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進出口藥品管理
1950年貿易部根據全國製藥工業專業會議精神，對進口藥品採取管制措施，明令禁止了250種外國製劑成藥的進口。
1954年外貿部海關總署發布《關於管理製劑類藥品及成藥的幾項規定》，限制偽劣藥品進口，進口藥須經衛生部批准。
並對進口西藥列為法定檢驗商品。衛生部規定廣州、上海、天津等地為西藥進口口岸及檢驗口岸。
僅上海市藥檢所於1954∼1983年檢驗的進口藥品總數就有1665種，57,692批。
進口的國家與地區38個，廠商約500多家。嚴格控制進口藥品質量，使進口藥品不合格率逐年下降，
1955年為23.35%，1983年下降至2.05%。從1972∼1983年進口藥品向外索賠有160多起，均取得勝利。
1985年為防愛滋病傳入，衛生部、海關總署發出《關於禁止Ⅷ因子製劑等血液製品進口的通知》，
同時為加強藥品質量監督發出通知，「凡進口藥品必須經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授權的口岸藥檢所檢查合格後方准進口」。
授權上海、天津、北京、廣州、武漢、大連、青島、廣東省及福建省藥品檢驗所為口岸藥檢所。
同年衛生部發出《關於加強進口藥品管理的規定》的通知，對首次進口藥品審批等問題作了補充規定。
又於1986年底成立了進口藥品評審小組。並編印下發《進口藥品品種目錄》，共收中西藥品596種，
還頒發31種進口藥材標準，於1987年5月1日執行。
6月8日發布《進口藥品許可證》的規定，對進口藥品核發許可證。國外藥廠商申請領取我國藥品進口許可證的品種已達600多種。
1988年對1981年下達的關於國外廠商申請在我國進行新藥臨床試驗研究的規定（試行）進行修訂，
並下達《關於國外藥品在中國註冊及臨床試驗的規定》，《關於審批國外藥品臨床試驗的規定》。
又於6月開展核發《進口放射性藥品許可證》工作。為貫徹《藥品管理法》重新修訂發布《進口藥品管理辦法》，
並於1991年元旦執行。
我國紅馬牌麻黃素1954年8月首次出口英國，從此我國藥品打入了國際市場；
1955年重慶大新藥廠的葡萄糖首次向蘇聯出口，由此開創了我國由進口變出口的局面。
1957年化學藥品的出口量為3593噸；1983年出口量達15705噸，
1984年在原有99種商品實行出口許可證管理的基礎上，又有30種商品實行了出口許可證,其中中藥材有13種；
1978年化學藥品出口額為7370萬元；1990年出口額上升到約7億美元，增長10倍，
有18個藥廠23個品種化學原料通過了美國FDA的檢查認可,在國際交往中,贏得了聲譽。
一、
中醫理論各專題內容的探討
（一）
陰陽學說
本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中醫界對陰陽學說的淵源、基本內容、性質、作用與地位等進行了整理和分析研究。
例如任應秋在《陰陽五行》一書中，
提出了陰陽學說「兩體合一」、「動靜升降」、「始終嗣續」、「兩極反覆」四大規律，以闡明陰陽的奧義。
在各種中醫理論的教材和專著中，陰陽學說的基本觀點被歸納為：自然界一切事物均可被分為陰陽兩大類，
是萬事萬物的根本。陰和陽又是無限可分的。陰陽之間存在著相互對立、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辯證關係。
陰和陽又處於動態平衡之中。八十年代以後，學術界進一步從多學科來論證陰陽學說的科學性。
如許多學者從控制論、系統論、資訊理論的角度來分析陰陽的對立、依存、消長、轉化。
九十年代以來，應用控制論、系統論、資訊理論來研究陰陽五行學說的熱潮已逐漸降溫，
代之而興的是以陰陽五行學說來說明醫學和易理的關係。「醫易同源－太極」，
太極圖的模式被認為可追溯中醫陰陽學說、健康和疾病觀的源起。
雖然陰陽學說的科學性在現代不斷被從各個角度加以證實，
但近年來也有人認為中醫的陰陽五行學說束縛了中醫學在現代的發展，以致許多帶有先進科學性質的醫理，
不是被排除在外，便是被改造得面目全非，而融合在陰陽五行學說之中了。
（二）五行學說
五十年代以來，在關於五行學說爭論的過程中，對五行的來源及發展研究得比較明晰。
繼承整理並挖掘五行學說的內涵，探討它的理論和實用價值，是五、六十年代相關研究的主要方面。
但在1966年「文革」開始後，這方面的研究中斷了數年。
七十年代中後期以來，有關五行的討論增多。除討論五行學說的內容、五行在中醫臨床上的實用性、
形成歷史等內容之外，更為多見的是把五行學說與控制論、系統論、電子計算機技術原理和方法聯繫起來。
八十年代的五行學說研究已不僅僅是把它作為一個哲學概念，而且也是作為自然科學的內容加以研究。
從天文、氣象角度探討五行學說的研究者認為，天文概念的五行是指宇宙的自然節律；
氣象概念的五行是指風火燥濕寒五氣的運動。天文氣象五行學說已成為中醫氣象學的重要內容，貫串於中醫基本理論各個方面。
九十年代以後，用控制論、系統論、資訊理論來研究五行學說的熱潮已降溫。
有的學者認為哲學中的五行轉變為醫學上的五行，並不在於粗疏的形式類推，而是基於相當縝密的數學群論原理，
故五行學說的生命力具有合理性與實用性。在大量的從各個角度闡釋五行學說的合理性、科學性的同時，
也有學者冷靜地反思陰陽五行學說對當代中醫發展的消極影響，認為中醫五行學說雖然有其合理核心，
但糟粕成分顯而易見，必須從形式到內容進行改造。
（三）藏象學說
五十年代以後到「文革」前，中醫藏象理論研究主要運用的是傳統方法，如文獻考證或臨床驗證等。
經過「文革」十年的沉寂之後的藏象學說研究，在傳統研究方法之外，又出現了用現代科學方法來研究藏象實質的新局面。
臟腑的文獻整理研究在六十年代就已是某些中醫研究機構的重要工作。
七十年代中後期，脾胃的文獻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從文獻角度考證，中醫的脾包括現代醫學的脾和（或）胰，
但其功能卻相當於現代生理學的消化系統的主要功能，還涉及植物神經、內分泌、免疫、血液、代謝
以及肌肉等方面的功能。從局部來看，還與胃腸局部變化、小腸吸收功能和胰腺功能關係較為密切。
鑒於有關脾陽的論述較多，而脾陰則少有研究，故八十年代初有關研究從脾陰的含義與作用、
脾陰虛的證候進行探討，並分析脾陰虛與胃陰虛的異同。
腎及其相關的命門、天癸的文獻學研究在五十年代以來逐漸深化。
命門是近現代中醫學術界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現代中醫學術界多傾向於認為命門不是一個解剖實體，
而是機體某些重要生理功能的總稱。對命門的生理功能的認識也趨於統一。
與腎相關的另一個有爭議的內容是首見於《內經》的「天癸」。
現代通過對「天癸」和腎中精氣的關係及其生理效應的爭議，認識逐漸趨於一致。
六十年代通過文獻整理，將歷代對「天癸」的不同見解歸納為8種：
①男精女血說；②月經說；③腎水說；④元陰說；⑤元精說；⑥腎間動氣說。
其中腎水說、元陰說、元精說在現代中醫學術界仍深有影響。
但現代學者對「天癸」的爭議更傾向於其生成來源。「天癸」來源有源於腎氣、源於腎水、元陰、
源於腎所藏的精氣諸說。圍繞作為腎中精氣充盛到一定程度產物的「天癸」產生的爭議，主要還是理論上的，很少與臨床治療相聯繫。
（四）辨證論治理論
五十年代初期，朱顏、任應秋、秦伯未等老一輩醫家已經提出了辨證論治的體系概念。
關於辨證論治的「證」字的含義，以及「證」與「症」、「病」義界的劃分問題，
八十年代以來對此爭論尤為激烈。爭論的結果並不在於幾個詞義的界定，而是進一步明確了中醫辨證論治的內涵，
為證的規範化研究鋪平了道路。1983年組織成立了「中醫證候規範研究」課題組，
專門對證的概念及其規範化問題進行了研究。經過幾次會議的討論，
在1990年「全國中醫病名與證候規範研討會」上已形成的比較一致的看法是：
「證」是機體在疾病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的病理概括。它以一組相關症状與體征反映該階段的主要病變，
揭示病因、病位、病性和邪正關係。證與病有上下層次之別，「病」反映疾病全過程的本質，
「證」反映疾病某一階段的本質，受疾病的特殊本質所制約。
對將「證」歸屬於「病」的提法，也有的學者認為是一種觀念上的失誤。有關病、證的討論還在深入進行之中。
（五）治則治法理論
治則概念的拓寬，同時也就意味著內容範圍的擴大。印會河認為治則應包括治病求本。
以平為期、調整陰陽、標本論治、扶正祛邪、三因制宜、正治反治、治未病、同病異治、異病同治、隨證治之等內容。
姜春華曾提出「截斷扭轉」的治則，被認為是溫病治則的一定意義的突破和創新。
他認為治療溫病不能拘泥於「衛之後方言氣，營之後方言血」、「到氣才可清氣」的順應療法，
主張採用先證而治，截斷扭轉的原則，即重用清熱解毒，抑制病原，使病程阻斷或縮短；
早用苦寒攻下，迅速排出邪熱瘟毒，及時涼血化瘀。此理論經各地驗證，證明對中醫溫病的治療，
可提高療效縮短病程。在某些治則的提法上現代仍存在爭議。
如謂「月生無瀉，月滿無補」也屬治則。又謂在「三因制宜」之應外加一「因勢制宜」的治則等。
治法研究在現代一般中醫基礎理論書中很少提及，但治法卻是研究治則的基礎和落腳點。
因而在建國後的第一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傳統醫學》中，將治則與治法並列。
治則的實驗研究不多，但治法的實驗研究卻不少。
現代中醫治則、治法實驗研究多集中在扶正培本、活血化瘀、清熱解毒、通里攻下等方面。
其中研究最多的莫過於活血祛瘀法。五十年代末以來，臨床運用活血祛瘀法治療的疾病非常廣泛，
如心血管系統疾病、腦血管病、血管病、廣泛性瀰漫性微循環障礙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增生性病變、
婦科病、各種炎症、各種疼痛，以及某些癌症等。與活血祛瘀法機理相關的實驗研究報導也很多。
（六）運氣學說
建國後的17年（1949－1966），五運六氣的研究還屬於比較深奧的問題。
某些醫史學者將運氣學說作為歷史加以探討，追溯其源起和演變。
其中以范行准先生《五運六氣說的來源》一文影響較大。
此後范先生又在1961年印行的《中國醫學史略》一書中再次重申他對運氣學說的貶抑態度。
儘管范先生把運氣學說稱之為「近於宿命論」的「式占」之術，但在建國後17年間，
並不妨礙其他學者介紹或運用運氣學說。
當時對運氣學說持肯定態度的學者可以自由地在報刊上撰文或出版專著來介紹五運六氣的基本知識。
1959年，任應秋先生出版了《五運六氣》（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是為現代第一本運氣學說的入門之書。
該書以《素問》七大論為本，系統討論了運氣學說的各有關問題。至1962年，該書已印刷了4次。
1962年，胡海天先生於《廣東中醫》發表連載文章，作「五運六氣」的講座，在中醫界亦有一定的影響。
在當時對運氣學說有存、廢兩種意見的情況下，中醫學院的教材如何處理這部分內容的問題上也出現了爭議。
最後折中的意見是將運氣學說以附篇的形式列於書末，由學員據自己的興趣加以取捨。
對運氣七篇是否是《素問》原文也採取迴避方式。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教材中連五行學說也遭到嚴厲的批判，更不用說運氣學說了。
它連上教材接受批判的資格也沒有。「文革」結束以後，運氣學說才又重新登大雅之堂。
但這次運氣學說的命運非同昔比，
它不僅在中醫界得到了很多人的青睞，而且也引起了某些其他學科人士的濃厚興趣和重視。
研究運氣學說在七十年代末以來異乎尋常地成為熱門，研究專著也陸續問世。
八十年代以來，對運氣說持肯定態度的學者從理論文獻和實際驗證兩方面來進行確立自己的觀點。
任應秋先生認為運氣學說「是中醫學在古代探討氣象運動規律的一門科學」，即中醫氣象學。
方藥中先生認為，運氣推算的「干支格局」，是古人對天象、氣候、物候、病候長期觀測的總結。
它吸取了當時天文、地理、歷算、哲學知識，運用陰陽五行和干支的排列組合形式來加以表述。
但是，運氣推算只是的部分內容，因此不能以現代氣象驗證的符合率來評價運氣學說的價值。
（七）體質學說
現代中醫體質研究最有意義工作是進行了中國人的體質群體調查。
薛崇成以中醫氣質陰陽學說為依據，把人的性格分成太陽、太陰、少陽、少陰、陰陽和平5大類，
再根據心理測試原理製成了陰陽分型的問卷，在全國進行調查。他制定的DY性格測驗表已通過國家級鑒定。
疾病與體質的關係是體質學說與臨床緊密相關的具體體現。
有關某些疾病的產生與體質的研究表明，老年人異常體質和異常情志較正常體質人更容易患胃病。
肺癌病人中，初步發現氣虛質的比例較大，這與中醫傳統的「肺主氣」是相吻合的。體質與體型、季節發病也有直接關係。
體質學說的實驗研究開展得還不多，但隨著研究向縱深發展，
八十年代中期以後研究者開始注意用實驗手段來探尋不同體質人群的生物學基礎。
從現代病理學研究發現，痰濕體質的人其新陳代謝一般比較低下，脂肪代謝緩慢，而且血中低密度脂蛋白含量增高，
高密度脂蛋白含量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將多餘的膽固醇堆積在動脈壁上，從而容易引起動脈硬化和冠心病。
還有的研究從體質遺傳學角度，研究了廣東漢族健康人的中醫體質類型與HLA基因頻率分布的關係，
獲得了不同體質類型的綜合性指標，反映了傳統中醫體質類型的遺傳及基本特徵，證實中醫體質類型的客觀性。
（八）中醫時間醫學
五十年代初，中國大陸的中醫發展迎來了一段黃金時期。在理論上，隨著《內經》研究的深入，
時間醫學也日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
1955年，四川名醫吳擢仙在出席全國政協會議時，向中央首長獻出了子午流注環周圖，
引起了世人對時間針刺療法的關注。
承淡安的《子午流注針法》、任應秋的《五運六氣》等著作相繼問世，時間醫學的研究已經開始露出端倪。
然而六十年代中期「文革」的掀起，使剛露頭角的中醫時間醫學研究又沉寂下去。
子午流注在「文革」中也被作為封建的、迷信的東西而無人敢問津。
七十年代末期，「文革」結束後迎來的科學的春天，是為發展這一古老的中醫理論的契機。
現代時間生物學的興起，為中醫時間醫學的再度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八十年代是中醫時間醫學研究達到了一個的高峰，以「中醫時間醫學」為名的一門新的學科已基本形成。
周銘心等的《中醫時間醫學》、胡劍北等的《中醫時間醫學》、劉炳權等的《古今時間醫學》、
張年順等的《實用中醫時間醫學》相繼出版。運用文獻整理、臨床觀察、
調查分析和實驗研究等手段對中醫時間醫學進行的研究，為闡明這一學科的科學性作了大量的工作。
大量的實驗或觀察用於揭示臟腑、經絡活動的節律。
從四時死亡病種來看，肺心病多死於冬季，肝經病多死亡於春季，心經的病多死於夏季。
診斷方面，對常人脈象的觀察，結論是與「人氣」一日四時的變化規律相合。
在疾病狀況下，正常節律則被破壞。四季變化與脈象的關係是：
脈率是冬快夏慢，脈位是冬偏沉、夏顯浮，脈波幅是夏最高、冬最低，春秋處於過渡狀。
時間治療學方面，中醫則講究「春夏養陽，秋冬養陰」。
根據這一原則，有的研究者在「夏至」開始給慢性支氣管炎患者服加味右歸丸，取得良好的效果。
用藥的效果的確與時辰或季節有一定的關係。現代時間藥理學非常重視體內藥物酶的活性節律，
因為所有的藥物包括中藥在內，進入體內後都要受到藥酶系的作用，從而影響其藥效和毒副作用。
這說明中醫講究時間用藥是有一定科學性的。
子午流注針法的研究在近十幾年中已有大量的研究。
子午流注針法被認為是最明確的時間治療學內容。現子午流注針法已廣泛用於治療痛症、高血壓、
癱瘓等40餘種疾病，大多數收到較好的療效。子午流注針法對心輸出量和心排出量的影響試驗中，
運用肢體血流圖為指標，發現按時開穴施刺較隨機取穴組能顯著使舒張期延長，心率減慢。
靈龜八法也是一種按時取穴法，用此法治療頭痛，其效果優於循經取穴組。
二、中醫診法的研究
(一)
腹診
十年動亂之前，對腹診注意不夠，很少有人專門論述。
由於日本漢方醫界對腹診的起源曾有所涉及，從而引起了對這個問題的重視，並對此進行研究和論述。
學者根據古代醫學經典的論述，認為腹診起源於我國；日本著名漢方學家大冢敬節則認為，
日本漢方界的腹診可以分為難經派、傷寒派、折衷派等之不同，也說明其起源於我國。
隨著這些爭論的開展，使我國對腹診的研究迅速發展起來。
1987年，我國召開了首屆全國中醫腹診專題學術研討會，交流了在腹診方面研究心得，
使得這種診斷方法大大地繁榮起來，研究內容也十分廣泛。
近些年來，對腹診的研究，業已從單純臨證應用進而探素其客觀化的檢驗，
如有人提出光電腹診儀的設想，通過用X射線熒光屏探測胃腸中含氣量的多寡,以判斷腹部脹滿的程度，
還有的對群體進行了臨證調查研究，以使探索新的研究途徑與方法。
進入九十年代，腹診的研究有進一步的提高，表現在腹診技術的客觀化、標準化方面的探索和試驗。
如中國中醫研究院研究生部與清華大學有關部門研製的QZ-1型中醫腹診參數檢測儀，應用中醫理論，制定定量指標，
對718例患者進行腹診檢查，提出了腹診的原理和新概念，對腹診進行了理論構建，為這一診斷方法的辨證數據化、
定量化提供了新的依據。該研究課題組並編成《中國腹診》一書，
從而使腹診這一古老的技術在診斷學上形成了獨立的體系，向一門獨立分支學科邁進。
(二)脈診
要客觀檢查患者的脈象，就要有檢查的器械，脈象檢測儀就是這種器械。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經有人設計簡單的脈象儀，
對客觀檢查做了嘗試，由於影響脈象的因素很多，而且對脈象形成和構成脈象的各種條件也還沒有深入的了解，
因而初期的脈象檢測儀器還不夠理想，但這畢竟為脈象的客觀化做出了初步的探索。
十年「文革」期間，檢測儀的製作基本上處在停頓狀態。
改革開放以來，脈象檢測工作又重新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並且有迅猛發展之勢。
隨著電子工業技術水平的發展，檢測儀的設計與製作水平日益提高。
早期的檢測儀是北京醫療儀器廠生產的BYS-14心脈儀，隨後有南昌八一無線電廠生產的MX-811液態換能器，
上海醫療器械研究所曾製造出HMX-3C脈象換能器和MX-3脈象儀，它較以前的同類器械有較大進步，
它能取得脈象、脈速、時差、取脈壓力等多種信號，它對脈象的採集、建立定型圖譜、有較好的作用。
在「六五」期間，中醫的脈象檢測儀的研製被列入攻關課題，此期間研製出來的MX-4C和MX-5多功能脈象儀，
它們不僅能檢測脈象的波形、脈壓力、還可以檢測、貯存、列印脈道形態的示意圖，
脈波--脈位趨勢圖及脈率趨勢圖，這些脈象圖可顯示脈位、脈幅、脈形、脈勢、脈寬和脈率等。
用脈象檢測儀所取得的脈象圖的判讀和分析，在八十年代取得一些成果，儘管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判讀標準，
而只能用目測法讀出其拐點、幅值和時值，以了解脈動的頻率和節律，脈力的強弱，脈勢的虛實及脈象形態，
並通過它來了解和測算或估計血管的彈性、外周阻力，脈象的勁弛、軟硬、滑澀等，
但這些已為將來做出分析脈圖的統一方法打下了基礎。還有人做出「脈象信息計算機處理系統」，
以自動採樣分析，並輸出包括脈率、面積及判別脈圖所必需的十多項通用的特徵值和擴充特徵值，
以此確定脈象的類型，並以此繪出脈波圖、速率圖、從而使計算機在脈診中達到了實用的水平。
此項成果也獲衛生部1985年科技成果二等獎。
研究工作者還對若干臨床上常見的脈象進行生理學和病理學的基礎研究。
其中包括浮脈、沉脈、弦脈、滑脈、澀脈、芤脈、遲脈、數脈、結脈、代脈、促脈等。
如對浮、沉脈的初步研究表明，動脈管壁的搏動幅度的加大，是出現浮脈的主要因素。
如當管壁振幅較大時，取法壓力比較小，此時指感搏動明顯，脈位就顯得表淺但脈象的浮沉和此壓力大小並沒有必然的對應關係。
(三)舌診
「文革」期間，舌診研究與其他各項科研工作一樣，受到極大的干擾，陷入停頓狀態。
「文革」結束以後，舌診研究進入了繁榮時期，絕大部分研究工作幾乎都是在八十年代出現的，
八十年代早期，有人報告了對大量正常舌象研究的結果。如陳澤霖通過對5403例正常人舌象的研究，
孫遠嶺則板告了對2721例正常小兒的調查，提供了正常人的脈象報告。
八十年代早期還對舌脈進行了研究。早在1978年，就有人對舌脈做了初步研究，把其主幹的充盈度分成三度，
即以十、二十、三十代表之。據作者統計，95%的正常人主幹的充盈度為十，其餘5%為
。而正常舌脈的顏色多為淡紫色。
隨著舌診研究的深入，極需對這些研究工作進行規範化，特別是有關舌診的詞語、舌的部位等進行統一。
在這方面，上海的陳澤霖等做了較多的工作。他在1982年著成《舌診研究》一書，初步涉及這一工作，
並公開出版。1984年，他們又發表了《有關舌診的統一名詞和舌上分部的規定(草案)》。
八十年代中期，又陸續有人對舌苔在流行性出血熱、急腹症的診斷價值做了報告，
如認為流行性出血熱的舌質的發展是由淡紅而變紅或紫絳，而淡紅；而舌苔則由白、黃而變白；
舌苔還由潤變干而再潤，其變化亦提示此病臨床上五個分期的發展規律。
在急腹症中，舌象的變化基本上反映腹部病變感染程度，輕度炎症者，其舌質多淡紅，
而紅絳舌則示腹內的化膿性及壞疽性病變；有些急腹症則表示炎症的性質，
如在膽囊炎患者中，淡紅舌多示慢性炎症，而紅絳舌則示急性化膿感染。這些結論都經剖腹探查後證實。
九十年代以來，對舌象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如中國中醫研究院與清華大學有關部門合作，成功地研製成「中醫舌象真彩色圖象系統」。
它是利用光、電、機械等學科的結合，攝取真彩色的舌象圖形，對舌質、舌苔、舌面積、舌紋理分析、
瘀點瘀斑進行攝象，並將它儲存起來，可以與再現和舌色的三基色分析數字化。
這種系統可通過系統硬體的設計，應用軟體的設計，通過對舌象的攝取，存貯、調用、色度學參數的分析、
苔厚指數測定、舌苔的面積，齒痕程度的估計、反光點的消除等多項功能，建立了常見的舌象資料庫，
從而製成了以國際色度學為依據的判斷標準。
一、急病治療
新中國建立以來，中醫對急病的研究在前人經驗的基礎上，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進展。
1954年，石家莊地區運用溫病理論和方法治療流行性乙型腦炎，取得了顯著療效。
此後，急病的研究範圍不斷擴大，如對急腹症，冠心病、流行性出血熱等治療都獲得了一定的療效。
但前景並不十分樂觀，由於西醫在我國迅速發展，使中醫治療急病這塊陣地逐步縮小。
又由於在對待中醫問題上存有偏見，有失誤，尤其是在「文革」期間倍受摧殘，中醫急病機構受到嚴重破壞，
中醫院不設急診室，中醫大夫不值急診班，搶救急重病人中醫大夫不參加。這種狀態持續了相當長一段時間，
在社會上逐漸形成了中醫只能治療慢性病的局面。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認，西醫在醫療上的布局不僅合理，
且較完整。尤其是急救措施方面，有其優勢。中藥劑型、給藥途徑明顯跟不上時代發展的需要而落伍。
1983年11月，衛生部中醫司在重慶召開了全國中醫急症工作會議，專題討論如何開展中醫急症工作，
提出了《關於加強中醫急症工作的意見》。明確了中醫急症工作的方向和目標。
隨後，在1984年，全國成立了七個急症協作組，即高熱(南、北方組)、中風、厥脫、血證、痛證和劑刑改革組。
這是五十年代以來對中醫急病採取的重大舉措。
以中風病為例，1983年全國首屆中風病學術研討會，制定了「中風病診斷與療效評定標準」，
「標準」定中風病名，別稱卒中，相當於西醫的急性腦血管病，並提出病類與證名聯合的辨病分證診斷方案，
即將中風先分為中經絡和中臟腑兩大病類，然後再分為九種證候。
其病名診斷舉例為：「中風病、中臟腑；痰熱內閉心竅證」，
中風病名診斷經全國30多個醫療科研單位2200多例患者的反覆臨床驗證具有科學性和可行性。
中藥劑型及給藥途徑的改革是中醫治療急病的關鍵。傳統劑型有丸、散、膏、丹、湯等。
給藥途徑主要經口服。這些劑型及給藥途徑，在臨床急救時往往受到一定的限制。
且體積、容積較大，吸收慢，使用不方便，難以收到速效，高效的效果。尤其對小兒及無法口服給藥的患者難以接受。
1983年以來，衛生部中醫司及後來的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國家科委加強了中藥劑型改革工作的領導，
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和工藝，生產出多種新劑型，如片劑、浸膏、合劑、沖劑、氣霧劑、針劑等，
以及多途徑的給藥方式，特別是靜脈給藥，大大提高了療效，縮短了療程，使得原來采西藥急救治療的急病，
如高熱、敗血症、感染性休克、心律失常、急性腎功能衰竭等也能用中藥治療。
自1983年以來全國中醫急症協作組和劑型改革組，共研製40多個中醫急症新製劑。
其中如厥脫症協作組的參附青注射液、養陰增液注射液、升壓靈注射液、參麥注射液等系列製劑，
通過了臨床驗證，顯示了中醫治療厥脫症的優勢。
1990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醫政司制定了《中醫內科急症診療規範》，對中醫急病診療評定標準作了明確規定。
1992年2月中醫管理局在廣州，召開了全國中醫急症工作會議，制定了《全國中醫急症工作五年計劃》
及《加強全國中醫急症工作的意見》。同年，擴大全國中醫急症協作組，設中醫急症獎勵基金。
修訂《中醫內科急症診療規範》(第一輯)。隨後相繼出版了《中醫急診醫學》、《中醫內科急症學》等急症專著。
1993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為促進中醫急症工作開展，組織專家對部分已正式生產的中藥製劑進行論證，
篩選出15種列入首批全國中醫醫院急症室必備的中成藥。
二、內科
(一)
肝膽病
病毒性肝炎
自八十年代初期以來，中醫中藥對B肝的治療取得了突出成就。首先表現在對本病病機的認識，有許多學者提出濕困、
陰虛矛盾論、痰瘀互阻論、陽氣主導論等新概念。對其辨證治療，則認為氣滯血瘀和肝腎陰虛兩證多見。
治療其較難解決的病機是濕困與陰虛的矛盾。
對治療B型肝炎的單方單藥的研究，目前較為深入的有五味子、山豆根、大黃、丹參、三七等。
在單方單藥對肝炎的多向治療研究中，有學者大膽地進行了中藥脂質體工程在治療慢性B型肝炎方面的創新性研究，
把具有調整機體免疫、改善肝功能、抑制病毒複製和抗纖維化等多種作用的中藥裝入脂質體載入肝細胞內。
這是一項開拓性的研究，為中藥治療肝炎開闢了新的思路。
肝硬化及肝硬化腹水
對其病因病機的研究，多從氣、血、水論述。有學者認為：
其病位雖有肝，但與脾腎關係十分密切。脾腎氣虛才是該病的本質，往往是始則病氣，繼則病血，再則病水，
氣病則血亦病，血病亦可傷氣；血病水亦病，水病則氣塞不通。氣血水之為病，既各有側重，
又相因為患，以氣虛為本，血瘀為標，腹水乃標中之標。貝潤浦貝潤浦：姜春華治療肝硬化的經驗，
肝硬化的病理狀態是瘀血鬱結，體質狀態是氣虛脾弱，其特點是病實體虛，虛實互間。並提倡用活血化瘀治療肝硬化的學術觀點。
自八十年代以來，臨床有關肝硬化治法的報導十分豐富，但從總體看都離不開治血一法。
如益氣活血法、行氣活血利水法、行氣活血軟堅法。
膽石症
從全國各地對膽石症的研究結果看，臨床以氣滯型多見，濕熱型次之，毒熱型亦可見到。
朱培庭等報導，根據中醫「膽為六腑之一，六腑以通為用」的理論研製的膽寧片，
經上海中醫學院附屬龍華醫院等11所醫院對608例氣鬱型慢性膽道感染、膽石病進行不同劑量及雙盲、
隨機方法與利膽排石片對照進行前瞻性臨床研究觀察，膽寧片總有效率95.83%，利膽排石片有效率83.21%。
耳壓療法排石的研究，五十年代就曾有過報導。但對其作用機理尚未完全闡明。
1985年南京市耳壓療法治療膽石症協作組對耳壓療法的作用機理進行了實驗研究，觀察發現耳壓後肝之分泌增多，
膽囊內壓增高，Oddi氏括約肌舒縮頻繁，膽汁流量增多。
朱振鐸等發現耳壓後患者在胃鏡觀察下可見胃蠕動加強，B超顯示膽囊功能亦加強。
成躍紅等採用耳壓配合中藥利膽排石一號、二號方及脂紡餐綜合治療537例膽囊炎、膽石症，總有效率98.7%。
(二)脾胃病
1979年，全國消化會議將潰瘍病分為肝氣犯胃型、脾虛肝鬱型、脾胃虛弱型和胃陰不足型。
但卻忽略了臨床多見的挾寒、挾熱、挾濕、挾瘀證。全國高等中醫院校第五版教材《中醫內科學》
和董建華主編《實用中醫內科學》在胃脘痛的分型方面作了一些研究，但都不十分理想。
1984年，全國中醫治療急症胃痛協作組成立，隨即組織全國13個省市的一批脾胃病專家，協作攻關，
制定了胃脘痛的診斷、辨證標準。「標準」規定病名診斷，包括主症、病史、誘因及理化檢查。
並確定了胃脘痛的氣滯證、虛寒證、陰虛證、火郁證、寒凝證、血瘀證和食積證的證候診斷標準。
此標準於1983年至1986年，經全國20個省市的45個醫療和科研單位對3000多例胃脘痛患者的臨床觀察，
一致認為該標準既符合臨床實際，又簡便易學。
萎縮性胃炎一直被認為是很棘手的病證，國內外曾有專家認為慢性萎縮性胃炎的胃粘膜腺體萎縮不能逆轉。
針對這一論點，學者們進行了廣泛研究。上海張鏡人等根據調氣活血的治則，收治52例慢性萎縮性胃炎，
隨訪了3-5年，結果症状有效率為88.46%，病理有效率73.08%，胃粘膜病理對照，腺體萎縮改變P<0.01，
腸腺化生改變P<0.05，7例伴有不典型增生全部消失。
(三)心臟病
五十年代以來，雖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成績不令人滿意。七十年代末以來，針對心衰的虛、瘀、飲等病理特點，
治療多採用益氣、溫陽、活血、利尿。
根據我國冠心病流行率調查表明，五十年代末以來，我國冠心病的發病率呈明顯上升趨勢。
1957年城市居民心腦血管病死亡佔總死亡的12.07%，1985年上升為44.4%。病理解剖研究表明，
我國冠狀動脈粥樣硬化病變發生率年齡較建國前提早了5-10年。
近十五年來，中醫藥在冠心病的診治方面，出現了可喜的勢頭在五、六十年代大量臨床實踐的基礎上，
根據其病機本虛標實的特點，1980年討論制定了心絞痛的中醫辨證診斷標準，並在全國廣泛試用。
1985年以後又兩次進行修訂，1990年正式擬定心絞痛的中醫辨證標準，使中醫治療心絞痛的研究上升到一個新水平。
運用益氣活血、養陰益氣、益氣補腎、活血化瘀、宣痹通陽、芳香溫通等方法控制心絞痛的報導異常豐富。
此外，尚有冠心蘇合丸、寬胸丸、心痛氣霧劑等多種製劑治療心絞痛的報導。
急性心肌梗塞是臨床常見病症，其死亡率較高。多數學者認為，氣虛血瘀是該病的主要原因。
大致表現為：痰濁瘀阻型約佔40%，脾虛痰濁型約佔20%，心腎陽虛及心陽虛脫型約佔20%，腎陰虛型約佔10%，
心氣不足型約佔10%。因此治療常以益氣活血、通腑化濁、養陰生津、回陽救逆等治則立方。
為使中藥更好發揮作用，全國各地先後研製成速效救心丸、抗心梗合劑、生脈針、參附針、
枳實針等多種新劑型、療效確切，已被臨床所證實。
(四)高血壓病
鑒於我國高血壓發率較高，五十年代以來，對本病進行了廣泛研究，取得了初步成績。
1985年上海市成立了高血壓研究所，對高血壓的防治提出了「降壓、糾正機體平衡失調、鞏固療效」三者兼顧方針。
隨著中醫藥對高血壓病臨床研究不斷深入，不少學者希望通過基礎研究，
在高血壓不同中醫分型中尋找一些客觀的實驗室檢查指標，為辨證分型客觀化、規範化提供科學依據。
(五)中風病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風病的臨床研究，僅僅是零星的個案報導。
八十年代以後逐漸由個案病例轉向大案病例，由個人轉向個人牽頭的群體研究。誠然，群體研究方式有助於加速科學的更好發展。
八十年代以後，中醫界對中風病開展了廣泛、深入的研究。這種大規模協同攻關，是前無古人的。
1983年全國中醫內科學會中風病組提出。定中風為病名，別稱卒中。
經過多次全國性中風專題學術會議廣泛深入的討論，已逐步為中醫學術界所公認，目前已趨於統一。
隨著對中風病研究的深入，辨證論治和系統化方藥也日益豐富。
從1983-1986的3年時間裡，經全國30多個醫療、科研單位對2200多例中風病患進行臨床觀察，
提出病類與證名診斷方案(將中風病按有無神志昏蒙分為中經絡與中臟腑兩大病類)，
於1986年由中華全國中醫學會內科學會主持，在山東泰安召開的《中風病中醫診斷、療效評定標準》
總結評議鑒定會上，通過了專家鑒定。
自八十年代以來，中醫藥對中風病的治療取得了可喜成就，療效在逐年提高。
在預防、康復治療方面顯示其一定優勢。新製劑清開靈不但有較好的清熱解毒、活血化瘀、醒腦開竅的作用，
而且由於給藥途徑的改進，使療效顯著提高，已被列為中醫醫院急診科必備急症中成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