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兒科
(一)
小兒科基礎理論研究
40多年來，在兒科臨床基礎方面，進行了一些理論性的探討。其中主要有關於小兒生理髮育特點的研究。
對「純陽三體」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小兒時期，其陽氣過盛；另一種則認為並非陽氣之有餘，意見相左。
到六十年代中期，後一種意見已公開見於中醫學院之教材，認為小兒正處在發育旺盛的階段，生機未臻成熟，
其生機旺盛有如樹木之方萌，而所謂純陽之說，是相對而言，實指陰陽兩氣中，陽氣偏盛，即所謂「陽常有餘，陰常不足」，
有主要特點表現為各種疾病均能化火生熱，火熱又可轉而生風。舉凡導致小兒生病之各種病因如外感六淫、內傷飲食、
時全疫毒、莫不表現為熱病，這種觀點在當時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文革」期間，這方面的研究陷於停頓。到了八十年代，對小兒純陽三體又重新展開討論，
有人認為這一問題應從生理及病理兩個方面進行探討，指出小兒的生理特點是臟腑嬌嫩，形氣未充；
生機旺盛，發育迅速；也就是陽既未盛，且陰亦未充。其患病時之特點，是易虛易實、易寒易熱，
且其變化迅速難於掌握。另一方面，由於小兒之臟氣清靈，因而疾病的恢復也較快。
這對小兒病的診斷，建國以後也有新的發展。在原有診指紋的方法的基礎上，又發明了舌面紅點及山根色診的方法。
還有報告指出：山根部的脈紋與脾胃，肺表的病症關係密切。對一千例小兒山根脈紋的調查發現，脈紋呈水平者多，
示脾胃有病，呈垂直狀者則示肺經有病，而呈斜紋者，似無病態之意義。至於脈紋之顏色，青色者是驚風、蟲症、
感冒之急征，而黃色有多見於泄瀉、積滯、嘔吐、疳證等脾胃疾患，而紅色則多見於肺經病證如哮喘、喘咳等。
(二)新生兒病證
以往認為新生兒黃疸是生前受母體孕時之熱濕薰染或臨產時受濕熱之邪所侵，名曰胎黃。
在藥物療法中，以中藥和西藥並用效果最好，其次是單純中藥，單獨用西藥效果差。
這個結論是從24小時內血膽紅素下降的水平的差異得出的結論。
不僅具有對血型的原因所致的新生兒溶血症具有明顯的治療作用，可在3-4天內恢復正常，
且可以使原因不明及因感染所致的高膽紅毒血症痊癒之功；
對由於紅細胞葡萄糖-6-磷酸脫氫酶缺陷所致的高膽紅素血症也有療效。
肝炎症候群是指新生兒黃疸常見肝脾腫大，肝功能異常如轉氨酶升高等，這種病證被認為是感染肝炎病毒，
巨細胞包涵體病毒，風疹及皰疹病毒所致，這類疾病在八十年代中後期取得較好的中醫療效，
認為中醫的療效較單純西藥的療效要好一些，退黃時間、治癒率均較優越，肝功能的恢復也比較快。
用中藥治療新生兒梗阻性黃疸，也有報告認為約一半左右的患兒竟獲痊癒而避免用手術治療，這一現象的機制還有待深入研究。
對新生兒特有的疾病新生兒硬腫症，七十年代有人試用中藥復方丹參靜脈注射及活血化瘀中藥外敷，死亡率有明顯下降。
八十年代對本病的中醫藥治療報告明顯增多，有主張結合抗菌素及中藥治療者，還有用中藥外敷、外浴治療者，也取得較好效果。
(三)急性傳染病
麻疹是中醫兒科四大病證之一，五、六十年代，中醫提出了許多預防麻診的方法，其中有紫草根煎湯、有胎盤粉、
還有用貫眾粉的，經科學方法驗證，認為這些方法確有一定的預防作用。
中醫還針對麻疹發病不同時間並發肺炎進行辨證施治，取得療效。如肺炎發生於麻疹尚未透發之前，用麻杏石甘東加蟬蛻，
而在麻疹發作期中並發肺炎，則在麻杏石甘東加紫草、紅花、地丁等；而麻疹後肺炎則選用加味瀉白散。
另有選用中醫透疹療法加上解毒清熱、佐以活血並芫荽子蒸汽吸入等，均受到較好療效。
八十年代後期，由於麻疹有了現代的免疫預防方法，麻疹發病率逐步降低，進入九十年代，
麻疹已基本得到控制，此病已逐漸退居次要地位。
五十年代用養陰清肺湯、神仙活命飲、除瘟化毒湯等治療白喉，其有效率很高，治癒率也都在96%以上。
如有報告用養陰清肺湯治療107例，僅一例死亡，其餘均治癒。根據這一古方進行化裁而成的新方，
也取得肯定的療效，如「抗白喉合劑」，即是一例。
百日咳：百日咳在小兒諸傳染病中，也是為害甚烈的一種，儘管如此，五、六十年代對此病的研究，
相對說來，比較薄弱一些，比較集中的工作多在七、八十年代。
小兒麻痹症，從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人們利用中醫種種不同療法，對本病進行治療。
只有到了九十年代，開展了積極的預防小兒麻痹症的運動，並限期消滅此症的流行，
才真徹底解決了小兒麻痹症及其後遺症給小兒帶來的極大危害性。
(四)哮喘與肺炎
小兒哮喘就辨證論治而言，對緩解期間補法治療做得比較深入。如六十年代有人報告：
用補腎的方法，不分腎陽虛或腎陰虛，可取得90.8%的有效率，其中之顯效率為54.5%，七、八十年代則以局部注射、
割治、按摩等治療方法報告較多。據各地報告，以穴位注射、穴位敷貼、
灸療法等的療效較好，多達90%左右(總有效率)，一般顯效率均較低。
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醫對小兒肺炎的治療做了大量工作，其中絕大部分是辨證論治，根據不同證進行治療。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對小兒肺炎的臨床學各地都做了一些總結。如為了便於辨證論治，
對該病有兩型(輕、重)、三期(初期、極期、恢復期)及十三證之分，所謂十三證即風寒閉肺、風溫閉肺、痰熱壅肺、
肺胃熱盛、肺熱下陷、熱入厥陰、熱傷營血、熱傷氣陰、氣衰亡陽、瘀痰阻絡、肺陰虧損、餘熱不清、邪退正虛等。
有的則只分成三大類型，即邪盛熱實型、邪盛正衰型、正虛邪戀型。分型愈細緻，有助於分別對證分治，提高療效。
(五)胃腸病
小兒厭食，古代多列入疳積及脾胃病。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這方面報告較少，
到八十年代開始，醫界始對厭食症有較集中的論述。對此證之病機，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認為先天稟賦不足，
脾胃虛弱，情志偏亢及飲食失節、餵養不當，均為此證之原因，尤以後兩者為最常見，可達患兒總數一半以上。
治療方面，各家提出按患兒不同表現施以不同治則，包括醒脾開胃、養陰開胃、健脾開胃、清熱生津；
還有的提倡「運脾法」，平肝調氣法；或和脾助運、養胃益陰、健脾益氣等多種治法。
所用方劑，有以古方化裁加減，如四君子湯、異功散、參苓白朮散、啟脾散、香砂六君子湯、外中益氣湯、理中湯、
平胃散等等，有些則多自擬方劑，或用家傳秘方等等，有的還用局部理療，如敷臍、推拿、耳壓等，均取得很好的療效。
小兒腹瀉是很常見的病證，故而一般較少有專門集中報告，六、七十年代以前已有零星報導。
八十年代開始，由於中醫兒科事業的發展，對小兒腹瀉一症也有了較集中的報告。治療方法多式多樣，
有主張辨證論治的，有的外治用敷貼法的，還有用針灸及簡便的推拿、捏脊等方法的。
由於對病因病機的認識，把此證分為傷食、熱瀉、寒瀉、虛瀉等不同，還有認為由於小兒受驚嚇而發生腹瀉者。
治療也按證論治，如傷食瀉治以消食導滯、脾虛用健脾益氣；有濕熱則清熱利濕，均獲較好療效，達90%以上。
外敷法以「覆臍止瀉散」、白鬍椒、代針丸外貼，效果均不錯，減少了小兒服藥之苦，但如為長期腹瀉重證，
則尚需配合內服藥較妥。針灸治療、推拿、捏脊、尤其是捏脊等的療效。
(六)小兒腎炎
治療主要採取傳統的辨證論治原則，對小兒腎炎分成不同類型，並根據病證分別施治。
大致分成以下幾種類型：
風水犯肺型，其治則為疏風清熱，宣肺利水，其常用方劑的越婢加術湯、麻黃、連翹赤小豆湯等加減；
熱毒內侵型，其治則為清熱解毒、利溫消腫，常用方劑為五味消毒飲加減；
濕熱蘊阻中焦，其治則當為清熱化濕，健脾利水，常用方劑為三仁東加減，
寒濕困阻脾胃，其治則為健脾滲濕、利脾消腫，常用方劑為五苓散加五皮飲加減，
還有肝腎陰虛型，治療原則為養陰滋腎，平肝潛陽，常用杞菊地黃丸加減；
脾腎陽虛型，其治療原則為溫陽利水，常用真武東加減。
以上這些辨證論治的總結，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是對八十年代以前治療小兒急性腎炎的階段性總結，
在中華兒科腎臟病學術交流會(1986)的基礎上的總結。此後，十年內對此病的治療又有進一步的發展。
八十年代後半期，對小兒腎炎的治療原則進行了較多的集中研究，其中重點為活血化瘀和清熱解毒，
這主要是基於對小兒腎炎病理病機的特殊認識，其中結合現代醫學的一些理論，當兩種治療原則相結合後，治癒率及有效率均較高。
八、五官科
(一)
耳科
在八十年代早中期，對中耳炎、美尼爾氏病(眩暈)的治療，都有較多的報告；
又如對化膿性中耳炎，應用的方劑包括冰麝散、胡桃油、中耳炎散等；對滲出性中耳炎，
則有消水方、耳聾通氣散等。還有以辨證施治的方法處方的，一般有效率均可高達73∼97%左右。
(二)
鼻科
在鼻病中，變態反應性的鼻炎是發病率較高的，據統計占鼻病中的40.5%。「文革」以前，對本病較少報告。
八十年代對過敏性鼻炎的報告比較集中。大多認為本證為肺、脾、腎三臟之病態有關。治療方面強調各辨證施治，
著名耳鼻喉老中醫對此有一些論述。
如干祖望認為此證可分為五種類型：
(1)營衛不和，風寒襲肺型，其治療當調和營衛，溫肺開竅，用桂枝東加減；
(2)清陰不升，濁陰上犯，脾失健運型，宜補氣固衛，升清降濁，用補中益氣湯合玉屏風散加減；
(3)肺經伏熱，上凌清竅型，治宜清肺脫敏湯；
(4)腎陽不足，肺脾失溫型，用金匱腎氣丸加減；
(5)冥頑不靈，諸藥不效者，用截敏烏梅湯。
耿鑒庭氏認為本病是人體衛外不固、感受風邪所致，因而擬方御風健脾湯。
在此基礎上，後來之學者又有新的補充發展，如以辨證論治而言，對上述諸證文又有所補充，又有鬱熱型、腎陰虛型等等，
分別用活血清熱、滋補腎陰方法治療，均有較好效果。
(三)咽喉科
對近視眼的中醫治療研究始自六十年代，最早大多採取針刺方法。早期治療系在傳統穴位上進行札刺，
如有報告認為針刺翳明穴，在173隻眼中，其總有效率高達91.9%，幾乎原有的病眼視力均有不同程度的視力改善。
當時，人們還發現，從針刺此穴開始到退針之間的三十分鐘的過程中，視力即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說明針刺對近視眼的療效迅速而確切。除一般毫針針刺外，應用梅花針叩打經穴或一些特定的部位，
對近視眼也有較好的效果。如早期報告稱，在1533隻眼中，用梅花針叩打，總有效率為82.7%。
根據中醫的慣例，辨證治療時多對病證進行分型，有人把近視眼分成五種類型：即肝腎不足、心氣虛弱、
脾腎陰虛、陰虛火旺和肝氣鬱結型。針對不同證型，所用方藥也不盡相同，計有開陽泄陰法，
用加減益氣聰明湯；補陰壯陽法，用補陰壯陽湯；益心定志法，用加減定志丸；
養血安神法，用加味補心湯；舒肝明目法，用加減舒肝明目湯；溫補命門法，用加味補腎丸。
針刺療法治療近視眼，在治療本病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自從六十年代報告以梅花針治療近視眼初步獲效的基礎上，
臨床工作者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使梅花針治療本病的療效有了進一步的提高，
如在一份報告治療2284隻近視眼中，其總有效率高達99%，尤其對高度近視，視力在0.1以下者，顯效率也高達74.7%，
如果改用電梅花針治療，其效果較於操作法更好。如有報告提到，用電梅花針刺激睛明、陰位穴，治療272隻眼，
一個療程為10天，其總有效率為60%。如果增加療程的次數，則其療效可增高至80%。問題是遠期療效還不理想，多有複發現象。
耳針療法治療近視眼的報告多集中在八十年代。與其他兩種針刺方法相比，耳針的優勢是比較簡單，可數日一診，
患者較樂於接受，故文革後以前有所發展。其常用穴位較多，
包括肝、腎、目1、目2、心、神門、交感、皮質下、內分泌、明亮、新眼、後眼、視、枕、神志、利眼1、太陽等，
其中有些是在治療過程中不斷發現的新穴。耳針還常結合電刺激及埋針法，其中埋針和常用刺激貼壓法，
用於貼壓的中藥為各種植物種子如王不留行子，白芥子、急性子、菜子、綠豆，甚至有用小藥丸的。
統計表明，所報告的近五千例患者中，療程由12天至半年，其療效達到67.2∼100%的總有效率，治癒率為10∼30%之間。
但耳針仍存在遠期療效不明確的缺點。
手術治療白內障是中醫現代史上的一項重要成就。
五十年代末，已有一些眼科學家對古代這一傳統技術加以繼承，並結合現代科學知識，加以發展。
六十年代初，已有不少這方面的報告，雖然用金針撥障術確取得一定效果，但由於種種原因，
術後併發症發病率比較高，其中以青光眼為多見。
至六十年代中期，針對術後青光眼的併發症，已有報告提出，採用在手術過程中劃破玻璃體前界膜和術畢散瞳等措施，
有效地防止了因玻璃體疝等與虹膜反應性炎症所致之粘連導致青光眼，取得較滿意的效果，在254眼中，
視力矯正到0.6以上者達80.62%，遠期矯正視力達93.10%。
由於這種針撥白內障的手術尚存留晶狀體留在體內引起遠期青光眼的後遺症，原研究者又改造了技術，
把晶狀體粉碎後取出，解決了這一問題。至七十年代末，這種針撥套出術治療取得了較好的成績，
如在1152眼中，視力矯正在0.6以上者，術後二周達33.15%，術後一年為58.15%，術後1∼9年高達66.53%，
其術後合併症發生率較其他方法如超聲震蕩粉碎吸出術、冷凍摘出術等為優。
根據白內障的不同質地，直針撥套出術的基礎上，又有針撥挾出術、針撥啄出術。
對不同原因所致的白內障，除老年性者以外，尚有外傷性、先天性和並發性白內障，據報告也都取得較好療效。
九、腫瘤科
1949年以來的四十多年間，中醫治療腫瘤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
五十年代，尚缺少這方面的研究，曾有個別人報告中醫可以治療腫瘤，如在1959年全國腫學術會議上，
有人提出所謂「神農丸」可治療如食道癌等惡性腫瘤的報告，但這僅僅是零散的臨床驗案，缺少系統整理，
但卻可以認為是現代醫學史上利用中藥治療腫瘤的先聲。
六十年代，在「文化革」命前，藥學界掀起了從中藥中篩選具有抑制腫瘤生產的藥物，同時也有人研究用中藥復方進行治療。
七十年代，中醫藥治療腫瘤的事業開始步上有組織、有計劃的發展道路。
1978年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迎來了我國科學的春天，中醫藥治療腫瘤在這一潮流的推動下，也開始走上軌道。
1978年，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第一屆中醫、中西醫結合腫瘤研究學術協作會議，掀起了全國協作性的中醫治療腫瘤研究，
迎來了八十年代這方面的成果和長足的進步。其表現為對腫瘤的治療原則進行研究以探明其治療機理，
並進而擴大其治療適應證。
還從中醫學的角度對腫瘤的病因學、發病學、診斷學等進行探討。中醫學結合化療、
放療對腫瘤的研究也大大促進腫瘤治療學的進步。在這一段時期，不僅有全國性中醫、
中西醫結合治療腫瘤全國性學術會議的召開，還陸續出版了不少中醫腫瘤學方面的綜合性專著如郁仁存《中醫腫瘤學》、
錢伯文《腫瘤的辨證論話》、李岩的《肺瘤臨證備要》等等，還有中醫治腫瘤治則研究專著出版，
如潘明繼《癌的扶正培本治療》等，充分表明中醫腫瘤研究已發展到一定的深度。
(一)
肺癌
上海中醫學院曾用中醫藥的治療作用與化療的作用進行隨機分組對比治療，
結果中醫藥治療組(共30例為鱗癌，31例為腺癌)的一年生存率，鱗癌達66.7%，腺癌為53.8%；
中位生存期分別為465和323天；用化療方法治療共30例鱗癌，31例腺癌，
其一年生存率和中位生存期分別為33.3%、23.8%和204、192天，兩組有顯著性差異P＜0.05。
七、八十年代以來治療肺癌的新趨勢顯示用中西醫結合進行治療，
認為這種療法比單純中醫藥或單純西醫藥的療效都要優越得多，如中國中醫研究院廣安門醫院經過七年的資料積累，
共研究了392例Ⅲ、Ⅳ期肺癌的治療，其方法即同西醫化療與中醫藥相結合，其兩年生存率達46.2%，
三年生存率達10.5%，五年生存率達2.1%，其中優生存期為9個月，平均生存期為14.1個月，
而早於此報告的310例原發性肺癌用中醫藥治療的結果，一年生存期43.2%、二年生存期為11.29%，
三年生存率5.16%。四年生存率為1.61%，五年生存率為0.64%，其中位生存期為11.2個月，平均生存期為12.6個月。
除臨狀研究之外，八十年代以來，對肺癌的證型與症状體征等的表現有關係，也進行過一些研究，
其中如不同證型的舌象、不同證型的療效與預後都有密切關係，這些研究都是通過病理學、
生物化學及其他實驗手段進行研究，並得到驗證的。
(二)消化道癌
在七十年代，上海中醫學院附屬曙光醫院曾報導有6例患者因種種原因而未能接受手術治療，均為晚期胃癌，
他們對這幾例患者進行帶癌治療，所用的治療原則包括理氣、活血、化瘀、消食、清熱、解毒等，
結果這6例晚期胃癌均出現帶癌存活達七年以上。不久，又有報告提出：
用中醫中藥辨證分型治療，因不同原因不能做手術切除的胃癌共68例，他們對病人辨證後分為痰氣凝滯、
瘀毒內阻和脾胃虛寒這三種證型，然後對證治療。結果顯示：存活一年以上者共32例，佔55.1%，存活2年以上者16例，佔27.5%。
八十年代以後，與手術配合者，大多是以中醫藥調理，術後增強體力及抵抗力，爭取早日手術，術後則提高免設，延長壽命。
一個有代表性的報告表明，中國中醫研究院廣安門醫院在應用「扶正沖劑」(健脾益腎方)與化療合併治療術後晚期胃癌方面，
證明此方能提高化療完成率，減輕化療對骨髓的抑制及免疫抑制反應，同時也能減輕胃腸道的反應；
提高機體機能狀況及腫瘤患者的生存質量。八十年代後期還有報告對胃癌患者的舌象進行觀察對比研究，
認為此類型患者之有青紫舌者佔54%(101/186例)，淡白舌者僅為26.3%(49/101例)。
這些研究表明中醫藥對胃癌不僅從治療的角度做了不少工作，也逐步由治療走向預防。
食管癌，五十年代曾有報告用驗方治療，取得療效。但這類報告尚缺少科學的驗證和研究，缺乏說服力。
六、七十年代尤其是六十年代初期，雖也有一些零星的報告，也都比較粗放，個別病案或病例太少，不能說明問題，
但少數病例在中醫的探索治療過程中，卻也具有一定的啟迪作用。
如上海中醫學院附屬曙光醫院在1970年以前就曾治療這兩例病人，均為晚期食管癌，
其中一例存活6個年頭零1個月，另一例存活三個年頭。
八十年代初，多數報告均認為，單獨中醫、或單獨西醫(如放療、化療)，均不如中西醫結合的效果理想。
如有報告把100例中晚期食管癌分成三組，其中單純放療50例，放療加中藥治療28例，放療加化療22例。
其結果顯示，儘管三組的近期療效並無明顯的差別，但如以三年存活率進行比較，則其效果就有差異了。
如以三年存活率計，單純放療組為10%(5/50)，中藥加放療組則為35.7%(10/28)；
如以五年存活率進行比較，前者為2.9%(1/50)，而後者達21.4%(6/28)，充分說明結合組的效果較理想。
(三)肝癌
六、七十年代對肝癌的治療，也多採用化療和中醫藥治療的方法。
據一份報告表明，在1045例肝癌患者中，六十年代的一組，其治療採用放療化療，用中醫藥者較少，
但七十年代的一組，一則接受中醫藥治療的明顯增多，而放、化療與對症治療者明顯減少，
表明中醫藥的重要性在肝癌治療中的地位在上升。
與此同時，中西醫結合的重要性也在提高，這是由於它的療效比較理想。這裡的中西醫結合，
主要是指用中醫藥配合放療或化療。如上海第一醫學院腫瘤醫院從1966-1975年十年間治療的668例為接受中西結合療法，
另以同期的病例308僅接受支持，療法或對症療法做對照。
Ⅱ期肝癌患者，其1年存活率在中醫藥組為36.5%，5年存活率為12.5%，Ⅲ期患者的一半存活率為6.3%，
都比對照組為好。如果以中醫治則劃分，該研究認為以健脾理氣為理想。
還有對八十年代在肝癌中醫藥治療方面的進展進行報導，認為八十年代的治療效果也有進展，
如全國21個單位統計，用中醫藥治療，一年生存率1973為5.4%；而到1981年已提高到10∼20%。
(四)婦科腫瘤
以最常見的子宮頸癌為例，在八十年代以後，各地報告這方面材料較多，且效果多較理想。
治療方法大多用外治法，即局部以中藥治療。所用中藥處方有多種不同，多為腐蝕劑。
其中較為常用的為「三品」餅盛桿。此處方出自明代《外科正宗》，由明礬、白砒、雄黃、沒藥配製而成。
江西省婦女保健院因此法在1972∼1984年期間共治療早期宮頸癌220例，其中原位癌共156例。鱗癌64例。
均獲近期治癒，經嚴密隨訪，未見有複發者，其中的155例隨訪達5∼10年，均獲五年以上治癒率。
北京方面的報告用「催脫釘」局部治療，效果也不錯。此藥由山慈菇、枯礬、砒霜、麝香組成。
一組報告(北京婦產醫院)治療44例，近期療效達71.7%；另一組報告(廣安門醫院)治療11例，其中3例屬中期病例，
都獲臨床治癒，隨訪1∼5年，無一例複發者。
中醫藥治療宮頸癌，還應用於經放射治療導致為直腸炎，這種後遺症在臨證中頗為常見，病人痛苦。
中醫藥治療採用辨證論治方法，分成肝熱下迫、溫熱下注、脾虛泄瀉等不同類型予以施治，有報告其療效達99%。
(五)乳腺癌和鼻咽癌
乳腺癌的發病率在女性僅次於宮頸癌，一般不主張用中醫單獨治療，而多認為手術後化療加上中醫藥，可取得較理想的效果。
如中醫研究院廣安門醫院因此法治療134例用「人工牛黃散」再加上辨證湯劑治療，
其五年生存率達88.8%，其中Ⅰ期患者可高達95.3%。中醫辨證常分成肝鬱氣型、熱毒蘊結型及肝腎陰虛型三種，
分別治療，可取得較理想效果。
鼻咽癌在五、六十年代，曾有報告單純試用中醫藥治療，雖然在一程度上緩解症状，但最終效果都不理想。
十年動亂時期，這方面的工作很少有進展的報告。進入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中醫藥的治療轉入與放療相配合的階段，
如1978年在湖南邯州召開了全國鼻咽癌會議，就將鼻咽癌的中醫藥治療分成放療前和放療後兩部分，放療前分三型，
分別以清熱潤肺、清痰散結、疏肝瀉火、軟堅散結、及清熱解毒、平肝涼血為治則，
以提高患者接受放療的及對放療的耐受性；而放療後的中醫藥治療則分別辨證，以滋陰生津、清熱瀉火、益氣養陰、
扶正培本、及調理脾胃的治則。到八十年代末，鼻咽癌的五年生存率，單純放療為30-40%，如分段進行化療，
這一數字可提高到49%，而配合中醫藥治療，並能長期堅持者，可高達58-68%；
已較八十年代初有所提高。九十年代，這一中西醫結合的療效，還將進一步有所提高。
十、氣功和養生
(一)
氣功功法的研究
氣功這一名詞，據考證，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才有的，此前並無此名。據說此名與河北省的劉貴珍有關。
他曾通過練內養功的方法，治好了自己的胃潰瘍病，受到河北省及唐山市有關方面重視，
並推廣這一方法以治療各種慢性疾病。這一情況也逐漸有關衛生部門的注意，
當1955年12月衛生部創建中國中醫研究院時，對劉貴珍推廣這一治療方法進行了表彰。
次年，劉貴珍就在我國第一所氣功療養院，北戴河氣功療養院任院長。氣功這一名詞就此傳播開來，
並成為一個正式的名詞推廣應用。
五、六十年代可以說是氣功傳播的初期，主要在臨床中應用，大多用於治療各種慢性疾病。
十年「文革」可以說是氣功遭難磨劫的停滯階段，由於這一學科的特殊性，加上社會上有少數人混水摸魚，
使氣功的聲譽受到一定的影響，這一學科在「文革」中被歸入「四舊」的範疇，真正的氣功科學也受到嚴重的摧殘，其發展處在低潮。
「文革」結束以後，各地的氣功研究所、室紛紛恢復重建，也有一些新建的部門，氣功科學走上了正常發展的道路，
七十年代末及八十年代上半期，氣功科學上出現了一種新的現象，即認為氣功練功師能發放外氣，並以之治病的觀點。
如1979年，《自然雜誌》首先刊登文章，提出外氣的物質基礎是「微粒流」、「紅外輻射」，是一種電磁波，
低頻磁倍號等，認為這就是外氣的科學依據。此後，這種研究逐漸普遍起來。
全國各地有不少科研工作者不僅對傳統氣功治病進行研究，還對外氣的科學根據作了不少實驗研究，
1988年在我國召開了「第一屆國際醫學氣功學術討論會議」。
國內氣功，流派林立，僅北京就有多種氣功學術團體成立，全國更難計其數，氣功單位截止89年至少已有80個，
有代表性的氣功刊物至少也有8種。
在八十年代末期在國內一些影響較大的傳媒都刊登某些大學、研究機構或著名人物，
均進入末認為外氣具有物質基礎的爭鳴園地，與此相對立的是有些研究者反對氣功有所謂外氣的存在，
並把這種外氣為「偽氣功」，認為所謂「外氣」治病，純屬心理暗示。
這就形成了氣功學界兩種不同的學術觀點，雙方觀點尖銳對立，直到目前，其爭論仍在繼續。
八十年代以來，與對氣功外氣是否存在的爭論相陪伴而出現的種種現象，如耳朵認字、特異功能、
遠距離發氣可改變物質分子結構或治病、以及大規模萬人以上的帶功治病等等，在社會上也有一段頗為盛行，
其中也不免夾雜一些社會渣滓，借「氣功治病」混水摸魚，暴斂錢財的江湖騙子。九曲黃河，泥沙俱下，
使得對氣功學術爭鳴的潮流平添幾分複雜性。這就是八、九十年代我國氣功學的現狀。
(二)氣功的臨床應用
最初，氣功主要用於治療消化性潰瘍、胃下垂、高血壓病、冠心病等，還有用於肺結核、支氣管哮喘和青少年近視眼的。
對某些慢性疾患還曾獲得較理想的效果。
對消化性潰瘍，開始時，一般以症状及X射線鋇餐檢查評定療效，有的報告提到龕影消失、症状改善，
臨床有效率達98.3%，龕影消失率82%，臨床治癒率為77.4%，無效者僅1.7%。
對於胃下垂，也曾有報告在五年間觀察252例用氣功治療，發現患者治療後的胃張力普遍好轉。
胃的位置也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平均上升6.35cm，個別病例完全復原。
對高血壓病患者，多數研究系以氣功做為綜合治療中的一種療法，發現對血壓具有降低及穩定作用並能鞏固療效。
對照研究表明，凡進行氣功鍛煉治療者比不接受氣功組的患者，在隨訪四年的觀察中，
氣功組療效保持在86.6%~95.6%之間，而對照組逐年下降，僅有70.7~76.7%患者有效。
氣功鍛煉還具有預防腦卒中的作用。如有報告對294例原發性高血壓從六十年代以氣功開始治療，
隨訪達15~22年之後發現，氣功組總的死亡率(由於腦卒中)為19.3%，而未進行氣功鍛煉對照組則為41.7%。
氣功鍛煉具有明顯的預防腦卒中的作用。
氣功對冠心病治療的研究，也是起於六十年代，認為氣功鍛煉有助於減少冠心病患者心絞痛的發作。
對肺結核患者，練功也可使結核病灶減輕，進步率可達到58%。
以上是文革前應用氣功對一些常見臨床慢性病治療的情況。
十年內亂中，對氣功的研究基本上陷於停頓，更有把氣功作為落後守舊的對象批判者。
改革開放近二十年來，全國各地氣功組織不斷成立，甚至遍及國外及港台地區；
氣功刊物遍地開花，治療機構和研究單位不斷增加。影響較大的氣功機構如上海氣功療養院、北戴河氣功療養院、
杭州錢江氣功醫院、北京中醫學院氣功研究所，各中醫學院多設有氣功室，研究機構也多設有氣功研究室(科)，
刊物較有影響的也不少，如《氣功》、《中華氣功》、《中國氣功》、《東方氣功》、《氣功與科學》
……多達數十種。氣功治療各種疾病，在臨床各科也繼續深入發展。
有人對氣功在乙型慢性肝炎患者HBsAg陽性者，練功2-8個月，十例中八例陰轉，說明氣功治療這方面正在深入；
其他如呼吸系統疾病、青光眼、近視眼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進展。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至五十年代末
創造條件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早在1950年第一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同志為大會作了題詞：
「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鬥」。
題詞體現了黨對衛生工作、團結中西醫的一貫主張。
1952年，第二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又將「團結中西醫」定為我國衛生工作四大方針之一。
1954年，在批判某些同志在對待中醫採取歧視的態度後，又制定了正確對待中醫的政策，進一步提出中西醫要團結合作，
為繼承發揚祖國醫藥學而努力。一方面重視發揮中醫的作用，一方面號召西醫學習中醫，指出這是關鍵，
並且還明確要應用現代科學方法繼承發揚中醫藥學。
為了落實、推動西醫學習中醫，1955年開始，先後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舉辦了為期二年半的西醫離職學習班，
從全國範圍抽調部分醫學院校畢業生及有一定臨床經驗的西醫師參加。對學習成績優良的還頒發獎狀、獎章，以示鼓勵，
1958年，衛生部直屬中醫研究院第一屆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畢業後，衛生部向黨中央呈送該班的總結報告。
黨中央、毛澤東同志為此專門發文作了指示，這就是「10、11指示」。
指示肯定了舉辦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的成績，
進一步要求「有條件的省市都應該辦一個70－80人的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的學習班，以兩年為期，這樣，
大約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全國大約就可以有二千名中西醫結合的高級醫生，其中可能出幾名高明的理論家」
，並指出：「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閒視之，請你們積極辦理」，
還指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根據這一指示，1958年11月28，
《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大力開展西醫學習中醫運動」的社論。
「正是因為西醫具有一定的現代科學知識，他們應該義不容辭地把研究整理我國醫藥學遺產這個光榮任務承擔起來。」
這些指示精神大大推動了全國西醫學習中醫的熱忱，各地因地制宜，舉辦了脫產、在職學習中醫班，學制也從半年、
一年至兩年半不等，培養了一大批西醫學習中醫人員，其中大多數是以後中西醫結合研究的技術骨幹、
學術帶頭人。近年來，有兩位西學中人員被光榮地分別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及中國工程學院院士。
首先於1955年12月在北京成立了衛生部直屬的中醫研究院，即現在的中國中醫研究院，
中醫研究院的成立，中央同意文委黨組的意見，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建立和辦好中醫研究院對發揚祖國醫學遺產，
豐富醫學科學，團結和提高中西醫，是一項關鍵的措施。
《人民日報》為中醫研究院的成立發表了題為「加強中醫研究工作的重要步驟」社論。
這之後，全國有條件的省市也相繼成立中醫藥研究機構，為中醫藥學的科學研究提供了廣泛的基地。
二、五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中期
蓬勃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由於開展中醫、中西醫結合工作的條件基本具備，西醫離職學習中醫人員已陸續畢業，
在職學習中醫的西醫也相繼掌握了一些中醫的基本知識及經驗，並在臨床上加以實踐，加上政府的大力號召(如「10、11批示」，
1959年1月25《日人民日報》社論等)，指導思想明確，使中醫、中西醫結合臨床及研究工作有可能比前一階段廣泛而深入，
其特點為廣泛而深入地開展臨床研究，實行辨病與辨證分型相結合，中藥或中西藥治療相結合的診療方法；
中西醫結合臨床治療及研究的病種相當廣泛，幾乎各種常見病多發病均有涉及，出現了異病同治，同病異治的治療，
在老中醫的指導下，通過一個病例一個病例，一個病種一個病種診療觀察，做了大量肯定療效、
提高療效及探索臨床規律的觀察，湧現出一批可喜的苗頭與成果，
如中西醫結合治療急腹症的研究，中醫手法複位小夾板固定治療四肢長骨骨折的臨床研究，活血化瘀藥治療宮外孕的研究，
針刺治療菌痢的研究，全針撥白內障的研究，痔瘺的研究，高血壓的中醫治療研究，心血管病的研究，
慢性再生障礙性貧血的研究，腎本質的研究，中醫陰虛陽虛的動物實驗研究等等。
其中，有的在理論上還有創見，如急腹症的研究，根據中醫六腑以通為用的理論，
以通下的大黃牡丹皮湯等治療急性闌尾炎，打破了西醫對急腹症忌下的觀點；
在骨折治療上也改變了西醫以靜態固定的觀點，提出動靜結合治療方法。
值得提出的是，這一時期大多數西學中人員誠心拜老中醫為師，虛心向老中醫學習，在臨床上認真繼承老中醫的經驗，
加以發揚，其中不少作出顯著成績的，如腎本質的研究，宮外孕的研究，腕舟骨骨折研究等，
都是在繼承老中醫經驗的基礎上加以發展作出成績的。
西醫辨病與中醫辨證分型相結合的診治方法，應該說是這一階段臨床工作較為突出的一個發展。
由於它集中了中醫與西醫兩種診斷方法，對疾病的認識更為全面、細緻，作出的診斷更接近疾病的本質，
治療針對性更強，體現了中西醫之間的取長補短的優點。
需要指出的是，在這一階段的初期，即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中醫及中西醫結合工作也受到當時社會上「左」的干擾，
在大躍進年代，中西醫結合領域中也出現過違反科學、違反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的事例，
如有人提出72小時實現中西醫合流等，一些學術問題被作為政治問題加以批判等；
當然，一些保守、固步自封的情緒也時有表露，這些都使中醫、中西醫結合工作蒙受損失，走了一段彎路，
所幸的是都能在前進中不斷加以糾正克服。
三、「文化大革命」動亂的10年
「文化大革命」是全國人民的一大災難，對中醫及中西醫結合界同樣是一場災難。
大批中醫、中西醫結合人員受批判鬥爭，下鄉勞動改造，醫院拆並搬遷，科研機構鬥批改，工作處於停頓萎縮狀態，
無學術研究可言。在這樣大動亂的形勢下，是敬愛的周總理力挽狂瀾，親自過問中醫與中西醫結合工作，
開展了一些常見病多發病的防治工作，
1970年，周總理親自主持召開了全國中西醫結合工作會議，為全國樹立了一批中西醫結合工作典型；
同時還舉辦了全國中草藥展覽會，其後又抓了中西醫結合防治慢性支氣管炎、冠心病、抗瘧藥物等的研究，
以及針刺麻醉的臨床與機制研究等課題，組織全國大協作，團結了一大批西醫院校科研機構的研究人員，
取得了一些成績。其中針麻研究臨床已用於100多種手術，開展了200多萬例，總結了針麻手術應用規律。