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職業病學
(一)職業病學科的崛起和發展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時，全國沒有一所勞動衛生職業病防治機構及專門從事職業病學的專業醫師。
隨著工農業生產發展，1956年9月在天津建立起我國第一個獨立研究機構「天津市勞動衛生研究室」。
到1959年時，一些省、市、自治區級和某些大城市共有勞動衛生職業病防治機構十餘所。
1970年前後，全國廿余省市均建立了職業病防治機構。
文革後階段，周恩來總理提出要儘快弄清中國的公害情況，恢復了勞動衛生職業病的研究工作。
1983年在全國和七個區域建立勞動衛生職業病防治中心，
世界衛生組織先後在北京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勞動衛生職業病研究所和上海醫科大學預防醫學研究所成立了
二個職業衛生合作中心。目前這個領域的專業人員已達30000餘人。近十年來培養出碩士研究生百餘名，
博士研究生10餘名，1986年中華勞動衛生職業病學會下建立了職業病學組。
(二)專業書刊的誕生和豐富
1983年「中華勞動衛生與職業病雜誌」誕生，適應了當時專業學科飛速發展的需要，對科研成果，工作經驗進行學術交流，
促進了學科進一步發展，但偏重於勞動衛生學。
1988年中華勞動衛生職業病學會下的職業病學組創辦了以刊登職業病臨床、
科研內容為主的「中國工業醫學雜誌」，對促進職業學科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目前，向全國發行的勞動衛生職業病雜誌已發展到近十種(工業衛生與職業病、職業醫學、勞動醫學、化工和職業病等)。
1953年張一飛編寫了「工業病學」，此後相繼有些英國、蘇聯的職業病學書籍譯成中文。
1959年吳振球編寫「職業中毒」一書。
1965年顧學箕等編寫了「勞動衛生與職業病」一書，本書以小量篇幅對職業病作簡要重點介紹。此後有關書刊幾乎絕跡。
直到1972年，吳執中教授組織所在單位臨床部全體同志編寫了一本30餘萬字的「職業病臨床手冊」，
本書只有診斷治療，缺乏理論。
此後，吳執中教授根據廣大基層職業病防治人員需要一本反映我國職業病防治實踐又為實踐服務的專業書籍，
發起並組織了全國各地有實踐經驗的職業病臨床工作者分工執筆，編寫了本專業的大型專著「職業病」。
(三)科學研究工作
五十年代初重點在矽肺、鉛、苯、汞和農藥中毒的調查研究；南方高溫車間則採取綜合措施，控制中暑發生。
此後，組織了全國性矽肺普查二次：1975∼1958年普查近10萬餘人；
1934年普查了290多萬從事粉塵作業工作，基本摸清了我國矽肺發病和分布情況。此後對石棉肺等其他粉塵進行了調查。
1979∼1981年對五種常見毒物(鉛、苯、汞、有機磷農藥和三硝基甲苯)接觸工人近100萬人進行普查；
於1982∼1983年對砷、苯、鉛、石棉、聯苯胺、氯甲醚和焦爐逸散物(多環芳烴)等8種工業致癌物作業工作
近16萬人的腫瘤發病(死亡)情況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初步摸清了我國幾種主要職業性致癌物的危害情況。
天津市勞動衛生研究室在國內首先證實了有機磷酸酯類中毒的膽鹼脂酶活力學說，
建立了膽鹼酯酶活力酸度計測定方法，並在研究，調研基礎上提出正常值和中毒分級標準，
在第一屆全國科學大會上受部嘉獎。六十年代以後在矽肺的研究方面，收集、篩選了756種中草藥和662種化學合成藥，
並研究治療機理，發現克矽平具有保護吞噬細胞作用；漢防已甲素有抑制矽肺前膠原形成的作用，
1978年該課題榮獲全國醫藥科學大會獎。在治療鉛、汞中毒方面，應用了中科院藥物研究所丁光生研製合成的，
我國首創的中毒解毒劑二疏基丁二酸鈉，肯定了其臨床驅鉛、驅汞的效果，第一個在國際學術會議上正式報告。
上海藥物化學家王秩福首先合成解磷定，經毒理學、藥理學和臨床等協作研究，
證實了其解毒效果，為搶救有機磷農藥中毒做出了貢獻。
六、醫學人類學
近年來，醫學人類學的應用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營養與文化的關係處理；
現代醫療系統與當地民間傳統醫療系統的協調，醫生與病人各自文化背景的平衡，
人類學家在醫療過程中角色作用的發揮等。醫學人類學在實踐中提出的最有價值的見解是關於在醫療過程中的不同文化的協調。
醫務人員應對所處地區社會群體的醫藥信仰和行為有一定的了解，並理解、尊重病人的信仰的認識，
在這些信仰和認識的基礎上建立起適當的醫療計劃和方式。
由於人類學被當作資產階級的科學，沒有公開提倡，發展受到影響，一些分支學科的研究幾乎成為空白。
因此我國醫學人類學的研究起步較晚。五十年代以後，我國大陸開展了廣泛的少數民族調查工作，整理出大量的調查報告，
其中有一些是有關民族醫藥方面的資料，人類學家在這基礎上作了一些探索。
此外，一些探討中醫理論的論述也觸及了醫學人類學的理論邊緣。但這些畢竟還只是零星的研究。
1986年由中國人類學學會主編、重慶出版社出版的《醫學人類學論文集》在不少方面，尤其是體質結構和社會經濟、
自然因素之間的關係研究方面在國內都屬首次發表，可以說是我國第一部有關醫學人類學研究的專集，
但本書的成就主要是在體質人類學方面，共收論文十七篇，內容包括：人體發育過程中的差異及原因；
人體結構與產品設計中安全、舒適和健康等問題之間的關係；法醫和考古工作中對個體的鑒別；
臨床醫學中識別異常個體的規範等。在《人類學學報》上也常有醫學人類學方面的研究文章，
但偏重於體質人類學的理論、方法來研究醫學問題，總的說來，缺乏從文化的角度來考察、研究。
因此，近年來，有學者提出「醫學文化人類學」的概念，實質上還是嚴格意義上的醫學人類學的概念，
只是為了強調醫學人類學不屬於體質人類學——因為醫學人類學同時研究文化人類學範疇的課題。提醒人們注意從文化的角度來研究。
藥學研究
一、心血管系統藥物研究
1949年以前，我國一直從國外進口強心藥和降壓藥。
1949年以後的前十年，我國對心血管藥物的研究，主要是尋找國產蘿芙木資源和品種的引進。
對蘿芙木化學、藥理、臨床和生產也進行了綜合研究。生產出總生物研製劑--降壓靈。
還研究了催吐蘿芙木根中提取分離利血平的工業生產方法。
到七十年代末期，藥物的品種已達到一百多種。我國對新藥的開發則以中草藥的有效成分研究居多。合成藥物早期側重於降壓藥。
1984年以來，對心血管藥物的研究內容涉及到臨床療效和不良反應的評價、作用機理、臨床藥代動力學和血藥濃度監測等方面。
研究對象仍以中草藥有效成分為主，並取得了可喜進展。如對小檗鹼、甲基蓮心鹼、葛根素、胺碘硐、心律平、
蝙蝠葛鹼、β-甲基地高辛、硝普鈉、哌唑嗪、巰甲基丙脯胺、多巴酚丁胺、非諾貝特、甲硝噠唑等。
併合成了消旋丹參素。研究深度涉到抗血小板凝聚作用。血管緊張素轉化酶抑制劑保護心肌梗塞再灌注心律失常作用。
改善前列環素與血栓素，A2(TXA2)的平衡關係。抗氧目由基的關係等。許多中草藥成分鈣拮抗劑作用的研究，都有所進展。
1987至1988年，我國對心血管藥物的研究成績顯著，發表論文就達160篇之多，主要以中草藥及其有效成分的研究為主。
大多都進行了機理方面的研究。如抗心律失常藥的木防己矸、dl-四氫巴馬汀等；
抗心肌缺血藥的穿心蓮根蘭貢酮、654-2,降血壓藥的左旋千金藤立定、維替新拉亭；
人工合成的強心藥5-取代4-甲基-1,3-二氫-2H-咪唑-二酮類化合物。並於1988年12月召開了全國心血管藥物研討會。
1989年又召開了全國心血管藥物研究與新藥開發新思路研討會。在這兩年中，還合成了抗心律失常藥異喹啉類衍生物，
以及以中草藥有效成分為先導化合物的結構改造。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為尋找新的鈣拮抗劑，對取代四氫異喹啉衍生物和兒茶氨基酮類似物進行了設計與合成，
如對2-氨基異黃酮類化合物的基團引進，證明有延長耐缺氧時間與預防心律失常的作用。
從植物中又分得一些有活性成分，如知母皂甙、黃酮醇山奈素-3-葡萄糖-葡萄糖甙等。
藥理方面的研究報導也較多，且以中草藥有效成分及其結構改造物為主要對象，並不斷取得新進展。
二、神經系統藥物研究
延胡索為一種常用止痛藥，1928年開始從中獲得十多種生物鹼。
至1955年，延胡索的鎮痛作用才從動物實驗結果得到證實。此後，在六、七十年代中，
對延胡索植物、化學、藥理、臨床等進行了大量系統的研究工作。
八十年代初期對神經系統藥物的研究，從毛葉輪環藤等植物中分離合成了有較強松肌作用的藥物。
從川楝皮中分得的川楝素，A和B型肉毒毒素中毒的動物均有治療作用，並在尋找抗肉毒毒素藥物上有了突破。
從紫金龍中分得的普羅托平具有止痛活性。從野花椒根中分到的茵芋鹼對多種動物有鎮痛作用，且無成癮性。
從祖師麻中分得的止痛成分甲素用於臨床。此外還合成了一系列的止痛化合物。又如芬太尼的結構改造、
埃托啡和納絡酮的合成等。在研究抗驚厥藥物中還發現，3,4次甲二氧桂皮醯哌啶（抗癇靈）、
胡椒基醯另丁胺等具有廣譜抗驚厥作用。從茄科植物唐古特山莨菪中分得的新生物鹼樟柳鹼與山莨菪鹼也合成成功。
還研究了以東莨菪鹼為主的複合全麻劑術後自然蘇醒時間太長的對抗劑──催醒安。
隨後又對桂皮醯胺及其類似物的抗驚厥作用和構效關係進行了研究。以及埃托啡、納絡酮、dl-芹菜甲素等進行了人工合成。
在鎮痛藥方面，合成了7x-二胺基-6,14-乙烯撐四氫奧利文。對芬太尼的研究較多，併合成了一些類似物。
還對氮雜二環類衍生物進行了鎮痛研究。合成了鎮痛藥有取代哌啶基苯駢咪唑啉酮衍生物，3、5-橋丙基哌啶類衍生物，
以及長效鎮痛藥14-羥基可待因酮和14-羥基嗎啡酮腙類衍生物等。
安定、催眼藥的研究，苯二氮雜類衍生物氟安定己合成，甲基三唑安定。
左旋四氫巴馬汀、環磷醯胺、舒必利、吩噻嗪類等藥物都進行了研究。
1989年以後對神經系統藥物的研究在深度和廣度上又有了很大發展。
如異喹啉化合物對單胺受體的影響的研究拓寬了研究思路。
三、抗腫瘤藥物研究
我國抗腫瘤藥物的研究始於1956年，當時對苯丙氨酸氮芥（溶肉瘤素）的衍生物進行了一系列研究，
併合成了許多類型的新衍生物。
1958年，嘌呤抗代謝物巰嘌呤（6-MP）研製成功，主要用於絨癌和急性白血病。
此後，又創製了巰嘌呤的水溶性衍生物溶癌呤。該藥毒性較小，顯效快，可注射給藥。
六十年代，在合成藥物研製上進展較快，發現了多個有效的烷化劑藥物。
1960年完成了環磷醯胺的研製，在此基礎上，又設計研製成功了毒性較低的甘磷醯芥。
該藥對惡性淋巴瘤、小細胞肺癌、乳腺癌療效明顯。氟尿嘧啶（5Fu）是胸腺嘧啶核苷酸合成酶抑制劑，
對多種癌症均有較好的療效，犬對消化道癌療效確切。
從七十年代起至八十年代，國內在天然藥物及其它類型抗癌藥物的開發上較為突出。
由於抗腫瘤天然產物多具有新型的化學結構，以此為先導物，用合成的方法改造其結構，從而使療效增強、毒性降低，
獲得新的抗癌藥物。分離、改造或合成了一系列的抗腫瘤化學成分，形成了我國抗腫瘤藥物研究的自身特點和優勢。
先後分離得到或合成抗腫瘤活性成分有：長春鹼、長春新鹼、秋水仙鹼、三尖杉酯鹼、高三尖杉酯鹼、海南粗榧新鹼、
喜樹鹼及羥基喜樹鹼、11-羥基喜樹鹼、農吉利鹼、石蒜鹼、斑螯素、美登素、靛玉紅、冬凌草甲素、葫蘆素BE等。
八十年代中期以後，國內對誘導分化劑維甲酸類化合物和血卟啉衍生物的研究也頗令人注目。
維甲酸治療白血病已成為公認的一種新途徑，對實體瘤的作用也逐漸引起注意。
血卟啉衍生物國內已研製出數種，其中以光卟啉研究比較系統、深入。
四、甾體藥物研究
我國甾體類藥物的研究開始於五十年代初期。至五十年代末期，開始生產了黃體酮、丙酸睾丸素、
甲基睾丸素等，為激素類藥物的生產打下了基礎。
六十年代以後，我國的甾體工業已發展到相當規模，這一時期的研究重點是工藝上進一步改進，合成上增加品種，
工業上提高產量。在相繼解決了1-去氫、62-甲基、6-去氫-6-甲基、62-氟、162-甲基、92-氟、A環芳構化等各部位
取代基的引入方法及結構改變的方法之後，使得去氫氫化可的松、醋酸強的松、氟氫可的松、地塞米松等高效抗炎甾體激素，
苯丙酸諾龍、康力龍、康復龍等蛋白同化激素和醋酸甲地孕酮、炔諾酮、氯地孕酮等口服避孕藥先後合成並投產，
基本滿足當時的國內臨床需要。
七十年代初期，研究成功了18-甲基炔諾酮和雙炔失碳酯的全合成路線，並採用微生物立體有擇還原，
製得了18-甲基炔諾酮的光學活性產物消旋18-甲基炔諾酮。此後又在雙炔失碳酯的合成路線上有所創新，
使合成由原來的10步路線改為6步路線並使收率由5%∼8%增加到35%。
此外，還先後合成了18-甲基三烯炔諾酮和乙炔雌二醇等。這些甾體化合物為女性避孕藥的大量生產提供了保證。
這一時期研製成功其它甾類藥物還有利尿藥安體舒通和降血脂藥呋咱氫龍（去脂舒）等。
1983年10月，中國藥學會藥物化學學會召開了第一屆全國甾體藥物學術討論會，
充分反映了我國在合成甾體新藥的研究、採用新技術、
新方法改進甾體藥物生產工藝的研究以及對國內甾體植物資源化學成分的研究等項工作中所取得的顯著成績，
同時也表明我國已形成了一支從事甾體藥物研究與生產的科技隊伍。
五、抗生素研究
1949年以後，國家對抗生素的研究和生產十分重視，1951年試製出第一批結晶青黴素，
1953年5月1日正式投產。1955年又增加了氯黴素和合黴素等品種的生產。
1952年由中國科學院召集的抗生素座談會在上海召開，這是我國抗生素科研和生產的動員會，由此開始了我國有組織、
有領導的抗生素研究工作。1955年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第一屆抗生素學術會議，宣讀了有關抗生素的生物學、化學、
工藝和臨床方面的論文，報告了從我國土壤中分離到的抗腫瘤抗生素放線菌素。
1956年在上海召開了新抗生素工作座談會，會後在中國醫學科學院建立了抗生素系，
1958年擴大為抗生素研究所。此後又相繼建立了上海醫藥工業研究院抗生素研究室，
四川抗生素工業研究所和其它一些專業科研機構，一些大型企業也設有力量較強的中心試驗室或廠辦研究所。
到六十年代初期，已有鏈黴素、金黴素、土霉素、四環素、紅霉素、新黴素、雙氫鏈黴素、制黴菌素、灰黃黴素、
環絲氨酸和放線菌素K等投產。
1961年和1964年，相繼召開了第二、第三屆全國抗生素學術會議。
從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又陸續研究並生產了一批臨床應用價值較大的抗生素，
如卡那黴素、博來黴素、創新黴素、平陽黴素、爭光黴素、光輝黴素、更生黴素、自力黴素、正定黴素、兩性黴素B、麥迪黴素等。
在這一時期，我國的半合成抗生素尤其是β-內醯胺類抗生素的研究發展十分迅速，取得了顯著成績。
六十年代初期，我國採用了生物酶裂解青黴素G以製取6-APA，併合成了二甲氧苯青黴素。
1965年，選育了頭孢菌素菌種提取了頭孢菌素C，經列解得了7-ACA，接著就開始了半合成青黴素和半合成頭孢菌素的研究和生產。
1981年召開了第四屆抗生素學術會議，
1983年召開了全國新抗生素研究開發學術討論會。表明了我國在抗生素生產菌的分類鑒定及新抗生素的分離、
結構測定方面的能力有了進一步的提高。開展了遺傳研究，抗生素的生物合成、作用機理及構效關係等的研究，
從而使篩選範圍有了擴大，涉及到微生物產生的其它生物活性物質，如酶抑制劑，殺蟲（蟎）抗生素等。
得到了一批國外已有的、療效較好的新品種，
如乙醯螺旋黴素、柱晶白黴素、核糖黴素、洋紅霉素、里杜黴素、阿黴素、紫蘇黴素、環孢黴素、多抗甲素、武夷黴素、
小諾黴素等。其中環孢黴素的發現為我國器官移植外科提供了一種極為重要的免疫抑制劑。
篩選得到了糜蛋白酶抑制劑S-81-24氨基環醇類抗生素增效劑3-185。
在半合成抗生素方面，β-內醯胺類抗生素仍繼續發展，無論是化學合成還是酶法技術都有新的進步。
新品種又有所增加，如氯呋苄青黴素、氨噻肟頭孢菌素，頭孢三嗪和頭孢哌酮等。
1985年和1989年，先後召開了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國抗生素學術會議，進一步反映出我國的抗生素研究內容逐漸深入，
研究範圍已遠遠超出原來的領域。隨著微生物遺傳工程、生物工程和生化技術的應用，推動了抗生素的研究不斷開創新局面。
所以，到八十年代中末期，我國新抗生素的研究無論是新藥的篩選、結構改造、合成工藝還是作用機理，
耐藥性及臨床藥理等方面，都有了更大的進展，每年增加的新品種越來越多，僅1989年，
我國就發現抗細菌、抗病毒、抗腫瘤、抗真菌和酶抑制劑等新抗生素20種，
新品種從發現到進入臨床使用的時間也日益縮短，這些都充分顯示了我國抗生素研究的堅實基礎和良好前景。
六、抗寄生蟲病藥物研究
1952年，黨和政府成立了華東血吸蟲病防治研究委員會，1955年組成了全國血吸蟲病防治研究委員會。
我國的化學製藥工業結合寄生蟲病的迫切需要，優先研製和生產了各種有效藥物，為大規模地防治工作提了保障。
在藥物方面，以研製口服治療日本血吸蟲病新藥為主，同時也尋找中草藥中抗血吸蟲病有效成分和合成口服與肌注的銻劑。
在首選保證酒石酸銻鉀大量供應的同時，又先後研製了二巰基丁二酸銻鈉（銻58）和沒食子酸銻鈉（銻273）。
首次發現了非銻化合物呋喃丙胺口服對日本血吸蟲病有高效並生產成功。
此外還生產了六氯對二甲苯（血防846）、滅螺藥五氯酚及氯硝抑胺等。
抗瘧藥物在解放前全部依賴進口，1949年後開展了大規模地瘧疾防治工作，主要使用氯喹、伯喹和乙胺嘧啶三種藥，
短期內取得了顯著成績。為保證藥物的供應並減少進口，我國藥學工作者積極開展了抗瘧藥物的研製，
到1958年，相繼完成了此三種藥物的合成並投入生產。六十年代以後，抗瘧藥物的研究逐漸深入開展。
1963年，試製成功完成了環喹、吡咯喹和環氯胍雙萘柳酸鹽。
1964年又合成了代號為M-6407的取代四氫吡咯-1-甲基氨酸喹啉，療效與氯喹相當但毒副作用較低。
1966年合成了喹哌，該藥具有長效作用，療效亦相當於氯喹。此外，還相繼研製生產了優喹寧、氨苯碸、氯胍、
周效磺胺及氯苄硝喹等。
1967年，由於疫情的需要，組建了全國瘧疾防治科研領導小組。
在藥物方面，重點以研製能治療對氯喹有抗藥性的新抗瘧藥和能治兇險型瘧疾的新藥為主，其次是研製新的預防藥和根治藥。
根據這一方針，藥學工作者在原有的研究基礎上又進行了大量的篩選、合成工作。
1967年，全成了M-6407的衍生物咯啶；
1970年合成了咯萘啶，其水針劑用於搶救兇險型瘧疾病人，具有高效、速效、低毒的特點、
1971年合成了常咯啉，近期療效與氯喹相當，副反應明顯低於氯喹。腦瘧清是我國合成的有機鎵化合物，
1970年試用於臨床，對間日瘧、兇險型瘧疾控制症状和原蟲轉陰都很迅速，亦作為兇險型瘧疾的急救用藥。
七十年代合成的藥物還有，三哌喹，為一長效、低毒的新抗瘧藥；羥基喹哌是喹哌的羥基衍生物，為抑制性預防藥。
在這一時期，對抗血吸蟲病藥物的研究仍在繼續。1964年合成了硝咪唑，隨後又進行了結構改造。
1972年合成了呋喃烯唑，其療效與呋喃丙胺相仿，但胃腸道反應大為減少。
1975年合成了硝硫氰胺，1977年合成了吡喹酮，並在取得動物藥理、毒理、病理及治療研究大量數據的基礎上，
進行了近千例的日本血吸蟲病治療，表明該藥有近期療效好，劑量小，療程短，副作用輕等優點。
1983年完成了青蒿素的全合成，然後又全成了其邊鏈上帶有鹵素或氮或硫取代的雙氫青蒿素酯和醚類化合物，
如青蒿琥酯和蒿甲醚，並製成油劑、粉針劑工搽劑供臨床使作，療效比青蒿素更好而毒性更低。
本芴醇是我國創製的抗瘧新藥，製成亞油酸膠丸用於抗氯喹惡性瘧疾的治療獲得滿意結果。
另外還創製了萘酚喹，對鼠瘧和猴瘧均有很好作用，作用機理近似氯喹，並進入臨床試用。
七、計劃生育藥物研究
1958年以後，隨著甾體激素類合成化學研究蓬勃開展，我國激素工業初步建立，為避孕藥的科研和生產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六十年代初，首先著重研究了第一批口服避孕藥，
於1967年投產了甲地孕酮和炔諾酮，同時對它們的生產工藝也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改進，使價格大幅度下降。
並且通過大規模的臨床實踐，使廣大育齡婦女能夠吃上口服避孕藥來達到避孕目的，為落實計劃生育提供了新措施。
此間，又先後試製成功了甲孕酮、己酸孕酮、炔雌醚等數種避孕藥。
從六十年代末期起，更多的科研單位、工廠和醫院開展了有關計劃生育科研和避孕藥物的研究和生產，
把避孕藥物的研究工作推向了一個高潮。到七十年代末期，已先後試製成功並鑒定了口服、注射、外用、長效、
短效和速效的原料藥品20餘種和各種劑型30餘種。
值得提出的是七十年代初我國發現了棉酚的男性抗生育作用，引起國內外的重視，
因為在此之前男性避孕藥物在國內外均系空白。
八十年代以後，計劃生育藥物研究仍著眼甾體避孕藥，研究的重點是降低其副作用，提高安全性。
在這一時期還在劑型研製方面有所發展，如製備了微囊針、微囊片、含膜、滴丸及外用的膜劑、泡沫劑、
霜劑和能長期恆速釋放甾體避孕藥的埋植劑、陰道避孕環等。
在尋找新的抗生育化合物方面，對某些孕甾、雌甾或雄甾的先導化合物進行了結構改造與修飾的研究，
如合成了18-甲基雌二醇-3甲醚、炔雌醚和雌二醇的一些衍生物；
對棉酚的結構改造及其衍生物的合成也進行了一定的工作，證實了單醛型棉酚類似物有明顯的殺精子作用。
另外，對用於引產的天花粉、芫花萜亦有了進一步的研究進展，已製成天花粉蛋白結晶體，並通過鑒定；
芫花酯甲藥膜試用於臨床亦取得較好效果。
八十年代末期，對抗早孕和催經止孕藥物的研究頗令人注目，國內在這方面也有所進展。
合成了部分新的具有抗早孕作用的甾體類化合物並作了進一步的結構改造；
對國外首先合成的三個抗早孕藥甾體類孕酮受體拮抗劑、3β-羥基甾脫氫酶抑制劑和前列腺素，我國均仿製成功。
同時還結合藥理、毒理、藥代等方面的內容對這些新合成和仿製的藥物作了進一步的篩選和研究，
表明我國在計劃生育藥物研究領域已進入到了新的水平。
八、合成藥物研究
五十年代初期，合成藥物研究的重點是對國防和保護人民健康至關重要的抗微生物感染藥物以及防治流行性地方性疾病的特效原料藥。
地方病用藥方面，首先研究的是有機銻製劑，全成沒食子酸銻鈉。
以後又完成了第一個非銻劑藥物呋喃丙胺的合成並用於臨床。
六十年代以後，抗生素的半合成發展較快。除鏈黴素、紅霉素、新黴素等已投產外，半合成的青黴素類品種增加到十幾種，
到七十年代中期，又完成了部分頭孢類抗生素的半合成，以及試製成功了強力黴素、丁胺卡那黴素、氯清黴素等。
這一時期，在地方病用藥、抗腫瘤藥物、甾體激素藥及避孕藥、維生素類、心血管類、
神經系統藥的合成研究或結構改造上都得到了很大發展。
八十年代以後，合成藥物的研究方法更加註重以天然有效成分或療效較好的藥物為先導化合物，
進行結構改造，合成其衍生物或類似物。
進入九十年代，我國合成藥物的研究又邁上新的台階，更加註重在構效關係基礎上尋找高效、低毒的新化合物。
研究的重點仍以心血管藥、抗腫瘤藥、抗菌藥、甾體藥和天然有效成分的合成為主。
但國內學者已注意到國際上的研究動向，
努力探索從分子到亞分子水平研究藥物-受體相互作用的機理和藥物構效關係的規律，即進行所謂「合理的藥物分子設計」。
1990年，召開了全國甾體藥物學術會議和華東地區藥物化學學術會，
1991年召開了第二屆中日QSAR（藥物構效關係定量研究）和藥物設計研討會，
第三屆全國分子力學和藥物設計學術會，體現出我國在藥物分子設計和合成研究領域進入九十年代的水平。
九、生化藥物及醫藥生物技術的進展
1949∼1955年比較重要的新品種只有胰島素、胃旦白酶、人造牛黃、膽固醇、腖等原料藥。
1956∼1965年生化藥物的發展較快，臟器生化產品有激素、酶、多糖、蛋白質及胺基酸、核酶衍生物、維生素。
胰島素的全合成取得突破性進展。六十年代初開始微生物發酵法，化學合成法，酶轉化法，固定化酶技術相繼應用於工業生產。
1966∼1979年，生化藥物除了在臟器生化藥物的生產技術、品種、質量上有大踏步的進展外，
還開展了微生物生化藥物及利用有關的酶學來製造生化藥物的工作。
1966年下半年由於「文化大革命」開始，生化藥物的研究發展受到嚴重阻礙，
七十年代末的情況來看，以臟器為來源的生化藥物到1979年為止有18種此類品種已與國際水平比較接近。
八十年代我國還初步制定了發展藥物生物技術的近期和中遠期規劃。建立了與藥物生物技術相關的研究開發中心。
雖然我國藥物生物技術研究和應用起步較晚，但在α-干擾素、人胰島素、人生長素、
幼蓄腹瀉疫苗和青黴素醯化酶工程菌等的研究開發均有所突破。
1982年我國建立了干擾素基因無性繁殖學、經分樣α1型、相繼採用Lac、P1啟動子在大腸桿菌中獲得高效表達,
產量2mg∼5mg/L。臨床用於子宮頸炎有效率90%以上，證明我國的工程菌表達水平與國際水平相當。
人成纖維細胞干擾素（β-干擾素）在大腸桿菌中表達成功，產率為1077L/L。
B型肝炎疫苗1985年完成中試，獲得新藥證書，已經大量推廣使用，質量達到了國際同類產品的水平。
八十年代中期，生物製品的檢測方面建立了一種敏感的改良空斑形成細胞測定技術。
對鑒定T淋巴胞，提高了方法的可靠性。應用電子計算機作為生化藥物的檢測工具，
編製了一套適合中國藥典（1985）規定的各種計算程序。
藥物生物技術方面，DNA重組技術與基因工程菌、工程細胞的構建方面取得多。
B肝表面重組基因在短表病毒載體系統得到高表達，開始試產。
B肝核心抗原基因在大腸桿菌中表達產生的B肝疫苗已廣泛應用於臨床診斷。
在八十年代末，我國第一個具有八十年代國際水平的基因工程干擾素工業性生產基地
在長春建立並中試獲得人R1型基因工程干擾素。α-干擾素基因克隆已在大腸桿菌和酵母中表達成功
並研製成功了用於擾素的高度提純、鑒定和分型的基因工程人α-干擾素單株抗體。
九十年代我國醫藥生物技術研究，在基因工程、細胞工程等上游領域裡，一些基因工程產品藥物如腫瘤壞死因子，
人白細胞介素4(IL-4)人生長激素釋放因子等相繼克隆表達成功。
通過細胞雜交，融合技術獲得了一系列診斷和治療用途的單株抗體，使這些成果走上工業化、商品化、
起著重要作用的超滬、固定化、生物感測器莽下游技術的研究也取得不少令人可喜的成績。
十、藥理學研究
我國藥理學研究主要是圍繞著臨床藥理學,基礎藥理學和藥物毒理學工作而開展的，
臨床藥理學研究工作是從七十年代開始。
1979年在北京召開的第一屆全國臨床藥理學會議，它標誌著我國臨床藥理學作為一個學科發展的起點，
此後，中國臨床藥理學逐步迅速地發展起來，
1980年中國藥理學主辦的《中國藥理學報》創刊，1985年《中國臨床藥理雜誌》創刊。
衛生部先後建立的臨床藥理基地已有40個，並在某些方面如新藥評價、教學與培訓、指導合理用藥、治療藥物監測、
向衛生部提供技術諮詢、向新藥研製單位，藥廠，醫院提供技術服務均已取得顯著成績。
我國臨床藥理學家已開始注意人類藥物遺傳學研究，
在研究不同民族的藥物代謝缺陷頻率以及藥代動力學特徵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近年來，我國對治療心律失常藥的藥理研究較多，且以中草藥或植物的化學成份為主要對象，
對不同藥物進行了病理模型，心臟電生理特性及動作電位等方面的研究，其中某些藥物如小檗鹼，
甲基蓮心鹼，葛根素值得注意，抗心肌缺血藥物中葛根黃酮類及丹參都有進一步探討的價值。
神經藥理研究主要進行了阿片樣肽及阿片受體的研究，腦內單胺系統與四氫巴馬汀作用機理的研究。
並用放射自顯影技術顯示了腦內M-受體的分布。通過整體、離體器官、細胞乃至分子水平的研究，許多合成藥、
中藥有效成份和復方製劑的作用機理得到闡明，為今後神經藥理學及新藥開發的進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礎。
生化藥理研究方面，我國學者進行了藥物對核酸蛋白質合成的影響，藥物對花生四烯酸代謝的影響，
藥物對氧自由基的影響的研究，有關酶的生化藥理研究，有關受體和神經遞質的研究。
有的能用多種指標從生化形態，生物物理等多方面闡明同一問題，
並注意將生化效應與行為效應對形態的影響結合進行分析，對推動我國藥理事業的發展具有積極的作用。
抗腫瘤藥理的研究，經過三十年的努力，我國抗腫瘤藥物研究已形成一支具有一定水平，學科齊全的研究隊伍，
近年來，國內還開展了癌的化學預防藥一維甲酸類藥物的研究以及光動力學治療腫瘤用血卟啉衍生物的研究。
抗炎免疫藥物的藥理研究，根據分子生物學等研究進展，認為炎症和免疫反應是不可分割的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具有抗炎作用的藥物一般都影響免疫功能，基於此，我國學者，對多糖類、生物鹼類、
甙類等藥物進行了抗炎免疫方面的研究，較突出的是654-2的研究，經研究表明，
654-2不僅能穩定溶酶體膜。還能抑制補體激活所致的多形核白細胞的聚集，
調整節免疫功能以及抑制實驗性家兔腎炎。目前該藥已成功的用於治療免疫複合物型腎炎。
數學藥理研究是用數學為藥理學探索定量規律的一門學科。
經過最近幾年的研究，我國學者對藥效統計分析及實驗設計、藥效動力學及量效關係、
藥代動力學等方面進行了研究。特別是電子計算機應用於數學藥理，
創製了藥動學計算軟體3P87、PKBP-NI、Mc-PKP藥動學室分析程序及AUTOAN程序，並且用於藥物不良反應檢索，用藥諮詢系統等。
十一、藥物代謝動力學研究
藥物代謝動力學研究工作於六十年代。
自八十年代以來，我國醫藥工作者先後對青蒿素，常咯啉，人工合成天麻素，阿克拉黴素B，氨噻肟頭孢黴素，
苯妥因鈉，氨茶鹼等一百六十餘種藥物進行了動物以及健康志願者體內的藥物代謝動力學研究。
1985年7月衛生部頒布的《新藥審批辦法》（以下簡稱《辦法》）中列有藥物代謝動力學項目。
生物利用度的研究在我國起步較晚，雖然生物藥劑學上的生物利用度的研究在國外三十年代就應用並已開展此項工作。
但我國學者直到六十年代才開始此項工作並注意到該項研究對藥品質量的重要意義。
我國學者在做好生物利用度工作的同時，還十分注意藥物伍用中有無影響生物利用度的因素，
並且注意一些藥品製劑的生物等效性問題，為進一步深入地研究和開發藥品製劑提供了新的思路。
臨床藥物代謝動力學在我國開展已有近二十年的歷史，最初只是用紫外法測定一些藥物的尿藥濃度，
如氨茶鹼的濃度測定。進入八十年代後，臨床藥物代謝動力學向縱深發展，不僅僅只測定尿藥濃度，
且可測定血藥濃度，唾液濃度，血藥代謝物，耳垂血濃度，並注意用電子計算機擬合數學模型，
求算藥動學的各種參數來進行預測血藥濃度，制定給藥方案，並開始有藥師深入臨床配合醫生進行藥物治療。
在血藥濃度檢測方法上，由於藥物的特異性、精密度和靈敏度的要求，檢測手段也越來越多並且發展也很快。
HPLC方法逐漸普及，氣質聯用測定方法也用於透皮吸收製劑的濃度測定，濃度在數ng水平上，
不僅僅研究普通劑型的血藥濃度，還研究了控釋劑型，透皮吸收製劑的藥代動力學並且注意到病人的生理、
病理因素對藥代動力學特性的影響。深入到藥動學分析的同時注意藥效學觀察。
藥物代謝動力學和藥效動力學結合模型分析是當前藥代動力學研究的前沿課題，它不僅能闡明藥物在體內的動態變化，
且可揭示效應部位的作用特性。國外，1979年首次提出藥動-藥效數學模型，我國學者注意到該課題研究的重要性，
也著手開展此項研究，並於1986∼1990年全國藥理學及各專業會議上向代表們作了介紹，在微機程序方面，
中國藥科大學設計了藥代動力學和藥效動力學結合模型效應參數的計算程序PKPDCPU，
用微機給出該模型模擬數據的時間、濃度、效應之間的三維空間圖。
1990年臨床藥理學會議上，南京軍區南京總醫院藥理科又提出該模型的微機程序PKPD。
雖然這項研究在我國開展較晚，但其發展勢頭卻很強勁，目前，我國學者正在開展群體藥代動力學的研究，
時辰藥理學的藥代動力學研究等等。
十二、藥劑學研究
1949年以後，在劑型研究上，一方面原有的老劑型不斷得到改進和提高，
另一方面新劑型不斷得到發展和應用。五十年代後期，即開展了滴丸的研究製備，
到六十年代，隨著基質和滴丸機械設備的改進，得到較快的發展。
長效製劑在我國於六十年代即開始研製，進展較快，在不長的時間內即有20餘種產品投產。
從七十年代起，陸續開展了膜劑、微囊劑、靜脈注射用乳劑及混懸劑和脂質體的研究，
從而使我國的藥物製劑出現了制型的多品種化，以滿足臨床治療的不同需要。
在藥物製劑的質量研究和理論研究方面，五十年代初期基本上處於起步階段，對大部分製劑的質量，
只能以感觀分析或靠經驗作出"定性"水平的評定，對處方和工藝也大多是一般的分析討論。
尚不能或難以對製劑的內在質量以及與療效的關係作出"定量"的評價。
從五十年代後期到六十年代起，隨著物理藥劑學和生物製劑學的先後形成和發展，使得藥物製劑研究從內容、
體系和領域等方面都起了深刻的變化。我國藥學科學工作者逐漸運用了物理藥劑學、
生物藥劑學和藥理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藥物製劑的質量，對製劑的"體內效應"開始了逐步的研究。
1978年9月，南京藥學院首次開辦了「生物藥劑學」師資進修班。
此後在全國各地陸續開辦了數十批生物藥劑學學習班，使得這方面的研究十分活躍。
自八十年代起，我國藥物製劑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重點開展了這些劑型的緩釋、
控釋給藥系統和靶向給藥系統的製劑研製，湧現出許多新的製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