，其業務主要從事製造疫苗及抗血清，
也開展一些細菌學和免疫學的研究。1935年中央防疫處遷往南京，抗日戰爭期間中央防疫處又遷至昆明。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中央防疫處遷回北平。中央防疫處先後又在昆明、上海、蘭州、廣州設立四個分處。
我國微生物學研究是以控制傳染病為主要內容。從微生物學基地的建立可以反映我國微生物學的發展
是以抗感染免疫為中心而發展起來的。如昆明、貴州安順、蘭州、寧夏、西安等地的生物製品基地，都生產疫苗血清製品，
主要產品有牛痘苗，傷寒疫苗，霍亂疫苗、狂犬疫苗、抗毒素等。在微生物學的其他方面研究也有不少成就，
如魏曦對立次體的研究證實西南地區有恙熱立克次體存在。湯飛凡、李振翩從分離菌種開始研究青黴素的製造。
總之，我國近代醫學微生物學，在抗感染免疫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研製了多種疫苗與抗血清，
為有效控制傳染病的流行奠定了基礎。
三、主要微生物學家的貢獻
林宗揚是我國微生物學的第一代學者，他主持的醫學細菌學教學宗旨是，理論與實驗相結合，注重實際應用，
採用啟發式的教學方法。他除了講授作細菌學，還組織開展了一些細菌的研究工作，開創了臨床細菌學和血清檢驗工作。
王良於1932年在卡介苗發明者之一C·Guerin的指導下學習卡介苗的製造技術。
1933∼1936年在四川重慶設立了小型微生物學實驗室，開始試製的卡介苗，
試製的卡介苗按在法國學習標準檢定合格後接種了小兒248人，組織家人對接種者進行隨訪現察接種反應。
肯定了卡介苗的安全。這是我國利用疫苗進行防癆的開始，是防癆工作中的有力舉措。
李振翩在協和醫學院工作期間，從事細菌變異的研究，用減低毒力的變異株研製成豬霍亂瘟病疫苗，
之後在美國繼續研究微生物的變異，建立了降低細菌毒力而又能產生免疫力的無毒力細菌培養法，
稱之為李氏-謝菲爾培養法。這種培養法是以後研究微生物變異經常採用的方法。
湯飛凡是我國第一代病毒學家，他發展了用分級濾膜測量病毒顆粒的方法，1930年上海醫學院任教時即開始研究支原體，
是國際上最早研究支原體的學者之一。1933年研究沙眼病原，否定前人研究沙眼病原為細菌的結論，
在1955年成功分離出了沙眼衣原體。分離株定名為TE8，得到國際上的公認。
謝少文在1930∼1940期間在我國發現了布魯氏菌，在世界上首先採用雞胚培養立克次體，改進了多種鑒別細菌用的培養基。
在免疫學方面採用抗原吸收抗體的方法證明外裴氏反應測出的抗體確立為立克次體抗體，揭開長期未解之謎。
證實孕婦經破傷風類毒免疫後所產生的抗體可傳至胎兒，因此可預防新生兒破傷風的發病。
這些研究成果都具有國際領先水平。
魏曦1937∼1939年在美國進修微生物學期間，在著名細菌學家H.Zinsser教授下首創斑疹傷寒立克次體瓊脂斜面組織培養法。
1942∼1944年在昆明首次用血清學方法證實昆明地區為恙蟲熱疫區。在水中分離出水生性端螺旅體在國際上亦為首報。
余（氵賀）1933年編寫的「病原學」是我國第一部闡述病原微生物的論著。1928年他首次提出「風濕熱變態反應學說」。
1929年提出「白喉桿菌抗菌免疫和抗毒免疫不同質的學說」，當時他的這些論點具有世界領先水平。
黃禎祥1941∼1943年在美國留學期間首創了病毒體外培養技術。他將西方馬腦炎病毒組織培養上滴定獲得成功，
觀察到病毒對細胞致病的過程。他的研究成功為現代利用細胞的技術研究病毒奠定了基礎。
1949年在北京領導研究乙型炎疾病，從病原學、流行病學系統的調查、診斷技術等研究取得顯著成果，
分離出多株乙型腦炎病毒，其中P3株為國家指定用於製造滅活乙腦疫苗的毒株沿用至今。
顏春暉教授是我國較早研究沙門氏菌的細菌學家，創用了噬茵體對傷寒桿菌分型的方法。
此外白施恩、童村、林飛卿、張乃韌、楊永年、吳朝仁、黎希干、劉秉陽等微生物學界老前輩，在細菌學、
病毒學或免疫學方面都曾做出傑出貢獻。
寄生蟲學
我國近代醫學寄生蟲學大約起始於1870年，首先是由一些供職我國海關的外國醫生，藉助他們的特權在我國一些城市、
農村開始了寄生蟲病流行情況的調查。我國的寄生蟲學工作者是在1921年後才開始從事這方面的工作。
到1934年中國動物學會成立之時，在寄生蟲學及寄生蟲病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
一、原蟲方面的研究
在這一時期對危害人類健康較大的原蟲性疾病，如瘧疾、黑熱病、阿米巴病等做了比較深入的調查研究。
瘧原蟲：瘧原蟲所引起的瘧疾是危害我國人民健康最嚴重的寄生蟲病之一，在我國長江以南流行尤為嚴重。
本世紀30年代許多學者對各地區人群進行了廣泛調查，對發病季節及瘧疾的種類進行了分析。
這些調查結果顯示了三種瘧原蟲在全國的分布輪廓。
1935年胡梅基報告了上海高橋地區瘧疾的季節分布與中華按蚊密度間的關係。此外，馮蘭洲等還對瘧疾的傳播媒介的確定、
對一些按蚊在瘧疾傳播中的作用等問題作了一系列調查研究。1936年姚永政等證實盛行於我國西南各省山嶺區域的所謂
「瘴氣」實際上就是惡性瘧疾。1941年姚永政與吳征鑒在昆明首次證實卵形瘧原蟲在我國的存在。
在舊中國，儘管一些專家學者進行過一些「點」的調查研究，在雲南省曾設立了瘧疾防治所，進行小範圍的防治工作，
但全面的抗瘧工作在當時無法開展，據估計每年瘧疾患者至少3000萬以上，病死率約為15%。
黑熱病：黑熱病也是我國重要的原蟲病之一，流行於長江以北，主要在黃河流域。
1904年Marchand與Ledingham報告的由青島回國的德國籍患者為在我國發現的第一例患者，
隨後許多學者相繼在許多地方發現了黑熱病患者，從而初步肯定了當時我國18省有黑熱病流行。
關於黑熱病的傳播問題，我國學者等根據一系列調查研究，證明中華白蛉為我黑熱病的主要傳播媒介。
溶組織內阿米巴：由溶組織內阿米巴所引起的阿米巴病也引起當時許多學者的注意，並在全國各地先後開展了調查。
1943年盧婉卿及馮蘭洲以實驗方法證明蠅在傳播阿米巴病中的重要作用。在這一時期除最常見的阿米巴痢疾外，
還報導了有關阿米巴肝膿腫、肺膿腫以及皮膚、生殖器與泌尿器阿米巴病的許多病例。
張孝騫等用乙狀結腸鏡診斷阿米巴痢疾。認為方法簡便可靠。
鍾惠瀾等用碘油空氣造影診斷阿米巴肝膿腫可顯示膿腫形狀與位置。劉效良及吳執中用中藥鴉膽子治療急、
慢性阿米巴痢疾均獲滿意效果。
二、蠕蟲方面的研究
日本血吸蟲：1905年Logan在湖南常德縣的一例下痢患者的糞便中檢出了日本血吸蟲卵。
差不多同時，一位英國醫師在解剖一例福建籍華僑的屍體時，在其腸系膜血管中發現了日本血吸蟲雌、雄成蟲，
從而用現代醫學手段科學地證實我國有日本血吸蟲病的流行。
早在20年代對日本血吸蟲在我國的危害性已引起了全國的注意，因此在不少地方，
如湖北、湖南、江蘇、浙江、福建、四川、廣西、雲南、廣東等部分流行區開展了小規模調查，至1949年，
血吸蟲在我國地區分布的輪廓已被初步確定。1949年以前，對我國日本血吸蟲中間宿主，已證實並確定其種名者有6種，
分別屬於3個螺屬。此外，陳方之、甘懷傑、姚永政、李賦京等對釘螺的地理分布、感染率、
感染強度以及生態習性進行了觀察，並開展了滅螺試驗。
肺吸蟲：1880年，曼松在廈門於一福州籍病人痰中查見並殖吸蟲卵，但直到1930年應元岳在浙江紹興蘭亭
發現兩例並殖吸蟲病人，才最終確定肺吸蟲病也存在於我國。此後我國學者對該病的流行病學、
病源學及地理分布等開展了一系列調查研究，並發現了新種。
1934年，吳光、屈蔭傑等在浙江紹興的蟹體內發現並殖吸蟲囊蚴；
1942年Asada證實在東北地區的三種喇蛄有並殖吸蟲囊蚴感染，從而確定了石蟹與喇蛄為我國肺吸蟲病的傳播媒介，
浙江和東北為我國肺吸蟲病的流行區。
與此同時，陳心陶在廣州怡樂村發現一新種，命名為怡樂村並殖吸蟲。1940年唐仲璋在福建發現兩種並殖吸蟲，
一種定名為林氏並殖吸蟲，另一為感染齧齒動物之並殖吸蟲，並分別在螺及蟹的體內發現了相應的幼蟲。
絲蟲：近代醫學文獻中有關我國絲蟲病的記載始於1871年，在海關和教會醫院工作的外國醫生，
先後記述了我國絲蟲病的發現與感染情況。1878年Manson在廈門首次證實蚊子為班氏絲蟲的中間宿主及傳播媒介。
1926年以後我國學者也進行了絲蟲病流行病學調查。馮蘭洲於1931年在廈門除發現班氏絲蟲外，又查到了馬來絲蟲，
從而證明我國存在著兩種絲蟲，並於1933年對這兩種絲蟲的鑒別要點作了描述，
確定中華按蚊是當地馬來絲蟲的主要傳播媒介，並對馬來絲蟲的幼蟲在中華按蚊體內的發育情況進行了仔細的研究。
但在當時條件下，調查工作多局限於交通方便的城市及其近郊，因此到解放前夕，我國對絲蟲病的了解很少。
至於防治工作則無人過問。
鉤蟲：鉤蟲病在我國的分布雖為廣泛，據當時報導，我國學者在遼東省7市、北京、山東濟南、河南焦作煤礦區、
南京、南通、上海、浙江蕭山、湖北、四川、福建閩南、江西萍鄉煤礦區、湖南、海南島、廣西賓陽、
雲南昆明等地的調查中均發現有鉤蟲病患者，可見鉤蟲病在我國分布甚為廣泛。
其它蠕蟲：許多學者，先後在全國許多地方，通過對不同人群、患者的糞便檢查或屍體解剖，進行了腸道蠕蟲病的調查，
證實還存在其它腸道蛹蟲，如：華枝睾吸蟲當時已自南到北、由東到西做了較廣泛的流行病學調查，
並對廣州一帶華技睾吸蟲感染率高的因素作了調查分析，並就其引起的合併症，如膽囊炎、阻塞性黃疸、
肝硬化及與肝癌的關係均作了觀察報導。關於布氏薑片吸蟲的分布，當時已知達10省之多，唯各地分布明顯不均，
呈散髮狀。當時我國學者指出人體囊尾蚴病在我國並非罕見，而且自身感染的可能性很大，由於囊尾蚴可在腦內寄生，
因而出現中樞神經系統症状的百分率很高，所以對豬肉絛蟲在我國的嚴重性不應忽視。
關於蛔蟲引起的各種合併症，如膽道蛔蟲症、急性出血性胰腺炎等也有許多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